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談判的歷史意義

王海蛟

2015年01月08日13:54 來源：北京黨史

重慶談判，是抗日戰爭勝利之際，國共兩黨就中國未來的發展前途、建設大計所進行的一次歷史性會談。從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經過43天談判，國共雙方達成《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重慶談判及達成的《雙十協定》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和平、民主、團結的希望和曙光。雖然國民黨統治集團違背全國人民迫切要求休養生息、和平建國的意願，悍然撕毀《雙十協定》，但其歷史意義和啟示仍是非常重大的。

每當歷史發展進入重要轉折關頭，社會主要矛盾的發展都呈現出一定的規律性，而這一規律總是受其自身發展的必然性所影響和支配。當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結束之時，中國國內的階級矛盾逐漸上升為社會的主要矛盾，即在美國支持下，以國民黨為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妄圖篡奪抗日戰爭的勝利果實，建立全國性的獨裁統治，與以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人民大眾熱切要求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的斗爭，成為抗日戰爭勝利后國內形勢的顯著特點。如何解決這一矛盾成為非常緊迫的，關系和影響著未來中國命運與前途的重大課題。

當時，民主與進步是世界發展的主流。中國共產黨通過對國內外形勢的深入分析，充分認識到，“隻有經過長期的努力，克服了法西斯殘余勢力、反民主勢力和一切帝國主義勢力，才能有最廣泛的人民的勝利。到達這一天，決不是很快和很容易的，但是必然要到達這一天。” ①戰后的中國是國內外進步與反動勢力之爭的一個焦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崛起的美國，倚恃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積極向全球擴張，企圖建立由美國主宰的世界秩序。美國對華政策的目標是：建立一個表面上保持獨立，實際上聽命於美國的中國，以便“遏制”蘇聯。從這個目的出發，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起，美國的對華政策由“援華抗日”轉變為“扶蔣反共”，這一政策成為中國人民民族解放道路上的主要障礙。蘇聯為避免爆發新的戰爭，保持其遠東的安寧環境，在諸多問題上亦採取妥協退讓政策，承認美國在遠東的領導地位，支持在蔣介石的領導下統一中國，並於1945年8月14日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蘇聯領導人一方面防止美國插手東北，一方面向國民政府表示，中共沒有能力領導統一中國，隻承認並支持國民政府這個“唯一合法政府”，甚至向中共表示，“如果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 ②蘇聯此時奉行的這種對華政策，給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帶來一定困難，並使中國共產黨在確定自己的革命策略時面臨著復雜的情況。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世界格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處在歷史發展重要轉折關頭的中國將向何處發展，是中國人民急切盼望找到答案的問題。中國沒有像南北朝鮮、東西德國那樣分疆而治的環境與條件，中共沒有像南斯拉夫等東歐民主國家共產黨居於執政地位的優勢，更不可能走像法共、意共那樣交出軍隊和解放區到資產階級政府中去做官的道路。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中國的出路到底是什麼？中國共產黨依靠自己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和判斷，提出了“全國人民必須注意制止內戰危險，努力促成民主聯合政府的建立” ③的號召，主張團結一切愛國民主力量，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實現全國統一，把中國建設成為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新國家。早在抗日戰爭勝利之前，中共就與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希望通過談判使國民黨同意結束“訓政”，成立聯合政府。而抗戰勝利時，國民黨軍隊主力尚在西南、西北地區，立刻發動內戰有很大困難。於是，在蔣介石１９４５年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電邀下，毛澤東與周恩來、王若飛赴重慶與國民政府進行和談，磋商建國大計。

