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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擁抱到決裂——毛澤東與張國燾(之五)

少華

2014年12月15日14:48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黨史文苑》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百丈,南下的拐點

分手時,毛澤東與張國燾把話都說得決絕。

張國燾預言:紅一、紅三軍團單獨北上,“將成無止境的逃跑”,“不拖死也會餓死”。

毛澤東斷言:“南下是絕路!”

當時,多數人不相信毛澤東的話,特別是紅四方面軍南下的指戰員。

紅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傅鐘為兩軍合而后分感到擔憂,私下問陳昌浩:“究竟出了什麼事,為什麼到了這種地步?”

陳昌浩非常自負地說:“你不必擔心,我們還有幾個軍,自有出路!”

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雖然對張國燾另立中央非常不滿,但對於南下作戰的前景感到樂觀。這種樂觀來自對川軍屢戰屢勝的勝績上。

遺憾的是,他們看扁了川軍。

川軍是支善於“變臉”的軍隊。他們愚昧,有時又表現出驚人的智慧﹔他們怯弱,有時又充滿血性﹔他們意志薄弱,有時又具有山藤般的堅韌﹔他們鬆散,有時又能團結得如同磐石。一切都依時間、地點、對象的不同而改變。決定川軍怯弱或凶悍的,是對手對川地的態度。

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師以后,戰略上取北上態勢,四川軍閥採取尾隨戰術。他們保持與紅軍一天行軍距離,旨在把紅軍和尾隨紅軍的蔣軍送出川境,現在紅四方面軍去而復返,張國燾還提出“赤化全川”的政治口號,這樣就逼出了川軍凶殘血性的一面。

10月20日,張國燾下達《天蘆名雅邛大戰役計劃》,提出徹底消滅遭受重創的楊森、劉文輝兩部川軍,進而迎擊最強大的川敵劉湘。

天蘆名雅戰役出奇順利,助長了紅四方面軍對川軍的蔑視心理。陳昌浩撰寫《天蘆名雅戰役之勝利與我們當前緊急任務》,總結了川敵八個缺點,結論是:“紅軍具有足以夸耀人類而震駭敵人的強大的戰力”,“蘇維埃的四川,蘇維埃的中國為期不遠,隻在我們決死去爭取”!

這時,徐、陳手中所能集中的兵力不到20個團,處於以一敵三的劣勢。他們不太清楚,如今的川軍已非昔日的“雙槍將”(鴉片槍和鋼槍),四川軍情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其一,蔣介石採取“一箭兩雕”的戰術,尾追紅軍進入四川,一方面逼迫川軍與紅軍作戰,一方面乘機削弱和收服地方軍閥勢力。四川已經成為蔣介石的“一統天下”,政令一致,軍法森嚴,不再有錯綜復雜的軍閥矛盾可供利用。蔣介石還發布訓令,將重慶行營前方指揮權、全川軍事處置權包括入川中央軍的指揮權全部交給劉湘,旨在將前方與后方、中央軍與川軍無縫對接,全力對付南下紅軍。

其二,川軍按照統一軍制進行整編。整編后的川軍,總計為80個團,雖然在名額上縮減三分之一,但充實建制、補充武器,精神面貌和戰斗力煥然一新。

其三,川軍背水一戰。劉湘發表談話稱:“要不惜一切代價,阻止共匪入川。要曉得,我們不是打仗,而是保家衛國。”從11月2日起,他親臨設在邛崍的總司令部坐鎮,發布手令:“有臨陣退縮,畏縮不前,或慌報軍情,作戰不力者,一律軍前正法,其各官兵,倘有違令者,排長以下得有連長槍決,連長以下得由營長槍決,營長以下得由團長槍決,團長以下得由旅長槍決,旅長以下得由師長槍決,師長得由總指揮槍決,總指揮……由總司令部查明依法嚴懲。”

其四,經過整編后的川軍戰役戰術水平有顯著提高。現代戰爭講究空地配合,劉湘進口德國先進戰機,聘請德國教官訓練飛行員,使其飛行技術和作戰能力發生質變,成為川軍對付紅軍的殺手锏之一。

在川軍整體實力全面提升的同時,蔣介石的嫡系部隊也火速向川西前線靠攏。11月12日,薛岳親率其第一縱隊吳奇偉部由南充出發,第二縱隊周渾元部自甘南出發,加上原先就在瀘定一帶的第五縱隊的李韞珩(李抱冰)部,中央軍總兵力達到6個師。蔣介石將這6個師作為預備隊擺在二線,目的有二,一是逼迫川軍向前,二是隨時頂上去與兵鋒漸鈍的紅軍進行二次決戰。

這樣,南下的紅四方面軍以不到20個團的兵力,要與80個團的川軍血拼﹔即或取勝,還要與蔣介石6個主力師的中央軍決一死戰,其取勝希望微乎其微。

接著,紅四方面軍又發起了天(全)蘆(山)戰役,仍舊是“戰若雷霆,奔若怒馬”。但是,敏銳的徐向前隱隱滋生了一絲不安。問題就出在摧枯拉朽的“勝仗”上。南下以來,紅四方面軍節節勝利,但是打的都是擊潰戰。以綏(靖)崇(化)丹(巴)懋(功)戰役為例,紅軍擊潰劉文輝、楊森部6個旅,隻斃俘敵人3000余人,相當於每旅被殲一個營,均未傷筋動骨。

