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華
相逢相知於敗軍之際
不經意的邂逅，經常蘊涵著宿命般的機緣。
1927年10月，在江西與廣東交界的山區，在南昌起義潰退的人流中，20歲的警衛班長粟裕遇到了比他年長6歲的團指導員陳毅，從此開始了跨越半個世紀的交往。
在亂軍人流中，與他們同時邂逅的還有朱德和林彪。四人共同經歷了人生第一次低谷。
他們被硝煙熏黑的臉上，流露的雖然都是愁苦，但面臨的問題卻各有不同。
朱德，最大的愁苦是“光杆司令”，棘手的難題是如何掌握住這支陌生的、士氣渙散的部隊。南昌起義前，朱德任南昌軍官教育團團長兼南昌公安局局長，起義后任第九軍副軍長，在南下途中兩次帶兵，指揮的都是臨時拼湊的部隊。他在自述中回憶，第一次帶兵，撤離南昌，向潮汕進軍，“我被舉做在暴動中成立的新第九軍副司令，帶了一部分兵，還有教導團的學生以及零七八碎的散兵向東出發”。第二次帶兵，是在三河壩。“這時分為兩路，一路是主力，葉挺、賀龍帶著走，佔領了潮汕。另一路歸我指揮，為一個支隊，到大埔……（后來）主力在那面失敗，我們也就撤了下來……收容了潮汕撤下來的殘余部隊，即刻向福建、江西退卻”。
兩次帶兵有三個共同點，帶的都是偏師，擔任的都是牽制任務，所轄部隊均為臨時搭配的。朱德形容前者為“零七八碎的散兵”，后者為“撤下來的殘余部隊”。
在四面圍攻的逆境下，朱德所部官不識兵，兵不信官，處境堪憂。陳毅直爽地說：“朱德同志在南昌暴動的時候，地位並不重要，也沒有人聽他的話，大家隻不過尊重他是個老同志罷了！”
陳毅，最大的愁苦是背負“五皮主義”譏諷，面臨的難題是如何在官兵中樹立威信。南昌起義后，一介書生陳毅擔任第十一軍第二十五師第七十三團指導員。
周恩來有些不好意思：“派你干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
“什麼小不小哩！你叫我當連指導員我也干。”陳毅倒是爽快，“隻要拿武裝我就干。”
下到連隊，他才明白，既有干不干的問題，又有能不能干好的問題。這個團的前身是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即葉挺獨立團。在北伐戰爭中，葉挺獨立團在汀泗橋、賀勝橋和攻克武昌的戰役中打出威風，號稱為“鐵軍”“鐵團”，是中共最早建立的、也是最有戰斗力的部隊。盡管擔任“鐵團”的最高政治長官，但他新來乍到，沒有樹立起權威，遭到官兵漠視。有的厭惡地叫他“五皮長官”。“五皮”指圍皮帶、穿皮靴、背皮包、戴皮手套、拎皮鞭，基層士兵瞧不起這種高高在上、滿嘴政治說教的長官，稱他們賣“狗皮膏藥”。
林彪，最發愁的是如何免遭“丟餉”追責。撤退途中，他帶領的第七連發生軍需官攜款潛逃的惡性事件，偏偏軍需官又是他一向親信的表弟。
第七十三團團長黃浩聲下令綁人，他認定林彪“治軍不嚴，縱弟逃跑”，欲呈報上級處分。
林彪辯道：“我知道軍餉關系連隊安危，所以特地叫我表弟攜帶，誰知這個狗雜種半途開溜了，這叫我怎麼辦？”
朱德聞訊阻止了黃浩聲執行軍法，叮囑林彪“一定要記取教訓，重要文件、軍餉細軟一定要親自收藏，不要隨便交給別人”。
粟裕，當時考慮最多的是如何負重行軍。南昌起義前后，身為班長的粟裕，承擔著警衛和運輸任務。起義后，他所在的警衛隊負責押送在南昌繳獲的大量軍用物資，每個士兵除隨身攜帶的駁殼槍和子彈帶外，還要身背2支步槍、200發子彈，加上背包、軍毯、水壺、飯盒、鐵鎬、鐵鏟等物件，超過60斤。另外每位士兵還照管著一位挑擔的民夫，如果途中民夫逃跑，士兵要挑起民夫撂下的擔子。南下瑞金、會昌時，主力打了勝仗，繳獲6000余支槍和大量輜重，粟裕帶領一個班受命將這些槍支彈藥用船運向東江。潮汕失敗后，他又負責將彈藥送往三河壩。毒辣的日頭、崎嶇的道路、沉重的行李和苦澀的汗水，給粟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7年10月上旬，這是四人聚齊的時間。當時，從潮汕撤退下來的殘余部隊與從三河壩撤離的朱德支隊在饒平會合，官兵合計兩千五六百人。部隊來自三個方面：一是第十一軍第二十五師，師長周士第，政委李碩勛，下轄第七十三、第七十四、第七十五團，陳毅任第七十三團指導員，林彪任第七十三團七連連長﹔二是朱德直轄的第九軍教導團﹔三是從潮汕撤下來的第二十軍教導團，粟裕在其中任班長。
