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霞
早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就十分重視根據地的經濟建設，他認為戰爭的勝利離不開經濟的發展。新中國成立以后，面對一窮二白的經濟現狀和嚴峻的內外形勢，毛澤東更加重視經濟發展，他不懈地思考和實踐，帶領黨和人民對中國經濟發展道路做了開創性的探索。回顧和研究毛澤東探索新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歷史，對我們堅持中國特色的經濟發展道路、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有著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毛澤東對新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探索歷程
舊中國的經濟本來就極其落后，連年的戰爭更是雪上加霜。經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到新中國建立時，經濟發展水平甚至遠遠不及戰前。1949年我國的工業總產值僅為140億元，隻佔工農業總產值的17%，比之歷史最高水平減少了一半。其中，重工業產值減少70%，輕工業產值減少30%。據聯合國統計數字，1949年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僅為27美元，當時整個亞洲的人均國民收入為44美元，中國尚不及其2/3。毛澤東帶領黨和人民對新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探索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起步的。從1949年到1978年近30年間，毛澤東的探索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
（一）過渡時期
新中國成立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恢復經濟，經濟發展問題也就相應地被提到黨的重要議事日程上來。過渡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有兩個：一是從落后的農業國轉變為先進的工業國﹔二是從五種經濟成分並存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單一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社會。隨著國民經濟恢復任務的提前完成，毛澤東在反復思考和實踐的基礎上，確定了過渡時期總路線。1953年6月15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對過渡時期總路線作了比較完整的表述。12月，毛澤東在中宣部起草的關於總路線的宣傳提綱上，把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進一步完整准確地表述為：“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的實質就是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同時並舉，以工業化為主體，三大改造為兩翼，二者相互適應、相互促進、協調發展，改變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為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在總路線的指引下，到1956年底我國基本完成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創造性地實現了由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轉變，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偉大、最深刻的社會變革，為我國今后的發展奠定了基礎。1953-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以后，中國開始改變工業落后的面貌，向著社會主義現代化邁進。
（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10年
從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到“文化大革命”前，可以說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10年。這10年中毛澤東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思考和實踐，主導方面是正確的，取得成績和經驗是經濟發展的主要方面，盡管在具體方針上有失誤，遭受過挫折。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初步建立起來，如何在新的生產關系下發展生產力，成為當時經濟發展首要解決的問題。1956年4月的《論十大關系》可以看做是毛澤東對建國以來的經濟發展問題的一次全面、深刻的思考。其中他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提出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的基本方針，對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了初步的探索。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開，這是我們黨在全國執政以后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也是我們黨以建設和發展為主題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分析了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的實質，是在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要解決這個矛盾的辦法是發展社會生產力，實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因此，八大提出黨和全國人民當前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同時還提出了發展的總目標和具體的策略，即發展就是為了現代化和社會主義，在具體發展策略上，要堅持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經濟建設方針，在綜合平衡中前進。這已經在理論上探討了中國經濟為什麼要發展、如何發展以及向著什麼方向發展的經濟發展道路問題。1957年，由於正確執行了八大的正確方針，所以是建國以來經濟建設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
但是由於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的基本情況認識不足，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這條總路線雖然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后狀況的普遍願望，但是卻忽視了客觀的經濟規律。在急於求成思想的指導下，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1]雖然從1958年底開始，毛澤東和黨中央已經意識到了問題並積極做了改正的努力，但是經濟領域中的“左”傾錯誤始終未能得以徹底糾正，並蔓延到政治和思想文化領域，愈演愈烈，最終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發。
（三）“文化大革命”時期
1966年，剛剛渡過國民經濟困難時期，“文化大革命”爆發了。這場“大革命”是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他的出發點是要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維護黨的純潔性並尋求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他認為，“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裡。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過去的各種斗爭都不能解決問題，隻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2]顯然，毛澤東對當時我國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認識是錯誤的，對黨和國家的政治經濟狀況的估計也是錯誤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建立起來以后，尤其是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基本完成、剝削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已經被消滅以后，我國的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階級斗爭，而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必須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來，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改善人民群眾的生活。“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了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
