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平漢
1958年，共和國歷史上的“大躍進”之年。這年1月11日至22日召開的南寧會議，是發動“大躍進”的一次重要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對1956年以來的反冒進提出嚴厲批評，使黨內思想統一到“躍進”即冒進上來﹔提出了生產計劃三本賬的問題，為“大躍進”中各種高指標的提出開了綠燈。
“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
1957年9月，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對1956年經濟建設的反冒進方針首次作了公開批評，認為搞社會主義建設不能慢騰騰，而是應該冒一點，“大躍進”運動由此拉開序幕。同年11月，毛澤東率中國黨政代表團前往蘇聯參加十月革命勝利四十周年慶典活動，並出席各國共產黨工人黨代表會議。在莫斯科期間，他提出中國用15年時間實現主要工業產品產量趕超英國的目標。“大躍進”運動“超英趕美”口號由此發端。
1958年是第二個五年計劃的開局之年，《人民日報》發表題為《乘風破浪》的元旦社論。社論強調指出，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完成僅僅是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強國的萬裡長征中的第一步。在我國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基礎和現代化的農業基礎，從現在算起還要10年到15年時間。社論向全國人民提出一個超英趕美的具體時間表：15年左右的時間內，在鋼鐵和其他重要工業產品產量方面趕上和超過英國，在這以后，還要進一步發展生產力，准備再用20年到30年的時間在經濟上趕上並超過美國，以便逐步地由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
現在看來，提出這樣的時間表是多麼的不現實，建成社會主義和實現共產主義必然要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但那是一個充滿激情和充滿自信的年代，人們相信有了“一五”計劃勝利完成的經驗，有了先進的社會制度，有了整風運動后六億人民沖天的干勁，再加上地大物博的優越條件，這個目標是完全能夠實現的。而這個目標的提出，又進一步激化了人們的“大躍進”熱情，並以更加急切的心情盼望這個目標的早日實現。
為了進一步克服黨內的右傾保守思想，將“大躍進”引向高潮，進入1958年后，毛澤東先后主持召開了一系列以批評反冒進為中心內容的會議。
1月3日和4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集部分省、市委書記參加的工作會議上，作了兩次講話，均涉及反冒進問題。他說，治淮（河）原來計劃低了，后來超過了，批評了右傾保守，就很舒服，愈批評愈高興。《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到第二個五年計劃第三、第四、第五年就要修改，愉快地批判右傾。1956年的工業產值增31%，沒有1956年的突飛猛進，就不能完成五年計劃。今年3月比一次，夏季比一次，到10月開黨代會再比一次。講話中還指名道姓地批評了主張反冒進的周恩來等人。
杭州會議剛剛開完，南寧會議於1月11日召開，會議由毛澤東親自主持。會議一開始，就印發了22個參考文件，其中有3個文件是作為多快好省的對立面即反冒進的材料印發。這3個材料是：李先念1956年6月15日在一屆人大三次會議的報告中關於反冒進的一段話，6月20日《人民日報》的社論，11月10日周恩來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關於1957年度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和財政預算控制數字的報告》的節錄。這預示著會議的主題，由原本是討論1958年的預算和經濟計劃變成了批評反冒進。會議的氣氛頓時緊張起來。
11日晚，毛澤東作了第一次講話，一開始就對國務院的工作和反冒進提出了批評。毛澤東說：關於向人代會的報告，我兩年沒有看了（為照顧團結，不登報聲明，我不負責）。章伯鈞說國務院隻給成品，不讓參加設計，我很同情，不過他是想搞資產階級的政治設計院，我們是無產階級的政治設計院。有些人一來就是成品，明天就開會，等於強迫簽字。隻給成品，不給材料。要離開本子講問題，把主要思想提出來交談。說明為什麼要這樣辦，不那麼辦？財經部門不向政治局通情報，報告也一般不大好談，不講考據之學、辭章之學和義理之學。前者是修辭問題，后者是概念和推理問題。
管“實業”的人，當了大官、中官、小官，自己早以為自己紅了，鑽到那裡邊去出不來，義理之學也不講了。如反冒進。1956年冒進，1957年反冒進，1958年又恢復冒進。看是冒進好，還是反冒進好？他還舉例說，河北省1956年興修水利工程1700萬畝，1957年興修水利工程2000萬畝，1958年2700萬畝。治淮河，解放以后七八年花了12億人民幣，隻做了12億土方，今年安徽省做了16億土方，隻花了幾千萬元。毛澤東還用帶著警告的語氣說，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好不好？這是政治問題。一反就泄了氣，六億人民一泄了氣，不得了。十個指頭問題要搞清楚，伸出手看看，究竟有幾個指頭生了瘡？不過一個指頭有毛病，不過多用了一些錢，多用了一些人，就“庫空如洗”呀，“市場緊張”呀。隻講一個指頭長了瘡，就不會形成一股風。吹掉了三個東西：一為多快好省，二為四十條綱要，三為促進委員會。這些都是屬於政治問題，而不屬於業務。一個指頭有毛病，治一下就好了，原來“庫空如洗”“市場緊張”，過了半年不就變了嗎？錢多花了，計劃大了，要批評，我也批評過，如廣東、河北通縣專區產量定得過高。我是“抱著石頭打泡泅（湖南方言，游泳之意）”，做事歷來是穩當的。
