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達1932年—1937年在北平

李達，號鶴鳴，中國共產黨創建者之一，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翻譯家和教育家。他曾於1932年秋至1937年6月在北平任教。

一

李達通曉英、德、俄、日四種語言，在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中期，翻譯出版了近5000頁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同時，他自己傾注了畢生的心血研究馬克思主義，著作頗豐，堪稱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杰出理論家，宣傳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之一。

1927年—1932年2月，李達在上海任教期間，由於向青年學生傳播革命思想，影響很大，從而遭到國民黨特務的監視、搜查甚至毒打，以至其肩骨和鎖骨斷裂，並被解聘。

1932年8月，李達來到北平。北平大學法商學院學生聞訊后，強烈要求學校聘請他來校任教。在學生幾近罷課的壓力下，學校才聘任他為教授兼經濟學系主任，不久又兼任中國大學經濟系主任，同時在朝陽學院兼課。李達所主講的課程包括經濟學、社會學、貨幣學、社會進化史等等。在當時的白色恐怖之下，大學講壇是不能公開講授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隻能用社會學、經濟學、社會學方法論、哲學概論等隱性名稱。又如，將馬克思寫成卡爾，列寧寫為伊裡奇，用普羅列達裡亞代稱無產階級，布爾喬亞代稱資產階級等，才得以在課堂上講授馬克思主義理論。

李達為人正直，學問淵博，治學嚴謹，頗有真知灼見，所授課程深受學生歡迎，外校學生也慕名而來，教室裡不僅座無虛席，往往還有不少人站著聽講，聽講者悄無聲息，倘有騷擾者就會被趕出去。他講課言簡意賅，淺近易懂，娓娓動聽，善於聯系實際，循循善誘，誨人不倦。法商學院學生尹進道出了進步青年歡迎他的心情：“在那災難深重的舊社會裡，凡向往革命的同志，哪個不曉得著作甚豐，堅持馬克思主義宣傳的李達呢？哪個不渴望能有機會見到這位著名理論家而聆聽其教誨呢？”①他講課極為認真負責，有時患病也照常上課，將授課內容疾書於黑板上，兩節課不斷，學生甚為敬佩。

時值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我東北三省，進而入侵華北，挽救民族危亡成為廣大民眾尤其是知識分子的強烈心聲，紛紛要求抗日。可是，國民政府卻派蔣介石之侄蔣孝先率憲兵三團到北平，鎮壓各種抗日進步活動，取締抗日組織，大肆搜殺抗日進步人士和共產黨人，全城籠罩在法西斯恐怖之中。

1933年和1935年，國民政府陸續與日寇簽訂了《塘沽協定》和《何梅協定》等喪權辱國條約。日軍已侵至冀東22縣，包括昌平、順義、通州等，直逼平津。國民政府竟違背民意，頒布了《邦交敦睦令》：“凡我國民，對於友邦，務敦睦誼，不得有排斥及挑撥惡感之言論行為，尤其不得以此目的，組織任何團體，以妨國交……如有違背，定於嚴懲。”②

在平津危在旦夕的嚴峻時刻，北平天津的知識界和愛國志士，面對國亡無日，心急如焚。他們中有在大中學校任職的教授學者，以中共地下黨員為中堅力量，在課堂上或課外活動中積極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廣泛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李達堅持不渝，關心時局變化，針砭時弊。1935年冬，抗日救亡運動的烈火燃遍全國，各界民眾紛紛起來反對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蔣介石無視亡國之危，反而宣稱：“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后關頭，亦不輕言犧牲。”③李達在課堂上對此進行猛烈抨擊：“照這樣說下去，讀書不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讀書，抗日不到最后關頭，決不言抗日了。”④

李達，在大學講壇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成為青年學子的馬克思主義啟蒙者，為因民族前途而苦悶憂慮而在尋求救國之路的青年們指出了方向。

二

李達的名著《社會學大綱》，是其在平大法商學院所講“社會學”講義基礎上整理修改而成（1937年5月正式出版）。此書“從歷史和理論兩方面論述了唯物辯証法”﹔“闡明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歷史淵源及其本身的科學性，論証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全部人類認識史的偉大成就”﹔“系統的論証了唯物辯証法的基本范疇、原理和規律”﹔“闡述了歷史唯物論與辯証法的關系，歷史唯物論的根本論綱和研究對象、特點及基本原理”﹔“論述了社會的經濟構造和社會的政治建筑及社會的意識形態，並進行了系統的分析”，“提出了許多富有新意的深刻的見解。”⑤

