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康
毛澤東原本是個溫情革命者，五四運動前后，他奔走呼號，所作所為無非是“忠告運動”“呼聲革命”，不主張“炸彈革命”“有血革命”。中共建黨初期，實行國共合作。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兩黨合作、幫助國民黨改組的工作上，也沒有想到槍杆子的暴力革命。大革命失敗后，面對反目成仇、凶相畢露的國民黨反動派，毛澤東開始警覺起來，故而在中共八七會議上，言近旨遠，感慨而發，明確提出“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論斷。他說：“從前我們罵孫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蔣唐都是拿槍杆子起家的，我們獨不管。現在雖已注意，但仍無堅決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動非軍事不可，此次會議應重視此問題，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堅強起來注意此問題。湖南這次失敗，可說完全由於書生主觀的錯誤。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
山窮水盡的一個變計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后，年青的毛澤東報名參加了湖南新軍，就是這位很不起眼的列兵，竟對時事和社會問題表現出罕見的興趣和熱情。他從當時鼓吹革命的《湘漢新聞》上第一次看到“社會主義”這一新名詞，接著讀了江亢虎寫的一些關於社會主義的小冊子，對社會主義問題產生了濃厚興趣。1915年5月，他在與友人的信中說：“來日之中國，艱難百倍於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濟”，“屠沽賈衒之中，必有非常之人”。這之中固有對“奇杰”和“非常之人”的期待，也不乏歷史擔當的自信。
1918年4月，毛澤東等發起成立新民學會。次年7月，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湖南省學聯創刊《湘江評論》，毛澤東為主編和主要撰稿人。他在撰寫的創刊宣言中指出：“世界什麼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麼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什麼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軍閥不要怕，資本家不要怕。”反對強權政治，實現民眾的大聯合，已成為貫穿他一生的思想和實踐。
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的勝利，使得他對於“社會主義”有了全新的認識，他說，“俄羅斯打倒貴族，驅逐富人，勞農兩界合立了委辦政府，紅旗軍東馳西突，掃蕩了多少敵人，協約國為之改容，全世界為之震動”，受之影響在中國則“異軍特起，更有中華長城渤海之間，發生了五四運動”。他呼吁中國要實行“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經濟的解放”，並指出“壓迫愈深，反動愈大，蓄之既久，其發必速”。他說：
（一）我們承認強權者都是人，都是我們的同類。濫用強權，是他們不自覺的誤謬與不幸，是舊社會舊思想傳染他們遺害他們。（二）用強權打倒強權，結果仍然得到強權。不但自相矛盾，而且竟無效力。歐洲的“同盟”、“協約”戰爭，我國的“南”、“北”戰爭，都是這一類。所以我們的見解，在學術方面，主張徹底研究，不受一切傳說和迷信的束縛。要尋著什麼是真理。在對人的方面，主張群眾聯合，向強權為持續的“忠告運動”，實行“呼聲革命”——面包的呼聲、自由的呼聲、平等的呼聲——“無血革命”。不主張起大擾亂，行那沒效果的“炸彈革命”、“有血革命”。
顯然，他反對所有的暴力革命，也包括馬克思的階級斗爭的理論，相反倒十分欣賞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因為，這是一種溫和的社會改良方法。他說：
