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亮華
今年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陳雲誕辰110周年。陳雲1905年生於江蘇青浦（今屬上海市），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以毛澤東和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1978年，在實現歷史偉大轉折、開創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他曾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積極呼吁鄧小平復出，強調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能夠開成有歷史意義的會議，有兩個極為重要的條件。一是鄧小平恢復了工作，在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中發揮重大作用﹔一是通過真理標准討論解放了思想，恢復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這兩件事情上，陳雲功不可沒。
1976年10月，以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幫”為標志，中國人終於從長達10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惡夢中醒來。長期“左”的錯誤，給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生活造成了極其重大的損害，問題成堆。陳雲和廣大干部群眾一樣，迫切希望新的領導人能夠斷然結束“左”的錯誤，撥正歷史航向，開創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
當時中央主要領導人是華國鋒，他在粉碎“四人幫”的問題上當機立斷，很好地順應黨心、民心的所向。但作為毛澤東生前選定的接班人，他推行“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即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發表經過他批准的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中公開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按照這種方針，“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就不能克服，人民群眾的希望就要落空。“兩個凡是”嚴重束縛干部群眾的思想，使各方面工作陷於徘徊。陳雲對此大失所望。
在這樣的歷史關頭，深孚眾望的是鄧小平。“文化大革命”前，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10年。“文革”伊始，他被誣為“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倒。“文革”后期他一度復出，1975年領導全面整頓，開始系統糾正“左”的錯誤，讓廣大干部群眾看到了走出長期動亂局面的希望。但他的做法為毛澤東所不容，他又婉拒毛澤東要他起草肯定“文化大革命”決議的提議，很快就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受到批判， 1976年又被誣指與所謂“天安門反革命事件”有關而撤銷了黨內外一切職務。而所謂的“天安門反革命事件”，實際上是人民群眾借清明節到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悼念周總理，表達對極左錯誤和“四人幫”一伙不滿的正義行動。
為了讓鄧小平早日復出，陳雲站了出來。
陳雲在黨內有很高的威望。他1931年就當選為中央委員，1932年當選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1934年在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中央政治局常委。抗戰期間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建國后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並長期主持經濟工作。1956年在中共八大當選中共中央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隻保留了中央委員的名義。他置個人榮辱於度外，首先考慮的是黨和國家工作的大局。
1977年3月10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開中央工作會議。這是粉碎“四人幫”之后不到半年召開的重要會議。會前，陳雲決定在會上提出恢復鄧小平工作和重新調查評價“天安門事件”這兩件相互關聯的問題。他先起草了會議發言的稿子，請胡喬木幫助修改，然后約了幾個老干部，到耿飚家裡商量，參加的有耿飚、王震、蕭勁光、王諍。陳雲讓他們看了稿子，得到他們的贊同。耿飚說：稿子就要寫到這樣才好。