天蘆戰役中,徐向前鉚足了勁想打殲滅仗,反復強調集中兵力緊盯敵軍主力,他把目標鎖定在劉湘的兩個王牌師,特別是郭勛祺的“模范師”上。

捕捉“模范師”的任務落在善於攻堅的第四軍身上。他們在天全作戰的第一階段,打得有聲有色,先是許世友派突擊隊迂回敵陣與正面部隊夾擊攻克城外據點,接著王近山巧扮川軍智取天全城。但是,在第四軍擊破“模范師”一個旅之后,未能乘勝追擊,而是用一天兩夜鞏固陣地,等到再發起追擊時,郭勛祺率部早已撤至安全地帶。

徐向前、陳昌浩怒不可遏,當即發出電報斥責:

志(亮)、仕(友)、建(安)、世(才):

(甲)郭師全退,你們見敵不追,失此千載一時之機,真軍事上之盲子,革命之罪人,一誤再誤,酌先予你們各嚴重警告一次。四台台長拒不收報,大誤軍機,先予警告,如敢再犯即以軍紀制裁。

昌、向

徐向前素以儒雅著稱,對部下呵護備至,即使有批評,也很講究方式方法。他有句口頭禪叫“響鼓不用重錘,悶鼓敲破牛皮也沒用”。但是,這封電報一口氣點了紅四方面軍參謀長倪志亮、第四軍軍長許世友、第四軍政治委員王建安和第三十軍軍長程世才4位愛將的名字,指責中的痛徹之意、憤恨之情溢於言表,這在紅四方面軍歷史上並不多見。

徐向前的憤怒是有道理的。“模范師”不僅是劉湘的王牌主力,而且是川軍的精神支柱,如果能全殲這支部隊,可令川軍震怖,使其防線出現巨大豁口,即使在追擊中打殘這支部隊,迫使其退出戰斗序列,對於紅四方面軍百丈大戰也有極大幫忙。后來正是因為郭部在天全戰斗中全身而退,后又死守黑竹關,頂在最前面,使得百丈大戰遲遲打不開局面。

紅軍攻佔名(山)邛(崍)通道,標志著川軍將紅軍阻擊於天(全)蘆(山)以西崇山峻嶺之間的企圖破產,劉湘發表緊急通電,驚呼“南路緊急,匪軍大股有直趨成都之勢”,急調主力唐式遵第二十一軍、潘文華第二十三軍、王瓚緒第四十四軍前往名山,統歸“南岸剿匪總指揮”潘文華指揮。

潘文華(1886—1950),號仲三,四川仁壽人,早年因穿房越脊、擒拿格斗名列川軍前茅,人贈外號“潘鷂子”。潘文華匆匆將指揮部搬到百丈關附近的大塘鋪。

這時,第一○四師師長李家鈺率部經百丈准備到西昌布防。

潘文華攔住李家鈺說:“你不能走。”

李家鈺問:“為什麼?”

潘文華說:“前面有紅軍過不去。”

李家鈺說:“不是有你們擋住嗎?”

“真人面前不說假話。”潘文華如實相告,“名邛一帶現僅有郭勛祺的模范師和楊國禎的教導師,這兩部都遭受紅軍重創,王瓚緒、唐式遵、范紹曾等部還在途中,如果你一走,這裡防線可能一擊即潰。”

李家鈺有些猶豫。他是從鄧錫侯部分離出來的一支部隊,是川軍中最小的軍閥,如果留在名山就意味著拿全部家當與紅軍血拼。

潘文華激道:“后面是你的家鄉蒲江,難道你能讓紅軍端了你的老家?”

李家鈺被他說動了,下令全師4個旅就地布防。

李家鈺師臨時加入名山防線,與楊國禎的教導師、郭勛祺的模范師相為依托,形成鼎足之勢。從11月19日開始,川軍增援部隊全部趕至黑竹關及其毗鄰一線,總兵力增至20個旅共計80個團,從東、北、南三個方向發起總攻,戰場形勢逆轉,紅軍由出擊轉為堵擊。

決定紅四方面軍南下命運的決戰拉開序幕。

總攻在拂曉打響。川軍依仗著強大的火力,在飛機的空中支援下,以團為單位發起輪番攻擊。從黑竹關到百丈關20余裡的弧形戰線上,刀光血影,戰火彌漫。

百丈一帶,地勢開闊,視野清晰,便於大兵團展開。川軍發揮人數上的優勢,整團整營成建制地投入進攻。蔣介石下令空軍參戰,數十架戰機輪番轟炸或掃射紅軍的前沿陣地。炮火連天,彈片迸飛,硝煙蔽日,敵我雙方的戰士扭打在每一個山頭、每一道深溝、每一片樹林、每一座村落。

紅四方面軍與川軍激戰七日,尤其是19、20、21日連續三晝夜的血戰,雙方都傷亡慘重。紅軍死亡近萬人,川軍傷亡達1.5萬人。

對於擁有20萬兵力的川軍來說,1.5萬人不過是九牛一毛﹔而對於總人數隻有8萬的紅軍而言,近萬的傷亡代價可謂觸目驚心,尤其這些指戰員都來自方面軍最有戰斗力的三個主力師——第八十、第二十五、第七十三師。

11月下旬,參加百丈大戰的紅軍部隊陸續轉移陣地。第三十、第九軍撤出百丈地區,向西后退一線,轉移到北起九頂山,南經天品山、王家口至名山西北附近之蓮花山一線﹔第四軍轉移到青衣江以北﹔在西面大炮山的第三十三軍則繼續鞏固陣地,與李抱冰部相持。

