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青山：再識遵義會議

80年前召開的遵義會議，是我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我們今天關注這段歷史，對這一歷史事件深入研究，可以從多方面、多角度去概括、總結、提煉和發掘，但是，實事求是、獨立自主、民主集中制是其中最主要、最基本的方面。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召開，史稱遵義會議。遵義會議解決了關系黨和紅軍生死攸關的一系列重大問題。遵義會議作為中國革命由挫折走向勝利的偉大轉折，其重要的歷史意義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它充分肯定了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的軍事路線，明確回答了紅軍的戰略戰術方面的是非問題，實現了我黨軍事路線的根本轉變。第二，解決了黨內當時所面臨的最迫切的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第三，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進行了積極的黨內思想斗爭，妥善處理了黨內長期存在的分歧和矛盾，避免了一次可能造成黨內分裂的危險，是黨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

遵義會議召開迄今已經80年了，歷史離我們已經遠去，但是，學習和研究黨的歷史，我們不禁要思考、要發問，在當時那樣的情況下，我們黨為什麼能成功召開這次會議，這次會議為何能產生重大的歷史作用和歷史意義？我們今天關注這段歷史，對這一歷史事件深入研究，可以從多方面、多角度去概括、總結、提煉和發掘，但是，筆者以為，實事求是、獨立自主、民主集中制是其中最主要、最基本的方面。

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次堅持實事求是的范例

作為黨的思想路線的核心內容，雖然這時我們黨還沒有對其進行概括和提煉，但是，遵義會議堅持了這一原則，貫徹了這一精神，會議的各項決定應該講是實事求是的產物，是實事求是的具體體現。實事求是成為我們黨結束“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最有力的思想武器。遵義會議前黨內曾一度出現了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如果繼續照搬教條、照套本本，那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結局呢？嚴酷的現實擺在黨的面前。

遵義會議前的湘江之戰，紅軍付出極為慘重的代價﹔會后的四渡赤水並取得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與之前形成鮮明的對照，活生生的現實深刻地教育了廣大黨員和紅軍將士。遵義會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取消在長征前成立的“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指揮軍事者，而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會議指定張聞天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然后發到支部討論。會議還根據變化了的情況，作出了改變黎平會議先以黔北為中心，再去川南創建根據地的決議，決定北渡長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創建新的根據地。會后，又根據敵情的變化，決定中央紅軍在川滇黔三省廣大地區創建新的根據地。

作為遵義會議的補充，在中央紅軍四渡赤水轉戰途中，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川滇黔交界的一個叫雞鳴三省的村子召開會議，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決定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博古任總政治部代理主任。會議從組織上糾正了“左”傾路線的錯誤，進一步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軍內的領導地位。2月8日,在雲南扎西(今威信)召開的會議上通過了張聞天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決議》充分肯定毛澤東等指揮紅軍取得多次反“圍剿”勝利的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明確指出博古、李德“在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是我們不能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決議》還指出，在戰略轉變與實行突圍的問題上，博古、李德“同樣是犯了原則上的錯誤”，使紅軍遭受了重大損失。3月4日,中革軍委在遵義鴨溪一帶設立前敵司令部,朱德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為前敵政治委員。3月12日，在遵義苟壩，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三人團”，負責指揮全軍的軍事行動，這也是當時黨中央最重要的領導機構。毛澤東進入“三人團”並發揮主導作用，從組織上進一步鞏固和保証了毛澤東在黨內、軍內的領導地位，使遵義會議提出的改組黨中央領導、特別是軍事領導的任務最終得以圓滿完成。

遵義會議的歷史告訴我們，必須堅持實事求是，隻有堅持實事求是，馬克思主義才有活力、才有生命力﹔隻有堅持實事求是，才能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過去，在革命戰爭年代我們黨堅持實事求是，取得了革命的勝利。今天，我們黨要團結帶領全黨和全國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也必須繼續堅持實事求是，必須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

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次堅持獨立自主的范例

對於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政黨來說，要不要堅持獨立自主，是一個至關重大的問題。對此，我們有切膚之痛，有切身的感受。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獨立自主，就要堅持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獨立自主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立黨立國的重要原則，也是毛澤東思想三個活的靈魂之一。為什麼要將獨立自主列為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看一看黨的歷史，看一看遵義會議，我們就清楚了、明白了。