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辦法，同他們拼命的倒擔（搗蛋）。這一派的首領，是一個生在德國，叫做馬克思。一派是較為溫和，不想急於見效，先從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相互的道德和自願工作。貴族資本家，隻要他回心向善能夠工作，能夠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殺他。這派人的意思，更廣，更深遠。他們要聯合地球做一國，聯合人類做一家，和樂親善——不是日本的親善——共臻盛世。這派的首領，為一個生於俄國的，叫做克魯泡特金。
五四時期的毛澤東已經小有名氣，他的許多文章見諸長沙報端，1919年11月8日至10日，長沙《大公報》每天都刊登這樣的啟事：“本報添約毛潤之先生為館外撰述員。”其間，他大多時間用在參與和領導驅逐湖南督軍張敬堯的斗爭。他草擬出《問題研究會章程》，通過鄧中夏在《北京大學日刊》發表。這個章程所列舉的涉及方方面面的140個問題，盡管“致影響於現代人之進步者”，但並沒有鼓勵以極端的方法處理，而是提倡“先從研究入手”，“以學理解決問題”，以“注重有關系於現代人生者”。
毛澤東在與斯諾談話時說：“到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1920年5月，毛澤東為歡送赴法勤工儉學的新民學會會員來到上海。6月的某天，他特意前來拜訪自己心中的偶像陳獨秀。此次會晤給毛澤東留下至深的記憶，他說：“我第二次到上海的時候，曾經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陳獨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到長沙，他受陳獨秀之邀，參加創建湖南早期共產黨組織。此時，他終於悟到十月革命之所以勝利，就在於“列寧之以百萬黨員，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業，掃蕩反革命黨，洗刷上中階級，有主義（布爾什委克斯姆），有時機（俄國戰敗），有預備，有可靠的黨眾，一呼而起，下令於流水之原，不崇朝而佔全國人數十分之八九的勞農階級，如響斯應。俄國革命的成功，全在這些處所”。
毛澤東因為有以上的感悟，才於1920年12月1日，在給好友蔡和森、蕭子升的信中說：
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並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採，單要採這個恐怖的方法。……歷史上凡是專制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或軍閥主義者，非等到人家來推倒，決沒有自己肯收場的。……我對於絕對的自由主義，無政府的主義，以及德謨克拉西主義，依我現在的看法，都隻認為於理論上說得好聽，事實上是做不到的。
毛澤東已經摒棄了溫和的“呼聲革命”，贊成十月革命是沒有辦法的辦法，是不得不為的“一個變計”。應該說，他對列寧的武裝革命已有了認同的理念。這之后，他領導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長沙泥木工人大罷工。接著，他被調往中共中央機關工作。此時正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在國民黨一大上，毛澤東當選為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會后被派往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工作，后又由汪精衛向國民黨中央常務會議推薦，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此時，槍杆子的暴力革命，對於大多數中共黨員來說，還沒有那麼凸顯和迫切。
以槍杆子對付槍杆子
1925年2月，毛澤東因病而攜全家回韶山休假，在這裡他幾乎每天都要走親訪友，訪貧問苦，就是從此開始其一生為之奮斗的農民運動。他組織農民協會，開辦農民夜校，並於6月成立中共韶山支部。他說：
以前我沒有充分認識農村裡階級斗爭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慘案以后，以及在繼之而起的政治運動的巨浪中，湖南農民變的非常有戰斗性。我離開了我在休養的家，發動了一個把農村組織起來的運動。在幾個月之內，我們就組織了二十多個農民協會，這激起了地主的憤怒。他們要求把我抓起來。趙恆惕派軍隊來逮捕我，於是我逃到廣州。