《社會學大綱》突出體現了李達理論實踐的學風和批判精神，對於讀者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自己的行動，走上革命的道路，具有重要的實踐指導作用。該書扉頁上寫有“獻給英勇的抗日戰士”的題字。該書第四版序言中曾這樣寫道：“中國社會已經踏進了偉大的飛躍時代，我無數同胞都在壯烈犧牲著，英勇的斗爭著，用自己的血和肉，推動著這個大飛躍的實現，創造著這個偉大時代的歷史。這正是有史以來空前的偉大奇跡！可是，戰士們為要有效地進行斗爭的工作，完成民族解放的大業，就必須用科學的宇宙觀和歷史觀把精神武裝起來，用科學的方法去認識新生的社會現象，去解決實踐中所遭遇的問題，借以指導我們的實踐。這一部《社會學大綱》是能夠幫助我們建立科學的宇宙觀和歷史觀，並鍛煉知識的行動的方法，因此，我特地把這書推薦於戰士們之前。”⑥

李達在《經濟學大綱》中，准確地概括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是我國最早系統闡述《資本論》原理的著作之一。該書還強調不能為研究學術而研究經濟學，而應從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的角度進行研究，以探索中國經濟未來的走向。李達還撰有《貨幣學概論》這一重要著作，與上書同樣是在法商學院所授課程的講義的基礎上整理而成。該書運用《資本論》和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有關論述，系統分析了貨幣的本質。

李達將《社會學大綱》寄給了在延安的毛澤東，毛澤東看了10遍，在給李達的信中稱贊李達是一個“真正的人”，說這部著作“是中國人民自己寫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教科書”，並要李達再寄10本。對《經濟學大綱》，毛澤東亦准備讀10遍。在延安的革命隊伍中爭著閱讀這兩本書，甚至拆開分著看。⑦兩書無論在抗日根據地還是在國民黨統治區都具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三

李達，在北平學術界享有盛譽。曾在北平多所學校任教的張友漁回憶：“我雖然年紀與李達差不了幾歲，但是，政治上他是先驅，理論上他是我的導師。我們30年代在北平相識，同在法商學院任教，他是當時最杰出的一個”，“在當時的一批馬克思主義學者中，他是最積極的，影響也最大。他的理論造詣最深，他在學生中威信最高。”⑧

當時在北平任教並同時翻譯《資本論》的侯外廬也曾寫道，李達到法商學院任教，“立刻是全校聲望最高的一位教授”，“抗戰前，在北平敢於宣講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學者，黨內外都有，大家是很冒險的”，“但是，就達到的水平和系統性而言，無一人出李達之右。”“我自得識李達同志，僅半年交往，便終生師事。”“當時正值憲兵三團在北平大搞白色恐怖，藍衣社在大學裡活動很猖狂，大學裡教室的走廊上都有特務巡視，課堂講什麼外面聽得很清楚。最艱難的日子，李達同志，不僅堅持到校講課，而且堅持講授馬克思主義理論……李達同志對付教室門外的特務自有一套辦法”，“他上課戴個大口罩，一言不發，用寫黑板代替口授”⑨。

1935年1月始，北平《世界日報》連續刊載該報記者走訪北平60多位知名學者的訪問記，首篇就是《經濟學和社會學名教授李達》，系統細致地對李達的出身、歷史、著述、教學與生活作了介紹，贊許他的追求和品格，“如實地寫出了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形象”⑩。編者在附識中寫道：“處在國防第一線的故都——北平，一切差不多都已到了不堪言狀的地步，勉強來撐門面的，還是依靠所謂‘教育界’，既已“學校林立，當然有不少的專門學者，對某一種學問，他們有深刻的研究，雄厚的權威。”11

此時，曾為李達學生的呂振羽在北平任教並從事進步活動。李、呂師生二人情感深厚，相逢后交往更為密切，常在一起切磋學問，討論時政。為擴大進步力量，李達推薦黃鬆齡、呂振羽到中國大學任教，后來又將兼任的中國大學經濟系主任之職讓給了黃鬆齡。

國民黨御用文人陶希聖著有《中國政治思想史》，講授“中國社會史”等，將自己偽裝成歷史唯物主義者，並在北大、清華、師大等校講課，對一些青年學生頗有欺騙性。李達對呂振羽說，這是“一個最危險的人物，我們要和他斗爭！”為“保護馬克思主義”，要與之針鋒相對，“你也開一門中國政治思想史”，“可以和他唱對台戲”。呂振羽講授“中國政治思想史”，揭穿了陶希聖的真面目，受到進步學生的歡迎。於是，北大等校的學生紛紛前去聽講。陶希聖受到冷落，聽者越來越少，陶氏托人告之，要呂振羽將其在中國大學所講政治思想史，讓給他自己。李達對呂振羽說：“要他把在北大、清華等校的‘中國社會史’讓給你，由你統一起來”12。陶再無技可施。后來，呂振羽將講義整理成400余萬字的著作，成為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劃時代的著作。

