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元慶
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重慶作為戰時首都、第二次國共合作的重要政治舞台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遠東指揮中心，留下了眾多的抗戰歷史文化遺跡。重慶《大公報》報社舊址位於渝中區李子壩正街102號（原李子壩建設新村），即是其中重要的文化遺址之一，記錄了當時大后方新聞媒體一段艱苦卓絕的抗戰往事。
報館3次被炸仍堅持出報
《大公報》於1902年在天津由英斂之創辦，是世界上現存歷史最悠久的中文報紙之一，在國際上享有極大聲望。
1926年6月，天津鹽業銀行總經理吳鼎昌出資5萬元，邀胡政之、張季鸞組成新記股份公司接辦該報，吳鼎昌自任社長，胡政之任經理兼副總編輯，張季鸞任總編輯兼副經理。9月1日，他們接辦續刊，直到抗戰勝利。
1936年4月，《大公報》創辦上海版，把經營重心南遷。報紙在津滬兩地同時發行，行銷全國。滬版《大公報》的銷數最高，曾達145000份。
抗戰爆發后，《大公報》津、滬兩版隨著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相繼失陷而被迫停刊。《大公報》輾轉遷徙，先后創辦過漢口版、重慶版、香港版、桂林版。
重慶《大公報》創刊於1938年12月1日，由王芸生出任重慶版總編輯。初到重慶，該報即發表了一系列呼吁抗戰的文章，之后又連續發表了數篇宣傳“吃苦抗戰”的文章。日報發行量最多時達91500余份，晚報發行量最多時達32000余份，創造了當時重慶報業的發行紀錄，營業始終盈余，在政治上也頗有影響，甚為中上層人士和知識分子所喜愛。
《大公報》在渝7年，經歷了世界戰爭史上歷時最長、最慘絕人寰的“重慶大轟炸”，報館雖3次被炸，仍堅持出報。在“五三”“五四”大轟炸中，《大公報》位於李子壩的編輯部與印刷廠部分被炸，胡政之讓人在離報社不遠的山下鑿了兩個防空洞，一個放置印報機，一個供員工防空襲。空襲中，隻要把版排好，立即送入防空洞打版上機，《大公報》即可保証絕無間斷。日機轟炸嚴重時期，各家報社因此停刊。1939年5月5日，重慶各報出聯合版，《大公報》休刊101天。8月13日，重慶版《大公報》在李子壩建設新村新址復刊。
1940年，日軍傾其航空力量，出動飛機對重慶進行連續半年的狂轟濫炸，李子壩經理部辦公樓被炸毀，印刷廠第二車間被破壞，但在防空洞裡的印刷機卻始終沒有停轉，《大公報》的出版也沒有一天間斷。1941年的夏天，《大公報》報社再次遭到轟炸，經理部大樓中彈，編輯部大樓經猛烈震動，屋頂裂開，員工們在暴雨中露宿兩夜，改在防空洞裡繼續出報。環境如此惡劣，《大公報》的銷量仍穩步上升，是當時重慶所有報紙銷量的總和。
重慶《大公報》創造歷史
現年94歲的張炳富於1939年至1944年在重慶《大公報》任職，恰逢日機對重慶進行大轟炸，他不僅是幸存者，也是《大公報》在防空洞裡辦報歷程的見証人。據張炳富回憶：
“1939年5月3日和5月4日，是重慶慘遭日本敵機狂轟亂炸的日子，為了不讓重慶人民忘記這段慘痛歷史，原來的‘雞街口’街道已命名為現在的‘五四路’。‘五三’‘五四’大轟炸后，東至白龍池（今民族路），南至大梁子（今新華路），西至較場口，北至代家巷，這些重慶當時最繁華的街道都被炸成了一片焦土，毫無生氣。當時的‘太平洋大藥房’與‘心心咖啡廳’都裝有象征著城市繁榮景象的霓虹燈，大轟炸后如同荒郊曠野，變成一片廢墟。”
“轟炸嚴重的時期編輯部與印刷廠均搬到防空洞繼續作業，大家在對開平板印刷機的轟鳴聲中寫稿、編輯、校對、印刷。在日軍對重慶長達五年半的轟炸中，哪怕最慘烈的1939年5月3日和5月4日都沒有停止出報，因為我們要把堅持的精神傳遞與每一個人。”
1941年4月，《大公報》收到美國密蘇裡新聞學院的來函，被認為是“《大公報》刊行悠久，代表中國報紙。”“在中國遭遇國內外嚴重局勢之長時期中，《大公報》對於國內新聞與國際之報道，始終充實而精粹，其勇敢而鋒利之社評影響於國內輿論者至巨。”“《大公報》自創辦以來之奮斗史，已在中國新聞史上放一異彩，迄無可以頡頏者。”這是中國報紙第一次獲得最佳報紙稱號（密蘇裡新聞學院獎是新聞界內很高的榮譽。先前亞洲隻有日本的《朝日新聞》和印度的《時報》得到過這個殊榮——作者注）。