毛澤東將工作的成績與缺點比喻為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系，認為這是關系六億人的問題。他說：對於我們共產黨，對於我們的事業來講，總是九個指頭是好的，不過一個指頭有毛病。那就是究竟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是保護熱情，鼓勵干勁，乘風破浪，還是潑冷水，搞泄氣，使整個工作受到很大損失的問題。這一點被右派抓住了，來了一個全面“反冒進”。陳銘樞批評我“好大喜功，偏聽偏信，喜怒無常，不愛古董”。張奚若(未劃右派)批評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輕視過去，迷信將來”。陳叔通也講過：“我看方針是冒進為主，保守為副。”過去北方畝產一百多斤，南方二三百斤﹔蔣委員長積20年之經驗，隻給我們留下4萬噸鋼(年產)。“好大喜功”，看什麼大，什麼功，是反革命的好大喜功，還是革命的好大喜功。不好大，難道好小？中國這樣大的革命，這樣大的合作社，這樣大的整風，都是大，都是功。
12日，毛澤東第二次發表講話，對反冒進再次提出批評。他說：“在杭州會議上，我當著恩來發了一通牢騷。《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序言，對全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是‘個人崇拜’‘崇拜偶像’？不管什麼原因，全國各地的報紙、大小刊物都登載了，發生了很大的影響。這樣，我就成了‘冒進的罪魁禍首’”。“財經工作有很大成績，十個指頭隻有一個不好，講過一萬次不靈。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子。這一次，千裡迢迢請同志們來一趟，是總理建議的。本來我不想多談，有點灰心喪志。”他還說，三中全會，我講去年砍掉了三個東西，沒人反對，我得彩了。又復辟了，就又有勇氣找部長談話了。這三年有個曲折，右派一攻，把我們一些同志拋到離右派隻有50米遠了。右派來了個全面反冒進，什麼“今不如昔”“冒進比保守損失大”。研究一下，究竟哪個大？
毛澤東接著說：我要爭取講話。1956年1月至11月反冒進，二中全會我講了七條，是妥協方案，解決得不徹底。在省、市委書記會議上，我承認部分錢花得不當，未講透，那股反冒進的風就刮普遍了。廖魯言(農業部長)向我反映，四十條被吹掉了，似乎並不可惜。對此可惜的人有多少？嘆一口氣的人有多少？一下吹掉了三個東西。有三種人：第一種人說，“吹掉了四十條，中國方能得救”﹔第二種人是中間派，不痛不痒，蚊子咬一口，拍一巴掌就算了﹔第三種人嘆氣。總要分清國共界限，是國民黨是促進的，還是共產黨是促進的？
毛澤東還說：反冒進的人為黨為國，憂慮無窮，脫離了大多數部長和省委書記，脫離了六億人民。請看一篇文章，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賦》，此文使登徒子兩千年不得翻身。宋玉的方法是，攻其一點，不及其余。九個指頭不說，隻說一個指頭，就是這種方法。我們就怕六億人民沒有勁。不是講群眾路線嗎？六億人民泄了氣，還有什麼群眾路線？看問題，要從六億人民出發，要分別事情的主流、支流，本質、現象。
周恩來因為工作關系，直到1月13日才乘飛機抵達南寧。14日會議上，毛澤東作第三次講話，主要講工作方法問題，總共講了24條，並繼續對反冒進和國務院的工作提出了措辭比較尖銳的批評。說反冒進就是講平衡，“卻不知道反冒進傷了許多人的心，興修水利、辦社、掃盲、除四害都沒勁了”。他再次強調，要注意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區別，不要採取“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的做法，歷史上教條主義這樣搞過，因小失大。
“我是反反冒進的”
從1月15日起，會議的主要內容是聽取各省、市委第一書記和國務院分管經濟工作的負責人匯報1958年的工作安排。當天，負責經濟工作的副總理薄一波（兼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在會上作了《關於一九五八年計劃（草案）的匯報提要》的發言。
薄一波說，1958年計劃的中心是調動一切可能調動的積極因素，大力組織工農業生產高潮，迎接新的大躍進的一年，為第二個五年計劃高速度地發展生產建設鋪好道路。積極發展重工業，主要是增加燃料原材料、化學肥料、重型機械、農用動力機械和電力設備的產量，為工業生產進一步高漲准備條件，為農業的技術改革准備條件，按照物力、財力的可能，盡可能地首先擴大基本建設投資，在繼續保持市場物價的基礎上，適當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並且穩步地發展文化、教育、衛生等項事業。工業生產總產值有較大的增長，計劃為747.47億元，比上年增長15.1%。其中主要是：發電量達到220億度，比上年增長15%多﹔煤炭1.5億噸，增長16%弱﹔生鐵720萬噸，增長22%弱﹔鋼620萬噸，增長17%弱﹔水泥765萬噸，增長12%﹔木材2850萬立方公尺，增長9.4%﹔金屬切削機床2600台，增長3.2%﹔等等。農業生產總值642.5億元，比上年增長6.5%。其中糧食生產3920億斤，比上年增加220億斤，增長5.9%﹔棉花生產3500萬擔，比上年增長220萬擔，增長6.7%。都超過往年增長水平。
