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岳飛
吳秀蘭，1915年出生，2011年病故。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南京城破前夕，遭日軍轟炸受傷截肢，大女兒當場被炸死。
張秀紅，89歲，南京大屠殺幸存者。1937年，年僅12歲的她被日軍強奸，留下終生殘疾。
12月2日，南京大屠殺一位幸存者在女兒陪同下祭奠當年遇難的親人。 新華社記者李響攝
李高山，89歲，南京大屠殺幸存者，也是南京保衛戰參與者。提及當年死裡逃生的經歷，他就痛苦不已。
近年來，在外界尋訪過程中，許多經歷過南京大屠殺的老人，會找各種借口拒絕接受訪談。他們一直在試圖躲避任何有可能引起悲慘記憶的活動。 ——學者張連紅
今天，中國首個公祭日，祭奠77年前南京大屠殺的死難者。
在這場血腥的大屠殺中，在30多萬死難者的身邊，有一群人與死神擦肩而過。他們幸存下來，但曾經目睹的死亡，遭遇的傷痛，卻令他們在70余年后，在他們成為耄耋老人時，仍折磨著他們的精神。
精神病學者稱此為“幸存者綜合征”。
祭奠死者，不忘歷史，同時也不應忘記這些幸存者，以及戰爭帶來的傷痛。
新京報記者走訪多位南京大屠殺幸存的老人，和多位學者，還原他們的傷痛。
今天，首個國家公祭日中的南京整潔肅穆，城內多個遇難同胞的叢葬點擺滿象征哀思的菊花。南京市民張定勝也將祭奠自己的爺爺張安定。直到過世前，爺爺聽到鬼子來了，嚇得躲在門后的形象，他仍歷歷在目。
“日本鬼子來了！”剛才還好好的爺爺，臉色大變。老人“嗖”地一下起身，幾步就跑到了門后躲著，然后不斷地小聲打聽：“鬼子走了嗎？”“鬼子走了嗎？”
張安定是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生命最后幾年罹患老年痴呆症。平日裡，外界很難與之交流，但隻要聽到日本人來了的“消息”，老人便會緊張萬分，狀如驚弓之鳥。
像他這樣的遭受著精神折磨的大屠殺幸存者不是少數。國家公祭日的倡導者、全國人大代表、南京藝術學院原院長鄒建平呼吁社會關注南京大屠殺幸存者以及留在他們身上的戰爭創傷，“外界很難想象這77年來，他們是怎麼走過來的。”
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師范大學教授張連紅介紹，在西方發達國家中，社會各界對納粹大屠殺幸存者的社會治療與研究幾乎從二戰一結束就已開始，甚至有很多成果是關於大屠殺對幸存者第二代的影響。
但對於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時至今日，較少有人關注到他們內心遺留的戰爭創傷。
“桂雲，別怕”
吳秀蘭老人把玩具熊當遇難的長女安撫，看到電視裡戰爭鏡頭，會用枕頭蓋住眼睛
志願者文心是位85后姑娘，她是“南京12·13志願者同盟”的創辦者，這一組織旨在尋訪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和抗戰老兵。尋訪過程中，她對一位叫吳秀蘭的老人印象極其深刻。
吳秀蘭1915年出生，2011年病故。生前住在南京夫子廟，此地是南京最熱鬧的區域之一。幾次登門拜訪后，文心覺得老人有些奇怪：無論冬天、夏天，老人身上都裹著厚厚的衣服。
吳秀蘭家有隻臟兮兮的玩偶熊，老人常把她抱在懷中，把自己的衣服脫了，包在小熊身上，一邊包一邊拍著它：“桂雲，別怕，別怕。”