三支部隊的建制和師、團以上領導都在。論實力，周士第帶領的第十一軍第二十五師最強，周邦彩帶領的第二十軍教導團最弱，僅200人。論名頭和官銜，朱德最大。
當時,死亡的陰影籠罩著這支新敗之師。首先是敵情如山。麇集於潮汕和三河壩地區的國民黨軍隊多達5個師，共約2萬余人，以十比一佔有絕對優勢。其次是軍心渙散。驟遇主力覆滅和最高領導機關轉移，部隊無論在組織上、思想上還是心理上，都處於混亂、茫然的狀態，官兵缺乏統一意志。更加嚴重的是，行動方針出現嚴重分歧。
10月7日，在茂芝全德學校，來自三支部隊的20多位團以上指揮員召開會議，討論應對危局的方法。會上，出現兩種意見。一種認為起義軍十失其九，又陷入合圍，上策是解散部隊，隱蔽轉移，保存實力。另一種主張保持部隊編制，穿插到敵人兵力薄弱的山區去。
朱德態度最鮮明：“我是共產黨員，我有責任把八一南昌起義的火種保留下來，有決心擔起革命的重擔，有信心把這支隊伍帶出敵人的包圍圈。”
接著，朱德指著地圖分析道：“從最新情報看，敵人正從南、西、北方面逼進，我們向東北方向穿插，直奔湘南。”
在驟遇重挫、驚魂未定的情況下，隻有朱德能拿出一個完整的方案，令大家刮目相看。這位滇軍名將開始發揮主心骨的作用。
會后，部隊急行軍，經麒麟嶺，過柏嵩關，進入福建，然后沿閩粵邊界北進。在經過武平時遭到國民黨一個師的圍攻，部隊傷亡千余人，后奪路向石逕嶺突破。
粟裕清楚記得，這是10月17日。這天，他在戰斗中負傷，這是他一生6次負傷中第一次，也是離死神最近的一次。
大部隊撤出武平城時，朱德命令留下一個排佔領城西高地，負責斷后。粟裕就在這個排裡。激戰中，粟裕受到槍擊，當即倒地。一顆子彈從他右耳上側的頭部射入，穿腦而過。他事后回憶道：
當時，我隻覺得受到猛烈的一擊，就倒下了，動彈不得，但心裡卻還明白。依稀聽得排長說了一句：“粟裕呀，我不能管你啦。”他卸下我的駁殼槍，丟下我走了。
等到粟裕蘇醒過來的時候，身邊已空無一人。粟裕心中隻有一個念頭：“不要停下，一定要趕上部隊。”這時，后面來了幾個掉隊的戰士，發現了粟裕，替他包扎好傷口，攙扶著一起追趕部隊。
當粟裕趕上大部隊時，發現全軍被阻石逕嶺隘口。扼守隘口的雖然是民團，兵力不多，但是據守的地形險要。兩峰夾峙，中間留出一線窄谷，窄谷兩邊為懸崖峭壁，無法攀援。民團集中火力封鎖隘口，部隊連續發起猛攻，無法靠近，隘道前堆滿士兵的尸體，鮮血汩汩下流。
這時，武平城方向傳來密集槍聲，國民黨追兵正朝石逕嶺急速逼進。如果部隊不能迅速攻佔隘口，將面臨首尾夾擊的厄運。
又是朱德站了出來。他一面鎮定地指揮部隊疏散隱蔽，一面帶領幾個警衛人員，從長滿灌木的懸崖陡壁攀登而上，繞至石逕嶺側后，發起攻擊，令民團驚惶失措，紛紛逃竄。朱德站在一塊斷壁上，手裡掂著駁殼槍，指揮部隊迅速沖過隘口。
這一幕令粟裕終生不忘。幾十年后，他追述當時的感受：
這次戰斗，我親眼看到了朱德同志攀陡壁、登懸崖的英姿，內心裡油然產生了對他無限欽佩和信賴之情。經過這次石逕嶺隘口的戰斗，我才發覺，朱德同志不僅是一位寬宏大度、慈祥和藹的長者，而且是一位英勇善戰、身先士卒的勇將。
此戰過后，朱德完成了從客卿到主帥的飛越。
如果說朱德是以篤定和勇猛獲得全軍擁戴，陳毅則是以堅韌和執著建樹自己威信。
