黎余
土地革命時期，三大主力紅軍在實施戰略轉移的過程中先后進入重慶境內，所到之處喚起民眾，開展武裝斗爭，建立蘇維埃政權，進行土地革命，燃起了熊熊的革命烈火。紅軍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跡在老區群眾中廣為頌揚和傳播，也留下了大量的紅軍歌謠。這些歌謠，不僅具有強烈的時代色彩，愛憎分明的階級立場，發自肺腑，震撼人心，既充分謳歌了紅軍的豐功偉績，又深刻體現了人民群眾熱愛共產黨、熱愛紅軍的深厚情懷。
窮人有了蘇維埃
酉陽縣南腰界地處川黔兩省接合部山區，境內溪流縱橫，草木繁茂，土地肥沃。但在舊社會裡，這裡90%以上的土地，被人口不到10%的少數地主豪紳霸佔著，廣大窮苦農民隻能靠租種地主的土地過活。地主以佃四主六、佃三主七，甚至佃二主八、佃一主九的租率來盤剝農民，而名目繁多的“鐵板租”“滾滾息”“跟斗息”更是欺壓得農民抬不起頭來。除了土豪劣紳高利盤剝外，國民黨政府還要向農民收取各種稅捐、糧款，如鄉公所的辦公費、保甲長的補助費等，逼得窮人走投無路，家破人亡。南腰界地區當時流傳著這樣一首歌謠：“一年做到頭，不見米一盅﹔財主官府逼，難度春和冬﹔賣兒又賣女，落得一場空﹔逃荒啃樹皮，死在路當中。”這就是舊社會南腰界人民真實生活的寫照。
正當南腰界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的時候，1934年6月，賀龍領導的紅三軍來到了南腰界。紅軍到達南腰界后，立即抽調了100多名干部、戰士組成一支武裝工作隊，分別到酉陽、秀山、沿河、印江、鬆桃等地，深入各鄉村發動群眾。工作隊每到一地，大力宣傳紅軍主張，到處張貼“紅軍是窮人的軍隊”“紅軍不拿群眾一針一線”“打倒土豪分田地”“紅軍為消滅地主階級、土地歸農民而戰”等標語。並在南腰界街頭的土地廟牆上，引人注目地寫上了共產黨《十大政綱》。賀龍還親自出面做群眾工作。一天，他在“忠烈祠”召集由池寬成、劉登元、伍永孝、劉應儒等30多人參加的積極分子會議。會上，賀龍給他們分析研究了建立游擊隊和打土豪分田地的問題，極大地鼓舞了他們的革命熱情。會后，伍永孝回到家鄉田壩（現屬鬆桃）組織了游擊隊，打倒了土豪伍永錄。賀龍還專門指派紅軍獨立團覃世安團長協助他們工作。1934年6、7月之間，南腰界地區的南腰界、唐家溪、大坪蓋、龍池先后建立蘇維埃政府，並組建了游擊隊。在此基礎上，南腰界區革命委員會於8月1日在翅尾巴山上召開了成立大會。賀龍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他說：“我們工農紅軍就是打土豪劣紳的，我們組織游擊隊，建立蘇維埃，就是把大家組織起來，打倒土豪劣紳，分田分地，讓窮人過好日子。”會議選舉陳顯朝為區革命委員會主席。會后，南腰界人民在紅軍和區蘇維埃政府的領導下，掀起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高潮。
為了保証打土豪分田地的順利進行，把廣大窮苦農民發動組織起來，協助蘇維埃貫徹各項決議，紅軍又領導大家組織雇農工會、農民協會、貧農團等各種群眾組織，領導群眾進行土地革命。這些群眾組織在紅軍和蘇維埃政府的具體領導下，以村寨為單位，動員每家每戶當眾報出自己的谷擔數（整個村寨的人都在一起，誰也不敢少報）。有的地主不敢來，就讓他們把自己的田畝谷擔數寫好，讓其子女送到農協會或貧農團，再由農協會或貧農團審查登記。這項工作，被大家稱為“谷擔會”，也叫做“查田會”。