3月13日，陳雲鄭重地在中央工作會議西南組作了書面發言。他在發言中說：“我對天安門事件的看法：（一）當時絕大多數群眾是為了悼念周總理。（二〕尤其關心周恩來同志逝世后黨的接班人是誰。（三）至於混在群眾中的壞人是極少數。（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幫’是否插手，是否有詭計。”
陳雲還提出：“鄧小平與天安門事件是無關的。為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需要，聽說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讓鄧小平同志重新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是完全正確、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擁護。”
陳雲的發言，是觸及“兩個凡是”的要害問題。會議工作人員奉命要陳雲修改發言，遭到陳雲拒絕。結果，陳雲的發言未能登會議簡報。
王震也在會議發言中提出了同樣的意見。他的發言也沒有能刊登會議簡報。
但陳雲把這兩個重大問題在黨的會議上鄭重提出來，還是引起了很大反響。第二天，華國鋒在會上講話，雖然強調“兩個凡是”，但也回應了陳雲提出的兩個問題。關於天安門事件，他仍稱確有極少數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但肯定“群眾在清明節到天安門去表示自己對周總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關於鄧小平問題，雖然說“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決定的，批是必要的”，但明確表示鄧小平根本沒有插手天安門事件，准備“在適當的時機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即經過十屆三中全會和十一大，正式作出決定，讓鄧小平出來工作。
對於這樣的進展，陳雲后來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過自己的想法。他說，我跟鄧小平同志講：“你碰到問題該斗必斗，有斗不贏的時候，挂個號，記錄在案。”
這個記錄在案的問題很快有了結果。7月16日至24日召開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通過了恢復鄧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的決議。
鄧小平復出以后不負眾望，以科技、教育為突破口，大刀闊斧地推動和支持各方面的撥亂反正，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很快出現了新的氣象。
當時，打開局面最大的障礙是“兩個凡是”的方針。鄧小平旗幟鮮明地批判了“兩個凡是”，強調恢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1977年4月10日，還沒有恢復工作的鄧小平給中共中央寫信，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用准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他對找他談話的兩位中辦負責人明確表示，“兩個凡是”不行。5月24日，他在同王震、鄧力群等談話時就明確指出：“‘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1976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一個人講的每句話都對，一個人絕對正確，沒有這回事情。”“這是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是個是否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問題。”7月，鄧小平在恢復他工作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講話，指出：從我們黨的現狀來說，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特別重要。
陳雲積極呼應鄧小平。他在毛澤東逝世1周年之際，於9月28日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堅持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
這是陳雲在粉碎“四人幫”以后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說：“實事求是，這不是一個普通的作風問題，這是馬克思唯物主義的根本思想路線問題。我們要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堅持毛澤東思想，就必須堅持實事求是。如果我們離開了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那麼，我們就離開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而成為脫離實際的唯心主義者，那麼，我們的革命工作就要陷於失敗。所以，是否堅持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實際上是區別真假馬列主義、真假毛澤東思想的根本標志之一。”
陳雲支持鄧小平提出的用完整的准確的毛澤東思想指導實踐的主張，指出：