10月下旬，部隊到達江西安遠縣天心圩，雖然擺脫了國民黨大部隊的追擊，但仍受地主武裝和土匪的襲擊，危機並未解除。
人數最多、編制最健全和戰斗力最強的第二十五師，團以上干部紛紛離隊。經軍委會同意，周士第、李碩勛離開部隊，到香港尋找黨組織，請示部隊下一步行動。李碩勛轉移到上海，向黨中央匯報情況，后從事白區工作和軍事工作，1931年被國民黨逮捕，慷慨就義。周士第赴香港，向廣東省委匯報工作，后一度與黨組織脫離聯系，赴馬來西亞治病。對此，他非常內疚，解放后在《自傳》中解剖說：“這是在革命受挫時缺乏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的表現。”
繼師首長離隊后，第七十五團團長張啟圖、第七十三團團長黃浩聲相繼離隊。張啟圖在事后給中央的報告中，稱當時的情況是“師長、團長皆逃走，各營、連長亦多離開”。
時任連指導員、被譽為解放軍“后勤之父”的楊至誠上將用“孤軍”和“二無”形容當時的困局：“這一支孤軍，一無給養，二無援軍，應當怎麼樣辦？該走到哪裡去？”
一天，林彪帶著幾個連長來找陳毅：“現在部隊不行了，一碰就垮。與其等部隊垮了當俘虜，不如現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
他們反映的是部隊的實情。陳毅回憶這段歷史時非常傷感地說：“像七十三團這樣堅強、這樣有光榮傳統的部隊，都無力進行戰斗，連土豪劣紳的鄉團都可以繳我們的槍，誰都沒有心思打仗。到了大余，2000多人隻剩下900多人。”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其他幾個連長都是林彪黃埔四期的同學，隨聲附和。
“我不走。”陳毅態度鮮明，“現在我們拿著槍可以殺土豪劣紳，土豪劣紳怕我們。離開了部隊沒有了槍，土豪劣紳就殺我們。我們是共產黨員，要經得起失敗的考驗。”
林彪當晚離開部隊，過了幾天，他又回來向陳毅報到。
“根本走不了。”林彪話說得坦直，“我走到了梅關，到處是地主武裝搜查，搶奪，殺人。這樣送命太不值了！”
行軍途中，每天都有人離開，隻要遇到岔道，軍官、士兵就三三兩兩地往岔路上跑。
在離隊潮中，整個部隊團以上干部，走得隻剩下第七十三團指導員陳毅和第七十四團參謀長王爾琢了。他倆的堅守，贏得了官兵的尊敬。對此，陳毅感受很深：
我那時在部隊裡是沒有什麼地位的。我來部隊也不久，八月半趕上起義部隊，十月初就垮了，大家喊我是賣狗皮膏藥的。過去在漢口的時候，說政治工作人員是五皮主義：皮靴、皮帶、皮鞭、皮包、皮手套。……失敗后，到了大庾，那些有實權的帶兵干部，要走的都走了。大家看到我沒有走，覺得我這個人還不錯，所以我才開始有發言權了。
粟裕事后說：“回想起來，我認識和欽佩陳毅同志，也正是從信豐、大庾開始的。”
生路與活路，挑戰與機遇，絕望與希望，歷史經常通過極端的形式，用考驗和轉換來完成。
大浪淘沙，狂風吹金，經受的是磨難，吹走的是浮塵，留下的是瑰寶。
10月底，在安遠天心圩，朱德召開軍人大會，發表演講。
“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敗了，我們的起義軍也失敗了。但是，我們還是要革命的。同志們，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
陳毅開導大家：“在勝利發展的情況下，做英雄是容易，在失敗退卻的局面下，做英雄就困難得多了。隻有經過失敗考驗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們要做失敗時的英雄！”
會后，部隊採取去留自願的政策，又有300軍官和士兵離隊，部隊隻剩下800余人。部隊取消軍、師、團建制，統一整編為一個縱隊，下轄7個步兵連和1個迫擊炮連、1個重機槍連。縱隊對外稱“國民革命軍第五縱隊”，朱德化名王楷，任司令，陳毅任政委，王爾琢任參謀長，形成了以朱、陳、王三人為核心的領導班子。