經過43天耐心、艱苦的談判，讓步與激烈的斗爭，國共雙方終於達成《雙十協定》。國民黨承認了中國共產黨及各黨派的合法地位，也承認了中共領導的人民軍隊的地位和數目﹔盡管國共雙方未能就解放區問題達成一致，但同意留待政協會議解決。重慶談判和《雙十協定》的簽訂雖然最終沒能阻止國民黨蔣介石發動內戰，但是仍如周恩來所說：“我們並不因為蔣破壞了這些協定，就以為沒有了收獲。因為全中國人民都承認了這樣的事實，認為中共的地位是不容抹殺的。”④ 《雙十協定》的簽訂使國民黨接受了中共的“和平建國”方針，這樣就延緩了全面內戰的爆發，為戰后國內和平發展帶來了希望。《雙十協定》還確定召開各黨派代表及無黨派人士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共商和平建國大計，這實際上就是中共早就提議召開的黨派會議，是戰后爭取和平民主斗爭的一個重大進展。

重慶談判和《雙十協定》的簽訂是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歷史發展中的大事，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一、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和平建國”方針得到國民黨方面承認，成為戰后解決國內問題的根本方針

戰后的中國，和平民主團結與內戰獨裁分裂的可能性並存，因此，爭取和平建國、制止內戰爆發是重中之重。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和平民主團結”方針反映了國家的利益和人民的願望。國共雙方在重慶談判中達成“和平建國”方針，使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和全國人民在政治上取得了爭取和平、反對內戰的主動地位。正如毛澤東所說，“國民黨再發動內戰，他們就在全國和全世界面前輸了理，我們就更有理由採取自衛戰爭，粉碎他們的進攻。” ⑤中國共產黨在重慶談判中提出的“結束一黨專政，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實行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黨派平等化”等政治主張符合時代發展的方向，使國民黨的獨裁內戰方針受挫。蔣介石看到其一黨專制的“法統”局面很難維持，就在談判中針對解放區和人民軍隊等重要問題一再向中共方面施加高壓，一度使談判陷於僵局。時任美國駐華大使的赫爾利也向中共發出恫嚇式的“最后通牒”：“要麼承認政府的統一，要麼談判破裂”，“毛澤東可以隨時回延安”⑥。毛澤東則從容不迫地表示不承認，但也不破裂，“問題復雜，還要討論。” ⑦中國共產黨從中國革命和全國人民意願的角度出發，用極大誠意爭取和談的成功，擊破了國民黨蔣介石假和談、真內戰的陰謀，也擊破了美蔣要讓中共承擔破壞談判責任的詭計。

《雙十協定》在“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政治民主化問題”、“人民自由問題”等方面達成了一定的共識。雙方一致認為“應迅速結束訓政，實施憲政，並應先採必要之步驟，由國民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邀請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協商國是，討論和平建國方案及召開國民大會各項問題。”這就在結束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制止內戰爆發方面取得了政治上的重大勝利。同時，由中共負責起草的《雙十協定》也贏得了國內外的一致贊同，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地位和威信大為提高。延安《解放日報》在1945年10月13日發表的社論中談到，重慶談判“乃是抗戰勝利以后，中國國內政治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也是具有偉大國際意義的事件。它不僅是戰后中國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關鍵，而且也影響著遠東和全世界的持久和平。……會談的成果是全國人民要求和平、民主、進步的鞏固意志的表現，是中國政治家的智慧與遠見的表現。”⑧

二、中國共產黨在談判中堅持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贏得了人民的支持和擁護

凡是通過談判達成協議的，談判雙方都有交易的條件，而交易的條件總是以各自所代表利益集團的根本利益取舍的最大限度為依據的。

為實現“和平建國”的光明前途，中國共產黨准備在談判中作出重大讓步，以誠促和。1945年8月26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根據形勢的發展，富有預見性地指出，重慶談判“自然必須作一定的讓步，在不傷害雙方根本利益的條件下才能得到妥協”。他還設想了可以作出讓步的限度：第一步讓出廣東至河南地區﹔第二步讓出江南地區﹔第三步讓出江北地區﹔但“隴海路以北迄外蒙古一定要我們佔優勢”⑨。並指出，“無此讓步，不能擊破國民黨的內戰陰謀，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動地位，不能取得國際輿論和國內中間派的同情，不能換得我黨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讓步是有限度的，以不傷害人民根本利益為原則。” ⑩同年9月3日，中共方面向國民政府提交了進行談判的十一項要點，核心內容是：“一、確定和平建國方針，以和平、團結、民主為統一的基礎，實行三民主義（以民國十三年第一次代表大會之宣言為標准）”﹔“二、擁護蔣主席之領導地位”﹔“三、承認各黨各派合法平等地位並長期合作，和平建國”﹔“四、承認解放區政權及抗日部隊”﹔“八、結束黨治過程中，迅速採取各項必要措施，實行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黨派平等合作”。這裡面既體現出中國共產黨所堅持的原則，也有明顯的讓步，特別是第二條、第三條，蔣介石感到特別滿意，曾親自批寫了“甚佩”兩字。當然，對於“和平建國”方針以及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實行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等，蔣介石是不能也不敢公開反對的。

