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新營
在人民解放軍開國少將中，謝振華是一個相當有代表性的人物。無論是革命戰爭年代的金戈鐵馬，還是和平時期的統兵主政，他都有著不凡的履歷。從漫漫長征路到鎮守大西南，半個多世紀的戎馬生涯寫就了他輝煌的人生。尤其是他與上將軍銜失之交臂，成了一段永不言痛的遺憾。
18歲的團政治委員
謝振華，原名謝振泮，1916年9月生於江西崇義一個貧農家庭。崇義縣是個具有光榮傳統的革命老區。大革命失敗后，謝振華的父親就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9年夏，13歲的謝振華投身當地農民暴動的洪流中。1930年4月，謝振華的父親被反動派殘酷殺害。隨后，謝振華加入了紅軍游擊隊，后在崇義縣少共縣委任少先隊隊長。1931年夏秋之間，謝振華參加主力紅軍，進入紅三軍團政工干部訓練隊學習。結業后，他被分配到紅三軍團政治部青年部任青年干事兼青年訓練隊隊長。
1933年初，謝振華調任紅三軍團新兵營教導員。任職期間，他不僅圓滿完成了新兵營的集訓任務，並負責把這批紅軍新戰士補充到了各師、團。同年夏，謝振華進入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紅軍干部政治班學習，這個班后改紅軍大學干部政治第二隊。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領導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以及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都親自給他們這些學員講授過軍事課和政治理論課。
1934年4月，謝振華從紅軍大學畢業回到紅三軍團。8月，他擔任紅五師第十四團政治委員，時年不足18周歲。翻開開國將帥們的履歷可以發現，當時謝振華是中央紅軍主力部隊中最年輕的團政治委員。1955年授銜上將的楊勇、張愛萍、蘇振華、王平其時也在紅三軍團擔任團政治委員。
謝振華回到紅三軍團擔任團政治委員時，恰逢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由於臨時中央主要領導人和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不顧敵我兵力懸殊，提出“寸土必爭”“御敵於國門之外”的錯誤方針，導致紅軍主力部隊損失慘重，甚至連中央蘇區的北大門廣昌也丟失了。隨著戰爭形勢的發展，紅軍的反“圍剿”斗爭處於日益被動的局面，要在中央蘇區粉碎國民黨軍的“圍剿”已不可能，中央紅軍隻好被迫撤離。
為掩護中央領導機關和紅軍主力撤離，謝振華率領第十四團參加阻擊任務，在兄弟部隊的協同下，經過半個月的浴血激戰，頂住了六倍於己、裝備優良的敵軍進攻，殲敵萬余人，拖住了敵人，保障了紅軍主力和中央領導機關的安全撤離，從而踏上了萬裡長征之路。11月底，在慘烈的湘江之戰中，謝振華又率部隨第五師頑強阻擊國民黨軍，經過多日激戰，在付出慘重代價后，完成掩護中央機關渡過湘江的任務。
1935年1月遵義會議后，紅軍實行縮編，謝振華改任營教導員，參加了攻佔婁山關、重奪遵義城等一系列戰斗。后又從事紅軍的政治保衛工作，歷任紅三軍團政治保衛局執行科科長、陝甘支隊政治保衛局第二科科長、紅一方面軍政治保衛局第二科科長。1936年5月，謝振華調任紅軍大學干部科第二隊政治委員。1937年1月，謝振華進入抗日軍政大學第二期學習。
33歲的軍長
全面抗戰爆發后，謝振華從抗日軍政大學提前畢業，經組織安排到山西第二戰區戰地總動員委員會人民武裝部擔任組織科長。不久，又奉命前往晉西地區進行擴軍。至1937年底，謝振華把征來的1000余新兵從晉西帶到八路軍總部駐地洪洞縣，與原先的總部警衛營合編為八路軍總部特務團，謝振華擔任團政治委員。當時的八路軍剛整編完畢不久，最初僅有15個左右的正規團，大部分干部都降數級使用，多數開國上將此時都在擔任團級干部。而謝振華也擔任團政治委員，這體現了八路軍總部對他工作的充分肯定。