在這次整編中，粟裕任第三連政治指導員，林彪任第七連連長。對這次整編，粟裕給予高度評價：“從這次全體軍人大會以后，朱德同志和陳毅同志才真正成了我們這支部隊的領袖，我們這支部隊也渡過了最艱難的階段，走上了新的發展的道路。”
對於帶領部隊渡過危局的朱德、陳毅，粟裕終生敬重，視他們為真正的英雄，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杰出的創始者之一”。這是他們跨越將近半個世紀親密交往的起點。
軍史有句廣為人知的話，叫“陳不離粟，粟不離陳”。有人統計，粟裕與陳毅真正“形影相隨”的時間不到3年，即新四軍時期的1939年8月至1941年1月和解放戰爭時期的1947年1月至7月。曾任三野第九兵團政委的原軍事科學院副院長郭化若說：“由於工作需要，陳、粟之間有分有合，而且分多合少。”其實，這句軍諺的真正含義，一是指他們共事期間的親密關系，二是指他們終其一生不離不棄的真摯友誼。
粟裕的秘書鞠開在回答社會上關於“陳不離粟，粟不離陳”的疑問時，這樣解釋老首長對陳毅元帥的關系：
從1927年10月下旬粟裕認識陳毅的那天起到全國解放，在粟裕的思想上是很明確的，他一直把陳毅看成是他的上級，對陳毅是欽佩的。十年內戰是如此，八年抗戰是如此，三年解放戰爭也是如此。他還說：他長期在陳毅領導下工作，心情是舒暢的。
天心圩整編過后，這800余人，再也沒有一人離隊，他們在殘酷的革命戰爭中絕大多數犧牲了。到1955年共和國第一次授銜時，走上受銜台的隻剩下4人——朱德、陳毅、林彪、粟裕，3位元帥1位大將。
經過失敗的考驗，陳毅也對粟裕產生了信任。1952年6月14日，他在回憶時說：
當時如果沒有朱總司令領導，這個部隊肯定地說，是會垮光的。個別同志，也許會上井岡山，但部隊是很難保持的。這八百多同志，其后大多在戰爭中犧牲了，現在還在的，林彪、粟裕以外，幾乎沒有什麼人了。但這些同志都是我們人民解放軍的奠基者，他們對黨、對人民、對國家的功績是永垂不朽的。
一場大捷放飛兩顆軍壇新星
半年后，朱德縱隊經湘南暴動發展到1萬余人。1928年4月中旬，部隊前往江西寧岡龍市，與毛澤東領導的工農革命軍會師，整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史稱朱毛會師。整編后，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陳毅任政治部主任。
會師后，朱德、陳毅不僅及時發現了粟裕、林彪身上具有的軍事潛能，還向毛澤東推薦了這兩位連級軍官，成為他倆人生道路上最初的“伯樂”。
作為軍人，粟裕與林彪均以軍事見長，但最先得到倚重的卻是他們的政治能力。
1927年10月至1928年12月，粟裕在連級崗位上調動十分頻繁，共計達6次之多：1927年10月下旬任步兵連政治指導員，11月任第二支隊第二連指導員﹔1928年1月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一團第五連黨代表，6月任紅四軍第二十八團第三連連長，8月任第三連黨代表，12月任第三連連長。
如此反復調動，原因隻有一個：政治強。粟裕這樣解釋調動的理由：
我在井岡山時，工作作多次調動，時而任黨代表，時而任連長，都是為了加強政治工作的需要。比如連隊裡新戰士和解放過來的戰士多了，要加強政治工作，就調我去任黨代表。某個連長軍閥習氣太重了，要調動他的工作，又讓我去任連長。
無獨有偶，林彪最先引起毛澤東關注的也是政治方面。一天，毛澤東與陳毅路過茨坪，聽到一個20歲左右的年輕軍官給部隊講話：“其實這個土匪，那個軍閥，隻要有槍，就有一塊天下。我們也有槍，也能坐天下!”
