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曾美一直身體硬朗，精神矍鑠。攝影：續鐵標
曾美在百歲壽辰時親筆寫下“我的一生屬於人民”。攝影：韋佳
1955年，擔任國慶閱兵副總指揮的曾美。照片由曾美家人提供
他16歲參加中國工農紅軍，是從著名的將軍縣江西興國走來的開國將軍;
他親歷了震驚世界的二萬五千裡長征，是遵義會議會址的直接選址人;
他為解放石家庄作出了重大貢獻，被授予首功嘉獎;
他曾擔任國慶閱兵副總指揮，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榮獲三級八一勛章、二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曾是在河北休養的級別最高的我軍將領。
沒來得及等到羊年春節，沒來得及等到春暖花開后的102歲生日，2015年1月31日4時36分，河北省軍區原政委曾美在石家庄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溘然長逝，為我們留下的是一位百歲將軍戎馬一生的傳奇。
“我們的人都安全嗎？！”躺在石家庄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重症監護室的病床上，已逾百歲的老將軍曾美雙手抓緊床單，兩眼瞪著天花板大喊著。
“放心吧，都安全……”聽到兒女們的安撫，老人的表情才稍稍放鬆下來，轉而，又是一臉自豪：“昨天我們又消滅了十來個鬼子！”
老人的兒女告訴記者，在曾美將軍最后的日子裡，他總因出現幻覺而喊出這樣的囈語。
或許，他記起了血戰湘江的慘烈？
或許，他記起了遵義那棟灰色的二層小樓？
或許，他記起了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的豪邁？
我們無從知曉，在老人最后的日子裡，多少烽火硝煙、崢嶸歲月從他眼前掠過，但從人們的追憶裡，我們還可以回望他那充滿傳奇色彩的一生。
曾為遵義會議“號”房子
一本鮮紅的遵義會議舊址紀念冊靜靜地擺放在老人的書桌上。
“這是老人生前最珍愛的紀念品之一。”曾美的二兒媳王榮華給記者講述了這本紀念冊的來歷。
2009年，王榮華和朋友到遵義會議舊址旅游，朋友們指著那幢在當今中國家喻戶曉的二層小樓對工作人員說：“遵義會議在這裡召開，這房子就是王榮華公公‘號’的。”在復原的“紅軍總部作戰室”，牆上還挂著寫有孔石泉、羅舜初、曾美……等八個名字的大牌子——當時，曾美是總部作戰科八名參謀之一。
“曾美，遵義會議唯一健在的親歷者！”工作人員興奮地說，並特意托王榮華為老人帶回這本紀念冊。
1935年1月，紅軍攻克遵義后，曾美隨中央縱隊駐扎遵義老城。這個21歲的年輕人當時不會想到，自己成為了扭轉紅軍與中國革命命運的遵義會議的親歷者。
“大約是那年1月10日，周恩來副主席對我說，城中有一所大宅院，去偵察一下。”將軍生前回憶，自己接受任務后，挎上槍，迅速找到了那所大宅院。
“那是一所二層樓，磚是灰的，屋檐略微突出來，二層上有帶頂篷的陽台，大門正對著遵義主要街道。”七十多年后，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的日子裡，曾美在92歲高齡時仍能清晰地描述自己初見這棟灰磚小樓時的情景，仿佛一切就發生在昨天。
一打聽，這是貴州軍閥柏輝章的公館。此時，柏輝章正奉蔣介石之命在外攔截紅軍，這裡隻剩一個看門人。曾美說明身份后，看門人領著他走進宅院查看。
“進門左側和南面是住房，右側有好幾個腌菜缸，再進去是大廚房，中間是客廳，沿左側樓梯上去有一個大房間……”年輕的曾美心想：這正是理想的紅軍總部駐地！