在解放區和抗日軍隊整編問題上，中共在談判中堅持原則，決不輕易妥協讓步，即便是在談判陷入僵局，一度中斷，蔣介石、赫爾利不斷施加高壓的情況下，中共仍然不為所懼。為什麼？就是為了堅持維護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原則。如：中共提出，在國民黨軍隊留有263個師的前提下，將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武裝編為48個師，但蔣介石卻隻給中共12個師的編制。這其中既有數量對比上的巨大差距，也反映了平等合理整編國共軍隊的原則問題。首先，國共兩黨的軍隊問題是歷史發展所形成的，要承認現實，用平等的原則解決問題。263個師與48個師的對比是5.5：1，而263個師與12個師的對比則是22：1，這明顯是不平等的。蔣介石企圖借整編之機削弱人民軍隊，這當然是不能接受的。在赫爾利提出1/5的方案后，中共主動表示，可以將人民軍隊的數量讓到整編后全國軍隊總數的１/７，“即中央現有二百六十三個師，我方應編有四十三個師﹔……中央軍隊如縮編為一百二十個師，中共應有二十個師。” 11對中共作出的這一重大讓步，蔣介石也不得不表示“可以考慮”。當然，能比蔣介石要求的12個師多保留8個師，對人民軍隊總是有利的。中共在軍隊問題上堅持的另一個原則是，抗日軍隊必須在雙方軍隊公平合理地整編后，同時交給民主聯合政府，即在政治民主化后，軍隊才能國家化，而不是把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軍隊交給國民黨所領導的黨治政府。1945年9月21日，當談判陷入僵局時，周恩來嚴正指出，“今日我等之商談，系出於平等之態度，然而國民黨之觀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現在政府尚在國民黨黨治時期，我們何能將軍隊、政府交與一黨政府。” 並且正告國民黨和談代表，“雙方商談不能拖延，亦不容僵持。”?輥?輰?訛對於解放區的人民政權，蔣介石堅持要取消，聲稱保留“絕對行不通”。中共的根本原則是可以作一些讓步，但絕對不能在實行政治民主化之前就取消。為表明誠意，中共主動表示願將海南島、廣東、浙江、江蘇、安徽、湖北、湖南、河南等地區的軍隊撤至山東、河北、察哈爾、熱河與山西、綏遠及陝甘寧地區，但國民政府仍然不作任何讓步。對此，中共方面隻好提出將此問題暫時擱置，留待政協會議去討論，蔣介石不得不表示同意。

解放區政權和人民軍隊的數量問題是重慶談判中最重要的方面，也是雙方爭論最激烈的問題。中共方面雖然作出了最大程度的讓步，但雙方仍未能達成一致。中共之所以堅持底限，而不盲目地讓出解放區和人民軍隊，主要是出於兩方面的考慮：第一，解放區和人民軍隊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長期斗爭所取得的成果，而且符合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在全國來講是進步的，當然不能說取消就取消，說解散就解散。真正需要改造的是國民黨的軍隊，這才是符合全國人民利益和社會進步要求的。第二，保存解放區和人民軍隊是向實現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過渡的重要保証。因為一旦交出解放區和人民軍隊，中共就將喪失一切。中共代表團在解放區政權和軍隊數量問題上據理力爭，使國民黨蔣介石不得不作出某些讓步或留待政協會議解決，從而使其迫使中共交權交槍，搞一黨專制的圖謀未能得逞。