查田之后，接著就開展分田分地。分田分地的第—步是“號谷田”。首先統計地主的田畝，然后把統計的田畝逐塊編號，好壞搭配，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第二步是“插牌子”。當土地分配落實后，就用木牌或竹簽寫上每個戶主的名字，名字下面寫清楚分得多少田，邊界、位置在什麼地方，然后由農民自衛隊帶著寫好的牌子一一插到田裡去。插好牌子的田，就歸新主人了。
經過2個多月的緊張工作，南腰界、唐家溪、大坪蓋、龍池4個鄉蘇維埃的大部分地區，一些無地或少地的農民都分得了田土池，僅唐家溪鄉蘇維埃，就分了陳再興、毛德西等10多家地主的田土，面積達二千多畝，農民人均分得一畝多。經過分田分地運動，南腰界地區幾十戶地主惡霸的幾千畝田土，絕大部分回到了貧苦農民手裡，使長期備受反動統治者壓迫和剝削的南腰界人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
在分田分地的同時，對南腰界、唐家溪、大坪蓋、龍池等地區的冉瑞廷、歐鬆廷、張步青、楊澄清、鄒學良等50多家土豪，除了沒收他們的全部田產外，還分了他們的谷米和其他財物。同時處決了妄圖伺機反扑的反革命分子冉崇禎，鎮壓了劣紳羅汝崇、偽鄉長羅汝祥和大惡霸陳良仲，逮捕了一貫披著宗教外衣進行反革命活動的歐廷獻，也處決了混進游擊大隊搞內奸活動的秦登仲。通過這些斗爭，大長窮人的志氣。“雲開太陽照，魔鬼無處逃，官紳財佬嗷嗷叫，賀龍的紅軍專門打土豪”“太陽出來暖洋洋，紅軍來了不納糧，又分錢來又分米，窮人有了救命王”等歌聲，響徹南腰界的村村寨寨。人們興高採烈地慶祝翻身，慶祝勝利。
人民軍隊紀律嚴
鐵的紀律，是當年紅軍贏得群眾支持和擁護的重要原因之一，至今在重慶渝東南地區的部分群眾中還傳唱著紅軍紀律歌：“服從革命命令，聽從官長指揮，雖是飢寒交迫，革命意志堅定。嚴守革命紀律，保護工農利益，雖是艱難困苦，不要擾害貧農。”
1934年5月，賀龍率領紅三軍在酉陽縣興隆鄉三溝村駐扎。一天，忽然響起一陣急促的軍號聲，分散住在各家各戶的紅軍都跑步到姚洪川家院壩集合。接著，由一個紅軍領著一個約摸四十來歲的農民婦女，在隊列前面逐個查看。忽然，那個紅軍在一個戰士身上取出一隻銀耳環和一些銀器來，通過查問后，將銀耳環和銀器還給了那位婦女，然后對隊伍裡的人大聲說：“拿群眾的東西，是一種破壞紅軍紀律的行為，應當受到嚴肅處理。希望大家引以為戒，做一個光榮的紅軍戰士。”
緊接著，賀龍走到隊伍前，非常嚴肅地說：“我們紅軍，是工農群眾的軍隊，是為解除窮人痛苦來當紅軍的，不是來發財的。拿群眾的東西，違反了紅軍的紀律，這種行為必須嚴肅處理。大家要認真對照一下，知過必改，違者嚴懲。”賀龍話音剛落，戰士們齊聲響亮地回答：“是！”。
當時，住在村民姚茂軒家的是一名紅軍營長，姓易。隊伍解散后，易營長派一名戰士和姚茂軒去找一些鄉親來家裡。他們找來了賀志長、姚茂鈞、向寬林、姚昌友等人和紅軍戰士圍著火鋪擺談。易營長手裡拿個本子，輕聲細語地說：“賀龍軍長常說，南昌起義以來，我們工農紅軍領導窮苦人民打土豪，分田地，組織人民武裝，推翻國民黨反動派，建立蘇維埃政權，靠的是鐵一般的紀律。損害群眾利益的人，見到群眾東西就拿的人，能叫保護群眾利益、能說是為群眾鬧翻身嗎？所以，今天那個亂拿群眾東西的戰士，一定要給予處理。”易營長的話剛講完，大家七嘴八舌地議論開了，說：紅軍到我們興隆坪打富濟貧，不拿群眾一針一線，買東西給錢，損壞東西賠償，不派款，不拉夫，我們從來沒見過這樣好的軍隊。那個戰士只是個別的。易營長說：“個別的也不允許，那是違反了紅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違反了紅軍的紀律，今后再發現這類的事，請鄉親們給我們提出來。我們一定不辜負大家的希望。”大家聽了都深受感動。