在遭受敵重兵壓迫和堡壘封鎖的情況下,紅四方面軍繼續南下或東出都已不可能。這意味著紅軍南下作戰遭受失敗。這一仗成為紅四方面軍由盛而衰的歷史拐點。

1988年10月,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中從戰役指揮者的角度,總結了自己的三大失誤:第一,對川敵死保川西平原的決心和作戰能力,估計不足,口張得太大﹔第二,與此相聯系,我軍高度集中兵力不夠﹔第三,戰役的選擇失當。“凡此種種,都與我們在戰役指導思想上的急躁和輕敵有關。”

百丈取勝后,劉湘並沒有揮軍窮追,而是力排眾議,採取了緩攻的戰略。緩攻的實質,是在保持軍事壓力的前提下,將紅軍交給反常的寒冬、永久的飢餓和出沒無常的襲擊。

很快,紅軍指戰員就感覺到沒有硝煙的戰爭是何等殘酷。在三個月的相持期,紅四方面軍由7萬人減至4萬,戰斗和非戰斗減員達3萬余人,相當於三個百丈大戰的損失。紅四方面軍由8萬銳減至4萬。

張國燾怎麼也沒有想到,僅僅用了三個月,戰爭就驗証了毛澤東的預言,他的寒冬到了。

林育英妙手彌補“兩個中央”裂隙

川康邊境,紅軍遭遇百年未有的嚴寒。比風雪更令張國燾寒徹入骨的是黨內軍內驟然陡增的懷疑和反對。

首先,是與陝北紅一方面軍大戰連捷的鮮明對比。紅一方面軍9月單獨北上后,一路斬關奪隘,11月初進入陝北蘇區,與徐海東、劉志丹領導的紅十五軍團會合,在直羅鎮殲敵一個師,然后揮師東征入晉,消滅閻錫山部隊5000余人,擴充新兵8000余人,總兵力由分手時不到1萬人猛增一倍。

徐向前興沖沖地來找張國燾:“中央紅軍在直羅鎮打了大勝仗,咱們出個捷報,發給部隊,鼓舞鼓舞士氣吧!”

張國燾冷冷地看著徐向前,撇撇嘴:“消滅敵人一個師有什麼了不起,用不著宣傳。”

徐向前碰了一鼻子灰,轉身就走,心裡直冒火星。

張國燾最重要的助手——陳昌浩開始懷疑南下路線的正確性。他不同意向戰士們封鎖消息,下令在紅四方面軍的《紅星》報上公布直羅鎮大捷的消息。

紅四方面軍將士竊竊私語:

“張總政委不是說,北上不拖死也會凍死,至多剩下幾個中央委員到陝北嗎,怎麼他們全軍都到了陝北?”

“我們南下吃了大虧,看來還是毛澤東計高一籌。”

“我們也應該北上!”

不滿的情緒令軍事將領膽子也壯了,軍中出現了紅四軍軍長許世友咆哮總部事件。

在南下作戰中,紅四軍損失慘重。據朱德回憶,“因為張國燾那不正確的辦法,扯上扯下損失了部隊有三分之一以上,譬如四軍、三十軍一兩萬人,損失到剩下四五千人。有些是打仗死的,有些是困難中逃跑了”。

情緒低落的許世友來到任家壩方面軍總部,詢問下一步行動計劃。

張國燾非常敏感:“世友同志是不是有情緒呀?勝負乃兵家常事,不要太在意一時一地的得失。”

陳昌浩回答:“有行動自然會下命令,問這麼多干 !”

許世友被嗆得火起,聲音陡提八度:“成天呆在這個死地方,走又不走,打又不打,想干嘛?你們是怎麼指揮的!”

軍事上的不滿還引發了對另立中央的懷疑。團隊的政工干部問第八十八師政委鄭維山:“基層連隊戰士提問這樣做是否符合黨章,怎麼回答?”

鄭維山避開話題,然后他請教軍政委李先念:“張國燾成立個中央,怎麼比我們成立支部還簡單?”李先念無可奈何地搖搖頭。

他又找方面軍總政委陳昌浩:“我們現在有黨中央,為什麼還要另立中央呢?一國不能有二主嘛!”陳昌浩無言以對。

……

這正是張國燾擔心的事情。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擊破,如果將帥離心、官兵逆反,那離瓦解就不遠了。

更令張國燾不安的是,共產國際這時也插手干預了。

1936年1月1日,毛澤東給朱德發來一封電報,裡面有這樣一段話:“國際除派林育英同志來外,又有閻紅彥同志續來。據雲,中國黨在國際有很高地位,被稱為除蘇聯外之第一黨,中國黨已完成了布爾什維克化,全蘇聯全世界都稱贊我們的長征。”

共產國際來人了?巨大的驚疑涌上張國燾的心頭。這是他最畏懼也是最沒有把握的事情。

為什麼手握雄兵、強橫無忌的張國燾如此畏懼共產國際?一直冷眼旁觀的徐向前有段精彩的分析:

張國燾雖然挂起了分裂黨的偽中央招牌,但一直不敢對外公開宣布,據我觀察,他是做賊心虛,騎虎難下。

張國燾的“中央”,完全是自封的,並不合法。既未按黨規黨法,經民主選舉產生,又未向共產國際報告,得到批准。那時,中國共產黨是隸屬共產國際的支部之一,一切重大問題的決定,必須經過共產國際認可,方能生效。張國燾是老資格的政治局委員,當然更明白這一點。他深怕公開打出另立“中央”的旗號后,一旦被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否決,局面將不堪收拾。

越怕什麼越來什麼。半個月后,林育英正式致電張國燾:

請轉四方面軍張國燾同志:

共產國際派我來解決一、四方面軍的問題,我已會著毛澤東同志,詢問一、四方面軍通電甚少,國際甚望與一、三軍團建立直接的關系。我已帶有密碼與國際通電,兄如有電交國際,弟可代轉。再者,我經過世界七次大會,對中國問題有詳細新的意見,准備將我所知道的向兄轉達。

林育英

16日9時

張國燾接到電報后,第一反應是全面“揭露”和“攻擊”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所謂“機會主義”錯誤。他列舉了六大“罪狀”:

(甲)將五次“圍剿”估計為決定勝負的戰爭,在受一挫折的條件下,必然成為失敗主義的嚴重右傾。

(乙)防御路線代替進攻路線。

(丙)在過去福建和北方事變中,和全國抗日反蔣運動中,都因錯誤策略放棄無產階級領導的爭取。

(丁)機械的了解鞏固根據地,因此不能學習四次“圍剿”在鄂豫皖紅軍在強大敵力壓迫下退出蘇區的教訓。

(戊)忽視川陝蘇區和整個川、陝、甘的革命局勢,因此對川陝赤區的沒有幫助和指導,影響到蘇、紅在西北的發展,過低估計少數民族的革命作用,對革命在西北首先勝利的可能表示懷疑。

(己)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放棄向南發展,懼怕反攻敵人。后來又將黨北進攻的路線曲解成為向北逃跑,最后走到分裂黨和紅軍。

張國燾自稱“黨中央”,以此試探林育英和共產國際的反應。

8天后,他等到了林育英第二份電報,明確指出:

國燾、朱德同志:

甲、共產國際完全同意於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並認為中共在共產國際隊伍中,除聯共外是屬於第一位。中國革命已成為世界革命偉大因素,中國紅軍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紅軍的萬裡長征是勝利的。

乙、兄處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屬代表團。兄等與中央的原則上爭論可提交國際解決。

林育英

這封電報最引人注目的有兩點:第一,通篇電報都是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用的是明確甚至是命令語氣﹔第二,電報明確把陝北稱為中央,把一方面軍稱為中央紅軍,把張國燾及他的第二中央稱為“兄處”。這表明,在共產國際眼裡,至少在共產國際特使林育英眼裡,陝北是正統,張國燾是不被承認的“冒牌”。

為了讓張國燾好下台,張聞天代表陝北方面表示張國燾等可以在取消第二中央的前提下成立西南局,暫時與中央保持橫的關系。

張國燾意識到自己輸了,但是不甘心輸得連塊遮羞布都不剩,他還力求與毛澤東打成平手,於是在“急謀黨內統一”的旗號下,提出兩個方案:一是由共產國際、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和爭執雙方一起商量,重組新的政治局﹔二是爭執雙方均直屬代表團,陝北稱西北局,川康稱西南局。

見張國燾仍然幻想與中央分庭抗禮,林育英對他的提議沒有立即答復。

張國燾不僅在林育英那裡遭受冷落,在紅四方面軍也倍受孤立。

在林育英公開表態支持陝北方面后,陳昌浩也轉變了態度,表示服從共產國際的決定。徐向前等高級將領群起做工作,主張先取消這邊的“中央”,其他分歧問題,待日后坐下來可以慢慢解決。

1936年2月,紅四方面軍制定《康(定)、道(孚)、爐(霍)戰役計劃》,決定籌措糧草,伺機北上。至此,張國燾南下計劃完全破產,張國燾成了孤家寡人。他自己后來承認:“我自己在黨內的地位開始居於劣勢。”

取消“中央的名義”后,張國燾作出這樣解釋:“我們反對錯誤路線成立臨時中央是對的,現在既然陝北同志們已回歸到國際路線下,我們就應當一致起來,向敵人奮斗。過去我們反對逃跑路線,是站在原則上的,現在為著黨的一致,甚至採取讓步,撤銷臨時中央這也是為著原則。”

紅四方面軍將士提出疑問:“成立第二中央,張總政委正確﹔撤銷第二中央,張總政委也正確。那究竟是誰錯了呢?”

張國燾給出的答案是:誰都沒錯!

大牌政客斗不過老牌“軍閥”

處於下風的張國燾,手裡還握著一張王牌,就是他有與紅二、紅六軍團進行聯絡的唯一密碼,可以借用中央、中央軍委的名義,影響並指揮這支主力紅軍。

這正是毛澤東最為顧忌的地方,因而一再要求張國燾上交密碼。1936年1月21日,毛澤東、周恩來電告張國燾:“請將二、六軍團密碼速告知,以便直接通報。”

張國燾拖了20天,然后洋洋得意地回答:“我們對二、六軍團之各種情況甚為明了,完全可以幫助他,勿念。”

后來,周恩來搬出共產國際代表林育英,兩人聯名致電張國燾:“請將其通電密碼告我,以便聯絡通電,免誤時間。”

這次,張國燾索性不予理睬。

在解決這個至關重要的死扣上,朱德發揮了關鍵作用。

張國燾一生精明,把毛澤東當做自己最大的對手,不曾提防憨厚老實的朱老總。

《老子·德經》雲:大音稀聲,大象無形﹔大直若屈,大巧若拙。朱德就是這樣的人。他生性溫和,但意志如鋼﹔他精華內斂,謙遜之中含有過人的韜略和一招制勝的偉力。

1936年春,紅二、紅六軍團渡過金沙江,北上向紅四方面軍靠攏。

張國燾隻知道兩軍會合可以增加他的軍事力量,但沒有考慮到兩軍會合也可能削弱他的政治力量。張國燾仗著自己兵強馬壯、權高勢大,擺出了一副主人的架勢,等著賀龍、任弼時、關向應三巨頭上門拜謁。

