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春保
齊白石於一九四四年在淪陷區創作的《花鳥四屏》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中國進入了抗日戰爭的新歷史時期。這個“新”表現在：一是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組成了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二是全國分成了三個地區，即國民黨統治區（簡稱國統區）、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又稱敵后抗日根據地）、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下的淪陷區和偽滿州國。解放區的文藝工作者，在中國共產黨的直接領導下，成立了陝甘寧邊區文化救亡協會，為抗日救亡而宣傳和創作。國統區的文藝家，也是在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從事各項抗日宣傳工作和創作活動。但淪陷區就不同了，那裡豺狼橫行，環境險惡。然而，一些正直的文藝家，仍能堅持民族氣節，以自己獨特的方式，與敵偽斗爭。著名國畫大師齊白石就是其中之一。
最后一課
俗語說：人過中年不學藝。但齊白石40多歲才學畫，后來竟成了我國著名的花鳥國畫家。他一生作畫4萬多幅，詩千首，治印3000多方。
齊白石是從艱難生活中磨煉出來的畫家，他在淪陷區的恐怖環境中，保持了一位中國畫家的藝術良知和民族氣節。
齊白石是1919年離開湖南湘潭老家來北平定居的。1927年起任北平藝專和京華美專教授，可算安居樂業。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日本軍隊侵佔了北平。此時身處淪陷區的齊白石，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氣憤至極。
為了表示對侵略者的反抗，他毅然辭去了北平藝專和京華美專兩校的教授職務。從此閉門謝客，隱居斗室，作畫而已。這一行動，正是齊白石藝術良知和民族氣節的高度表現。
這讓人想起法國著名作家都德寫的《最后一課》。小說寫的是在普法戰爭后，法國的阿爾薩斯、洛林兩省被割讓給普魯士，在此背景下，教了40年法語課的小學老師韓麥爾給學生上了最后一課。這一課，讓平常貪玩不好學的小弗朗士也第一次體驗到與祖國語言告別的痛苦。文章表現了師生們強烈的愛國熱忱。
與此同時，也讓人想起鄭振鐸的“最后一課”。當時，鄭振鐸在上海國立暨南大學任教。1937年11月，上海淪陷。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寇又侵入上海租界。暨南大學當即決議：“看到一個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經過校門時，立即停課，將這大學關閉結束。”那天上午10時30分，當看到幾輛日本軍用車，插著一面日本旗，經過校門口時，正在上課的鄭振鐸立即合上書本，堅決地宣布：“現在下課！”學生們也一致起立。表現了師生們反抗侵略、維護民族尊嚴的愛國主義精神。
日軍攻陷北平后，齊白石毅然辭掉兩校教授職務，其意義與這《最后一課》所表現的愛國主義精神是一致的。
堅守陣地
日本帝國主義侵佔北平后，齊白石並沒有離開北平，而是堅守陣地，以自己的獨特方式與敵偽進行斗爭。
齊白石是當時赫赫有名的畫家，日本人不知道齊白石的很少。一次，幾個日本人以買畫為名，來到齊白石家，說：“齊先生，歡迎加入日本籍，到日本定居。”這對那些民族敗類和漢奸來說，是巴不得的大好事。但齊白石卻斬釘截鐵地回答：“我是中國人，不去日本。你們要齊璜（齊白石的名），可以把齊璜的腦袋拿去。”日本人心裡明白：要想把齊白石弄到日本去是萬萬不可能的，但也不能就此罷休。
齊白石心裡也清楚，敵人還會來搗亂找麻煩的，於是在家門口貼出了一張別具一格的告白：“畫不賣與官家，竊恐不祥，告白。”告白上又說：“中外官長要買齊璜之畫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必親駕到門。從來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謹此告示，恕不接見。”
齊白石用這個辦法，拒絕敵偽人員來找麻煩。然而，仍有一些鷹犬常來糾纏、訛詐。於是，齊白石又在牆上貼出告白：“切莫代人介紹，心病復作，斷難報答也。”過了幾天，還覺不行，干脆寫了“白石已死”幾字貼上。
這些雖然只是幾字幾句的告白，但字裡行間跳動著的，卻是鮮活的不屈不撓的民族氣節。
這些告白使日本人惱羞成怒又無可奈何。文的不行，就來武的。於是，一群全副武裝的日本憲兵闖進了齊白石家，翻箱倒櫃，打砸搶抄，還弄走了家裡一大筆存款。
短兵相接
敵人的猖狂打擊，不但沒使齊白石屈服，反而更增加了他對敵人的憤怒和憎恨，更激發了他的斗志。他與敵偽展開了短兵相接的斗爭。
一次，偽華北臨時政府行政委員會委員長王克敏聲稱：如果齊白石能畫一張畫給他，他可退回齊白石被扣的全部存款，並饋贈黃魚（金條）20根。聽到此消息，齊白石怒不可遏，抓筆潑墨作畫一張，親自加封，派人送往王宅。
恰巧這天是王克敏71歲生日，正在官邸舉辦壽宴，日本軍閥、特務、漢奸均在場。王克敏得知齊白石送畫為他祝壽，喜出望外，如獲至寶。誰知拆封一看，原來是一張《群鼠圖》，題詞曰：群鼠群鼠，何多如許？何鬧如許？既嚙我果，又剝我黍！燭炧燈殘天欲曙，寒夜已過五更鼓！見此，個個目瞪口呆。王克敏像挨了揍的癩皮狗，軟癱在沙發上。
重溫我國一些老藝術家與敵偽的斗爭事跡，對於我們今天的年青人認識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罪行，培養愛國主義精神是很有好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