“由於‘四人幫’的影響，今天還有這樣一些領導機關，這樣一些黨員干部，在他們中間，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的作風，不是少了而是多了，毛主席長期倡導的那種深入群眾進行調查研究、根據實際情況解決具體問題的實事求是精神，卻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報刊上有些文章還是不懂得區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字句和實質，還不是滿腔熱情去完整地准確地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實質，用它作為具體分析具體問題的指南。”
鄧小平、陳雲等老一輩革命家和廣大干部群眾的這些努力大大沖擊了“兩個凡是”，為恢復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發揮了重要影響。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產生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的文章。1978年5月10日，《光明日報》發表了這篇文章，由此引發了真理標准大討論。全黨上下通過討論，解放了思想，為開好十一屆三中全會准備了思想基礎。
提出解決重大歷史遺留問題，轉變會議方向
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准備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是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3日在北京召開的。參加會議的有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的主要負責人及中央黨政軍各部門和群眾團體的主要負責人，共212人。陳雲也參加了這次會議。
會議開始時，華國鋒宣布的議題是，先用兩三天時間討論從下一年起把全黨的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問題，再討論三個問題：（一）如何進一步貫徹執行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盡快把農業生產搞上去，討論兩個文件：一是《關於加快農業發展速度的決定》，一是《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二）商定1979年、1980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三）討論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
從這些議題看，當時華國鋒考慮的，是把這次會議開成一次單純討論經濟工作的會議。工作重點轉移是鄧小平提出的，本來是一項重大的政治議題，但會議安排上僅僅當作一般工作部署來討論。會議原定隻開半個月。
會議進行到第三天，情況發生了變化。11月12日，在會議東北組的討論中，陳雲作了一個似乎有些“離題”的發言。
陳雲首先表示，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的主張，即從明年起把工作著重點轉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他認為，實現四個現代化是全黨和全國人民的迫切願望。
但是，怎樣才能順利實現這樣的轉變？陳雲認為，要先解決重大歷史遺留問題，創造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他說：“安定團結也是全黨和全國人民關心的事。干部和群眾對黨內是否能安定團結，是有所顧慮的。”
當時，各個地方和中共中央組織部等部門，在努力解決歷史上的一些冤假錯案，但因為“兩個凡是”的禁錮，受到嚴重干擾，困難重重，舉步維艱。華國鋒曾說，對於那些揭批“四人幫”運動中遺留的問題，應由有關機關進行細致的工作，妥善解決。陳雲對此表示：我認為這是很對的。但是，對有些遺留的問題，影響大或者涉及面很廣的問題，是需要由中央考慮和作出決定的。對此，中央應該給以考慮和決定。
陳雲公開提出了幾個問題：
第一：薄一波等61人所謂叛徒集團一案。
1936年，在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高漲的形勢下，中共中央北方局為了開展工作，解決缺乏干部的問題，報請中共中央批准，指示薄一波等一批被關押在北平軍人反省院的黨員，可以履行敵人規定的手續，即辦所謂自首手續，或填寫一般的反共自願書，爭取出獄。薄一波等人出獄后，對開展華北抗戰起了很大的作用。這些情況，有關當事人也向中央作了匯報。 可是誰也沒有料到，革命勝利10多年后，來了一場顛倒是非的“文化大革命”。1967年3月，這批忠貞的共產黨人，竟會被誣為“叛徒集團”而橫遭迫害。
1937年11月，陳雲從新疆回到延安后，就擔任中央組織部長，對抗日戰爭時期的組織工作，十分熟悉。他本著對黨負貢，對干部負責的態度，指出薄一波等人的出獄方式是當時中央決定的，他們不是叛徒，要求中央予以考慮決定。
第二，中央應該承認“七七決定”和1941年決定是黨的決定。
這是從61人的個案進而提到關系一大批人的問題。中央組織部在1937年7月7日作出決定，對經過黨組織允許，履行過敵人出獄手續的黨員恢復組織，未經黨組織允許而履行出獄手續的黨員，經過工作考察以后，也可以恢復組織。陳雲當組織部長時，雖然還不知道有這個文件，但針對延安整風中審干遇到的問題，1941年也寫過一個類似的決定，經過中央批准發布，對糾正延安審干工作的偏差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文化大革命”中，這兩個決定被拋在一邊，許多人被打成叛徒。