聽了曾美的匯報，周恩來隨即下令作戰科搬進這棟小樓，樓下設作戰室，曾美他們就在這裡收發電文。就這樣，這所公館成了紅軍的總司令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領導同志陸續住了進來。緊接著，遵義會議就在二樓的那間大房子裡召開了，直到耄耋之年，曾美將軍仍然能夠逐一回憶起當時參加會議的20個人的名字。
“將軍縣”走出的紅小鬼
“父親1914年出生在江西興國一個窮苦的農民家庭。父親為我取名‘曾江興’，就是為了表達對老家江西興國的思念。”曾美的長子曾江興告訴記者。
蘇區時期，興國縣共有23萬人口，犧牲5萬多人，全縣有姓名可考的革命烈士達23179名，孕育了56位開國將軍，興國由此而有“將軍縣”的美譽——1955年我軍第一次授銜時被授予少將軍銜的曾美正是其中之一。而他16歲參加革命的經歷，也正是那一代紅軍戰士的一個縮影。
在家中5個子女中，曾美排行第四。為了糊口，曾美的三個哥哥不得不到鎮上的一家制作爆竹的店鋪裡做學徒工，他則在8歲時由於家中實在無米下鍋，被過繼給茶園崗中團村一戶家境略好、同樣姓曾的人家。
1929年春天，興國縣紅軍獨立團的一支連隊來到曾美的家鄉。第二年4月，紅軍發動當地群眾打土豪分田地，所到之處，老鄉們無不歡天喜地。將軍生前回憶說，那天紅軍在縣城召開大會，敲鑼打鼓、熱鬧非凡。他一大早就從鄉下趕來，被紅軍戰士八角帽上的紅五星吸引住了。“尤其是聽到那首‘當兵就要當紅軍，處處工農來歡迎﹔官長士兵都一樣，沒有人來壓迫人’的歌曲，更讓我堅定了參加紅軍的決心。”
1930年6月，16歲的曾美報名參加了紅軍，成為紅四軍特務營二連二排六班的一名戰士。而第一次參加戰斗，是在1930年的6月下旬，“經過一番激戰，我們全殲敵軍，我的武器也由梭鏢升級為一把步槍。”曾美這樣回憶自己征戰歲月的開始。
1934年10月16日，這是曾美畢生銘記的一個日期。那個夜晚，經歷了五次反圍剿、已經入黨兩年、時任紅軍總司令部作戰參謀的曾美和戰友們從江西瑞金梅坑村出發，踏上了二萬五千裡長征的征程。那時他沒想到，這一別，直到全國解放，自己再也沒有回過故鄉。
“父親在晚年，嘴裡常常不自覺地哼起《十送紅軍》的小調，這背后可能就是對紅軍、對故土的深情吧。”曾江興說。
在北方戰斗、居住了幾十年，曾美一直保持著南方人的飲食習慣，多年照顧老人飲食起居的二兒媳婦王榮華每次問老人吃什麼飯，回答幾乎總是兩個字——米飯。幾年前行動方便時，老人還總喜歡下廚房露一手，最拿手的還是砂鍋魚、米粉肉之類的家鄉菜。“我們還真做不出他做的味道。”
周恩來幫他改名字
“父親原名曾昭泰，曾美這個名字是周總理幫他改的。”曾江興告訴記者，“周總理的品格和精神，影響了父親的一生！”
“周總理”，每當曾江興用屬於自己這代人的稱謂提到周恩來時，一種特別鄭重的語氣便不知不覺流露出來。而採訪過曾美的同行告訴記者，與絕大多數紅軍老戰士一樣，從第一次見到周恩來的1934年開始，幾十年來，曾美對周恩來的稱呼始終隻有一個：周副主席———這是周恩來長征前后擔任的職務。
1934年4月15日，曾美到紅軍總司令部報到，負責接待他的紅軍戰士把他帶到總司令部第一局局長兼作戰科長彭雪楓的辦公室。“今后，你就在一局作戰科工作吧。”也是在這一天，曾美第一次見到了周恩來。
“周副主席長著這麼長的大胡子，”生前回憶自己第一次見到周恩來的情景時，曾美常常會用手在胸口一比劃。“看起來樣子非常嚴肅，可是隻要他一笑，就馬上變得很親切。”
長征途中，作為紅軍總司令部作戰參謀，曾美的任務是整理匯集軍事情報給周恩來。一路上，他與周恩來朝夕相處。
“周副主席工作認真負責，一絲不苟。”曾美生前不止一次對子女們講過，在長征路上，周恩來十分辛苦，白天與戰士們一起行動，他很少坐擔架、騎馬，主要是走﹔晚上發電報、處理工作，每天都工作到很晚，雙眼中經常帶著血絲。
1937年，曾美想將原名“曾昭泰”改為“曾美德”，以取品德美好之意。周恩來說：干脆把“德”字去了，叫“曾美”就很好嘛。