其家人介紹，老人口中的“桂雲”是吳秀蘭的大女兒。1937年，南京城破之時，帶著3個女兒到秦淮河邊避難的吳秀蘭遭遇空襲，一顆炮彈落在母子4人的旁邊，8歲的大女兒被炸死，“可憐啊，咽氣時手裡還握著半塊糖餅。”
在這次空襲中，吳秀蘭的二女兒腿也被炸傷，傷痛伴隨終生﹔三女兒無礙，卻在幾天后餓死在已成廢墟的家中。
吳秀蘭自己也是傷痕累累：左腿被炸斷。她被送到安徽蕪湖的醫院搶救，命是保下來了，但左腿保不住，之后截肢鋸掉。
一條腿的吳秀蘭奇跡般在戰火中存活下來。但是，從此之后，她常常做夢，夢見兩個死去的女兒回到了身邊。
丈夫去世后吳秀蘭再嫁，並相繼生下一兒兩女。最小的女兒周美華常常聽母親“嘮叨”往事，因而記得真切。
吳秀蘭告訴女兒，她親眼看見，“有個人被炸飛了，頭挂在樹杈上，下半身子還在河邊坐著。”類似的場景給老人留下極深的心理陰影，隻要看見電視裡有戰爭鏡頭，吳秀蘭就會受不了，不僅拿起枕頭蓋住眼睛，還一定要女兒也蓋上。
自從2008年創辦了“南京12·13志願者同盟”后，6年間，文心先后找到了90多位幸存者，因而也看到了這些幸存者不為人知的另外一面：戰爭后遺症。
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師范大學教授張連紅給出了一個更為專業的詞匯：“幸存者綜合征”。
所謂“幸存者綜合征”是精神病學家威廉·尼德蘭提出。1946年，在經過多年的診斷和治療集中營幸存者的臨床實踐后，威廉·尼德蘭發明了這一名詞。
威廉·尼德蘭列舉了許多被納粹迫害的幸存者身上的明顯症狀：慢性焦慮症、懼怕再受迫害、抑郁、不斷做噩夢、植物神經功能紊亂、快感缺乏症（不能體驗快樂）、孤獨症、疲勞症、臆想症、精神不集中、易怒、對世界充滿敵意和不信任。
從1999年開始便尋訪，至今採訪過300多位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的張連紅教授認為，在中國的這群二戰受害者身上，幸存者綜合征亦有不同程度的體現。
“華小姐的照片被偷了”
張玉英晚年苦苦尋找丟失的華小姐的照片，她年幼時曾目睹父親被殺，得到華小姐的庇護﹔但最終尋而不得，四處撿垃圾
張玉英是這群幸存者中命運非常悲慘的一個，因為不能排解南京大屠殺的陰影，張玉英最終走向精神分裂。
事實上，到了晚年，這位幸存者的狀況很不好了。她一個人住，獨來獨往，幾乎不跟外界交流，完全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裡。
張玉英找到了張連紅教授，此前因為張的尋訪，兩人結識。老人希望得到一張放大的“華小姐”的照片，她說自己日夜思念“華小姐”，要將照片挂在家中，每天請安磕頭。
南京大屠殺期間，金陵女子大學設有難民所，負責人是美國傳教士魏特琳（中文名華群），當時難民都稱她為“華小姐”。
1937年12月13日上午，張玉英和父親走在南京湖南路口，准備過馬路時，遭遇幾個背槍的日本兵。其中一個日本兵看見張父額頭上有戴帽子的印痕，認定他當過兵，舉槍便刺，后來更是用槍托砸頭。張父是電話局業務科長，平時穿制服，戴帽子，因此頭上有印記。
當時年僅12歲的張玉英哭著求救，但父親還是死在她懷裡，“腦漿都流出來了”。
失去父親的張玉英，逃到了金陵女子大學的難民所，被魏特琳收留，還幫助她上學。在張的眼中，華小姐這位來自美國的傳教士，就像母親一般的“救星”。
張玉英之所以會思念華小姐，張連紅教授認為，這就是幸存者心理投射的反應。父親慘死后，華小姐成為張玉英唯一可信賴的依靠，在她心中，華小姐已經如同家人一般，因而在她孤獨的晚年會對華小姐無比思念。