1938年1月，由於工作需要，謝振華調任八路軍總政治部敵工部副部長。4月，八路軍總部再次決定讓謝振華到延安馬列學院深造。在馬列學院，他與徐海東、閻紅彥、宋平、江青等是同學。通過馬列學院的系統學習，謝振華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都有了很大進步。
1940年6月，中央決定由謝振華帶領100多名干部到山東敵后根據地開展工作。他在到達皖北渦陽縣新興集后，意外地遇見老首長黃克誠。應老首長要求，經中央同意，謝振華一行留在八路軍第五縱隊工作。謝振華被任命為第五縱隊政治部組織部部長兼敵工部部長。10月，他奉命去江蘇阜寧縣建立根據地，組建地方武裝。到達阜寧后，他招兵1000余人組建了阜寧縣大隊，擔任縣大隊大隊長兼政治委員。1941年初皖南事變后，新四軍重建，謝振華擔任新四軍第三師第八旅第二十四團團長，后兼任政治委員。從抗戰初期的團政治委員到抗戰結束時的團政治委員，在開國將帥中幾乎絕無僅有。這也是謝振華1955年沒有被授予中將軍銜的最主要原因。
1945年9月，黃克誠率新四軍第三師主力開赴東北。謝振華留守華中，任淮海軍分區副政治委員。后任華中軍區第六軍分區副政治委員兼新十旅副政治委員、第六軍分區政治委員兼新十旅政治委員，率部在華中堅持斗爭。
1948年3月，華東野戰軍以第二縱隊、第十一縱隊和第十二縱隊組成蘇北兵團。謝振華歷任第十二縱隊副政治委員、副司令員、司令員等職。10月，他率部積極投入淮海戰役，和兄弟部隊一道完成分割黃伯韜兵團的任務，並取得圍殲杜聿明集團的最后勝利。
1949年2月，華東野戰軍第十二縱隊奉命改編為第三野戰軍第三十軍，謝振華任第三十軍軍長。33歲的謝振華也是當時全軍整編后最年輕的軍長之一。隨后，謝振華率第三十軍部隊參加渡江、上海等戰役。5月28日上海解放后，謝振華奉命率第三十軍擔任淞滬警備任務。7月，他調任華東軍政大學第二總隊政治委員。
1951年1月，中共中央以華東軍政大學為基礎，在南京組建解放軍軍事學院，謝振華調任軍事學院基本系主任。1954年8月，謝振華進入軍事學院戰役系學習。在學習期間，他被授予少將軍銜。1957年7月畢業后，謝振華入朝擔任志願軍第二十一軍軍長。1958年7月回國，謝振華繼續任解放軍第二十一軍軍長，率部進駐山西。1962年5月，謝振華改任解放軍第六十九軍副軍長主持工作，當時的軍長由起義將領董其武擔任，董因年事已高，常駐北京。時任北京軍區政治委員廖漢生找謝振華談話時，曾風趣地對他說：“你這是吃驢子的料，干騾子的活。”
從1949年初的人民解放軍軍長，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謝振華仍然在解放軍第六十九軍主持軍事工作，這在1949年初人民解放軍整編后的首批軍長中又是絕無僅有的一個。
“文化大革命”時期主政山西
1967年，在“全面奪權”的風暴即將刮遍大江南北之時，中央軍委對全軍多個部隊實施換防。時任第六十九軍副軍長的謝振華，奉命率部從當時的河北保定移駐到山西太原。“文化大革命”爆發后，謝振華出任山西省“支左”領導小組組長，統一指揮山西省軍區和駐山西野戰軍部隊的“支左”工作。1968年11月任山西省軍區司令員。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開以后，三晉大地武斗仍然有增無減。為此，中共中央發布了解決山西問題的“七·二三”布告，並決定謝振華主持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組和省革委會工作。謝振華帶領省核心小組和省革委會一班人多方面做群眾工作，解散武斗組織，撤除武斗據點，要求上交一切武器。經過一段時間的不懈努力，全面制止了山西長達兩年多時間的武斗，初步恢復了社會秩序。
1971年4月后，謝振華任山西省委第一書記兼省革委會主任，同時擔任北京軍區副司令員（1972年5月起）兼山西省軍區司令員，主持山西省黨政軍全面工作。