上述1958年工農業生產的主要計劃指標，不但不保守，而且已經有躍進的成分了，但為了避免計劃指標被說成保守，薄一波在講話中特地提出了“兩本賬”的問題。他說，工業增長速度我們認為還可以更提高一些。因為有高漲的群眾生產積極性，材料上大體有保証，國家也需要。經委一直在和各部、省、市、自治區商量增產指標，現在定15.1%的速度，已經比去年12月計劃會議上所定的10.4%的速度提高了。現在還在繼續商量。因此，准備實行兩本賬的辦法：國家一本賬，這是必成數﹔企業一本賬，這是期成數。但毛澤東對他的這個發言不太滿意，批評薄是“中間派”，“假使不是偏右的話”。
1957年12月25日，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屆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作了《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的長篇報告。柯在報告中用大段文字說明干社會主義革命，干社會主義建設，干這種前無古人的事業，干這種同帝國主義爭時間、比速度的事業，那就必須有一股革命的干勁，應該堅決貫徹執行多、快、好、省和勤儉建國方針，“好”社會主義之“大”，“喜”社會主義之“功”，批判右傾保守觀點，改正各種不正常現象，以便迎接新的建設高潮，促進建設事業的新高漲。報告根據15年趕超英國的目標，提出了上海關於提高和超額完成第二個五年計劃的12條任務，主要包括：第一，上海工業總產值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末要比第一個五年計劃期末增長100%以上，其中一般輕工業、紡織工業、機電工業、化學工業部門要根據具體情況，爭取若干質量較低的主要產品在第二、第三兩個五年計劃期間逐步地趕上或者超過英國或美國同類產品的質量水平﹔第二，爭取《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的提前實現，在5年內，糧食每畝平均年產量達到1500斤到2000斤，皮棉每畝平均年產量達到150斤到200斤﹔第三，爭取在5年內高級知識分子中的左派和中左分子能佔60%以上，基本上普及小學教育，掃除青壯年文盲，在10年內培養出一批又紅又專的技術干部、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編輯、記者、教授、教員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在5年內能夠培養出300個有實際斗爭經驗的、有大學講師以上水平的社會科學工作者﹔第四，爭取3年內使上海市區和郊區基本上無蚊、無蠅、無鼠、無麻雀、無臭虫、無蟑螂、無釘螺，5年內徹底做到，並堅持到子孫萬代﹔等等。
毛澤東對柯慶施的這個報告十分欣賞，他在1958年1月16日的會上說：“這一篇文章把我們都壓下去了。上海的工業總產值佔全國的五分之一，有一百萬無產階級，又是資產階級最集中的地方，資本主義首先在上海產生，歷史最久，階級斗爭最尖銳，這樣的地方才能產生這樣一篇文章。這樣的文章，北京不是沒有，是不多。”他在會上當眾對周恩來說：“恩來同志，你是總理，你看，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周恩來回答說：“我寫不出來。”毛澤東接著說，上海是中國工人階級集中的地方，沒有工人階級建設社會主義的強烈激情，是寫不出這樣的好文章的。“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
同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柯慶施的這個報告，並加按語說：“柯慶施同志的這個報告，雖然大部分是關於上海的情況和問題，但是這些情況和問題的性質，特別是報告的第一部分和第四部分，是具有普遍意義的。柯慶施同志在報告的第一部分中，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對於國內的主要矛盾，對於人民的內部矛盾及其正確處理，都作了詳細的分析和闡明。這一部分中還談到了對1956年工作的評價，批判了那種認為1956年各項工作都‘冒進’了的錯誤的說法，說明了多、快、好、省，勤儉建國的方針的正確性。這是值得大家重視的。報告的第四部分分析了黨內干部的思想狀況，提出了發揚革命朝氣，打掉官氣，實行勞動鍛煉、深入基層、聯系群眾的制度，以及培養又紅又專的紅色專家等重要措施。”
毛澤東一方面借柯慶施的報告批評周恩來，另一方面又表揚了周恩來在1957年6月一屆人大四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認為這個報告“是一篇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問題是如何說成績與缺點。省委書記要研究理論，培養秀才，都要研究文法、考據、詞章，一人每年搞個篇把文章，事情就好辦了”。