紅軍不僅是這樣說的，更是這樣做的。紅軍進入石柱，途經蠶溪，當地的群眾因受保正（舊時保正大致相當於現在鄉長的職位——編者注）的謠言，家家戶戶扶老攜幼往山上逃避。第二天紅軍開拔后，群眾紛紛返回家裡，發現不僅鎖著的門未動，甚至在門檻邊發現一個小紙包，裡面包著3塊大洋和一張小紙條，上面寫著：“老板，我們燒了你家門外幾捆柴，留下3塊大洋作賠——紅軍。”群眾家裡的過年肥豬，不僅沒被牽走或者被部隊宰殺來吃掉，紅軍反而用吃剩的飯菜把豬喂得飽飽的﹔在黔江馬喇湖，紅軍的騾子吃了群眾家種的麥子，紅軍對群眾進行了賠償。群眾感動地說：“蔣介石對老百姓的生命視如草芥，賀軍長對老百姓的庄稼卻那麼關心。紅軍真好呀！”從這以后，紅軍的騾馬全部帶上“籠嘴”，防止再啃群眾的庄稼﹔紅軍過黔江阿蓬江時，請50多個船工幫忙渡河，任務完成后給每個船工2塊大洋和幾升米作工錢﹔在彭水縣城，紅軍請德昌元石印鋪印制《告湘鄂川黔人民書》《中國工農紅軍第三軍司令部布告》《中國工農紅軍的任務和紀律》，硬塞給石印工人10塊大洋作工錢﹔在彭水縣黃家鎮黃學珍的家裡，木板上有一張紅軍的留言條：“老板：我們吃了你半壇咸菜，幾根大蔥，燒了幾根柴，共補償你黃豆6升——紅七師機炮連一排”﹔在酉陽南腰界，紅軍部隊的住房非常緊張，部隊除了沒收地主的房屋作軍用，一般不住民房，更不允許進駐學校。戰士們親自上山砍樹，割茅草，搭修建一些土“帳篷”，解決部隊的住房問題。
賀龍也以身作則，嚴格遵守紅軍鐵的紀律。在酉陽南腰界，他喜歡利用空閑時間到河邊釣魚，借了群眾的魚篼也要歸還。在秀山壩芒，賀龍住在群眾家裡，婉拒居住主人房間，他用幾塊木板在堂屋搭了一個簡易床，臨走時，還付了3塊大洋。
紅軍百姓一家親
在石柱縣城郊外的貓圈坡，有一口水井被當地人稱作“紅軍井”。這是當年賀龍率領紅三軍轉戰川鄂邊期間，於1934年初在此挖的井。這口井，見証了紅軍與百姓之間的魚水深情。
1933年10月19日，賀龍率領紅三軍一部，由湖北利川的毛壩出發，先后游擊到與石柱毗鄰的利川縣黃泥塘、汪家營一帶，開展革命斗爭，動員廣大群眾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壓榨。石柱縣的群眾聽說紅軍就在附近，都盼著紅軍早日到來。11月3日，紅三軍在利川縣建南鄉擊潰了川軍山防局王崇德部，繳獲武器無數，並在梨子園槍斃了山防局的3名中隊長，大快民心。11月7日，紅三軍進入石柱境內的冷水、栗子壩活動，發動群眾打富濟貧。紅軍還為栗子壩黑洞槽的群眾挖蕨根打成粉，解決了冬糧，使當地群眾安全度過了冬荒，人們激動地說：“隻有紅軍才是我們的救星啊！”紅軍離開栗子壩后，人們為懷念紅軍，編出了民謠：“十冬臘月受飢寒，干人餓得打蹁蹁。多虧賀龍來挖根，蔸粑救濟度荒年”。
1933年12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省咸豐縣大村召開會議，作出了“開創酉秀黔彭新蘇區”的決議。22日，紅三軍一舉攻下黔江縣城。四川軍閥、國民黨二十一軍軍長劉湘急忙調兵遣將，派周化成保安團等火速馳援黔江，企圖在黔江與紅三軍決一死戰。紅三軍攻下黔江7天后，於12月29日迅速撤離黔江，轉移至咸豐縣活龍坪，打破了劉湘的軍事部署。