回到廣州，他仍在國民黨當差。他在國民黨二大上提出的《關於農民運動決議案》指出：“中國之國民革命，質言之即為農民革命。為要鞏固國民革命之基礎，亦惟有首在解放農民。”會后，任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他常來農講所講課，其中就講到：“國家是一個階級拿了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我們的革命民眾若將政權奪到手中時，對反革命者要用專制的手段，不客氣地壓迫反革命者，使他革命化。若不能革命化了，或賜以慘暴的手段，正所以鞏固革命政府也。”
1927年1月，毛澤東在湘鄉考察農運時，就注意到農民的武裝問題，他說，農民要組織自己的武裝，在全縣組織農民自衛隊。他在衡山縣召開調查座談會時，特別強調要加強對農民自衛軍的領導。回到武昌，他立即給中共中央寫報告，充分肯定農運“好得很”，指出：“第二時期（農村革命暴動時期）內，農民一切向封建地主階級的行動都是對的，因為不過分不用大力決不能推翻封建階級幾千年積累的權力，決不能迅速完成民主革命﹔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
同年3月5日至4月3日，中共湖南區委機關刊物《戰士》周報分四期，連續刊載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報告》中有一段著名的論斷：“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他還在《報告》中指出要“推翻地主武裝，建立農民武裝”。稍后幾天，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向導》、漢口《民國日報》副刊和《湖南民報》，或發表其中的部分章節，或全文發表。漢口長江書店以《湖南農民革命（一）》為書名，出版發行單行本，瞿秋白專此寫了序，其中說：“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當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
共產國際執委會機關雜志《共產國際》以俄文版和英文版，於同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先后轉載了《向導》刊印的這個《報告》，冠名為《湖南的農民運動（報告）》，所加編者按說：“在迄今為止的介紹中國農民狀況的英文版刊物中，這篇報道最為清晰。”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布哈林在執委會第八次擴大全會上特意推薦這份《報告》，他說，“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經讀過我們的一位鼓動員記述在湖南省內旅行的報告了”，這篇《報告》“文字精煉，耐人尋味”。
北伐勝利了，蔣介石感覺蘇聯顧問和中共的價值已利用殆盡，於是臉就一變，原先對准軍閥的槍口，立即對准中共和工農大眾。1927年4月12日，是民國史上最血腥的日子，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大肆逮捕和殺害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公開通緝鮑羅廷、陳獨秀和毛澤東等193名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人士。此時，毛澤東正在武昌，面對日益惡劣的政治形勢，“心情蒼涼，一時也不知如何是好”。獨自一人徘徊在黃鶴樓，望著浩蕩東去的大江，和著心中憤懣之情，低吟一首《菩薩蠻·黃鶴樓》，其中有雲：“黃鶴知何去？剩有游人處。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處此革命危急之際，毛澤東決不會束手待擒。他和其他同志以中華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名義，向各省農民協會和農民協會籌備處發出通告，其中就有解除土豪劣紳之武裝，武裝農民的指示。6月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毛澤東回湖南任省委書記。
回到長沙，毛澤東召開黨和工農青婦干部會議，一再強調：“各縣工農武裝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來對付反動軍隊，以槍杆子對付槍杆子，不要再徘徊觀望。”7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他指出，現在有兩條路可供選擇，上山和投入軍隊中去。“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不保存武力則將來一到事變我們即無辦法”。形勢的發展不幸而被毛澤東言中，由於中共毫無武裝基礎，汪精衛也於7月15日與中共徹底翻臉，實行分共。在這種形勢下，毛澤東受中央委托研究湖南軍事形勢，籌劃湖南秋收起義。