16日，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作第四次講話。他批評許多省委、部委整天忙於事務性工作，晝夜奔忙，考據之學、詞章之學、義理之學不搞，也不下去跑一跑，思想僵化。他提出領導干部要學理論，讀點書，還要學習一點外文。毛澤東說：沒有理論，憑什麼做領導工作？領導干部要自己動手，集體創作，開動腦筋，不搞出點理論問題不行。他還要求破暮氣，講朝氣。他說，暮氣，就是官氣，我們都相當地有一些。世界大發明家，往往不是大知識分子，都是青年。現在我們這一班人，容易壓制新生力量。要講革命朝氣，保持旺盛的斗志。
17日，會議聽取了李先念的匯報，毛澤東又對反冒進提出了批評。他拿著《人民日報》那篇《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社論，念一段，批一段。說這是一篇反冒進的社論，既要反右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進，好像“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實際重點是反冒進的。
由於周恩來是1956年反冒進的主要領導人，劉少奇對反冒進亦採取了支持態度，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對反冒進再三批評后，在19日召開的全體大會上，兩位領導人都不得不在會上就此作了自我批評。
《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
通過批評反冒進和提出15年趕超英國的口號，毛澤東感到全國人民的大躍進熱情正在高漲，一個新的生產高潮正在形成，而中央和地方各級領導干部的工作方法還有許多與大躍進不相適應的地方。為指導各級干部的工作，使他們掌握正確的工作方法，毛澤東在杭州會議期間，就工作方法問題作了一些思考，初步形成了17條內容。在南寧會議期間，他在發表講話和別人匯報作插話時，又多次講到工作方法問題。1月21日，毛澤東親自寫了《南寧會議上的結論提綱》共42條，並在這一天作了總結講話，集中講解工作方法問題。1月下旬，他根據講話提綱、會議記錄等，形成了《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
對於工作方法六十條的形成情況，毛澤東說：“這裡所說的幾十條，並不都是新的。有一些是多年積累下來的，有一些是新提出的。這是中央和地方同志1958年1月先后在杭州會議和南寧會議上共同商量的結果，這幾十條大部分是會議上同志們的發言啟發了我，由我想了想寫成的﹔一部分是直接記錄同志們的意見﹔有一個重要條文（關於規章制度）是由劉少奇同志和地方同志商定而由他起草的﹔由我直接提出的隻佔一部分。”他還說：“我們現在的主要目的，是想在工作方法方面求得一個進步，以適應已經改變了的政治情況的需要。”2月19日，中共中央將六十條草案作為中央文件下發。
《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曾是一個對1958年“大躍進”運動產生了重大影響的文件。當然，其中有許多的內容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是正確的或比較正確的。例如：關於紅與專、政治與業務的關系，要批判不問政治的傾向，一方面要反對空頭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對迷失方向的實際家﹔關於以真正平等的態度對待干部和群眾，在人民中間都要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關於抓兩頭（先進和落后）帶中間﹔關於開會的方法，應當是材料和觀點的統一﹔關於概念、判斷、推理的形成過程，就是調查、研究和思維的過程，並交由人民群眾去考驗﹔關於如何形成文章與文件，應當具有准確性、鮮明性和生動性三種性質﹔關於秘書的使用，要以自己動手為主，別人幫助為輔。還提出了，從1958年起將黨的工作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去的重要觀點，這實際上要求全黨將工作重點再次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這在當時都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但是，由於《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是在反保守、批評反冒進、發動“大躍進”的特殊背景下形成的，自然其中也有許多不切實際的內容。例如，第五條說：“五年看三年，三年看頭年，每年看前冬。這是一個掌握時機的方法。時機上有所側重，把握就更大了。”第十三條提出：“十年決於三年。爭取在三年內大部分地區的面貌基本改觀。其他地區的時間可略為延長。口號是：苦戰三年。方法是：放手發動群眾，一切經過試驗。”第十二條要求在今后五年內或者六年內，或者七年內，或者八年內，完成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的規定，並要“各省委、直屬市委、自治區黨委對於這個問題應當研究一下”，認為就全國范圍來看，五年完成四十條不能普遍做到，六年或者七年可能普遍做到，八年就更加有可能普遍做到。這樣的要求顯然過急過高，難以實現。但既然中央作了這樣的要求，而一旦提出異議又很有可能被看做右傾保守，因而導致各級層層加碼，想當然地提出更高也更難實現的目標。“大躍進”浪潮就是在這些過高過急任務的壓力下，一浪高過一浪形成大潮的。