三、中國共產黨在重慶與各民主黨派的交往推動國內和平民主力量的凝聚與發展

毛澤東親赴重慶進行和平談判是一件轟動國內外的大事，重慶也隨之沸騰起來。不光是普通百姓，毛澤東率中共代表團的到來也成為各民主黨派議論和關注的焦點。在會見各方人士時，毛澤東、周恩來等積極宣傳和平、民主、團結的方針，為推動一切抗日政黨及愛國人士團結起來，共同奮斗，做了大量的統戰工作。他們在與宋慶齡、於右任、張瀾、柳亞子、郭沫若等中共老朋友的多次交往中，就抗戰勝利后的國際國內形勢，中國面臨的“兩條道路”等諸多問題開誠布公地、深入地交換了意見，共同切磋解決問題的辦法，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民主黨派的重視，對各方民主人士的尊重。中國共產黨用真誠拉近了與各民主黨派之間的距離，與之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聯系和更為深厚的友誼。柳亞子在《贈毛潤之老友》詩中，滿懷熱情地寫到：“霖雨蒼生新建國，雲雷親青舊同舟”，表達了民主派願與中共在建設新中國的事業中繼續風雨同舟、共同奮斗的意願。談判期間，毛澤東多次會見中國民主同盟和“小民革”的領導人，勉勵大家“今天，我們聚會在‘民主之家’﹔今后，我們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國’。” 12毛澤東在同各界人士的廣泛接觸中，一是交流政治見解，並從中吸取有益的營養﹔二是介紹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和實際情況，爭取理解和支持﹔三是進行調查研究，了解大后方以及國外人們的情況和想法。在回到延安后的一次干部會上，毛澤東這樣評價了他在重慶與各民主黨派之間的交往，“我這次在重慶，就深深地感到廣大的人民熱烈地支持我們，他們不滿意國民黨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們方面。……我們在全國、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們不是孤立的。”13有了毛澤東和各民主黨派領導的直接交往，中共和民主黨派的關系更密切了，從而推動了國共談判向著有利於中國人民的方向發展。《雙十協定》的簽訂，是中國共產黨經過尖銳、復雜的斗爭，在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下達成的。

毛澤東、周恩來等赴渝談判及與各民主黨派的交往，極大地促進了國內政治力量的凝聚和發展，促進了民主黨派力量的發展和壯大，促進了民主統一戰線的形成，推動了中國的民主運動向前發展。首先，一些民主黨派逐漸恢復了抗日戰爭爆發前的發展與活力。中國致公黨是20世紀20年代由海外華僑建立起來的組織，抗日戰爭爆發以后曾一度宣告停止活動，抗戰勝利后，在中國共產黨的支持和具體幫助下，致公黨逐漸恢復了活力，並積極領導國統區的愛國民主運動。其次，一些愛國進步人士紛紛組織起來，新興的民主黨派如雨后春筍般地展露於中國的政治舞台。“九三座談會”原本是重慶科技界、文化界、教育界一些高級知識分子為抒發對時局的看法而自發建立的組織，經過中共談判代表的指點、勉勵和推動，正式更名為“九三學社”，成為永久性的政治組織。此外，以知識界和實業界的中上層人士為主的中國民主建國會，以文化、教育和工商界愛國人士為主的中國民主促進會也先后成立，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發揮各自的作用。各民主黨派紛紛團結起來積極支持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國”方針，並為政協會議通過各項協議以及協議的具體實施進行努力。中國共產黨在重慶談判期間與民主黨派的交往，為民主統一戰線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四、重慶談判為政治協商會議通過和平建國協議奠定了基礎