在八七會議上，毛澤東提出“須知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論斷。這是他一貫的思想，早在八七會議前，他就主張建立農民武裝，提出“槍杆子對付槍杆子”，只是當時的形勢似是霧裡看花，不甚明晰，才沒有引起全黨的足夠重視。經過四一二和七一五兩次反革命政變，中共在付出血的代價后，才分外覺得毛澤東的警告特別的真實和迫切。
八七會議后，瞿秋白讓毛澤東去上海中央機關工作，毛澤東表示不願去大城市住高樓大廈，願到農村去，上山結交綠林朋友。回到湖南，他就積極籌劃秋收起義，明確提出，秋收起義的發展是要奪取政權，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他在中共湖南省委會議上說：“我們黨從前的錯誤，就是忽略了軍事，現在應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軍事行動，實行在槍杆子上奪取政權，建設政權。”湖南省委會議認為，國民黨已走向反面，民眾對國民黨普遍存在唾棄心理，所以，秋收起義再也不要打國民黨這塊招牌，而要堂堂正正地以共產黨的名義號召和發動。會后，毛澤東給中共中央寫信，明確提出：“我們不應再打國民黨的旗子了。我們應高高打出共產黨的旗子，以與蔣、唐、馮、閻等軍閥所打的國民黨旗子相對。”
在黨的絕對領導之下
1927年9月9日，毛澤東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他把秋收起義的部隊編為工農革命軍，然后兵分三路，向平江、瀏陽、萍鄉推進。看著獵獵飛舞的紅旗，聽著暴動起義的吶喊，與一個多月前共產黨處處被動挨打的情景，形成截然不同的鮮明對照。毛澤東詩興大發，寫下《西江月·秋收起義》：“軍叫工農革命，旗號鐮刀斧頭。匡廬一帶不停留，要向瀟湘直進。地主重重壓迫，農民個個同仇。秋收時節暮雲沉，霹靂一聲暴動。”
由於當時的客觀形勢，起義軍放棄進攻長沙的計劃，決定轉向農村、山區，尋求落腳點，以保存實力，再圖發展。在艱難的轉移途中，傷病員一天多似一天，有些傷病員因缺醫少藥而不得不棄於路旁﹔連日行軍，疲憊不堪，很多人因看不到希望而悄悄離隊。同時，官兵關系不和睦，黨的組織也不健全。部隊好不容易於9月29日來到江西省永新縣三灣村。這裡群山環抱，部隊已遠離追擊的敵人，而且這裡又沒有地主武裝，連續疲勞行軍20天的部隊，總算找到一塊落腳休整的地方。當晚，毛澤東在“協盛和”雜貨鋪召開中共前敵委員會擴大會議，討論部隊現狀及其解決措施，決定對這支不足1000人的部隊進行整頓與改編，這就是著名的三灣改編。親身經歷秋收起義和三灣改編的張宗遜將軍感慨地說：
三灣改編，確定了在部隊中健全各級黨組織，支部建在連上。北伐時期，團部設政治指導員辦公室，直接管連隊政治指導員，連政治指導員隻做宣傳工作，連不設支部，因而政治工作沒有群眾基礎。黨支部建在連上之后，排或班建立黨小組，營、團建立黨委。把團政治指導員制度，改為團、營、連黨代表制，從而加強了黨的組織力量。部隊還成立了黨的“前敵委員會”，毛澤東任前敵委員會書記。從此這支部隊完全在黨的絕對領導之下。
1964年6月23日，毛澤東在接見智利新聞工作者代表團時說：“我是一個知識分子，當一個小學教員，也沒學過軍事，怎麼知道打仗呢？就是由於國民黨搞白色恐怖，把工會、農會都打掉，把五萬共產黨員殺了一批，抓了一批，我們才拿起槍來，上山打游擊。”這個山就是井岡山。三灣改編后，這支隊伍於10月3日到達寧岡縣古城，這是個深山中的偏僻小縣，人口稀少，十分荒涼。毛澤東一直在尋找這支部隊的落腳點，而羅霄山脈中段最適宜開展游擊戰爭，井岡山則是最理想的落腳點。
井岡山已有落草的袁文才、王佐兩支農民武裝，工農革命軍要上井岡山，必須要得到袁文才、王佐的同意。毛澤東決定說服袁、王，使工農革命軍順利上山，以圖共同發展。可是，袁文才對這支實力比自己強的隊伍，心存疑慮，擔心會重演《水滸傳》上宋江火並王倫的一幕。他派人來說，可以接濟工農革命軍，還是請你們“另找高山”。袁文才的這種態度引起各種各樣的議論，據何長工回憶：