中國共產黨是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建立的，黨的二大通過決議正式加入共產國際，成為其下屬的一個支部。毛澤東同志對於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關系，有一個總的評價。他說：“兩頭好，中間差。”中間差就是指共產國際對我們黨內部干預太多，尤其是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發生，正是與共產國際及其代表有關。遵義會議是在我們黨同共產國際中斷聯系的情況下召開的，會議作出了一系列被實踐証明是正確的重大決策和重大決定，這些成果都是我們黨獨立自主做出的、獨立自主取得的。

遵義會議的歷史表明，“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中國共產黨的事情要由中國共產黨根據中國的實際自己來做決定。外國的經驗可以學習，外黨的經驗可以借鑒，但不能照抄照搬。人類歷史上，沒有一個民族、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通過依賴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趨實現強大和振興。那樣做的結果，不是必然遭遇失敗，就是必然成為他人的附庸。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黨，在一個13億多人口的大國長期執政，面臨的世情國情黨情十分復雜，我們必須堅持獨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動搖。

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次堅持民主集中制的范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們黨的根本組織制度和領導制度，它正確規范了黨內政治生活、處理黨內關系的基本准則，是反映、體現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利益與願望，保証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正確制定和執行的科學的合理的有效率的制度。因此，這是我們黨最大的制度優勢。”遵義會議之所以開得好、開得成功，是黨的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組織制度起了作用。 遵義會議會上，博古首先作了關於反對第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他過分強調客觀困難，而不承認主要是由於他和李德壓制正確意見，在軍事指揮上犯了嚴重錯誤而造成的。周恩來隨之就軍事問題作了副報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戰略戰術的錯誤，並主動承擔責任，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同時也批評了博古和李德。之后，張聞天作了反對“左”傾軍事錯誤的報告。接著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對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進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評，並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和此后在軍事上應該採取的方針。王稼祥也發言支持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等多數與會同志又相繼發言，不同意博古的總結報告，贊成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的意見。

試想，如果沒有民主集中制，會有這樣的場面嗎？會有這樣的氣氛嗎？會有這樣的效果嗎？中央領導機構和軍事指揮機構能夠順利有序地改組嗎？不能。由於有了這樣一個好的制度，黨內開展了積極的思想斗爭，解決了在戰爭時期黨內所面臨的最迫切、最急需解決的組織人事問題和軍事領導問題，既糾正了錯誤，又團結了同志。有了正常的黨內生活，我們黨就開始逐步形成了黨的穩定的領導核心。遵義會議的歷史表明，民主集中制作為我們黨的一個根本組織原則和組織領導制度，必須長期堅持。隻有堅持民主集中制，我們黨才能不斷克服自身存在的問題，建立和形成糾錯的體制和機制，才能不斷完善自我，提升自我，我們黨也才能有強大的凝聚力和戰斗力，不斷發展壯大，從勝利走向勝利。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

此為陳雲同志為貫徹遵義會議所作的書面匯報報告提綱手記（部分章節），其內容為：“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召集，是基於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種爭論而由黎平政治局會議所決定召集的。這個會議的目的是在：（一）決定和審查黎平會議所決定的暫時以黔北為中心，建立蘇區根據地的問題。（二）檢閱在反對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當（著）紅軍佔領遵義以后政治局擴大會議即行開幕，參加這個會議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補委員（會）以外，一、三軍團的軍團長與政治委員林聶、彭楊及五軍團的政治委員李卓然、李總政主任及劉參謀長都參加。會議經過三天，完成了自己的決議。”

主題鏈接

黨的兩個歷史決議

對遵義會議的評價

遵義會議在黨的歷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這個歷史地位表現在哪些方面呢？對此，黨的兩個歷史決議都作了具有組織權威和科學權威的評價。

黨的第一個歷史決議，即《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在貴州省遵義城召開的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得以勝利地結束了‘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遵義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這次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遵義會議后，黨中央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的政治路線，是完全正確的。‘左’傾路線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都被逐漸地克服了。”

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即《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黨中央政治局在長征途中舉行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使紅軍和黨中央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並且在這以后能夠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地完成長征，打開中國革命的新局面。這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