朱德卻放下架子,主動帶先頭部隊遠出迎客。

6月3日,紅六軍團軍團部和第十六師率先在理化與紅四方面軍第三十二師會合。22日,朱德聞訊日夜兼程趕到玉隆,他與軍團領導人交談不到數句,就覺得出了問題,立即有針對性地說明情況。

紅六軍團軍團長蕭克曾以沉痛的心情回憶過這段插曲:

當六軍團六月二日在理化南之甲窪,與遠道前來迎接我們的部隊見面時,有的老戰友對我說:張國燾與中央決裂了,責任在中央。我盲目地相信了。我本來對中央根據地的損失和一方面軍在長征中的嚴重消耗與削弱有些不滿,加上片面地聽信了歪曲事實的說法,就把遵義會議前后中央的領導搞混淆了,曾在一些同志面前對中央表示過不滿情緒,這是錯誤的。但當我見到朱總司令時,他誠懇地向我說明了事件發生的經過后,就改變了態度。這是我政治生活中一個最深刻的教訓,書此永志不忘。

接著,朱德又與紅六軍團政委王震談了一個晚上,王震表示要堅決同張國燾作斗爭。

6月30日,紅二軍團在賀龍、任弼時、關向應的率領下到達甘孜附近的絨壩岔,朱德、劉伯承又親自前往迎接。

朱德激動地說:“好哇!你們這一來,我的腰杆也硬啦!”

賀龍握著朱德的手說:“總司令,我們二、六軍團天天想、夜夜盼,就盼著和中央會合呢!”

朱德又說:“你們來了,我們一起北上,黨中央在毛主席那裡!”

到這時,大家才注意到朱德的話裡藏有豐富的潛台詞。

劉伯承補充道:“中央不在這裡,中央在前面。”

賀、任、關驚愕地望著朱德和劉伯承。

朱德介紹了紅一、紅四方面軍由會師到分手的情況。他說:“一、四方面軍會師后,電台作了調整,與你們聯系的電台調到了紅軍總部,由張國燾接管了。換句話說,你們一年來都在跟張國燾打交道。”

任弼時長嘆一聲:“唉,我們還蒙在鼓裡哩!”

朱德、劉伯承與任弼時、賀龍、關向應徹夜長談,就如何將部隊分開行動,防止被張國燾控制進行研究。朱德給賀龍出主意,要他向張國燾要求支援,最好能把原一方面軍的紅九軍團(現改編為三十二軍)要過來。劉伯承提醒賀龍等人注意斗爭策略:“對張國燾這個家伙不能冒火,冒火可能導致分裂。”

朱德、劉伯承及時說明情況,使紅二、紅六軍團從一開始就分清了是非界線,如同打了一劑“預防針”。同時,也引發了任弼時、賀龍等人對張國燾的戒備和思考。

7月1日,張國燾抵達甘孜,兩個方面軍領導人會面。

“一別十年,雲清,可想死我了。”他按照中國傳統習慣,親熱地叫著賀龍的表字,臉上帶著滿面笑容。

“十年前在南昌時,你只是個‘中央代表’,現在可不得了,聽說成立了一個什麼臨時中央,你還當了‘總書記’?”賀龍半開玩笑地刺了一句。

張國燾紅著臉說:“已經撤銷了,已經撤銷了。”

當天晚上,張國燾在與任弼時的談話中提出:調換紅二、紅六軍團首長,特別是調換政治領導。他要任弼時離開,由他給兩個軍團委派新政委。

“兩軍剛剛會合,現在就動干部不太合適。”任弼時頂了回去。

張國燾見話不投機,轉而與任弼時商量第二天開會師大會的事情。任弼時還向他索回了與黨中央聯系的電台密碼。

7月2日,紅二、紅六軍團與紅四方面軍召開會師大會。主席台上,張國燾起身准備講話,賀龍在他耳邊說了一句悄悄話:“國燾啊,隻講團結,莫講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槍!”

賀龍“軍閥”出身,向來就是膽大包天的人物。張國燾有點怵賀龍耍“軍閥”,起身宣布由朱總司令講話。

賀龍看到張國燾不敢公開講話,心中暗笑。他后來透露說:“其實,我哪裡會打他的黑槍,嚇唬嚇唬他嘛,是他心裡有鬼嘛!”

毛澤東、黨中央早就領教過了張國燾拉攏、分化、瓦解的功夫,為防止出現不利局面,果斷地於7月5日下令:以二軍團、六軍團和三十二軍組成紅二方面軍,賀龍任總指揮兼二軍團軍團長,任弼時為政委兼二軍團政委,蕭克任副總指揮,關向應為副政委﹔陳伯鈞為六軍團軍團長,王震為政委﹔羅炳輝、袁任遠分別任三十二軍軍長、政委。紅二方面軍的成立,使得賀、任、關三巨頭與張、徐、陳三巨頭取得平等的軍事地位。

7月上旬,賀、任、關回訪張國燾。賀龍親自安排住房和警衛。1961年在談到這段歷史時,他說:

到了甘孜,他人多,我們人少,我們又不聽他的,得防備他臉色一變下狠手。我有我的辦法,我讓弼時、向應和朱老總、伯承、張國燾都住在一幢兩層的藏民樓裡。那時,在甘孜組織了一個漢藏政府,叫“巴博依得瓦”。我們大家就住在主席府。整個住所的警衛是我親自安排的。警衛人員每人兩支駁殼槍,子彈充足得很呢!你張國燾人多有個大圈子,我賀龍人少,搞上小圈子,他就是真有歹心也不敢下手。張國燾搞分裂,我們搞團結,可是對搞分裂的人不得不防嘛!