有人曾提議，解除他們的武裝，把他們解決，他們那幾十支槍，一包圍繳械就完了。毛澤東同志說，談何容易，你們太狹隘了，度量太小啦。我們不能採取大魚吃小魚的吞並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還多呢！歷史上有哪個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滅掉？三山五岳聯合起來總是大隊伍。毛澤東同志說服我們，不能隻看到幾十個人、幾十杆槍的問題，是個政策問題﹔對他們隻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積極地爭取改造他們。
毛澤東決定先從已是中共黨員的袁文才入手，然后再通過袁去做王的工作。10月6日，毛澤東隻帶了幾名隨從人員，來到寧岡大蒼村林風和家會見袁文才。袁文才為防止有詐，早已埋伏下20多人，烏黑的槍口對著林家，一待有變，立刻先下手為強。見毛澤東隻帶幾名隨從走來，袁文才懸著的心才放下，也為毛澤東的誠意所感動。他們在林家吊樓上談得甚為投契，知道袁文才部缺少槍支，毛澤東當場宣布贈予100支槍。這太出乎袁文才的意料，當即表示盡其所能為工農革命軍提供幫助，並回贈工農革命軍1000銀洋，同意在茅坪建立后方醫院和留守處，並答應去做王佐的工作。
就這樣，工農革命軍和袁、王部隊的關系日益密切起來。時機成熟了，毛澤東率領部隊向井岡山轉移，10月27日到達茨坪，毛澤東給王佐部送去60支槍，王佐派人下山接應接濟。不幾日，部隊又回到北麓的茅坪，開始創建以寧岡為大本營的井岡山根據地。1928年初，王佐也加入中國共產黨。2月中旬，袁、王的部隊正式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二團，袁文才任團長，王佐任副團長，何長工任黨代表。兩支部隊融為一體。毛澤東率部在井岡山站穩了腳跟。
站穩了腳跟，只是有了存身之所，作為長久的工農革命，還要將革命向外延發展。毛澤東在向工農革命軍分析形勢時說：“從前井岡山有個‘山大王’朱聾子，同官方的兵打了幾十年交道，總結出一條經驗，叫做‘不要會打仗，隻要會打圈兒’。打圈是個好經驗，不過他打圈隻為保存自己，不是為了消滅敵人，擴大根據地。我們改他一句：既要會打圈，又要會打仗。打圈是為了避實就虛，強敵來了，先領他轉幾個圈子，等他暈頭轉向暴露出弱點以后，就抓准狠打，打得干淨利落，打得要有收獲，既消滅敵人，又激獲武器。”毛澤東把這些通俗地概括成：“賺錢就來，蝕本不干，這就是我們的戰術。”
1928年4月24日前后，朱德、陳毅率領湘南起義的部隊和毛澤東率領的工農革命軍第一團，在寧岡龍市會師。兩部會師后成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王爾琢任參謀長，陳毅任士兵委員會主任，共轄三個師九個團。6月，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改稱紅軍第四軍，簡稱紅四軍。12月，彭德懷、滕代遠率領平江起義創建的紅五軍主力，在寧岡龍市、新城與紅四軍會師。彭德懷任紅五軍軍長，滕代遠任黨代表，鄧萍任參謀長。此時井岡山的武裝力量，已冠全國之首。
國家政權的主要成分
西安事變和盧溝橋事變的發生，促使國共兩黨走到一條戰線，共同擔負救亡圖存的民族使命。實際上，早在西安事變前，國共雙方就有過秘密接觸。1936年1月17日，鄧文儀受命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會談，其中就談到紅軍改編國民革命軍，改編后即赴內蒙抵抗日軍的內容﹔蔣介石還親自會見蘇聯駐華大使，希望蘇聯施加影響力，讓紅軍承認中央政府和總指揮的權威。還說，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允許一個政黨擁有自己的軍隊。
蔣介石這裡包藏有借刀殺人、一石二鳥的險惡用心。他讓改編后的紅軍開赴內蒙，與日軍精銳部隊作戰，以紅軍的裝備、實力，自然不是日軍的對手，日軍也會在決戰中挫其銳氣，這樣的兩敗俱傷，蔣介石即可坐收漁翁之利。這種動機和用心，怎能瞞得過毛澤東，他與張聞天、彭德懷以中共中央和軍委的名義，在給與張學良談判的李克農的訓令中說：“蔣介石策略，即取消蘇維埃紅軍，納入三民主義的軌道，引進共產黨代表於國民大會，在共赴國難口號下取消蘇維埃制度與暴動策略，接受南京節制，以最后瓦解紅軍。”
在與國民黨談判改編紅軍時，毛澤東一再指示“紅軍基本不動”。紅軍在“抗日救亡之前提下，可以改換抗日番號，劃定抗日防地，服從抗日指揮”。請注意這裡的“服從抗日指揮”，而不是服從別的什麼指揮，更甭說收編的指揮了。改編后的“紅軍不能減少一兵一卒，而且須要擴充之。離開實行抗日救亡之任務，無任何商量余地”。
軍隊問題一直糾結著蔣介石，在他的心中，改編只是說說而已，收編才是他真正目的。他在日記中寫道：“隻可收編其部隊，決不許其成立軍部或總指揮部”。他要毛澤東、朱德出國考察，將紅軍中的高級將領派任副職，然后再派國民黨官員填補充任，以徹底地剝離共產黨對這支軍隊的領導。直至盧溝橋事變前，他都是這種態度，他的日記中寫道：“共黨必欲將收編部隊設一總機關，自為統率，此不能允許，應嚴拒之。”