《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還提出了生產計劃三本賬的問題。這三本賬是指中央兩本賬，一本是必成的計劃，這一本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計劃，這一本賬不公布。地方也有兩本賬。地方的第一本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賬，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賬在地方是期成的。如此一來，一級一級地將工農業生產指標拔高，1958年“大躍進”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高指標，而高指標很大程度上是這三本賬造成的。當那些不切實際的高指標提出后，按照六十條草案要求，“組織干部和群眾對先進經驗的參觀和集中地展覽先進的產品和做法”，普遍組織各種各樣的檢查評比，使浮夸風和形式主義迅速滋長起來。
毛澤東還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講到平衡與不平衡的關系問題，認為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觀規律。他說，從不平衡到平衡，又從平衡到不平衡，循環不已，永遠如此，但是每一循環都進到高的一級。不平衡是經常的，絕對的﹔平衡是暫時的，相對的。我國現在經濟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變化，是在總的量變過程中許多部分的質變。從哲學意義上，這個觀點是有道理的，但在實際運行過程中，由於片面地強調不平衡的普遍性，隻看到不平衡在事物發展中的作用，而沒有看到平衡在事物存在和發展中同樣是不可缺少的，忽視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甚至提出“以鋼為綱”口號，為了全力保鋼不惜讓其他工作“停車讓路”，造成國民經濟比例的嚴重失調。
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毛澤東還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思想，這就是第二十一條所論述的“不斷革命”。毛澤東說，我們的革命是一個接一個的。從1949年在全國范圍內奪取政權開始，接著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開始農業合作化，接著又是私營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即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在1956年基本完成，接著又在去年進行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按：指1957年的整風運動與反右派運動，由於反右派運動是從整風運動引發出來的，所以1957年秋季反右派運動基本結束后，中共中央決定繼續進行整風運動，隻不過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后的整風運動重心已放在批判右傾保守、發動“大躍進”上）。這個革命在今年7月1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但是問題沒有完結，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每年都要用鳴放整改的方法繼續解決這一方面的問題。現在要來一個技術革命，以便在15年或者更多一點的時間內趕上和超過英國。中國經濟落后，物質基礎薄弱，使我們至今還處在一種被動狀態，精神上感到還是受束縛，在這方面我們還沒有得到解放。
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就是他“不斷革命”思想的體現，認為這是一場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取得決定性勝利之后進行的技術革命。他說：“要鼓一把勁。再過五年，就可以比較主動一些了﹔十年后將會更加主動一些﹔十五年后，糧食多了，鋼鐵多了，我們的主動就更多了。我們的革命和打仗一樣，在打了一個勝仗之后，馬上就要提出新任務。這樣就可以使干部和群眾經常保持飽滿的革命熱情，減少驕傲情緒，想驕傲也沒有驕傲的時間。新任務壓來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務的問題上面去了。”可見，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運動的目的，就是要求干部群眾始終保持飽滿的革命熱情，利用現在的和平時間，把鋼鐵生產搞上去，把糧食生產搞上去，也就是把中國的生產力提高上去，改變中國現在這種經濟文化還很落后的現狀。
應當說，毛澤東主張“不斷革命”的出發點，是希望干部群眾在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后不要鬆勁，始終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及時將重心轉移到技術革命即經濟建設上來，使中國迅速強大起來。問題是，毛澤東將發展生產力、開展各種建設工作作為一場革命運動看待，決定用群眾運動的方式來進行技術革命。這不但沒有看到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性，也沒有認識到用運動的方式搞建設，雖然表面可以轟轟烈烈、萬馬奔騰，實際上違背了客觀經濟規律，必然造成一哄而起的混亂局面。