陳雲對此十分痛心。他提出，被錯誤定為叛徒的同志應給以復查，如果並未發現有新的真憑實據的叛黨行為，應該恢復他們的黨籍。
陳雲還提出，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在敵我邊際地帶有一個所謂“兩面政權”問題。當時黨組織決定一些黨員在敵偽政權中任職，掩護我軍的工作。這些黨員在“文革”中也大多數被定為叛徒，這是一個涉及到數量更大的黨員的政治生命問題，也應該由黨組織復查，對並無背叛行為的同志應該恢復黨籍。對他們作出實事求是的經得起歷史檢驗的結論，這對黨內黨外都有極大的影響。不解決這些同志的問題，是很不得人心的。
第三，陶鑄、王鶴壽等一批干部的問題。
陳雲指出，陶鑄、王鶴壽等一批黨員，在南京陸軍監獄堅持不進反省院，抗戰后才由黨向國民黨要回來。但“文化大革命”中也因此被打成叛徒遭迫害。陳雲要求解決這個問題。他並提出，專案組處理問題有缺點錯誤，要把中央專案組的材料屬於黨內部分的問題應移交給中央組織部。
第四，彭德懷的問題。
彭德懷是“文化大革命”前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因為實事求是地批評“大躍進”的錯誤，而被打成反黨集團之首的。這件事也是一個很敏感的問題。
陳雲提出，彭德懷是擔負過黨和軍隊重要工作的共產黨員，對黨貢獻很大。過去說他犯過錯誤，但沒有開除出黨，骨灰應放到八寶山革命公墓。
第五，天安門事件問題。
陳雲一年前就提出過意見，這次他再次要求中央肯定這次運動。
第六，康生問題。
康生本來是黨的高級干部，對黨的歷史上很多事情，他也是很清楚的。但“文化大革命”時，他作為中央文革顧問，呼風喚雨，混淆是非，隨便點領導干部的名，煽動紅衛兵和造反組織去揪斗、打倒，對在中央各部和全國各地造成黨政機關癱瘓狀態負有重大責任。陳雲指出，康生的錯誤是嚴重的，中央應給以應有的批評。
陳雲提出要解決這一系列重大歷史遺留問題，使會議方向發生了重大轉變。
勇於面對、並及時解決這一系列影響大、涉及面廣的歷史遺留問題，有錯必糾，才能充分表明黨真正恢復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才能在實現安定團結的基礎上，順利實現工作重點的轉移。而陳雲的發言，正反映了廣大干部群眾的心聲，得到與會者的熱烈擁護和響應。胡耀邦、萬裡、聶榮臻、康克清等在發言中，一致表示，贊成把尚未解決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大是大非問題搞清楚，完全同意陳雲提出的6點意見。並建議，凡是林彪、“四人幫”強加於人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辭，都應予以推倒。
根據會議的這種發展狀況和歷史發展的需要，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放手讓大家講話，以總結工作，肯定成績，批評錯誤，分清是非。這樣一來，會議就脫離了原定單純討論經濟工作的方向，而就黨的歷史上的一些大是大非問題及黨的思想路線等重大事項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可以看出，陳雲的發言不光是推動了冤假錯案的平反，更重要的是喚起了一種在中央會議上很長時間沒有出現的解放思想、暢所欲言、敢於沖破禁區的精神。
11月25日，會議上宣布了中央政治局的8條決定，為“天安門事件”、“六十一人案”、彭德懷案件等平反，還決定，中央專案組要結束工作，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組織部。這些決定，基本接受了陳雲和其他老干部提出的意見和要求。會議出現的解放思想、暢所欲言的民主氣氛，得到了中央領導集體的肯定和支持。與會者大受鼓舞，氣氛更加熱烈。不少人在發言中進而提出了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疑問。
對“文化大革命”的公開質疑，無疑是開創新路的號角。陳雲用自己的方式表示了贊同。“文化大革命”不正常的狀態，陳雲是親歷者。葉劍英也曾經對陳雲講過，1975年冬毛遠新充當了毛澤東的聯絡員，毛澤東的意見由他傳達，政治局開會由他向毛澤東匯報，連葉劍英那樣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都見不到毛澤東。12月10日，陳雲問華國鋒，“文革”后期他能不能經常見到毛澤東，華國鋒說：見不到。隻有接見外賓時才說上幾句話。
在這種生動活潑的氣氛下，真理標准問題也成為會議的中心議題。與會者高度評價真理標准的討論，華國鋒作了自我批評，表示“兩個凡是”的提法過於絕對，是“不妥”的，“在不同程度上束縛了大家的思想，不利於實事求是地落實黨的政策，不利於活躍黨內的思想”。這就宣告了“兩個凡是”錯誤方針的終結，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得以最終確立。
主張經濟工作腳踏實地，防止急於求成
會議轉入經濟問題討論后。提交討論的關於農業的兩個文件和1979年、1980年計劃的安排，受到了很多尖銳的批評。許多發言都對兩個農業文件公開表示不滿，認為文件既沒有實事求是地總結建國以來農業戰線的經驗教訓，又沒有實事求是地指出當前的問題，對現狀講得不透，矛盾揭露得不充分，有用的措施很少，應作較大修改。供會議討論的1979年、1980年國民經濟計劃，貫徹的是當年3月通過的《十年規劃》的“新的躍進”思想，因此，計劃中搞了很多不切實際的高指標。討論中，很多發言都指出，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情況很嚴重，應當確定這兩年還有調整的任務，爭取在兩三年內把比例失調的現象大體調整過來。現在的計劃安排太緊，指標過高，脫離實際，必須對現有的經濟計劃作較大的修改。