不幸的是，后來，這張從張連紅教授處要來的華小姐照片不見了。張玉英因而整天不得安寧。張連紅教授每次去看她，她總會說：“小偷把華小姐照片偷走了，不讓我想華小姐了！”
這樣的狀況持續，到了后期，張玉英出現精神分裂症狀。她的注意力從“華小姐”身上轉移，開始鐘情於各種垃圾，整天到大街上去撿垃圾，盡管她的退休工資足以度日。
張玉英的房子是個單室套，一室一廳，面積不大。門打開，扑面而來的是一股惡臭，讓人幾乎不能呼吸，各種垃圾將房間塞得滿滿當當，讓人幾無立足之地。張連紅介紹。
很快，一滿屋垃圾散發出來的惡臭布滿整個樓道，鄰居頗多怨言，警察也曾上門協調過幾次，但張玉英不為所動，依然如故，早出晚歸，並對各種相勸充滿敵意。
“顯然她撿垃圾的目的並不為了去換錢，而是大屠殺期間及其之后，物質生活極度匱乏的經歷，對她晚年在心理上的刺激所致。”張連紅教授分析。
據多位幸存者向新京報記者回憶，南京大屠殺后，南京城內物資奇缺，即使在難民所內，每個人每天隻能喝兩小碗稀飯，“很薄，稀得要命。”
后來，因為精神失常，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張玉英進了養老院，並在此孤獨終老。離家時，她家的垃圾足足裝了整整一大卡車。
同樣經歷過南京大屠殺期間物質匱乏的薛禮祥也有著張玉英類似的舉動。在這位幸存者的床頭，挂滿了塑料袋。
薛禮祥把這些塑料袋當寶貝，事實上，裝在裡面的東西都是無用的，家人幾次要扔掉，但老爺子都不答應，反而越挂越多。
“孩子，床鋪臟”
張秀紅喜歡打掃衛生，不讓人坐她的床，因為她曾被日軍強暴，一直認為自己的身子被弄臟了，用過的東西也臟
大屠殺幸存者張秀紅老人一貫穿戴整潔，渾身上下利利索索的，頭發花白，整齊地梳往耳后，一塵不染。
張秀紅喜歡打掃衛生，小小的房間同樣打理得井井有條。文心數次拜訪，每次所見都是如此，張秀紅家中從來沒有亂過，那種干淨讓人覺得有點刻意了，似乎女主人有很深的潔癖。
文心來的次數多了，才知道張秀紅這種對干淨的癖好來自哪裡。77年前，爺爺的哀求聲中，年僅12歲的張秀紅被日軍強暴。
“全身都是血，我下身被鬼子撕裂了，留下了終身殘疾，一到下雨天，下身疼得不能入睡……” 張秀紅告訴文心。
因為下身有缺陷，張秀紅后來生兒子時難產，生了三天三夜，差點死掉，后來就沒敢再要孩子。
死裡逃生之后，張秀紅堅強地活了下來，但從此覺得自己的身子被弄臟了。除了要和身體的傷痛作斗爭外，還得忍受周遭冷言冷語的指點。
一次，文心和幾個志願者去到張秀紅家，房間內座位不夠，文心順勢就坐在了她床上，沒想到張秀紅非常敏感，急忙阻止，不讓文心坐在床上。
張奶奶的解釋讓人心酸：“孩子，床鋪臟。”在潛意識裡，老人覺得自己用過的東西都是臟的。
和張秀紅有著類似經歷的幸存者杜秀英，日后留下幾乎同樣的后遺症。
杜秀英對“臟”顯得更為敏感，她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掃衛生。
和張連紅數次接觸之后，這位性格內向、較少言語的老人，對眼前這位研究南京大屠殺的教授開始信任，吐露了埋藏多年的心聲。
“我夜裡經常做噩夢。有時，那種情景還會出現在夢裡。我現在不想聽到門外的腳步聲，我很害怕。所以我一人在家時，就把門開著。” 杜秀英說。
南京大屠殺期間，年僅12歲的杜秀英，遭到日軍強奸，損傷身體，導致她長大后三次嫁人，均因不能生育而離婚。
在見到張連紅教授的團隊之前，老人的這段傷心往事，從未跟人提及，哪怕是她相依為命的養女。
“這件事我從來沒有和別人講過，因為那不是什麼好事情，我們那時是很重視這個的，我女兒也不知道這件事。”杜秀英哭訴。