呂振羽利用大學講壇和發表論著，投入中國社會性質和中國社會史問題的大論戰。李達鼓勵他說“你搞歷史很好，歷史很重要，是一切科學的基礎，是社會科學的中心一環。”他又指導呂振羽撰寫《史前中國社會研究》一書，並為其撰寫序言，推薦給書店出版。該書是呂振羽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歷史問題的重要之作。

國民政府教育部下令學校每年給教員發一次聘書，借以解聘進步教授。然而法商學院進步學生人多勢重，如果解聘進步教授，會遭到學生們的反對，事情鬧大了，學校就會關門。李達和呂振羽說：“要抓住這個矛盾，同他們斗爭！”使進步教授得以繼續佔領這塊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陣地。呂振羽很有感情地說：“李達老師是學校進步師生與反動派斗爭的一面旗幟，反動派對我們是既仇恨又害怕的”，“經常監視李達的行動，他仍然堅定不移地進行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宣傳。在幾個大學講課，同時勤奮地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著譯，他在北平五年的理論成就是非常突出的。”13

四

李達，曾於1932年6月應馮玉祥之邀到泰山為其講解辯証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1934年1月，李達受中共地下組織的委托，應駐防張家口的馮玉祥再次邀請，為其講課，兼勸說馮玉祥聯合中共抗日。馮玉祥也借李達之幫助，取得了與中共組織的聯系。中共派去了政治工作干部幫助其工作，馮玉祥扛起了察北民族抗日同盟軍的大旗，奮勇殺敵。翌年8月，馮玉祥在泰山山谷深處立起了一塊石碑，刻著他手書的“若不信辯証唯物論則我民族不能復興”14。

1934年4月20日，由中國共產黨通過中華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籌備會提出，由宋慶齡、何香凝、李達等10人領銜1779人簽名，發表了《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指出：“中國人民在自己的痛苦的實際的經驗中，已經深刻的覺悟到：要想依靠國民黨政府來抗日救國，已經是完全沒希望的事了。”中國人民隻有自己起來救自己，“中國人民唯一自救和救國的方法，就是大家起來武裝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就是中華民族武裝自衛”。

一二·九愛國運動掀起的抗日運動高潮粉碎了國民政府的阻撓，各地抗日救亡組織相繼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於1936年5月在上海成立，發表宣言，呼吁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成立抗日政權。國民政府於1936年11月22日夜間逮捕了救國會的領袖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史良、李公朴、王造時、沙千裡等七人，世稱“七君子事件”。國民黨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國民眾的憤慨。11月24日，李達等109名北平文化界著名人士，致電國民政府，聲援“七君子”，指出：“國難當頭，端賴合作御侮，不容再事萁豆之爭”，要求“即日完全釋放‘七君子’”15。

李達的處境愈加險惡，經常被跟蹤、監視，但他毫無畏懼。考慮到隨時有坐牢的危險，他將行李和洗漱用具放於身邊，還為在鐵窗下寫書作了准備。

1937年，國民政府教育部幾次下令北平高校解聘進步教授，北平大學校長徐誦明，法商學院院長白鵬飛，盡力借故拖延不辦。為抗議當局無理行徑，李達和白鵬飛於同年6月去找馮玉祥，欲通過他去與蔣介石等進行交涉，讓其收回成命，被拒。馮玉祥遂邀他們二位前往廬山休息，恰遇蔣介石，蔣妄圖籠絡他們，讓二人當行政院參事，他們當即拒絕，李達憤慨地說：“我隻知道教書，不知道做官！”16隨即下山離去。

“七七”事變后，北平淪陷，李達先后在廣西大學、中山大學任教，但教育部強令將其解聘，遂困守家中五年。

①尹進：《鶴師早年在北平教學二三事》，《武漢大學學報》（社科版）1981年第1期。

②天津《大公報》1935年6月11日。

③《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全大會上的講話》（1935年11月19日），《一二九運動》，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

④紫虹：《我所知道的李達老師》，《中國青年報》1980年10月7日。

⑤宋鏡明：《李達》，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頁。

⑥《李達文集》第２卷“序言”，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⑦郭化若：《在毛主席身邊工作的片斷》，《解放軍報》1978年12月28日。

⑧張友漁：《在首都理論界教育界紀念李達百年誕辰座談會上的講話》。

⑨侯外廬：《韌的追求》，三聯書店1985年版，第36~37頁。

⑩李身炳：《馬克思主義的一代宗師》，《紀念李達誕辰百周年——中國現代哲學與思潮》（續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1北平《世界日報》1935年1月28日。

12 14呂桂生、劉茂林：《呂振羽的治史道路》，《文獻》1980年第2輯。

13江明：《展讀遺篇淚滿襟——記李達和呂振羽的交往》，《文獻》1980年第4期。

15《北平文化界致國民政府電》，（1936年11月24日），《救亡情報》第29期。

16《李達自傳》（1956年3月10日）。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