“我們老爺子日常幾乎從沒丟過東西，剪刀原來放到哪兒，用后一定要放回原位。干什麼都是一絲不苟，摘下的手表必須把表帶重新扣上才能擱到桌子上。晚年甚至每天喝酸奶都要掐著點兒，你給他溫好了放桌子上，老爺子還得盯著表，非得到了下午四點鐘才喝，早一分鐘都不行。”王榮華向記者追述道。而在曾江興看來，這也許正是老人在軍旅生涯中、特別是經過紅軍總部那段特殊熏陶之后，養成的嚴謹作風被歲月的一種奇妙放大。
獲得解放石家庄首功嘉獎
“由於年事已高，最近這些年父親已經不怎麼上街了。不過到了春秋天氣晴好的時候，我們也會開車帶著他到戶外走走。”曾美的大女兒曾麗明說，“每次出門看到石家庄這座城市的變化，他都特別高興。”
曾美與石家庄有著特殊的緣分。這不僅因為離休前曾擔任河北省軍區政委，在這座城市居住了幾十年並在此終老，更因為他親自參與了這座城市的解放。
“解放石家庄戰役前，父親作為晉察冀軍區獨一旅旅長，一直帶領部隊在元氏附近戰斗，配合兄弟部隊將石家庄團團圍住，准備最后的總攻。1947年11月，獨一旅接到命令，在總攻石家庄前拿下位於石家庄西北角的大郭村機場，並以此為突破口進入石家庄。位於石家庄西北角的大郭村飛機場，是當時石家庄守敵唯一的空中通道和增援命脈，敵人設防異常堅固。這一仗可以說是總攻石家庄的前奏，也是關鍵的突破口，所以我們是沒有退路的。”曾經是一名軍人的曾江興，對父親的戰斗經歷最感興趣，對大郭村機場這場硬仗，他了解得很詳細。
“為了保住這唯一的空中通道和增援命脈，國民黨守軍可以說使出了渾身解數。”曾江興介紹說，當時飛機場防守異常堅固，“父親讓獨立一旅一團主攻機場，二團助攻、清掃外圍據點，三團作為預備隊。”
1947年11月6日凌晨，一團開始突進到飛機場外圍大安舍。戰斗一開始，曾美他們就意識到這次碰上的是個“硬骨頭”。“大安舍的東面、北面各有一個敵人的大碉堡，村南是一連串的堡壘群，形成如蜘蛛網般的交叉火力網。”
戰斗的突破點在6日14時出現，“大安舍村北的大碉堡終於被打了下來，村東碉堡裡的敵人一看大驚失色，急忙放棄碉堡向東南逃竄。”
然而，就在戰斗順利進行時，戰場形勢又發生了變化。“就在他們馬上要殲滅小安舍敵人的時候，大安舍、西三庄、飛機場三地的敵人，突然在飛機的掩護下拼命反扑。”眼看著敵人的飛機由2架增至4架，又增加到6架，將小安舍鎖得像鐵桶一般，曾美當時給部隊下了死命令：“哪怕隻剩下一個人，也要堅持到最后！”
在曾江興看來，敵軍最終是被父親他們的堅持嚇倒的——11月7日拂曉，部隊突破了敵人的最后一道防線，很多敵人都放下武器，往石家庄方向逃。
大郭村機場的一舉攻克，切斷了國民黨守敵最后的空中退路，為解放石家庄做出了重大貢獻，曾美因此被晉察冀野戰軍授予首功嘉獎。
兩個兄弟都犧牲了
“大郭村機場一仗雖然是一場硬仗，但遠不是父親參加過的最激烈、最殘酷的戰斗。”曾江興告訴記者，解放戰爭時期，曾美先后擔任晉察冀軍區獨立一旅旅長、66軍196師師長、67軍參謀長，在太原戰役、古北口戰役、平漢線北段戰役、正太線戰役中先后擔任主攻和助攻任務，並參加了著名的平津戰役。
八年抗戰期間，曾美則參與過著名的百團大戰，在山西忻州和河北平山、井陘一帶組織大小戰斗近百起，消滅日偽軍3000余人。“幾年前，我二妹曾麗春夫婦從山西五台山旅游回來，聊起當地情況，老人還能說出五台地區每個村的名字，儼然一張活地圖。”
“若不是五六年前的一次身體檢查時需要做核磁共振，父親自己都不知道他顱骨上還殘留著幾塊彈片。”在槍林彈雨中穿梭近二十年，老人隻依稀記得自己曾被日寇機槍擊中頭部、身負重傷，卻早已記不清究竟是哪次遭遇戰了。但有些往事，他一直記得很清楚。
“我們活著的同志，想到血戰湘江就流淚。”曾美曾這樣述說。
曾麗明說，在父親的記憶中，長征中的湘江突圍給他的印象最為深刻。“每次提到那一戰，爸爸的心情就十分沉重。他說，那一次，8萬紅軍將士損失過半。”類似的往事就像烙印一樣深深烙在老將軍的腦海裡。
“我的兩個兄弟都犧牲了，連葬在什麼地方都不知道。”曾美弟兄五個，三個參加了紅軍，有一個哥哥自從參軍后，就再也沒有見到過，解放后打聽，怎麼也打聽不著，肯定是犧牲了。而最令曾美割舍不下的就是長征途中、臨死前同自己相守一夜的弟弟。