陳雲建國后長期主持財經工作，是經濟工作當之無愧的權威。大家都很希望聽到陳雲的意見。
陳雲也一直關注著經濟問題的討論，並進行了慎重而周密的思考。12月10日，他在東北組會議上再次發言，談了他對經濟工作的意見。
陳雲主張，經濟工作首先要把實際情況調查清楚。他強調：“我們要堅持實事求是，就是要根據現狀，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首先弄清事實，這是關鍵問題。”
陳雲談這個問題是有針對性的。建國以來經濟工作多次折騰，都是因為脫離實際，急於求成。粉碎“四人幫”以后，從上到下都想把被動亂耽誤的時間奪回來，急於求成的傾向再次抬頭。1977年4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抓綱治國推動國民經濟新躍進》，宣布新的“躍進”形勢正在形成。1978年基本建設規模迅速膨脹，預算內投資全年追加了83億元，自籌資金的投資也超過計劃30多億元，在建的大中型項目由1977年的1400多個增加到1700多個。1978年同外國簽訂了22個大項目，金額高達78億美元，這還只是一部分，全部簽完還需要50億美元。結果，遭受“文革”動亂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雪上加霜，處於更加困難的境地，經濟戰線危機四伏。陳雲在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期間希望有關部門聽聽反對的意見，但大家頭腦都熱，沒有什麼人提反對意見。
這次，陳雲再次提醒大家要“穩重”。他說：實現四個現代化，是我國史無前例的一次偉大進軍，必須“既積極又穩重”。
為此，陳雲提出經濟工作的5點具體意見：
第一，在三五年內每年進口 2000萬噸糧食。
這個建議，反映了陳雲對中國國情的深刻認識。中國是農業人口佔多數的人口大國，人均耕地少，底子薄。50年代他就指出：“我國農業對經濟建設的規模有很大的約束力。……我國國民經濟中工業所佔的比重將來會增加，農業生產也要發展，但是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農業對經濟建設規模的約束力是很大的。”現在，在各方面都緊張的情況下，首先還是要擺穩農民這一頭。他指出：“農民穩住了，事情就好辦了”﹔“農民有了糧食，棉花、副食品、油、糖和其他經濟作物就都好解決了。擺穩這一頭，就是擺穩了大多數，七億多人口穩定了，大局就大定了。”
第二，工業引進項目要循序漸進，不能窩工。
陳雲對利用外國資金和技術是積極的。50年代，他主持成功引進蘇聯援助中國建設的“156項”。“文革”后期他一度協助周恩來總理抓外貿，率先探索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市場上打交道。有了這樣的經驗，陳雲對搞好新的引進有了清晰的認識。他主張在利用外資時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循序漸進，不要一擁而上。一擁而上，看起來好像快，實際上欲速則不達。項目排隊，如有所失，容易補上：窩工，就難辦了。
第三，要給各省市一定數量的真正的機動財力。
從50年代以來，在中央與地方分權中曾經幾收幾放，結果是“一放就亂，一收就死”，一直處理不好。陳雲提出，給各省真正的財力不能有名無實。要信任各省市領導同志，他們都是共產黨員，都是高級領導干部，我想他們不致把錢亂花掉。
第四，對於生產和基本建設都不能有材料缺口。
陳雲指出，各方面都要上，樣樣有缺口，表面上好看，擠來擠去，胖子擠了瘦子，實際上擠了農業、輕工業和城市建設。
第五，要重視旅游事業的發展。
陳雲提出，國家旅游局計劃1983年接待300萬人次可以收入30億美元。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旅游項目必須統籌安排，要同引進重要項目一樣對待。但是又不要看得太容易，有大量工作要做。現在的旅游事業，是行政管理，還不是業務管理。陳雲說，旅游收入，比外貿出口收入要來得快，來得多。英倫三島每年收入54億美元，我們中國這樣大，可以收入更多。旅游收入實際是“風景出口”，而且可以年年有收入，一年比一年多。
過去，陳雲因為對不切實際的高速度、高指標提出不同意見，而被批作“右傾”。但陳雲並未因此退縮。在需要他說話的時候，他還是對新的急於求成傾向提出警告。
會后，有關部門認真調查了經濟工作的實際情況。1979年4月5日，李先念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披露了這些情況。他說：農業長期落后，遠遠不能適應人口增長、工業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需要，許多地方農民口糧不足甚至嚴重不足﹔輕工業長期落后，市場供應緊張，產品缺乏出口競爭力﹔能源、交通、原材料工業滯后，因為缺電有20％工業生產能力發揮不出來，鐵路干線的一些薄弱區段隻能滿足運輸需求量的50 ％-70％﹔“骨頭”與“肉”關系處理得很不好，工人、農民收入長期沒有增加，人民生活方面欠賬很多﹔全國2000萬人需安排就業，其中急需安排的就有800萬人。基建戰線長，投資效果差，浪費驚人。1978年“躍進”增加了這些矛盾，1979年計劃在基建規模、生產指標、財政收支、利用外資等方面都安排大了，在物力和財力上留了不小的缺口。燃料短缺1500多萬噸，鋼材、木材、水泥的供應滿足不了457億元基建投資的需要，財政收入有50多億元落實不下去，打算借用的外債高達100億美元。后來，又發生了一些新的情況，就使得財政預算中出現的赤字擴大到100多億元，市場商品供應量同購買力相差100多億元。