毛澤東有段著名的論斷：“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通覽一部中國近現代史，“有軍則有權”。毛澤東之看重軍權，是在於他所獻身的革命事業，是在於為革命為人民爭軍權拿槍杆。如今為全民抗日大計，中共可以放棄蘇維埃旗幟，可以停止打土豪分田地，全軍指戰員也可以換戴青天白日徽章的國民黨軍帽，但唯獨不能讓國民黨來染指這支軍隊，中共對這支軍隊的領導權一點也不能動搖。當蔣介石欲派康澤擔任八路軍政訓處主任，並為各師旅派任副職官和參謀長時，毛澤東斷然拒絕“不許入營門一步”。
中國共產黨走過曲折坎坷的道路，付出了血的代價，才找到一條正確的武裝斗爭的道路，怎麼可能輕易地丟掉呢？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說：
每個共產黨員都應懂得這個真理：“槍杆子裡面出政權。”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但是有了槍確實又可以造黨，八路軍在華北就造了一個大黨。還可以造干部，造學校，造文化，造民眾運動。延安的一切就是槍杆子造出來的。槍杆子裡面出一切東西。從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學說的觀點看來，軍隊是國家政權的主要成分。誰想奪取國家政權，並想保持它，誰就應有強大的軍隊。……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隻有用槍杆子的力量才能戰勝武裝的資產階級和地主﹔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整個世界隻有用槍杆子才能改造。
二戰結束后，法國、意大利和希臘等國的共產黨交了槍，解散了自己的武裝。這股風吹得很強勁，連斯大林也希望中共照此辦理。美國更是幸災樂禍，赫爾利就是以“參加政府，獲得承認”為誘餌，企圖欺騙中共放棄手中的槍杆子。國內一些知名的知識分子也勸說中共放棄武裝。早在抗戰全面爆發后不久，張君勱就發表《致毛澤東先生一封公開信》，規勸“以八路軍之訓練任命與指揮，完全托之蔣先生手中”。抗戰勝利后，胡適也致書毛澤東，規勸中共“放棄武力”，在“中國建立一個不靠武裝的第二大政黨”。《大公報》發表社論，“為共產黨計，應該循政爭之路堂堂而進，而不可在兵爭之場滾滾盤旋”，“共產黨放下軍隊，為天下政黨不擁軍隊之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抗戰勝利后，蔣介石接二連三地電邀毛澤東來重慶和談，這恰好說明蔣介石對中共武裝力量的重視與畏懼，否則，他怎麼能屈身向昔日被通緝的“共匪”首領發出邀請。蔣介石一心要取消或削弱中共武裝力量，這已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可偏偏在重慶談判時，還有人附和，民社黨領導人蔣勻田就放棄武裝問題，詢問過毛澤東。毛澤東在回答時幽默地說：“沒有我這幾十萬條破槍，我們固然不能生存，你們也無人理睬。”他實際上是在告訴那些善良的人們，蔣介石擁有最先進的武器裝備，養有那麼多的特務和軍警，與這樣人商談和平民主，沒有一定的軍事基礎，豈非是痴人說夢？
毛澤東清醒地認識到，蔣介石之所以改武打為“和談”，是在於中國共產黨力量的強大，他說：“我們解放區有一萬萬人民，一百萬軍隊、兩百萬民兵，這個力量，任何人也不敢小視。我們黨在國內政治生活中所處的地位，已經不是一九二七年時候的情況了，也不是一九三七年時候的情況了。國民黨從來不肯承認共產黨的平等地位，現在也隻好承認了。”
毛澤東在分析重慶談判后國共軍事力量對比時說：按照國民黨官多兵少的編制，“我們一百二十萬軍隊，就可以編二百個師。但是我們不這樣做”。但這並不意味我們就把槍交給國民黨，相反，“人民的武裝，一支槍、一粒子彈，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新中國成立后，有些民主人士建議單獨保留國民黨的起義部隊。毛澤東的態度極其明確，這些起義將領可以在政府和人民團體供職，可以搞廣泛的統一戰線，但是，絕對不能允許任何個人武裝的出現，軍隊必須是共產黨的絕對領導，這一條是誰也不能改變的。人民共和國走過那麼多的風風雨雨，之所以能堅如磐石，巍然屹立在世界的東方，難道不正是得益於“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絕不允許槍指揮黨”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