紅三軍轉移至活龍坪，敵軍隨后也向咸豐雲集。賀龍率紅三軍於1934年1月3日攻下利川縣城，在敵人疲於奔命之際，迅速兵分兩路進入四川，一路到萬縣柏楊一帶游擊，牽制住擬調防石柱的李宗煌團。賀龍率領紅三軍第九師，由利川小販郎德清帶路，於1月8日從利川縣魚泉口進入石柱縣，一路過雙河、黃水壩，於9日露宿悅來古城壩。10日傍晚，賀龍率領的紅三軍抵達縣城附近的沙谷鄉貓圈坡，駐於廟嶺、轎子鼎等地。
紅三軍到達貓圈坡后，一面組織戰士學習，一面組織宣傳隊，深入到各個村落，宣傳紅軍的任務和紀律，宣傳土地革命和大村會議的決議，提出了“窮人不還富人債，佃戶不交地課（租）”等口號，深得群眾的支持和擁護。同時，紅軍戰士積極幫助當地群眾解決生活困難，冒著嚴寒上山打柴並送到群眾家中。當地有位年逾花甲的馬姓老人，因氣管炎發作不能勞動，連煮飯和烤火的柴都沒有。紅軍戰士聞訊給他送去了柴禾，老人連聲慨嘆：“紅軍是好人，從來沒見過這樣好的軍隊！”
當年冬旱非常嚴重，接連40多天未下雨，貓圈坡一帶井水干涸，群眾和紅軍飲水都成問題，有的群眾因缺水甚至到“牛滾凼”取水飲用，有的群眾則頂著天寒地凍到兩裡外的小溪裡挑水。賀龍得知這一情況后，一面派衛生員向群眾宣傳衛生飲水知識，一面親自帶人尋找水源。終於在下院子發現一處地面浸水，立即帶領戰士連夜挖井，很快挖出了一口井，解決了當地群眾和紅軍的飲水困難。
紅軍離開后，這口井長年不干，取水不盡，群眾稱為“仙井”“龍井”。為表達對紅軍、對賀龍的深情，編了一首山歌，至今流傳：“昔日喝水貴如油，下山挑水就發愁，自從賀龍挖了井，‘龍’水流進鍋裡頭”。
紅軍打仗似神仙
“八月裡來桂花香，紅軍打進壩芒場，楊卓之妄想堵紅軍，團匪幾百逞凶狂。倒馬坎，戰火急，紅軍殺聲震天響，團匪嚇得筋骨散，死的死來傷的傷。楊卓之逃進秀山城，魂飛膽喪喚爹娘，貧苦百姓齊歡呼，賀龍紅軍美名揚”。這首歌謠生動地再現當年紅三軍為開拓川黔邊根據地，激戰倒馬坎，擊潰反動武裝的場景。
倒馬坎位於秀山縣西南25裡的峻嶺鄉壩芒，是川黔邊區酉陽、秀山、沿河、鬆桃來往的過道。道路從峭壁懸崖上通過，地勢極為險要。相傳，清代貴州提督花蓮布鎮壓乾嘉苗民起義騎馬經過這裡時，被義軍用石塊打下深谷跌死，倒馬坎因此而得名。為了鞏固黔東特區，進一步開拓川黔邊革命根據地，賀龍決定向秀山西南部進軍，以開辟秀山革命根據地。
秀山縣長趙竹君聞訊后惶惶不可終日，電報不斷飛向劉湘：“秀山危在旦夕，要求立即派兵圍剿。”劉湘急令其加強防務，以“防堵賀龍襲秀”。趙竹君遵照劉湘的旨意，指定秀山大土豪西路團防頭子、國民黨原八十二師團長楊卓之任總指揮，主持“西路防務”。同時強迫各鄉群眾，以倒馬坎為中心，修筑了一道長達40多裡的防御陣地。抽調了300多名反共“精選隊”以及拼湊的地方武裝，組成若干小隊分守防線上各個據點，排成一條長蛇陣。並在前沿陣地上設前線指揮所，防線中心設前線指揮部，在離防線30裡的清溪場設后方總指揮部，號稱“萬裡長城”。楊卓之親自督陣，用電話指揮，妄圖阻擊紅軍進攻。
為做到知己知彼，賀龍派遣偵察人員深入秀山境內，偵察地形，繪制地圖，窺探敵情，很快掌握了秀山敵人的活動情況。賀龍反復查看地圖，認真謀劃作戰方案，經過慎重考慮，賀龍決定把進軍秀山的任務交給七師，並找來師長盧冬生等人共同研究。他謙遜地征求盧師長的意見：“你看進軍秀山怎麼打法？”盧師長說：“楊卓之採取攔河堵水的辦法，搞40裡防線。我想應該首先在他的防線上選擇一點，突破缺口，這樣敵人就會全線潰敗。老總，你看行嗎？”賀龍聽后大笑說：“好！我們想到一塊了。這個戰術就叫‘突破缺口，分割包圍，潰其全線，全殲頑敵’。”他指著地圖說：“突破口就選擇在倒馬坎。這是楊卓之防御的重點。”