張國燾在兩軍領導人會面后,先是派周純全來傳話,提出:兩個方面軍首先應該一致。

任弼時回答:“唯有在十二月決議(即瓦窯堡會議決議)的基礎上才能達到一致。”

趁紅二方面軍首長回訪時,張國燾親自出馬,提議召開兩個方面軍黨的會議。

關向應說:“我看開這樣的會議不現實。”

張國燾咄咄逼人地質問道:“說清楚,怎麼不現實?”

關向應尖銳地說:“開會自然要作個報告吧?由誰來作報告?大家能夠達成一致嗎?”

“這話有理。”賀龍一旁幫腔道,“國燾作報告,我不同意﹔弼時作報告,你大概也不同意,怎麼開?”

張國燾退讓一步:“那就開兩軍聯席會議,我和弼時都作報告,這下總行了吧?”

任弼時也不含糊,回答說:“聯合起來開會,我們不反對,但是丑話說在前頭,不能以多數壓少數,把你的觀點強加給二方面軍。”

賀、任、關“鐵三角”分工很明確,關向應冷面相向,立足於守,重點是穩定內部,不准張國燾插入一兵一卒﹔賀龍立足於攻,笑吟吟地纏著張國燾要兵、要槍、要彈藥﹔任弼時以相對超然的態度,出面調停兩個方面軍的關系,重點是爭取張國燾北上。

張國燾方法用盡,根本撼不動賀、任、關這個“鐵三角”。相反,由於紅二方面軍的到來,原來晾在一邊的朱德、劉伯承說話的分量越來越重,紅四方面軍內部又有徐向前、李先念等大多數將領主張從速北上。在重重的壓力下,張國燾下令等候已久的部隊啟程向北,開始了第三次穿越草地的艱苦行軍。

徐向前、陳昌浩雙雙下達最后通諜

北上途中,張國燾有個樂觀的估計,認為至少可以與陝北中央扳成平手。他在紅四方面軍干部大會上說:“我們雙方都同時取消中央的名義,中央的職權由駐國際的代表團暫行行使。如大家所知一樣,國際的代表團中,負總責的有陳紹禹同志,還有別的同志,代表代表團而回國的則有林育英同志等。在陝北方面,現在有八個中央委員七個候補委員,我們這邊有七個中央委員三個候補委員,國際代表團大約有二十多個同志,這樣陝北方面設中央的北方局,指揮陝北方面的黨和紅軍中工作。此外當然還有白區的上海局、東北局,我們則成立西北局,統統受國際代表團的指揮。”

7月下旬,紅二、紅四方面軍先后走出草地。7月27日,兩個方面軍高級干部在阿木柯河(今牙磨河)畔召開會議,成立了西北局,委員有朱德、張國燾、劉伯承、任弼時、賀龍、關向應、蕭克、王震、徐向前、陳昌浩、周純全、傅鐘、何長工、黃火青等20余人,張國燾任書記,任弼時任副書記。西北局隻設組織部,由傅鐘任部長,后來又設立秘書處,由劉少文任秘書長。

西北局的組成,並不符合張國燾的設想,這顯然不是那種直屬共產國際代表團、與陝北中央平行的組織,而是歸屬中央統一領導的下級組織。由於兩個方面軍多數高級干部都贊成設立,張國燾不好公開反對,隻好懷著抑郁的心情接受了。

之后,令張國燾更加擔心的局面出現了。

7月末和8月初,在包座河西岸的求吉寺(救濟寺),西北局召開成立后的第一次會議,討論兩軍行動方針。

會上,張國燾將原來商定的北進岷(州)、洮(州)、西(固)擱置一旁,另辟蹊徑,提出從齊哈瑪過黃河,由西面北出青海到新疆的計劃。此舉旨延緩與陝北中央的會合,開創一個獨立支配的局面。如果能搶先西進青海、新疆,打通與蘇俄的通道,一方面可以得到蘇聯的軍事援助、壯大實力,另一方面可以與蘇共和共產國際取得直接聯系,改變黨內格局中被動地位。

他的建議遭到任弼時反對:“在目前抗日浪潮高漲的背景下,西進不可行。”

會議以壓倒多數的意見,通過《岷(州)洮(州)西(固)戰役計劃》,要點是先機奪取岷、洮、西地區,主力向蘭州、天水方向進展,以會合一方面軍為主要目的。

為了打消張國燾對北上的抵觸情結,紅二、紅四方面軍高級干部做了許多工作。傅鐘回憶:

張國燾主張向西、反對向北的症結在於:害怕同黨中央會合。許多同志勸他解除這個顧慮。在任弼時同志就要返回二方面軍的前夕舉行的西北局會議上,朱德同志、任弼時同志非常誠懇地勸張國燾不要怕同黨中央見面,錯了認錯,作自我批評,回到馬列主義路線上,不再搞派別活動就不會抹殺自己的功績和光榮。

隨著北上腳步加快,張國燾抵觸情緒與日俱增。9月16、17、18日,在連續三天的西北局會議上,他態度消極,表現沉悶、抑郁。主張紅軍改北上為西渡黃河。這次會議有張國燾、朱德、陳昌浩、傅鐘、曾傳六、李卓然、何畏、蕭克、劉少文等,會議最終釀成了一場大攤牌,史稱甘南風波。