1941年，《新青年》上發表的《評介重慶大公報》一文中評價：“大公報和他報不同的地方，就在它能創造歷史﹔人家卻隻能追逐歷史”“大公報適應了這個時代，這個時代也鍛煉了大公報”。
抗戰中《大公報》把握住了天時地利人和。例如，蘇日簽訂友好協定，重慶人正在驚訝不定，議論紛紛，可謂莫衷一是。第二天，大公報就發表了一則精辟的新聞，呼吁人們勿中敵人謠言攻勢的詭計，外交應看全局，並發表《蔣委員長和張季鸞氏的野餐談話》。至於大公報的地位，美國密蘇裡新聞學院認為《大公報》“代表中國報紙”“影響於國內輿論者至巨”的說法，的確是抗戰時期大多數人的看法。
為人民大眾說話的報紙
1941年9月，張季鸞不幸病逝。《大公報》決定組織董監事聯合辦事處，以董事胡政之（主持該報桂林版）、李子寬（留滬支持通訊事宜）、王芸生（事實上之主筆，該報社評多出其手）、監事曹谷冰（渝版經理）、金誠夫（香港版經理）等5人為委員會，胡政之任主任委員（仍兼總經理職務）。
1943年2月2日，重慶版發表《看重慶，念中原！》社評，對比河南災民慘狀，斥責重慶富豪奢靡生活。此文激怒國民黨當局，被勒令停刊3天。
1944年9月12日，《大公報》桂林版停刊，也隻有《大公報》重慶版一家，堅持到了抗戰勝利。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飛抵重慶，與國民黨舉行國共和談。重慶《大公報》對毛澤東抵渝不僅編發了消息和特寫，還連夜趕寫了題為《毛澤東先生來了！》的社評，喜悅的心情溢於言表。
9月5日下午，毛澤東在位於紅岩新村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辦事處約見了《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晤談近3個小時。當時，王芸生期待抗戰勝利后國共兩黨能夠合作，和平團結，不打內戰。一見面，他就急切地向毛澤東詢問國共和談的進展情況。毛澤東只是說：“來渝五日，與中央商談團結問題，目前尚未可能有確切之結果以慰國人，可以說者僅為內戰決可避免。我國政令軍令如果再不統一，的確為不得了的事體，然統一之政令軍令必需建於民主政治之基礎上。隻有包括各黨各派無黨派代表人士之政治會議，始能解決當前國事，民主統一之聯合政府始能帶給全國人民以幸福。民主者，人民有力量之謂也”（見1945年9月6日《大公報》重慶版）。毛澤東對王芸生還講了和平、民主、團結的方針和三者相互的關系，以及如何實現和平，如何實現民主憲政，反對獨裁，才能保護人民的基本利益，也才能達到團結建國的目的。晤談后，毛澤東與王芸生共進晚餐。
9月20日，毛澤東再次約見王芸生，繼續交換對國事的看法。當晚，《大公報》作為東道主，在重慶李子壩《大公報》館內的“季鸞堂”設宴招待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等中共代表團成員。晚宴上，毛澤東說，希望《大公報》能夠成為為人民大眾說話的報紙。在王芸生等人的請求下，毛澤東欣然命筆，為《大公報》全體員工題詞“為人民服務”。
1945年11月1日《大公報》上海版復刊，12月1日天津版復刊，重慶版作為分版繼續出刊。1946年4月，王芸生主持上海版編輯部。1948年3月15日，香港版復刊。1949年2月27日，天津版改名《進步日報》出版。同年6月17日，上海版發表《大公報新生宣言》，宣布報刊歸人民所有。1952年8月4日，重慶分版停刊。1953年1月1日上海版與《進步日報》合並，出版天津版《大公報》。1956年10月1日，《大公報》由天津遷至北京出版，1966年9月14日停刊。香港版迄今仍繼續出版。
（作者單位：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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