1934年8月30日拂曉，紅七師在盧師長的率領下，從火燒橋出發，向倒馬坎進軍。部隊行至梨子坳，立即兵分兩路：左翼部隊經干九槽進入七山坡，控制倒馬坎左側制高點老營盤﹔右翼部隊經貓兒洞進入鹿角坪，控制倒馬坎右側制高點老鷹嘴，形成鉗式夾擊倒馬坎的陣勢。當時，七師十一團四連連長冉瑞才所在連隊的任務是搶佔壩芒街背后的獅子背，用機槍壓住倒馬坎守敵的火力，掩護兩翼部隊進攻。
當天，正逢壩芒街上趕場，往來的人很多。冉瑞才帶領一個排，化裝成百姓混入人群。按照預定時間，一排登上獅子背，出敵不意地沖進敵方前沿指揮所，猛喝一聲：“不准動！我們是紅軍！”當時，飲酒劃拳和倒在床上抽大煙的敵人，聽到“紅軍”二字，一個個嚇得發抖，乖乖跪在地上喊饒命。獅子背被迅速佔領了。
下午4時，進攻的時刻到了。盧師長一聲令下：“開始攻擊！”霎時，倒馬坎響起了密集的槍聲和手榴彈的爆炸聲。兩翼部隊像猛虎似的一齊向倒馬坎沖去。敵人腹背受擊，無力招架，亂成一窩蜂。兵敗如山倒，敵人在狹窄的山路上，爭相狼狽逃命。有的從倒馬坎滾下坡去，摔死在幽暗的深谷裡﹔有的躲進山溝，結果成了游擊隊的俘虜。
這場戰斗一直持續到深夜才結束。第二天清理戰果，計斃敵數十人，俘敵74人，繳槍100多支。紅七師又乘勝追擊，直搗楊卓之老窩，把他家的財產全部分給了當地群眾。倒馬坎戰斗，給敵人以沉重的打擊，為開拓川黔邊革命根據地掃清了障礙。當地群眾由衷地贊嘆道：“紅軍打仗似神仙，神出鬼沒無蹤影，嚇得白匪命歸天。”
當兵就要當紅軍
紅軍在重慶期間，不僅帶領群眾打土豪分田地，改善生產生活條件，而且十分注重啟發他們的階級覺悟，使他們認識到貧富差距並不是命運使然，而是凶殘的土豪劣紳剝削窮人的結果。窮人要當家作主，保衛和擴大已有的勝利果實，隻有參加紅軍這支專為窮人謀利益的隊伍，一起干革命。於是，窮人踴躍參加紅軍，並從各方面支援紅軍作戰。正如歌謠《當紅軍》所唱：“當兵就要當紅軍，處處工農來歡迎。當兵就要當紅軍，官兵都是一樣人。買辦地主和豪紳，殺他一個不留情。生活一律都平等，沒有一個打罵人。當兵就要當紅軍，打倒軍閥和劣紳。人人都把田地分，紅軍戰士來代耕。當兵莫當軍閥兵，扣了軍餉又打人。我們紅軍多得很，打勝仗全國有名。”
1934年初夏的一天，長工冉隆昌正在山上砍柴，突然看見一支隊伍從貴州小井方向朝南腰界開來，為了不被拉夫，他趕緊躲進附近一個岩洞裡。躲了一天一夜后，冉隆昌餓得實在不行了，准備下山找點吃的。剛出洞不久，就碰見同房的一個大伯，並對他說：“隆昌啊，你躲干啥！昨天來的軍隊，是人們常擺談的那個賀龍率領的紅軍。聽說他們同國民黨軍隊不一樣，是專門打富濟貧的。紅軍司令部就設在你干活的那家余家桶子哩！”
冉隆昌懸著的心放下了，決定回余家桶子。剛進院子，他就見一個蓄著濃密“一字胡”的魁偉大漢，正在院裡劈柴。大漢見來人了，忙放下手中的斧頭，問道：“老鄉，你是這裡的主人嗎？昨天讓你們受驚了，對不起。”冉隆昌連忙鞠了一躬，解釋說自己叫冉隆昌，是這家的長工。大漢一聽，拍著他的肩膀說：“你叫龍（隆）昌，我叫賀龍，都是一個龍字。來，來，來！是兄弟嘛。”賀龍一邊說，一邊拿了一條板凳讓他坐下，並讓廚房的同志端來飯菜。吃完飯后，賀龍對他說：“老弟，你回去把躲出去的群眾喊回來，生產的正常生產，教書的照常教書，做生意的嘛，照常做生意。我們紅軍保護一切從事正當勞動的人。”