在主持山西省全面工作期間，謝振華頂著林彪、江青一伙大批“唯生產力論”的巨大壓力，堅持抓工農業生產和落實黨在農村的各項政策。九一三事件后，謝振華堅決貫徹執行中央的指示精神，對穩定山西的局勢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時，由於他對當時大寨實行的一些“左”的政策不同意不支持，因此惹惱了江青等人，不久遭到誣陷和批斗。
1974年2月，山西省晉劇團帶著劇目《三上桃峰》（該劇由江青直接控制的國務院文化組選中），到北京參加華北地區文藝匯演。江青等人從《三上桃峰》中嗅出了這出戲是株“毒草”，認為謝振華脫不了干系，便指示山西的兩派開始協力“炮轟”謝振華，並誣陷其利用《三上桃峰》為劉少奇、王光美翻案。隨后，謝振華被罷免山西的黨政軍一切職務，連續被圍攻、批斗60多天。全家也受到株連，在國務院國防工辦任秘書的妻子被停止工作，在軍隊工作的大兒子夫婦和小女兒被復員處理，從南開大學畢業的兒子被隔離審查，長期不給分配工作。為此，謝振華給毛澤東寫信，報告了事情的經過及他被誣陷挨批斗的原委。毛澤東收到信后，批示：“到此為止。”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直接關懷下，謝振華免遭更大的災難。此后，謝振華就留在北京治病。
粉碎“四人幫”之后的1977年12月，謝振華由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實為挂名）調任沈陽軍區副司令員。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央部署清查與“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活動有牽連的人和事。由於種種原因，謝振華在山西的所謂問題不僅沒有得到解決，一些群眾反而因為他的問題受到錯誤的牽連。1980年10月，霍士廉調任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霍士廉到山西任職前，鄧小平找他談話時說：“謝振華對‘四人幫’不‘感冒’，他執行的是周總理的指示，所以‘四人幫’就比較恨他。‘四人幫’支持一些人奪他的權。你到山西任第一書記，羅貴波同志任第二書記兼省長，到職后要重視解決這個問題。”同時，中紀委還派出工作組協助解決山西問題。在鄧小平、陳雲等人的親自過問下，中共中央於1981年1月18日簽發了為謝振華等人平反的中發第10號文件,中共中央明確批復:“中央同意山西《關於為謝振華、曹中南同志平反的報告》，為謝振華徹底平反，恢復名譽。”
歷史也証明，在“文化大革命”那段特殊的歲月，謝振華在山西的工作經受住了嚴峻的考驗，為黨和人民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資料顯示，“文化大革命”期間有30余名軍隊高級將領到地方擔任省（自治區、直轄市）革委會主任。其中，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回到軍隊，之后又提拔到大軍區軍政主官崗位的隻有兩個人，一個是曾任內蒙古自治區革委會主任的尤太忠，另一個就是謝振華。
百萬大裁軍急流勇退
1982年10月，謝振華調任昆明軍區政治委員、軍區黨委書記。按照中央軍委首長的指示，謝振華上任后，與司令員張铚秀一起努力開創軍區各項工作的新局面。尤其是在任職期間，謝振華與張铚秀奉命組織指揮邊防部隊進行自衛反擊作戰，嚴守中國邊界，維護了祖國尊嚴。
1984年11月1日，中央軍委座談會在京西賓館召開。軍委主席鄧小平闡述了一個高瞻遠矚的戰略決策：軍隊要大量裁減員額！他還說：“這是個得罪人的事情哪！我來得罪吧，不把矛盾交給新的軍委主席。”
