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繼民
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鬆雙腳踏上北京首都機場，開始了舉世界矚目的訪華之旅，中美關系隨之解凍。尼克鬆訪華，中美高層直接對話，打破了中、蘇、美三個大國相互抗衡、互相制約的平衡，表明中美兩國為了戰略上的共同利益，存異求同，開始聯合抗蘇。鑒於中美高層接觸這“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敏感性，為使尼克鬆訪華順利，考慮到方方面面的原因，中國政府在毛澤東的主導下，煞費苦心作了一系列神秘而富有戲劇性的鋪墊。
採納四老帥聯美抗蘇建議
20世紀60年代，中蘇兩黨論戰最終導致國家關系破裂，兩國於邊界集結重兵緊張對峙，最終擦槍走火，1969年3月在黑龍江珍寶島和8月在新疆鐵列克提地區釀成了武裝沖突，兩國關系發展成為直接的軍事對抗。此后，蘇聯在中蘇邊界陳兵百萬，蘇聯領導人不斷進行戰爭威脅，聲稱要對中國“進行外科手術式般的核打擊”，對中國發出核戰爭恐嚇。與此同時，美國在中國南部不斷升級對越南的侵略，美機和美艦仍不時侵入中國領海領空，中國的國家安全形勢到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地步。
1969年l月，尼克鬆就任美國總統以后，通過《華盛頓星報》將蘇聯要對中國“進行外科手術式般的核打擊”的信息巧妙地告知了中國。這促使毛澤東反向思考問題，他對周恩來說，“兩霸，我們總要爭取一霸，不能兩面作戰”，開始探討中美有沒有聯合共同對付蘇聯威脅的可能性。顯然，蘇聯“老大哥”已取代美國，成為毛澤東心目中對中國威脅最大最直接的外部敵人。
為了確認自己對“敵友”的戰略選擇，毛澤東指示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四位老帥研究國際形勢和戰略問題，重點是中國對蘇對美的戰略取向，並形成書面意見上報，供中央決策參考。毛澤東認為，四位老帥都具有戰略眼光，他們研究的意見會更穩健、更成熟。毛澤東特別指示由周恩來直接抓這個工作。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特別是1967年“二月逆流”后，這四位老帥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靠邊站”，他們的任務僅僅是分別在北京四家工廠“蹲點”。周恩來立即召集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四位老帥布置工作：第一，指示外交部和其他外事部門抽掉相關精干人員和提供相關涉外資料配合四位老帥研究﹔第二，四位老帥每星期二至星期四在工廠“蹲點”三天，其余時間由陳毅主持，研究國際形勢﹔第三，特別向他們傳達毛澤東的指示，研究的時候思想不要被框住，不要受剛剛結束的中共九大的結論（九大政治報告強調:“美帝國主義”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惡的敵人”，“美帝國主義和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在反華等方面，他們互相配合，狼狽為奸”）的約束。最后，周恩來特意囑咐四位老帥說：“這個任務很重要，不要看輕了！”
在相關人員的配合和陳毅的組織下，四位老帥不顧年事已高（這年葉帥72歲，聶帥70歲，陳總和徐帥都是68歲），以高度的責任感和使命感立即進入角色。從1969年6月7日至7月10日，進行了6次共19小時的討論，最后形成了《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並於7月11日上報毛澤東和黨中央。他們認為：第一，蘇聯把中國當成主要敵人，它對我國安全的威脅比美國大。蘇聯在中蘇漫長的邊境集結重兵，不斷制造緊張空氣，挑起爭端。與此同時，蘇聯還倡導建立所謂“亞洲集體安全體系”，妄圖在中國周邊地區組織一個反華包圍圈。第二，美蘇爭霸呈現出“蘇攻美守”的新態勢，美國有聯中抗蘇的戰略需求。蘇聯咄咄逼人的攻勢，使華盛頓意識到,美國的戰略安全利益正受到蘇聯日益加強的軍事實力和軍備擴張的威脅。作為美國盟友的西歐、日本經濟實力上升，離心傾向逐漸明顯。當今，美國認為中國無疑是對蘇新的重要的牽制力量。第三，當前中蘇矛盾大於中美矛盾，美蘇矛盾大於美中矛盾，中美兩國都認為最大最緊迫的威脅來自蘇聯，美中兩國在蘇聯的威脅下找到了共同利益,有相互靠攏的基礎和動機。尼克鬆當選總統后便一反常態，在多種公開場合頻頻發出要和中國接觸，甚至訪問中國的信息，就是美國利益訴求的最好証明。因此，四位老帥鄭重建議：我們應該從戰略上打美國牌。用葉帥的話講，就是在魏、蜀、吳三國鼎立中，借鑒諸葛亮的“東聯孫吳，北拒曹魏”的戰略方針，聯美抗蘇！四位老帥的研究分析報告和建議，正中毛澤東的下懷，進一步堅定了毛澤東改善中美關系、聯手制衡蘇聯的決心。實現中美高層直接對話，成為打破中美關系僵局的突破口，對此，中國方面煞費苦心。