毛澤東驚奇地停下腳步，繼續聽。
年輕軍官操一口湖北腔：“敵人來進攻，紅軍就集中打敵人﹔敵人打走了，消滅了，紅軍就分散做群眾工作，打土豪分田地，組織赤衛隊，建立蘇維埃。”
這簡直就是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思想的翻版。
毛澤東問陳毅：“這是哪個？”
“樹林子的三隻虎。”陳毅介紹說，“二十八團七連連長林彪。”
別具一格的介紹和褒獎。
毛澤東忍不住稱贊道：“一般的軍官隻知道帶兵打仗，這個林彪還有政治頭腦，不簡單啊。這個娃娃可堪重用！”
真正讓粟裕和林彪在軍中脫穎而出、獲得朱毛陳重用的還是軍事才能。
粟裕與林彪，同是1907年生人，屬羊。論年齡，粟裕比林彪大3個月﹔論軍齡，林彪比粟裕早三年﹔從軍事教育看，林彪經歷過黃埔軍校系統培訓，粟裕隻受過軍中教導團短期訓練﹔從作戰履歷看，林彪經歷過北伐戰爭、南昌起義和湘南起義，一直在主力師團擔任鋒頭任務，粟裕沒有參加北伐，參加南昌起義時主要從事后勤警衛工作，隻經歷過湘南起義。
粟裕在軍中最初的名氣來自練兵。他從實戰出發，琢磨出三條提高部隊機動能力和單兵素質的辦法。一是跑山。每天起床第一件事便是集中部隊爬山，不管天晴下雨，不論丘陵高山，一波沖鋒直奔山頂，在山頂休息片刻，又是一波沖鋒從山頂跑下平地，練成爬高山如履平地的真功夫。二是苦練三大技術，即射擊、刺殺和投彈，要求打得准、刺得猛、投得遠。三是嚴格戰術紀律。當時子彈極其缺乏，一支槍一般隻有三發子彈，超過五發便算“地主”。打起仗來，三發子彈如何使用？粟裕想出了個土法子，他規定：沖鋒前，射擊第一、第二發子彈，全連打排槍，用作火力准備，最大限度地殺傷或震懾敵人﹔接著是沖鋒，第三發子彈留到追擊時用。
為了激勵戰士們提高射擊技術，粟裕獨出心裁，在連裡舉行單手無依托舉槍和射擊比賽，看誰端得穩、舉得久、射得准。他帶頭練，手勁猛增，單手托舉步槍可以持續達到20分鐘﹔在射擊比賽中，槍槍中的，成為軍中頗有名氣的“神槍手”。
對粟裕的槍法，他的兒子、曾任北京軍區副司令的粟戎生中將回憶：
小的時候，我還跟父親比過槍法。有一次，大概是我上中學的時候，一個星期天，我回到家，擦完槍，父親說要打打小口徑，但一時找不到合適的靶子，最后找到一個破乒乓球，拿個小木頭棍頂著，插在院子裡，當靶子。離開靶子大概二三十米，結果我弟弟沒打上，我也沒有打上，我爸一槍就打上了。要知道，我弟弟是西城區中學生射擊隊的！
這個時候，粟裕已經年近6旬，持槍的右手受過傷，有殘疾。即便如此，依然神准。
如果單論槍法，在元帥和大將中，粟裕名列前茅，能夠與他一較高下的隻有大將王樹聲。
1928年6月，井岡山根據地在龍源口迎來生死之戰。這場戰役中，粟裕與林彪一鳴驚人。兩人均以詭異的戰術引人注目。
林彪提出銳箭戰術。
當時，國民黨軍集結楊池生第九師和楊如軒第二十七師共5個團進攻寧岡，進至龍源口。朱毛升帳點兵，命令第三十一團第一營和第二十九團迎擊新七溪嶺之敵，第二十八團迎擊老七溪嶺之敵。
老七溪嶺是主戰場。紅二十八團同國民黨部隊3個團的兵力在這裡殊死爭奪制高點百步墩。由於紅軍是由下向上的仰攻態勢，加之敵人火力極猛，部隊被壓在半山腰，兩次試圖猛沖上去，都未成功。為免過大傷亡，團長王爾琢傳令撤退。他與黨代表何長工當即召開連以上干部會議，研究作戰方案。
“一比三，下攻上，兵力地形於我不利，我主張不打。”第一營營長林彪放了一炮。
“現在是研究如何打的問題！”王爾琢訓斥道。
“如果硬是要打，我有一法。”林彪建議：從連排干部和黨員戰士中，抽調240人組成敢死隊，每24個人編為一個沖鋒集群，從一到十編為10個波次，沿著一個方向，輪番沖鋒。隻要前一波次傷亡過大或戰力衰減，立即就地轉入火力掩護，由下一個波次繼續沖鋒，所有波次依次跟進、壓上、沖鋒，始終保持強大、銳利的攻擊力，直到撕破國民黨正面防線，全團壓上，發起追擊。
王爾琢認為可行。戰斗中，第三營營長肖勁率領沖鋒集群像出閘的猛虎，不避彈雨，沖在最前面。銳箭戰術取得奇效，第二十八團以一敵三，從正面打開缺口，經過一場鏖戰，終於拿下百步墩。
此次七溪嶺戰斗和龍源口大捷，紅軍共殲敵1個團、擊潰2個團，繳槍千余支。
在龍源口戰斗的追擊階段，粟裕又祭出了同樣令人瞠目結舌的戰術動作。