到了第三天上午續會時,張國燾見說服不了大家,蠻橫地說:“在黨委會中書記應該有最后決定權。”

朱德義正詞嚴地說:“書記要服從委員會的決議,否則書記便要取消資格,這是我黨基本的組織原則。”

張國燾氣急敗壞,突然站起身來:“你們不聽我的,總政委不干了。我辭職算了!”說完,他帶著警衛員和騎兵排住到岷江對岸供給部去了。

與會者愣住了,面面相覷。朱德忍無可忍,也拍著桌子站起身來,堅定地說:“他不干,我干!”他吩咐作戰參謀挂起地圖,與大家一起商量北上的具體路線。

朱德看透了張國燾,硬的不奏效,他肯定會軟下來的。

果然,黃昏時分,張國燾就軟下來了,派人過江通知繼續開會。朱德、陳昌浩與西北局成員給張國燾台階下坡,到他住處開會。又是一陣唇槍舌劍,張國燾見擰不過大家,被迫表態:“黨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是少數服從多數,既然你們大家都贊成北上,那我就放棄我的意見嘛!”

散會后已是深夜,張國燾思來想去,對會師后的處境顧慮重重,再次變卦,開始調動軍隊,實施他的西進方案。陳昌浩、朱德、劉伯承聽說后在一起商量,認為無論如何要實現會合,北上的決定不能因為個別人的反對而胎死腹中。

“張國燾的決定是違反組織原則的錯誤行為,隻要是錯誤的,我就能推翻他的決定。”陳昌浩是個敢作敢為的人,當即以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的名義下達命令,嚴令左翼部隊停止西進、准備待命,右翼部隊停止西撤。

陳昌浩經過三次草地波折,特別是另立“中央”前后的政治風浪,認識到自己走錯了路,決心改正錯誤。岷州會議上,他堅決站在朱德一邊,特別是在調動紅四方面軍兵力部署的問題上與張國燾針鋒相對,發生了兩人共事以來最尖銳的爭論。這個打擊是張國燾意料不到的,也是最為痛苦的。

凌晨3點多鐘,張國燾主動上門,找陳昌浩做工作。他談了三點意見:1.陳昌浩無權改變他的計劃﹔2.陳昌浩發出的命令是錯誤的,今天的革命形勢應該保存四方面軍﹔3.會合后一切都完了,他們會要讓我們交出兵權,開除我們的黨籍、軍法從事。

說著說著張國燾眼圈紅了,接著,悲從心來,痛哭失聲,豆粒大的淚珠不住地往下落。

陳昌浩針對張國燾的觀點,表明了自己的態度:“誰有權決定,要看是否符合中央要求,而你的決定是錯誤的。現在的形勢是必須去會合,會合后就有辦法了,繼續分裂對中國革命不利。”

聽到陳昌浩把話說得斬釘截鐵,張國燾更是淚如雨下。陳昌浩說:“我們是黨員,錯誤要向中央承認,聽候中央處理,哭是沒有用的。”

這話還真見效,張國燾收住眼淚,扭頭就走,連夜趕往漳縣前敵指揮部。

徐向前見到神色匆匆的張國燾,大吃一驚。

“把周純全、李特、李先念等同志找來。”張國燾氣咻咻地一屁股坐在椅子上,進門就是這句話。

徐向前感覺事情不妙,派警衛員把人叫到前敵指揮部。

張國燾見人到齊了,紅著眼圈又來了一句:“我這個主席干不了啦,讓昌浩干吧!”

眾人莫名其妙,忙問發生了什麼事。

張國燾把事情的起因說了一遍,說到后來又激動地掉下眼淚:“我是不行了,到陝北准備坐監獄,開除黨籍,四方面軍的事情,中央會交給昌浩搞的。”他成功地把岷州會議北上與西進之爭解釋成了陳昌浩企圖取而代之的個人矛盾。

徐向前聽了,感覺不是滋味。他后來在回憶錄中追述了當時的感覺:“我覺得陳昌浩這個時候和‘張主席’鬧得這麼僵,似乎有點想取而代之的味道,也不合適。”他一向不願意介入個人恩怨,於是說:“關於軍事方針問題,可以繼續商量。”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勸張國燾冷靜下來。

張國燾一見事情有轉機,來了勁頭,指著地圖,邊講邊比劃:“四方面軍北上靜、會地區,面臨西蘭大道,與敵決戰不利﹔陝甘北地瘠民窮,不便大部隊解決吃糧問題,如果轉移到河西蘭州以北地區,情形會好得多……”

從軍事角度上講,張國燾講得也有一定的道理。於是,大家當場制定了從永靖、循化的渡河計劃。

前敵指揮部領導人的上述計劃均是出於軍事戰術上的考慮,他們沒有想到張國燾隱瞞了岷州會議的決策過程,沒有想到張國燾的軍事借口背后隱藏著不願北上的心曲。

張國燾說服前敵指揮部后,遂於9月21日電告朱德、陳昌浩,宣布岷州決策有變,請他們立即趕赴漳縣開會,同時下令調動部隊,准備從永、循地區西渡黃河。

22日,朱德、傅鐘連夜趕往漳縣。

陳昌浩比朱德早一步趕到漳縣前敵指揮部,見前方意見一致,便說:“既然你們這樣,我就辭職,不當四方面軍政治委員了!”