從這些實際情況出發，陳雲同李先念在1979年3月14日致信中央，提出用兩三年時間調整國民經濟。中央政治局接受了這個建議。經過調整，國民經濟嚴重比例失調的狀況得到改變，新時期現代化建設得以在穩住陣地后前進，實現了長期持續快速發展。
成為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重要成員
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舉行了閉幕會，鄧小平在會上作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這個講話實際上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主題報告。他對這次會議作了極高的評價。他說：“這次會議開得很好、很成功，在黨的歷史上有重要意義。我們黨多年以來沒有開過這樣的會了。這一次恢復和發揚了黨的民主傳統，開得生動活潑。我們要把這種風氣擴大到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中去。這次會議討論和解決了許多有關黨和國家命運的重大問題。大家敞開思想，暢所欲言，敢於講心裡話，講實在話。大家能夠積極地開展批評，包括對中央工作的，批評把意見擺在桌面上。一些同志也程度不同地進行了自我批評。這些都是黨內生活的偉大進步，對於黨和人民的事業將起巨大的促進作用。”
由於鄧小平、陳雲等老一輩革命家的努力，這次會議的實際結果與預定議題相去甚遠，使得會議文件起草班子為即將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准備的公報稿，顯然已經不符合實際的發展，不得不在中央工作會議行將結束之際由胡喬木負責重新起草一份。
12月18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陳雲出席了這次會議。由於此前的中央工作會議為全會作了充分准備，這次全會隻開了5天，22日在北京閉幕，各項議程順利完成。
此前，黨的十一大前后，許多老干部多次提出要補選陳雲進政治局，但未能如願。陳雲在這次會議上表現的遠見卓識，再次讓干部群眾由衷欽敬。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陳雲被增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並當選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除此之外，鄧穎超、胡耀邦、王震被增選為政治局委員，黃克誠等一批老干部被增選為中央委員。會議還選舉產生了100人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設立中央政治局秘書長，由胡耀邦擔任，副秘書長由胡喬木、姚依林擔任。通過這些重大的組織措施，實際形成了一個新的中央領導集體，這就是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鄧小平是領導集體的核心。
全會恢復了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會議通過的公報指出：“隻有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況新事物新問題，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我們黨才能順利地實現工作中心的轉變，才能正確解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方法和措施，正確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全會決定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並確立了改革開放的方針。
陳雲在全會閉幕式上講話。他感謝中央的信任，表示將盡自己的力量來做工作。他盛贊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開得很成功”。他說：
“大家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解放思想，暢所欲言，充分恢復和發揚了黨內民主和黨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認真討論了黨內存在的一些重大問題，增強了團結。會議真正實現了毛澤東同志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而且全會決定，一定要把這種風氣擴大到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中去。”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陳雲同鄧小平、李先念、葉劍英等一道，團結帶領黨和人民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書寫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篇章。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