七溪嶺山巒重疊，地形險要，紅軍追擊部隊以連為單位向潰逃的國民黨軍隊逐山追擊。湘贛邊界特委書記楊克敏后來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承認，兩楊所部是“江西軍隊之最狠的部隊，戰斗力最強，都系老兵，技術熟練”。該部善於登山，運動能力出眾，在撤退中也能仗著腳力拉開與紅軍一袋煙的距離。
粟裕練兵尤重攀爬，三連追擊速度強於其他連隊。盡管如此，仍然趕不上兩楊的老兵油子。他率領三連沖上山頂時，緊跟在他身后的隻有9名戰士，其他100余人落在半山腰。他留下6人在山頂控制制高點，帶著3個人翻過山峰繼續朝下追。一過山凹，就發現百十號敵人猬集在一堆，正在歇息。
粟裕一怔：這多敵人？敢在這麼近的距離歇氣？
國民黨士兵也是一驚：紅軍來得好快？
粟裕急中生計，徑直沖過去，大聲命令道：“把槍放下，你們被包圍了！”
百十號人被四個人包圍？國民黨士兵不太相信，不但不放下槍，反而抬起槍管。
這時，山頂上司號兵看不到連長的身影，擔心他們落單，吹起沖鋒號，剛剛爬上山頂的三連戰士呼喊著“沖啊”，朝山下壓。山嶺上，樹叢間，都是三三兩兩紅軍戰士的身影。
國民黨士兵不知底細，相信了粟裕的話，乖乖地放下槍。
粟裕又大聲命令：“全部把槍栓卸下！”
等到三連大隊人馬趕到時，早已過了一袋煙的工夫。他們看傻了眼：連長和3個戰士正背著槍栓，押著背空槍的100余名俘虜往山上走。
這一消息在軍中傳來，陳毅為粟裕叫好：“兩軍相逢勇者勝，兩勇相遇智者勝，好！”
“有點險。”粟裕老實地說，“如果敵人對我們來個反扑，我們就要吃虧了！”
在戰后講評中，朱德對兩位年輕人給予高度評價，稱林彪和粟裕是“青年戰術家”。
不過，朱德和陳毅對他們二人不約而同地採取了有所區別的態度。
對林彪，朱、陳是既欣賞又保留。一次，毛澤東提議提拔林彪任紅二十八團團長，朱德認為，二十八團是主力團，團長必須是得力的。陳毅支持朱德的觀點，提議由紅四軍參謀長王爾琢兼任。
對於粟裕，朱德和陳毅則寄寓著很大的期待。一次，他倆到三連，一起幫助老鄉收割稻谷，有人勸年紀最大的朱德休息一下，朱德若有所思地說：“沒關系，革命就像接力跑，一棒一棒傳下去，我老了，有粟裕！”陳毅深以為然，對粟裕又重復了一遍。粟裕想了想，說：“那是軍長對我們連有感情，不是針對我個人的。”
龍源口一仗，顯現出兩位軍事新星不同的指揮風格。林彪奇中求穩，他經常處於戰役或戰斗的主戰場，作戰原則是先求不敗，再求全勝，特別強調穩妥和周密，久而久之，養成了有七分以上的把握才打的習慣。粟裕則不同，他經常處在與主戰場相呼應的策應方面，上級對戰役或戰斗隻有原則規定，有巨大的自由空間，且處於偏師地位，不冒險就不能生存，不出奇就攪動不了全局，久而久之，養成了有五分把握就敢拍板行險的風格。后來，發展到解放戰爭時期，兩人的指揮形成鮮明對比。陳毅點評：“林彪打仗越來越油，粟裕打仗越來越奇。”
黨內斗爭中的搶鋒與守拙
同被譽為“青年戰術家”的粟裕和林彪，有著不同的晉升速度。
從1928年到1930年，粟裕由連長依次晉升為營長、團長、縱隊參謀長、師長，而林彪卻由營長依次晉升為團長、縱隊長、軍長，與彭德懷、黃公略齊名，成為朱、毛麾下“三驍將”。
林彪像慧星般升騰，得力於毛澤東的悉心栽培和重用，得益於在一場朱毛爭論中選邊站隊。陳毅與粟裕同樣卷入了這場黨內風波，但他倆採取了調解矛盾或客觀中立的態度。
風波緣起於前委與軍委的關系問題。
1928年11月6日，根據中央指示，紅四軍成立前敵委員會，由毛澤東任前委書記，明確“（湘贛邊）特委及（紅四軍）軍委統轄於前委”。14日，紅四軍選舉產生軍委，由朱德任軍委書記，對內是軍中最高機關，對外是湘贛邊界蘇維埃軍事委員會，指揮紅軍及地方武裝。
軍委隸屬於前委，兩者職能各有分工和側重，本來相行不悖。1929年5月，留蘇學生劉安恭回國到紅四軍擔任軍委書記。他生搬硬套蘇聯紅軍的一些做法，推行軍事首長負責制，認為前委代替、包辦了軍委工作，黨代表權力過大。在他的主持下，臨時軍委會做出一項決定，規定前委隻討論紅四軍的行動問題，不要管軍隊的其他事情，這就限制了上級黨委的領導權。
對於這條規定，朱德表示贊成，他從技術上看待這一問題，認為現在前委與軍委職責分工相互覆蓋、交叉，適當分工，明確職權范圍，有利於工作。毛澤東堅決反對，他從政治上看待這一問題，認為這是從根本上削弱黨對紅軍的領導，動搖軍隊內的黨代表制度，關系到民主集中制和根據地建設的重大原則問題。