不久，很多躲出去的群眾相繼回來了。冉隆昌同陳顯朝、池寬成、劉登元、伍永孝等30多人，在“忠烈祠”參加了由賀龍、谷志標等紅軍首長主持召開的群眾積極分子會議。會議主要研究如何發動群眾，建立蘇維埃政權，以及組織游擊隊和打土豪的事。經過一個多月宣傳發動，南腰界各地游擊隊和蘇維埃政權都先后建立起來了。冉隆昌參加的是南腰界游擊大隊。成立游擊大隊那天，游擊隊員們成兩列橫隊站在南腰界街口的土地廟前，面對土地廟牆上寫的《共產黨十大政綱》，以它為誓詞，舉手宣誓。宣誓以后，賀龍來到隊列前，把一把閃閃發亮、柄上刻有“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大刀和一面繡有鐮刀斧頭的紅旗，交給了冉隆昌，並對他說：“隆昌啊，紅旗是革命的象征，大刀是革命的武器，你要用這把大刀保衛紅旗，將革命進行到底，用它砍出一個新世界來！”說到這裡，賀龍問道：“隆昌，你有信心嗎？”冉隆昌立刻舉起右手答道：“有信心，誓死保住紅旗和大刀，將革命進行到底！”隨后，游擊大隊編入了川黔邊獨立團，在覃世安團長的率領下，冉隆昌舉起紅旗，拿著大刀，跟隨紅軍戰斗在川黔邊一帶，參加了木黃、淇灘和攻打大壩祠堂等十多次戰斗，還參加打了十多家土豪。
紅軍長征走后，惡霸、國民黨團總冉瑞廷帶了五六十個團丁，又回到了南腰界，其他地主、還鄉團也都回來了。很多游擊隊員及其家屬和親近紅軍的群眾,慘遭他們的殺害。他們還到處揚言：“要清除共黨分子和游擊隊員，要血洗南腰界的山山水水。”
為了打擊敵人，保存自己，一天夜裡，冉隆昌等一些隱蔽在山林的游擊隊員，秘密集中在余家桶子開會，商量對付還鄉團的大屠殺。沒想到被叛徒告密，冉瑞廷帶了一群匪徒，把余家桶子圍得水泄不通。經過奮力拼殺，冉隆昌突出重圍，其余的隊員都壯烈犧牲。眼見形勢突變，冉隆昌手提大刀，趁黑夜隻身前往貓洞，想把揣在懷裡的紅旗藏在貓洞的石縫裡。
貓洞裡，冉隆昌想起了犧牲的同志們，想起了幾個月前賀龍給他授旗、授刀的情景以及諄諄囑咐，他決定去找紅軍，繼續革命，為犧牲的戰友報仇。於是，又把紅旗裝進內衣口袋，走出貓洞，乘夜深人靜，悄悄地來到南腰界街上。來到土地廟，他迅速爬上廟頂，把紅旗藏在廟頂的“水晶宮”裡。他認為敵人是不敢隨便到菩薩頭上來搜查的，等到革命勝利了自己再回來取。
紅旗藏好了，大刀又藏在哪裡合適呢？冉隆昌突然想起自家樓上有根柱子，上面有一道很寬的裂縫正好可以把大刀藏在裡面。冉隆昌加快步子，回到家中，他把大刀用油紙包好，然后把刀藏在柱頭裂縫中，外面用杉木皮遮掩偽裝起來。一切都辦好以后，冉隆昌趁天還未亮就離開了家，逃往貴州沿河一帶。在那裡，他到處打聽紅軍的去向以及被敵人打散的游擊隊員的下落，但事與願違，他既沒有找到游擊隊的戰友，也沒有追趕上紅軍。冉隆昌隻好孤身一人逃往秀山，隱姓埋名，幫人做工，直到1949年全國解放。
解放后，冉隆昌回到南腰界老家，重新找出賀龍授給他的大刀，投身到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運動。1953年，冉隆昌把掩藏多年的紅旗從土地廟裡取出，連同大刀捐獻給了貴州遵義博物館。
（作者單位：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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