“文化大革命”時期是黨探索中國發展道路走入歧途的時期，“文化大革命”是黨探索中國發展道路走入歧途的結果。實踐証明，這場“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3]，但是它卻為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極其深刻而寶貴的經驗教訓。正如鄧小平所說：“因為我們現在的路線、方針、政策是在總結了成功時期的經驗、失敗時期的經驗和遭受挫折時期的經驗后制定的。歷史上成功的經驗是寶貴財富，錯誤的經驗、失敗的經驗也是寶貴財富。”[4]“為什麼我們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現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總結了‘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和教訓”。[5]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轉折意義的重要會議，也是中華民族復興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的重要會議。這次會議，使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來。此后，中國進入了快速發展時期，黨對中國發展道路的探索也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二、毛澤東探索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實質和特征
認真研讀毛澤東在社會經濟發展方面的著述，並同他的政治思想、哲學思想結合起來進行思考，不難發現毛澤東探索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實質，簡單說就是三個字，即“快發展”。中國經濟為什麼要發展、如何快發展以及向著什麼方向發展，是他建國以后始終在思考和實踐的問題。毛澤東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和現實的研究十分透徹。他認為，自周朝以來至晚清，中國的封建制度延續了3000多年，地主階級對農民的殘酷壓迫和剝削已經使得農民陷入了極端的貧窮和苦難。1840年以后帝國主義列強殖民入侵，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帝國主義、買辦階級、封建地主階級的軍閥官僚，三重壓迫和剝削，致使中國人民日益貧困，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日益衰敗。毛澤東說：“中國人民的貧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見的。”[6]建國以后，毛澤東希望通過徹底的經濟變革，解放被嚴重束縛了的生產力，以較快的速度使中國走上繁榮富強的道路，中國人民過上安居樂業的日子。毛澤東的“快發展”思想，具有三個突出的特點。
（一）強調生產力的發展
“快發展”首先就是要強調發展生產力。早在1945年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就指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於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7]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仍然堅持強調要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他認為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后，隻有通過“社會生產力的比較充分的發展”，才能為新生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獲得比較充分的物質基礎，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才算充分鞏固。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將要完成時，他曾明確指出：“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農業和手工業由個體的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私營工商業由資本主義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所有制，必然使生產力大大地獲得解放。這樣就為大大地發展工業和農業的生產創造了社會主義條件。”[8]
（二）強調群眾觀點
毛澤東歷來深信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同時堅持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是為人民服務。對於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一方面，他認為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歸根結底靠的是人民群眾，要充分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在他的帶領下，新中國成立以后人民群眾以主人翁的姿態熱情地投入到社會主義建設中來，可以說，新中國所取得的每一個成績都離不開人民群眾的貢獻。正像毛澤東所說，社會的財富是工人、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自己創造的，隻要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運，又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任何的困難都是可以克服的。另一方面，他認為人民群眾的生產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是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的最終目標和歸宿，社會主義建設的目的是要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毛澤東強調對個人利益要予以重視，當時提出的“國家、集體、個人利益三兼顧”的經濟思想和“兩參一改三結合”的企業民主管理思想就是最直接的體現。
（三）強調統籌兼顧和綜合平衡
統籌兼顧和綜合平衡是毛澤東“快發展”思想的一個重要特征。統籌兼顧思想在實際中表現為：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統籌兼顧，協調發展﹔統籌兼顧，平衡布局﹔統籌兼顧，各得其所﹔統籌兼顧，適當分權等具體方針和政策。如要統籌兼顧，正確處理農輕重的比例關系，同時實現比例、速度和效益的統一，使整個國民經濟協調發展。再如中央和地方的權力必須適當劃分，他說“我們的國家這樣大，人口這樣多，情況這樣復雜，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隻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9]，要統籌兼顧，賦予地方更多、更大的自主權，才能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發展也是毛澤東創造性地提出來的，並系統地進行了論述。他多次強調，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平衡是個根本問題﹔沒有全國的平衡，就會天下大亂﹔“搞社會主義建設，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是綜合平衡”。
三、毛澤東時代的經濟發展方針和工業化道路
毛澤東時代中國經濟發展的總體目標是“多快好省”地發展國民經濟。毛澤東最初設計的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應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要在中國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據此制定和實行了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通過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並舉取得了偉大成就﹔第二步是要在一定的時間內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實現創造出一定的物質基礎，這一步大約需要10年到15年﹔第三步就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這一步毛澤東最初估計需要50年到75年，后來又估計大約需要100年還多。應該說這三步走的戰略部署和時間表是清醒的和基本正確的，是符合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的。但是后來並沒有完全按照這個戰略部署去走，而是在實際上實行了速度與規模並舉的“趕超戰略”。即使這樣，建國后前30年中國的經濟發展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就，這應歸因於毛澤東探索時期確立的正確的經濟發展方針和工業化道路。
（一）調動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