刊“照片”向美國“示好”
1968年8月9日，尼克鬆在接受總統候選人提名后不久，對一家雜志說道：“我們必須不要忘掉中國，我們必須不斷尋找機會同它對話。”1969年1月，尼克鬆成功就任美國總統。1970年2月，尼克鬆在向國會報告中使用了中國“偉大而生氣勃勃的人民、有天賦和有教養的人民”等友善詞語，表示美國要“盡力採取同北京改善實際關系的步驟”。從3月到7月，美國採取一系列措施進一步放寬對中國的旅行和貿易。10月初，尼克鬆在會見美國《時代》周刊雜志記者時稱：“如果說我在死以前有什麼事想做的話，那就是到中國去。”10月26日，尼克鬆在一次外交酒宴祝酒辭中提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前稱“共黨中國”）。尼克鬆還通過第三方如波蘭、羅馬尼亞、法國和巴基斯坦領導人轉告中國領導人，表達美國迫切希望改善美中關系的意願。
毛澤東和中國政府當然知道尼克鬆的態度，而順利實現尼克鬆訪華無疑是改善中美關系最關鍵的一步。新中國成立后中美成為不共戴天的夙敵，朝鮮戰爭后中美兩國更是老死不相往來，在公開場合雙方外交人員的任何蛛絲馬跡都能引起軒然大波。1954年5月日內瓦會議召開，周恩來與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休會時不期而遇，當周恩來伸出手想與杜勒斯握手時，杜勒斯卻旁若無人地離開了，弄得周恩來很尷尬。雖然這條新聞為坊間傳聞未經証實，但也並非空穴來風。杜勒斯隻出席約一周的會議就回國了，回國前他特意囑咐留下主持美國代表團工作的副國務卿史密斯“不准與中國代表團成員握手”。史密斯在個人觀點上是願意與新中國友好的，對美國政府採取敵視新中國的做法也是有保留的。他在私下裡還表示過不同意杜勒斯的做法。周恩來了解到史密斯的態度后，就想會會他。第二天會間休息時，當史密斯一個人走進會場吧台去喝咖啡時，周恩來“不經意”地也走向吧台，裝出要跟史密斯握手的樣子。這時，史密斯右手夾著雪茄，左手端著咖啡杯，見周恩來要跟他握手的樣子，連忙把原來端在左手的一杯咖啡迅速換到右手，以此向周恩來表示歉意：你看，我右手正拿著東西，不便和你握手了。但史密斯笑容可掬地和周恩來打了招呼，還主動用他的胳膊和周恩來的胳膊碰了碰，表示友好。后來尼克鬆訪華時，周恩來特意向尼克鬆提起此事，尼克鬆大笑不止。總之，中美接觸極端敏感，美國總統訪華尤甚。
如何為尼克鬆訪華作好鋪墊，營造良好的氣氛，毛澤東和中國政府可謂煞費苦心。中國政府除了通過第三方與美國接觸外，還打破常規，以“照片”向美國“示好”。在1970年10月1日的國慶大典上，毛澤東邀請來華訪問的老朋友、美國記者斯諾和他一起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看國慶游行。這是有史以來第一個登上天安門城樓的美國人。第二天，毛澤東和斯諾共同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的照片被赫然刊登在《人民日報》的顯要位置上,報紙的右上角還特意刊登了一句毛澤東語錄：“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國人民都是我們的朋友。”斯諾能享此“殊榮”，緣於他1936年6月至10月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延安進行了實地考察採訪，根據考察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完成了《西行漫記》的寫作。1937年10月，此書以《紅星照耀下的中國》在倫敦公開出版，以后多次再版，在中外進步讀者中引起了極大轟動。書中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作了客觀評價，其對中國共產黨及其事業的欽佩溢於言表，為全世界了解中國共產黨及其事業立下了開拓之功。斯諾也因此與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私交甚厚，有了深深的“中國情節”（1972年斯諾在瑞士去世后，按其遺囑，部分骨灰葬在北京）。1960年和1964年，斯諾應毛澤東邀請訪問中國，受到熱情接待。毛澤東指示刊發他和斯諾在天安門的照片的真正用意，就是讓美國看到中國高調對待一個美國人的真實用意——美國政府應積極主動採取措施，使尼克鬆訪問中國早日成行。遺憾的是，美國人不明就裡。后來基辛格在回憶錄裡說，毛澤東這種“轉彎抹角的暗示”顯然“對我們敏銳地觀察事物的能力估計過高”，以致美國政府沒能“在關鍵時刻理解到他的真意”。