應該說，1946年1月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是重慶談判的延續和擴大，重慶談判則為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作了良好的鋪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政協會議的召開是抗戰勝利后中國人民在政治生活方面，為爭取和平、反對內戰，爭取民主、反對獨裁，積極進行斗爭所取得的成果。重慶談判時，國共雙方雖然達成了《雙十協定》，但在軍事國家化、解放區地方政府、國民大會及受降等問題上都存在嚴重分歧，而且即便是雙方完全同意和意見相近的幾項也僅僅達成了框架性的協議，而倍受全國人民關注的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使宣傳口號變成了行動口號。國共兩黨解決不了的問題就由全國人民、各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來共同解決。從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在政協會議期間，國民黨、共產黨、各民主黨派以及無黨派人士代表主要討論了改組政府、施政綱領、軍事、國民大會和憲法草案等問題。經過協商，最終達成了五項協議，即政府組織案、國民大會案、和平建國綱領、軍事問題案和憲法草案案。這五項協議有利於從根本上改變國民黨一黨專政、蔣介石獨裁統治的局面，有利於和平建國方針的順利實現，有利於避免國共兩黨之間內戰的爆發。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功是中國共產黨聯合各民主黨派共同斗爭的結果，也是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政策的勝利。蔣介石在撕毀政協決議的同時，也就完全失去了人心，失去了人民的支持，注定了失敗的命運。

重慶談判為新中國的建立樹立了一座裡程碑。作為戰后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交往過程中的重大歷史事件，重慶談判和《雙十協定》的簽訂帶給我們很多啟示：

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和平建國”方針，已經由宣傳口號進入到具體的實施階段。無論是舉國一致的堅持和實施，還是某些人或黨派企圖否定和推翻，它都將是戰后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行之順之則昌﹔毀之逆之則亡，社會必將走向進步，而絕不可能走向倒退。

中國共產黨在爭取實現“和平建國”方針的努力和斗爭中，團結了擁護這一方針的各民主黨派、社會團體、愛國民主人士及海外華僑，推動了民族民主統一戰線的形成。盡管這時統一戰線的力量還是比較薄弱的，甚至還有人幻想走什麼“中間道路”，但是隨著斗爭的發展，它必將日益成為一種巨大的政治力量，因為它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中國共產黨在會談中採取了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的談判技巧，所堅持的基本原則是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在這個前提下作出盡可能大的讓步，使談判最終向著有利於人民的方向發展。這是人民力量的勝利，更是中國共產黨談判技巧的展現，為以后國共兩黨之間繼續談判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隨著歷史的發展，重慶談判已經過去60多年了，無論是中國共產黨還是中國國民黨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但是國共兩黨關於兩岸和平統一問題的商談卻從未停止過。2005年的春天更是要被寫入史冊的，4月，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接受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的邀請，率參訪團訪問大陸，開啟“和平之旅”。這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最高領導人在相隔60年后實現的第一次歷史性握手。近年來，國民黨主席吳伯雄、馬英九也不斷為發展兩岸關系而努力。60多年前，國共兩黨幾經交手、幾度合作、幾度破裂，而每一次兩黨之間的合作與破裂都和中國人民的禍福、中華民族的興衰息息相關。歷史經驗與現實啟示人們，國共兩黨與兩岸之間的“和平之旅”、“破冰之旅”、“融冰之旅”、“雨過天晴之旅”等等，終將實現海峽兩岸人民的共榮。期望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為同胞謀福祉，為兩岸創雙贏，為台海爭和諧，為中華開太平，攜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①《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1032頁。

②《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頁。

③《對日寇的最后一戰》（1945年8月9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0頁。

④《一年來的談判及前途》（1946年12月18日），《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4頁。

⑤ 《關於重慶談判》（1945年10月17日），《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9、１１５９頁。

⑥《毛澤東的足跡》，中共黨史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240頁。

⑦《毛澤東傳 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735頁。

⑧《國共談判的成果與今后的任務》，《重慶談判資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3頁。

⑨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45年8月26日）。

⑩《中共中央關於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的通知》（1945年8月26日），《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4頁。

11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撰：《抗戰勝利后國共談判記錄（復制本）》（1978年11月）。

12《周恩來傳 1898—1949》（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737~73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