“弟弟在三軍團，當時也就十五六歲吧。他因為生病掉隊了。我們住下后，他聽說總司令部在這裡，就找過來了。他又黑又瘦，發著高燒，背了個米袋子，背了個軍號。一進門就躺在地上了，我扶他到我們睡覺的稻草上面。他只是要喝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父親不是容易大喜大悲的人，但每次說起他的弟弟，明顯能感覺到他心裡難受，總說：‘如果弟弟現在還活著，該有多好。’”作為曾美最寵愛的小女兒，曾麗蘋總能從父親講述的細節裡，捕捉到老人最敏感、脆弱的感情。
“父親無助地摟著他發燒的弟弟在稻草上睡了一夜，聽著弟弟不住囈語‘哥哥，我餓’。拂曉的時候，要出發了，弟弟卻走不動……”
曾美向女兒承認，自己心裡也很難受，可是沒辦法：“我們是紅軍，部隊要出發，要打仗，要守紀律，為了革命勝利，我們隻能放棄個人的一切。”
“直到解放后，通過多方打聽，父親才知道弟弟病死了，就是和他見面沒幾天以后的事。”曾麗蘋說，
也正是因為這諸多經歷，這位身經百戰的老人將很多事情都看淡了。“父親總是跟我們說，很多和他一起參加革命的戰友都在戰斗中犧牲了，他能活下來，還有什麼不滿足的呢！”
曾擔任國慶閱兵副總指揮
如今，老人的書櫃裡還保留著幾本精美的相冊，照片被老人按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時間段分門別類放好，親手寫出的說明文動輒三四百字，由家人幫忙用電腦打出來，再親手裁成合適的尺寸，貼在照片一旁。
在這些照片中，曾美曾對一張站在天安門城樓前的半身照愛不釋手。照片中，他身著戎裝，別著的紅底胸標上寫著“副總指揮”四個大字，在這張照片下方，老人注明“攝於北京天安門閱兵指揮部，1955.10.1”。
1955年，曾美擔任了當年國慶閱兵副總指揮，也是在那一年，他被授予了少將軍銜。還是在那一年，曾由曾美擔任首任師長的196師被選中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第一支迎外部隊，成為年輕的人民共和國展現國威軍威的一個“窗口”。時至今日，已縮編為步兵196旅的這支部隊，仍然擔任這項軍事外交工作。
“但父親很少和我們提到這一類往事，有時偶爾談及，他總說，每個年代都會有每個年代的故事，現在是屬於你們年輕人的年代，你們也面臨著很多挑戰。”曾麗蘋告訴記者。
1965年7月，曾美調任河北省軍區政委，直到1981年離休。他的子女們在這裡長大成人、參加工作、成家立業。曾麗明告訴記者，家裡兄弟姐妹五個人的工作都是自己搞定，剛開始遇到工作調動等問題時，也想過讓父親幫忙說一句話，父親卻總是一口回絕：“一切靠自己！”
二女兒曾麗春說，“我和二哥相差幾天結的婚，二嫂騎著自行車進的曾家門，我騎著自行車離開的家。”而令二女婿封順祥記憶猶新的是，當年倆親家初次見面時，曾美才第一次問及了封順祥父親的職業。封順祥的父親不無緊張地說：“我是個木工，七級。”沒想到，曾美馬上說：“咱們是平級啊，我也是七級。”再沒等親家開口說什麼，曾美用一句話打消了對方的顧慮，“別管幾級，都是為人民做事。”
其實，曾美當時是行政七級——按那時候的行政級別，十三級以上就是高干了。封順祥說，就沖這一點，自己就從心裡尊敬這位老丈人。“2013年慶祝百歲生日的時候，岳父寫下‘我的一生屬於人民’這幾個字，他確實做到了這一點。”
如今，老人的書桌上還靜靜躺著一台黑色的Dell牌筆記本電腦，這是兒女們送給老人的90歲生日禮物，“他特別喜歡，經常讓兒孫們指導上網瀏覽。”
“老人離去前，沒給我們留下什麼話，但寫下了‘回家’兩個字。”大女兒曾麗明說，1月28日左右，父親在自己的手背上寫下了“家”字，“家”字還沒寫全，小女兒曾麗蘋琢磨著父親的心思在紙上寫下“回家”兩個字，老人費力地點了點頭。
“現在，父親回家了。”曾麗明輕輕地說。（記者 周聰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