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的一開頭就明確提出，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這是我們的基本方針。圍繞這一方針論述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要走適合中國國情的工業化道路，要統籌沿海和內地工業協調發展，要處理好中央和地方的關系等等，在全文的最后，他說：“我們一定要努力把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一切積極的因素，直接的、間接的積極因素，全部調動起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10]直到今天，毛澤東的這一思想仍然是探索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戰略指針。隻有最廣泛、最充分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把最大多數人團結在黨的周圍，為社會主義事業貢獻力量，才能在未來1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
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根本立足點。毛澤東強調，我們要鼓點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來，把抗美援朝戰爭中那種藐視美帝國主義的精神發揚起來。要反對迷信蘇聯模式的教條主義，要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相結合，探索中國自己的發展道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一方面要把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放在中國自己的力量基礎上，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設社會主義﹔另一方面要以爭取外援為輔，自力更生並不排斥外援，只是不能依賴外援。毛澤東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要批判地學，還要大膽吸收和利用外國資金，但爭取外援不能放棄原則、損害主權。
（三）走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工業化道路
工業化是中國共產黨人對現代化的最初表述形式，在中國實現工業化是中國共產黨人一直以來的偉大理想。早在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就提出“中國工人階級的任務，不但是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而斗爭，而且是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而斗爭”[11]。建國以后，毛澤東即把實現工業化作為中國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以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中心任務，並積極探索並力圖走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工業化道路。農輕重的關系問題是中國工業化道路的核心問題。毛澤東指出：“工業化道路的問題，主要是指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關系問題。我國的經濟建設是以重工業為中心，這一點必須肯定。但是同時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12]可以把毛澤東關於中國工業化道路問題的基本思想概括為：堅持一個中心，處理好兩個關系，即以重工業為中心，處理好重工業與農業輕工業的關系，處理好農業與工業的關系。中國工業化道路是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同時，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在向生產資料生產傾斜的同時，充分注意消費資料的生產﹔在發展工業的同時，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在重視資金積累的同時，充分注意市場的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保証國民經濟按比例協調發展的經濟發展道路。
四、小結
不可否認，建國后有長達20年的時間，我們在社會經濟發展的某些方面出現了嚴重的偏差和失誤，使我們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道路的探索充滿了艱辛和曲折。鄧小平在1985年曾回憶：“一九五七年后，‘左’的思想開始抬頭，逐漸佔了上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強調‘一大二公’，吃大鍋飯，帶來大災難。‘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說了。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幫’后，還徘徊了兩年，基本上還是因循‘左’的錯誤，一直延續到一九七八年。從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裡，農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產力沒有很大發展。一九七八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不到二百五十美元”。[13]可以說，從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的嚴重擴大化的反右派斗爭，忽視經濟規律的“大躍進”運動，“共產風”盛行的人民公社化運動，損害黨內民主的“反右傾”運動，直到階級斗爭擴大化至極的“文化大革命”給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了災難性的打擊。
撇開具體問題，從較深層分析，毛澤東在探索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道路時出現的理論和實踐上偏差，其主要原因可以概括為這樣幾點：第一，對中國當時所處社會主義階段的性質和認識不正確﹔第二，對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的認識不正確﹔第三，對尊重客觀經濟規律和發展人的主觀能動性之間的關系認識不正確。承認這些失誤、挫折並搞清楚其中原因，不是要否定毛澤東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功績和對中國經濟發展道路探索的科學性，而是為了總結經驗，更好地推進中國的經濟發展。毛澤東是新中國的締造者，也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開拓者，曾經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為選擇新中國經濟發展的科學道路而做了艱辛探索。幾乎在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的每一個方面都有毛澤東和他那一代人探索的痕跡和閃光的思想，雖然有的不完善、不徹底甚至前后矛盾、正確與錯誤交織，有的在實踐中未能堅持和貫徹到底甚至被扭曲和背棄，我們仍然要承認，其中正確的方面是主導方面，它凝結了毛澤東和那一代中國共產黨人的心血，為后來人積累了寶貴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
歷史是不能割斷的。中國共產黨自執政以來的全部歷史都是探索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道路的歷史，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形成和不斷完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道路。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轉折點，沒有前一時期的探索、積累和成就，就沒有改革開放后的大發展。毛澤東對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探索是我們黨一貫追求科學發展過程中的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這個過程中，無論是被實踐証明是正確方面的經驗，還是被實踐証明是錯誤方面的教訓，都是我們黨的一筆寶貴的財富。
[1][2][3]《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上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194、196頁。
[4][5][13]《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235、172、116頁。
[6]《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1頁。
[7]《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9頁。
[8][9][10]《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44頁。
[11]《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081頁。
[12]《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96頁。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 北京 1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