朱、毛在軍中具有崇高的威望，他倆的不同態度，使得長期以來追隨他們的部下面臨艱難的選擇。
素來沉默寡言、隻鑽研戰術問題的林彪站了出來，不僅支持毛澤東的主張，還提出與劉安恭針鋒相對的建議：廢止軍委機構，由前委代行軍委職能。他寫信給毛澤東：
現在四軍裡實有少數同志的領袖欲非常高漲，虛榮心極端發展，這些同志又在群眾中是比較有地位的，因此，他們利用各種封建形式結成一無形的結合派，專門吹牛皮攻擊別的同志，這種現象是破壞黨的團結一致的，是不利於革命的，但是許多黨員還不能看出這種錯誤現象起而糾正，並且被這些少數有領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
他把攻擊的矛頭對准了朱德。
1929年6月8日，紅四軍在福建上杭白砂召開前委擴大會，出席者擴大到連以上干部。毛澤東在會上提出書面意見，認為前委、軍委分權，“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責任又要擔負，陷於不生不死的狀態”﹔指出“對於決議案沒有服從的誠意，討論時不切實爭論，決議后又要反對且歸咎於個人”﹔表示“我不能擔負這種不生不死的責任”，“讓我離開前委”。
這一舉動，令粟裕等出席者大為震驚。朱、毛是紅四軍缺一不可的“雙頭鷹”，其視野、膽略和能力無人可及。在投票表決中，以36票贊成、5票反對的懸殊比分，通過取消臨時軍委的決定。
但是，表決並未平息爭論。劉安恭等人繼續散布流言，攻擊毛澤東違抗中央指示，“自創原則”，“把持權力”，“實行獨裁”，還將黨內意見向士兵擴散。毛澤東再次產生離開前委的想法。林彪看出了毛澤東的矛盾，再次寫信給他，表示：“你今天提出的你個人要離開前委的意見，我非常不贊成”，“你不應離開前委，我希望你以后應該有決心來糾正一切同志的錯誤思想”。
在朱毛爭論中舉足輕重的陳毅左右為難。他接任了毛澤東辭去的前委書記之職，於6月下旬主持紅四軍第七次黨代會，試圖平息這場爭論。會議通過的決議案，在政治原則上對毛澤東給予支持：臨時軍委規定前委隻討論行動問題，“這是錯誤的”﹔指責前委以黨代替群眾組織，“這不是事實”﹔批評前委包辦下級黨委的工作，“失於武斷”﹔攻擊前委領導是書記專政，“純屬偏見”﹔“毛同志所指出的偏於軍事觀點，不注意地方的武裝，湖南軍事行動之錯誤……及其他腐敗思想，這些都是對的”。
但在直面朱毛爭論上，陳毅採取各打五十大板的妥協辦法，分別給予毛澤東、朱德“黨內嚴重警告”和“黨內警告”處分。他在會上急不擇言：“你們朱毛吵架，一個是晉國，一個是楚國，兩個大國天天吵。我是小國，處在你們大國之間，我哪邊都不好得罪。我就是怕紅軍分裂，所以，就請你們高抬貴手，盡快和解為上。”
這段話表現了他爽朗磊落的性格和不倚不偏的立場。所有的人都笑了。
大會改選紅四軍前委，在由新產生的13名前委委員選舉前委書記時，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書記毛澤東沒有當選，陳毅被選為前委書記。
毛澤東黯然離開紅四軍。6月22日，毛澤東帶著妻子賀子珍、秘書江華和蔡協民、曾志夫婦等前往閩西特委駐地上杭蛟洋養病。
粟裕參加了七大。他對朱德、毛澤東充滿欽佩之情，把他們視為領袖和老師，認定隻要按他們說的去做，肯定沒錯。現在兩位首長發生了爭論，他感到迷惑，保持緘默。
七大后，由於毛澤東堅決要求離職養病,主事的朱德、陳毅決定派粟裕率三連前往護送和保衛。
粟裕可能是當時最合適的人選。第一，他是湖南人，是毛澤東的同鄉，一向尊重和服從毛澤東的領導。第二，他處事沉穩，舉輕若重，具有獨當一面和應付突發事變的能力。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在紅四軍很多軍官都卷入黨內爭端、觀點對立、情緒激化的情況下，他是少數保持客觀態度的指揮員。派他護送毛澤東，大家都放心。
他倆給粟裕創造了近距離接觸毛澤東的機會，也為毛澤東直接了解粟裕提供了可能。而在毛澤東等人特別失意的時候，不為風波浮沉左右的粟裕更顯得格外寶貴。
在蛟洋，毛澤東心情郁悶，加之患上痢疾，每日上吐下瀉，劇瘦十幾斤，折騰了將近一個月。后來在當地名醫吳修山的悉心治療下，能夠勉強下地行走。