李先念說:“你不能辭職,我們還是聽你們的話。”

徐向前等人又轉過頭來勸陳昌浩。李先念后來回憶說:“我們那時的態度是勸和。一勸服從張主席,二勸陳昌浩不要辭職。”

陳昌浩見木已成舟,一時不知說什麼為好。

23日,西北局在漳縣附近三岔四方面軍前敵指揮部召開會議。由於有了前敵指揮部的支持,張國燾情緒很好,不再提辭職的事,而是面帶笑容,侃侃而談:“上次討論不充分,有的委員沒有參加,這次詳細討論也不算錯,定出好的計劃,減少部隊損失,是件好事。”

接著,張國燾扳著指頭,闡述西進方案的優越之處:“西進的地區人口稠密,部隊供應問題容易解決,過黃河的困難也不大,青海、甘北的馬步芳、馬鴻逵總比胡宗南好對付,從那裡也可以和一方面軍會師。再說,北上靜會作戰也要充分估計我們的能力。部隊剛剛走出草地不久,到甘南又連續作戰,沒有休整,相當疲勞,人員、彈藥都不足。單說五軍,炸彈十個有五個打不響。胡宗南呢?近年幾乎沒有多少戰斗消耗,人員裝備齊整,且供應充足,兩相對比,我們不得不作萬一之想,上回我說北上是斷送紅軍,不是唬人的。”

會場上硝煙再起。前方指揮員談得比較多,都傾向西進方案。這些指揮員同意張國燾的意見也有一定的道理,部隊三過草地,在開全、蘆山、寶興地區,特別是百丈遭受巨大損失,元氣大傷,與強敵作戰確實有困難。

陳昌浩比朱德等人先一天到達漳縣,由於被一些人誤認為奪帥,情緒很不好,對戰役方案談得不多。

參加過岷州會議的傅鐘、曾日三等人力爭無效。

朱德見此情形,無可奈何地說:“我建議向中央匯報,如中央不同意,就堅決執行以前的方案。”

9月24日,中央接到朱德的電報,毛澤東一眼就看出了問題的實質,在給彭德懷的電報中說:“張國燾又動搖了北上方針,我們正設法挽救中。”

從25日開始,在三天時間內,中央與四方面軍又打起了“電報仗”。僅26日一天,雙方來往電報達9封之多。其中張國燾有兩封電報引人注目。

一封是26日12時致中央電:“我們提議,請洛甫同志即用中央名義指導我們,西北局應如何組織和工作,軍事應如何領導,軍委主席團應如何組織和工作,均請決定指示,我們當遵照執行。”這是張國燾第一次明確表示接受中央的指導。

另一封是26日22時致中革軍委電:“四方面軍已照西渡計劃行動,通渭已無我軍,如無黨中央明令停止,決照原計實施。”這表明,張國燾仍想行先斬后奏之策,欲造成既成事實,其用意仍在力避北上。

這兩封電報給了中央快刀斬亂麻的機會。27日,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代表中革軍委明令停止西渡。電文用鮮明的語言寫道:“四方面軍應即北上與一方面軍會合,爾后向寧夏、甘西,二方面軍應暫在外翼箝制敵人,以利我主力之行動。”

張國燾不為所動,決意西進。

紅四方面軍西行至洮州,部隊情緒低落。紅四軍政治委員王宏坤回憶道:

這時已到了9月下旬,上面突然來了一道命令,要我們向西撤。命令一傳達,部隊情緒大變,紛紛提出疑問,為什麼向西走,又進草地?到青海那裡去?心裡很不舒服,思想不通也得服從命令,帶著十師、十一師撤出渭源城往回走,而那支地方武裝卻不願意跟我們走,甚至有人殺害了我們派進去的干部。

與此同時,隨先頭部隊行動的徐向前從前面回到洮州總部,說:“據老鄉們介紹,黃河對岸已經進入大雪封山季節,氣候寒冷,道路難行,西渡黃河的計劃難以實行。”

在天時、地利、軍心均不利於西渡的情況下,張國燾固執地堅持道:“前面不通,還可以繞道西進嘛!”

朱德勸道:“國燾同志,是回頭的時候了,不能一錯再錯了!”

張國燾不聽,下令在洮州召開西北局會議。他想再通過爭取多數的辦法,推翻中央的命令。

會議在洮州城一個天主教堂舉行。張國燾作長篇發言,其中心意思是:西渡計劃不能改,我們打到迪化(今烏魯木齊),打通國際路線,得到裝備后再打回來,與一方面軍會合也不遲﹔現在洮州大雪封山不能過黃河,可不可以考慮從南邊繞道?

他的發言遭到了紅四方面軍干部的斷然反對。陳昌浩首先發言:“從地圖上看,南行又要走一片草地,部隊走怕了。再走草地開小差的會增多,部隊怎麼帶?”

徐向前發言,話不多,但分量很重:“鄂豫皖出來的同志不想再折騰了!”

傅鐘、蕭克、李卓然、余洪遠、王維舟等人發言一致強調,中央既然已有明確命令,不能再猶豫了。

張國燾在會上空前孤立,沒有一個人支持他的方案。洮州會議決定立即執行中央命令,迅速北上。

消息傳開,紅四方面軍指戰員歡喜雀躍,陳昌浩等一批背著南下思想包袱的高級干部卸下了一塊心病,感到由衷地高興。幾十年后,李先念還能回憶起陳昌浩當時的興奮勁:

結果部隊向西的洮河方面走了一天,過不去,又轉回來。陳昌浩再見到我們可得意啦,一進門就說:先念呀,殺個雞吃吧!又拍著我的肩膀說:沒問題了,我們統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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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張湘憶、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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