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還講到了改革規章制度的問題。這一條是劉少奇提出的，為毛澤東所採納。其中說：“政府各部門所制訂的各種規章制度是上層建筑的一部分。八年來積累起來的規章制度許多還是適用的，但是有相當一部分已經成為進一步提高群眾積極性和發展生產力的障礙，必須加以修改，或者廢除。”“應該作出這樣一個總的規定，即是在多快好省地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社會主義事業的前提下，在群眾覺悟提高的基礎上，允許並且鼓勵群眾的那些打破限制生產力發展的規章制度的創舉。”“中央各部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還應當派遣負責同志到各地的基層單位去，發現那裡有些什麼規章制度已經限制了群眾積極性的提高和生產力的發展，根據那裡的實際情況，通過基層黨委和群眾的鳴放辯論，保存現有規章制度中的合理部分，修改或者廢除其中的不合理部分，並且擬定一些新的適合需要的規章制度。”這樣的原則要求，原本也是對的，但改革規章制度是一項很復雜的工作，而且改革舊的規章制度必須相應地建立新的規章制度，否則就會出現無政府狀態。結果在“大躍進”中，由於一味強調破除舊的規章制度，把許多本來合理的規章制度也廢除了，而新的規章制度並未相應地建立起來，致使大量不遵循客觀規律的現象隨處可見，違背客觀實際的胡搞蠻干盛行。
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還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即十個指頭的問題，也就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系問題。他說：“人有十個指頭，要使干部學會善於區別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或者多數指頭和少數指頭。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有區別，這件事看來簡單，許多人卻不懂得。要宣傳這種觀點。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個別、主流和支流的區別。我們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錯了一定翻跟斗。”“說一個和九個指頭，這種說法比較生動，也比較合於我們工作的情況。我們的工作，除非發生了根本路線上的錯誤，成績總是主要的。”用這樣的方法去處理和對待工作中的成績與缺點，在一定的情況下是合理的，但如果將其在所有問題上都去套用，實際上就是將問題絕對化，特別是后來用它去對待“大躍進”問題，造成了隻能肯定“大躍進”的成績，而不能批評“大躍進”缺點的局面，致使許多本來已經發現並造成嚴重后果的問題也不能及時糾正，使這場運動延續了三年之久。
《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還介紹了一部分高產典型，其中提到湖北孝感縣的聯盟農業社，一部分土地每年種一造，畝產2130斤﹔四川仁壽縣的前進農業社，一部分土地一造畝產1680斤﹔陝西宜君縣的清河農業社，這個社在山區，一部分土地一造畝產1654斤﹔廣西百色縣的拿坡農業社，一部分土地一造畝產1600斤。並且提出“這些單季高產的經驗，各地可以研究試行”。其實在當年的生產條件下，這樣高的產量基本上不可能有。1957年全國糧食作物每畝的平均產量隻有196斤，稻谷平均每畝的產量較高，也隻有360斤，而小麥隻有114斤。這些高產典型的畝產量，超過了全國平均產量的好幾倍，其真實性是有折扣的。但由於六十條草案曾作為中央文件下發，於是“各地研究試行”的結果導致了1958年大放各種各樣離奇的高產“衛星”。
南寧會議在“大躍進”運動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正如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傳（1949—1976）》一書所評價的：“南寧會議是一次重要的會議，它對中國后來的發展產生過重大影響。這次會議繼承了中共八大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正確路線，並且提出要努力開創一個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局面，迅速改變中國的落后面貌，把中國早日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南寧會議上表現出來的毛澤東與中央其他幾位領導人的分歧，不是在是否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問題上，而是在建設速度的問題上。由於毛澤東嚴厲批評了反冒進，又提出一些超過實際可能性的高指標並被會議一致通過，這就直接導致‘大躍進’的發動。”南寧會議之后，“大躍進”運動在全國迅速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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