中央軍委座談會后，大規模的體制改革、精簡整編方案立即開始醞釀、榷商和論証。最后形成的方案是：原來的11個大軍區將精簡合並成7個。在1985年5月將要召開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之前，總參謀部的初步方案，仍然主張撤銷成都軍區，組成新的昆明軍區，合並后的軍區領導機關設在昆明。昆明軍區的干部戰士一般也都認為：昆明地處中越邊境前線，自1979年自衛還擊作戰以來，戰斗一直未斷，是當時全軍唯一還有作戰任務的大軍區，因此保留的可能性較大。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最后決定保留北京、沈陽、濟南、南京、廣州、蘭州、成都軍區,撤並烏魯木齊、武漢、福州、昆明軍區。宣布決定之前，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楊尚昆分別找昆明軍區和成都軍區的軍政主官談話，大家都感到意外。由於情況突變，謝振華在情緒上不能說沒有一點波動。但堅強的黨性使他很快從不平靜的心情中解脫出來。經過短暫的思考，謝振華和張铚秀明確表態堅決擁護中央軍委的最后決定。
同時，楊尚昆對兩大軍區合並整編后主要領導的任用，也征求過謝振華的意見。謝振華向軍委建議，在自衛還擊作戰中歸昆明軍區指揮的解放軍第一軍軍長傅全有表現不錯，可以作為合並整編后的成都軍區司令員人選。對謝振華的安排，楊尚昆還征詢謝振華是否願意去軍事科學院工作。從謝振華的經歷來看，紅軍時期就是主力部隊的團政治委員，解放戰爭時期是縱隊司令員、軍長，還曾分別在紅軍大學、抗日軍政大學、華東軍政大學、南京軍事學院學習和任職。因此，除了能夠帶兵打仗，謝振華對辦教育搞科研既有實踐經驗又有理論基礎，年齡也不算太大，去軍事科學院應該是一個較合適的安排。
從當時情況看，軍隊精簡整編后，一兩年內將恢復軍銜制，隻要留任大軍區正職崗位的開國將軍，應該都會被授予上將軍銜。而退離一線的，不論是老少將還是老中將，將一律不再授予軍銜。對於這些，謝振華都非常清楚，去軍事科學院留在第一線工作，還有可能被授予上將軍銜，對個人當然有利。不過，他想得更多的是回到昆明把精簡整編工作搞好，把數以萬計的干部安排好。作為昆明軍區的黨委書記、政治委員，那是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
因此，謝振華向中央軍委領導表態說：“我願意把位子讓給較年輕的同志，對我的工作就不要再考慮了。昆明軍區精簡下來的大批干部，我有責任把他們安排好。我願回去與大家共同努力，完成昆明軍區最后一段光榮的歷史使命。”謝振華的意見得到中央軍委領導的贊許。后來，中央軍委從軍事科學院的班子建設實際出發，任命成都軍區原司令員王誠漢擔任軍事科學院政治委員。1988年9月，人民解放軍恢復軍銜制時，71歲的王誠漢被授予上將軍銜。就這樣，謝振華和上將軍銜遺憾地失之交臂。
為搞好精簡整編工作，在這次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軍委決定向合並軍區派出協調小組，謝振華被委以成都軍區協調小組組長，王誠漢和張铚秀任副組長。謝振華等同志一起協助新的成都軍區領導班子進行精簡整編工作，給了新班子大力支持。1985年8月14日，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正式發布命令：昆明軍區與成都軍區合並整編為成都軍區，機關設在成都市。按中央軍委通知，昆明軍區領導機關和領導班子於1985年8月30日停止辦公。與此同時，在成都軍區協調小組的任務完成后，中央軍委又委托謝振華協助成都軍區做好原昆明軍區的善后工作，並設立了一個臨時性辦事機構，名稱為“昆明軍區善后辦公室”。
9月1日，“昆明軍區善后辦公室”正式挂牌辦公。對於原昆明軍區的善后工作，謝振華向中央軍委建議：“為了能夠順利開展工作，挂個副書記的名，便於參加黨委會，在黨委集體領導下工作就行了。”中央軍委決定，謝振華作為合並整編后的成都軍區黨委副書記，負責原昆明軍區的善后工作。直到1986年6月，“昆明軍區善后辦公室”正式撤銷。在謝振華的帶領下，經過全體同志的共同努力和有關單位的大力支持，該辦公室圓滿完成所擔負了歷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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