一日，他轉到警衛連，看到粟裕捧著一本手抄本，看得入神，連有人走到身邊都沒有察覺。
“看什麼呢？”毛澤東好奇地問。
粟裕慌忙起身回答道：“看您的書，游擊戰爭十六訣。”
毛澤東接過手抄本，苦笑道：“我的這些東西，已經不吃香了。”
“不，毛委員。‘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這十六字訣對我啟發很大，用好了一定打勝仗。”粟裕停了一會，撓撓頭說，“但是，學好用好也不容易。”
毛澤東贊許地點點頭，點撥道：“實際上，世界上的事物發展都有內在規律，你順著它的規律去找辦法，就能立於不敗之地。”
粟裕的侄子粟剛兵在接受採訪講述這段往事時說：“這段經歷對我的叔叔成為軍事家也是有促進，很有幫助的。據說毛澤東還當面就16字訣的精髓教授給了我叔叔。”
粟裕多次說：“我跟隨毛澤東、朱德學習打仗所得到的最深刻的體會，就是戰爭有它自己的規律，克敵制勝的辦法必須依據敵我雙方的實際情況和戰爭的內在規律去尋找。我學到的這條道理，使我終身受益。”
蛟洋三個月，是紅軍時期粟裕與毛澤東最親密的三個月，這也是毛澤東以后稱粟裕為“警衛員”的由來。
養病期間，紅四軍召開八大，由於陳毅赴上海向中央匯報黨內爭論問題，由朱德代理前委書記。他和部分領導人聯名寫信，請毛澤東回軍理事。毛澤東對陳毅七大上的兩面態度余怒未消，回了一封短信，謂：“我平生精密考慮事情，嚴正督促工作，這是‘陳毅主義’的眼中釘。陳毅要我當‘八邊美人，四面討好，我辦不到’。我反對敷衍調和、模棱兩可的‘陳毅主義’。”
1929年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在上海開會，聽取陳毅對紅四軍黨內爭論的匯報和意見。
李立三問陳毅：“你覺得毛澤東如何？”
“在紅四軍中個個都怕他。”陳毅坦率地說，“但我認為他干前委書記最合適。”
周恩來在發言中說，一個黨、一個軍隊都需要有一個核心人物。在紅四軍中，毛澤東就是最好的人選。
陳毅當場表示：“我一回去就請毛澤東復職，繼續擔任前委書記，這件事因我而起，我要親自處理。”
政治局會議后，陳毅代中央起草了《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明確“仍由毛澤東任前委書記”。9月28日，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了這封信，史稱“九月來信”。
這場黨內風波，對爭論者、涉事者影響很大。
朱、毛經過這場爭論，更加磨合了思想和感情，相互真誠支持的關系維系了一生。
在爭論中，陳毅曾經令毛澤東非常惱怒，后來使問題得到圓滿解決，又得力於他的反省和推薦。毛澤東對他爽朗的性格和大局至上的品格有了進一步了解，但也留下隱隱作疼的心結。1958年，毛澤東在杭州對江華說﹔“七大不怪陳毅，那時就是那個氣氛。因為已經形成了那個氣氛，他隻能那樣。”
林彪被視為堅定的“毛派”。毛澤東追憶往事時，無限感慨地說：“有幾次，遭到內部同志不諒解，把我趕出紅軍。當老百姓了，做地方工作，在福建……那時，林彪同志和我一道，贊成我。他在朱德領導的隊伍裡，他的隊伍擁護我。我自己秋收起義的隊伍，卻撤換了我。同我有長久關系的撤換了我，同我不大認識的擁護我。”
粟裕在政治上厚重守拙，一定程度上延緩了他的晉升。但是，蛟洋警衛期間，他恭謙、好學、勤於職守，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4年10月，毛澤東隨主力長征，與留在南方堅持游擊戰爭的粟裕分別，音訊隔絕。三年后，中央在陝北召開蘇區代表大會，紀念死難烈士。毛澤東指著烈士名單上的“粟裕”說：“我相信粟裕還在！”抗戰全面爆發后，國共實現第二次合作，南方游擊區重新與中央恢復聯系，將各游擊區武裝整編為新四軍，並上報了團以上干部名單。毛澤東一眼就看見了粟裕在列，他高舉電文叫道：“粟裕還在！”喜悅之情，溢於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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