后來，張連紅又去看了杜秀英3次，“每次去我們都心照不宣，絕口不提日本人和戰爭。”
2003年2月15日，杜秀英因病去世，“她的養女可能至今都不知道她母親的悲慘往事和內心創傷。”張連紅說。
更多幸存者的悲慘往事和內心創傷不欲為人所知。“近年來，在外界尋訪的過程中，許多經歷過南京大屠殺的老人，會找各種借口拒絕接受訪談。他們一直在試圖躲避任何有可能引起悲慘記憶的活動。”張連紅說。
“想想腦殼就要炸了”
李高山既是南京大屠殺幸存者，也是南京保衛戰的參與者，提及當年的經歷，他就會捂著頭，難以忍受
文心推薦新京報記者去看看年近90歲的李高山，李既是南京大屠殺幸存者，也是南京保衛戰的參與者，像他擁有雙重身份的幸存者，南京目前隻剩下兩人。
李高山向新京報記者描述三次從日軍手上死裡逃生的經歷，即使時間過去了77年，你仍能感受到老人話語裡，傳出的劫后余生的慶幸。“想想腦殼就要炸了”老人捂著頭，頭痛不已的樣子。
李高山年近七旬的女兒，示意新京報記者不要再提往事，“不能再說了，老爺子受不了。”她介紹，前些年也是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日之后，不多久，老人突發腦溢血，“他頭腦裡裝的事情太多了”。
張連紅教授介紹，一旦觸及到幸存者早年的創傷，“他們都會產生異乎尋常的反應”。一次，一個老奶奶正在撿韭菜，突然聽到他提及南京大屠殺，手中的韭菜一下子掉在地上，就像突然遭到重創一樣。
在張連紅的尋訪幸存者的經歷中，這樣的事情頻頻發生，有的老人原本在干農活，手上的工具會一下子脫手﹔有的老人會突然一點聲音都沒有，長時間的沉默，“其情其景，讓你無法忘卻。”
這些幸存者的精神狀態，其實一直處在高度警覺之中，一旦當年那段噩夢般的經歷突然襲來，他們往往會猝不及防。
1999年9月，張連紅曾在南京下關採訪了一位幸存者，她名叫孟秀英。老人講述完她的大屠殺經歷之后，再三叮囑不要給她拍照。張連紅請教為什麼，老人回答：擔心日本人來暗殺她。
著名作家張賢亮也是南京大屠殺幸存者，他自述有個與別人不同的習慣，就是總穿著襪子睡覺，即使炎熱的夏天也是如此。這是因為南京大屠殺期間，他被母親背著逃往祖籍安徽的途中，腳上的鞋襪都掉了，裸露的小腳在嚴寒中凍了一路，因而留下心病。
從外表上看，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和常人無異，但很難想象，這些看似平靜的面孔下，其實是常人難以想見的各種精神創傷，這也是文心最終“轉向”的原因，從去年開始，她將幫助的重心轉向抗戰老兵。
“常年和幸存者接觸，感受到隻有沉重，我就像走進一條黑暗小巷一樣，越走越窄沒有出路，而老兵則讓人還能看到希望。”文心表示這些年下來，身心俱疲。
新京報記者了解到，目前社會對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的援助，除了民政部門每年千余元的生活補助，還有報銷醫藥費、節日慰問金以及組織一些活動等形式，主要集中物質方面。一直以來，他們的精神創傷少人關注。
張連紅教授曾經組織了一項針對南京幸存者的精神援助項目，但該項目最終因為資金短缺而夭折。
據新華社報道：不完全統計，目前在世的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已不足200人，平均年齡超過80歲，僅2014年1月至今，已有21人陸續離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