凌晨拍板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
1971年，第31屆世乒賽在日本名古屋舉行，中國接到主辦方日本的邀約。毛澤東在國家體委的請示報告中做出了“我隊應去”的批示。這樣，已經因“文化大革命”連續缺席兩屆大賽的中國隊又重新回到了國際乒乓球大家庭中。正是在這屆大賽中，毛澤東敏銳地抓住中美乒乓球隊員邂逅小插曲，導演了一場“小球轉動大球”的乒乓外交，讓美國人明白了中國政府的“真意”。
1971年4月4日，世乒賽5個單項的比賽全面展開。美國男隊第三號選手——19歲的大學生科恩在與中國運動員同館練習后，一身大汗走下樓時，竟然找不到他來時搭的車了。正當他手足無措時，一輛帶有世乒賽標志的大轎車開了過來，情急之下他連連招手，大轎車在他身邊緩緩停住了后，他想都沒想就一個箭步跳上了車。當他漫不經心地抬頭四顧，吃驚地發現同車的全是中國人。在大轎車裡坐著的中國乒乓球選手和代表團工作人員，一眼就看出了這個穿著印有“USA”字樣的喇叭褲的“嬉皮士”美國運動員，大家面面相覷。車子發動了，在經歷了短暫的尷尬后，科恩突然大大咧咧地站起來大聲說道：“有沒有翻譯？”找到翻譯后，他用最簡單的語言表達起自己的意思：“我的頭發，我的帽子，我的衣服看上去都很滑稽，我知道你們在笑什麼。”聽到科恩的話后，坐在大轎車最后一排座位上三屆世乒賽男單冠軍得主庄則棟站了起來。他來到科恩身邊，微笑著對科恩說：“我們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你在我們國家有許多朋友。今天你來到我們車上，我們大家都很高興。我送給你一件禮物吧……”說著，庄則棟從隨身背著的挎包裡掏出一件精美的小禮品，那是一面一尺多長的杭州織錦，上面繡著一幅優美的黃山風景畫。“天啊！”科恩叫了起來……車很快到了賓館。當庄則棟與科恩有說有笑地下車時，正好給候在門口的幾個日本記者看到了，他們交談、握手的照片第二天就上了日本《讀賣新聞》等報紙的頭版頭條。世界媒體都抓住了這個敏感的話題，大肆渲染。當時中國正處於“文化大革命”中，人們對“海外關系”十分敏感，唯恐躲避不及，更不要說同美國人接觸了。大家都為庄則棟捏了一把汗。
4月5日，科恩在比賽場地找到了庄則棟，將一件上面別有美國代表團紀念章的Ｔ恤回贈給了庄則棟。科恩真誠地對庄則棟說：“如果你們邀請我去中國，我願意去。”中國乒乓球代表團不敢怠慢，立即將庄則棟與科恩交往一事報告了國內。外交部和國家體委推測科恩提出要求訪華這麼重大的事，很可能是美國代表團或者是美國政府的意思，他們建議中國暫不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4月6日下午4時30分，中國乒乓球代表團接到了周恩來的指示：“可以告訴美國隊，現在訪華的時機還不成熟，相信今后會有機會。可留下他們的通信地址。”4月7日凌晨，報告傳到毛澤東手中。這次毛澤東並沒有像往常一樣讓秘書拿走歸檔。到了天快亮的時候，毛澤東毅然做出批示：立即邀請美國運動員來華訪問。讓美國乒乓球隊“打前站”，為尼克鬆訪華創造一個良好的氣氛。他要秘書馬上轉告周恩來，請他迅速落實。
4月7日上午10時30分，中國乒乓球隊領隊宋中將中國政府正式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的決定通知美國代表團。接到電報的美國國務卿羅杰斯當即將電報送往白宮。尼克鬆喜出望外，馬上批准美國乒乓球隊接受邀請。科恩得知消息，先興奮得癱倒在地，后又坐在乒乓桌上，把頭埋在兩條手臂之中，久久說不出話來。美國乒乓球隊參加完東京賽事后，馬不停蹄於4月10日直飛北京，實現了歷史性訪問。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親自接見美國代表團全體成員，說：“你們這次應邀來訪,打開了兩國人民友好往來的大門。”
當天，美國總統尼克鬆宣布對華新政策：美國准備迅速發給從中國到美國來訪的個人簽証﹔允許中國使用美元﹔取消對供應前往中國或來自中國的船隻和飛機燃料的限制。7月，美國總統特使基辛格秘密訪問北京，周恩來總理與之會談，並代表中國政府邀請尼克鬆於1972年5月以前適當時間訪問中國。尼克鬆愉快地接受了邀請。
毛澤東主導的1971年春天的“乒乓外交”，以小小乒乓球彈開了中美彼此緊閉20多年的國門和冰凍的政治僵局，震動了地球。5月30日，周恩來在外事工作會議上頗有詩意地說：“4月7日，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把乒乓球一彈過去，就轉動了世界，小球轉動了地球，震動世界嘛！”
| 相關專題 |
| · 期刊選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