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曉地
父親的“呆”盡管早有人說，但被叫響直呼“周呆子”其名的，據母親回憶是老省長惠浴宇。此后，父親的“雅號”被傳為了美談。有位作者還以《周呆子———周一峰》為題，寫了一篇關於父親的文章，收錄在《共和國第一代“父母官”》一書中。
在父親百歲誕辰之際，我們覺得應該為父親的“呆”說點什麼，於是根據長輩們的述說，父親老戰友的回憶和父親言傳身教的一些塵封往事，來回顧一下父親“呆”的片段，希望給后輩留下一點寶貴的精神財富。
“不會再回來了！”
小時候，我們竟然不知道還有個爺爺，直到“文革”初的一天，父親被造反派抓走了。一夜之間，南通地委大院批判“頭號走資派周一峰”的大字報鋪天蓋地。其中大量篇幅提到一個名字———周公謀，國民黨少將，反動派，我爺爺？記得大字報旁還有一副對聯，上書“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震驚之下，我們不能接受這個現實。“文革”后才搞清楚，我們確有這樣一個爺爺。
周公謀，廣西鹿寨人，壯族。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學求學期間就追隨孫中山先生，加入了同盟會，先后擔任中山先生的秘書、廣州革命政府陸海軍大元帥府大本營委員。民國初期，又被中山先生委以重任，派往東莞和桂林當縣長，以解決廣州新政府的財源。1925年，中山先生逝世后參與了“倒蔣”活動，后被蔣介石削去官位，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少將參議”的閑職，養在上海。政治失意，生活優越，十裡洋場，花園別墅。父親1915年就出生在這樣一個民國初年的官宦家庭。
父親原名周民風。10歲時由於我爺爺娶了“二房”，奶奶一氣之下帶著父親回了老家。聽家鄉的老人說：“那時很苦，你爹和我們一起放牛，一起撿柴禾﹔小伙伴被欺負了，他出頭打抱不平，他就有那股子勁！”幾年后，奶奶在老家憂郁而死，悲憤的父親被爺爺強行接回上海。回鄉的這段經歷和老家農民的困苦境遇，在父親年少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1935年，父親就讀復旦大學經濟系時，已經參加了共產黨的外圍組織。“一二九”學潮，父親帶頭組織同學參加去南京請願，反對內戰，要求抗日。由於面目很“紅”，被國民黨當局秘密逮捕。當時曾祖母從廣西老家趕來，要我那“少將”爺爺跪下，逼住要“大孫子”。爺爺使錢通關節，最后找到戴笠，才把人“撈”出來。出獄后的父親更堅決地投身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救亡運動，在1937年上海“八一三”淞滬會戰時，被炸成重傷。據姑姑回憶，當時到死傷人員收容所翻尸認人，發現了父親腳上的鞋，才將他救下。
淞滬會戰后，上海淪為孤島。已是共產黨員的父親，傷愈不久就奉中共江蘇省委的指示，奔赴江北，開展敵后抗日斗爭。父親毅然走出了這個家，留下一句話：“不會再回來了！”是的，爺爺周公謀少年得志，中年落寞，縱有滿腹經綸，一腔抱負，但沒有勇氣舍棄，終落入舊勢力泥潭。父親對此深惡痛絕，他沒有再回去，他奔著自己的信仰去了。在他的影響下，兩個弟弟周民震、周民霖也參加了共產黨。舍棄舒適生活，投入浴血抗戰，這頭拴在褲腰帶上，性命攸關，用上海人的話說，戇勿戇？但父親選擇了這條路！
小江輪緩緩地駛離了上海，面對濤濤濁浪，父親憑欄沉思著：理想和現實是如此的遙遠，要完成信仰賦予他的使命，就必須義無反顧地踏破眼前這驚濤駭浪，勇往直前！父親的人生由此翻開了新的一頁。
保一旅的故事
在國民黨如皋縣常備二團（后擴編為保安一旅），父親開始了孤軍奮戰的“地下工作”。由於他勤奮干練，處事機敏，又有文化，很快取得了頑軍的信任，被提拔為營指導員。
當時保一旅盛傳“周民風救了童瞍的命”。童瞍是旅長薛承宗的親信，擔任一團團長。一次，童瞍帶人去安徽天長買槍，他看不起文職人員，讓父親在船上候著。結果因言語不合被當地民團抓了起來。父親聞訊，挺身交涉，以理服眾，使童瞍得以解脫，並買回了槍支。
通過此事，童瞍認為父親有膽識、能應變、講義氣，向薛承宗要他到一團去當政訓室主任。這距父親離開上海還不到半年時間。
父親在保一旅廣交朋友，關心下屬官兵疾苦，把自己僅有的津貼都拿出來，為他人排憂解難。他在教育團結愛國進步青年中，先后發展了朱國成、賈震、湯宗、季玲等人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推薦部分黨員擔任營連副職，從而擴大了進步力量，掌握了部分武裝，為進一步開展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40年夏秋，父親奉命撤出保一旅，改名周一峰。舊屬十分懷念他，后來也參加了革命的張曉天，用京劇《追韓信》的曲調，編了一首唱詞：“聽說民風他去了，不由我曉天心內焦……”留戀之情，溢於言表。就連保一旅旅長薛承宗也不無感慨地和手下人說：“周民風雖與我等政見不同，但友情還好，他走應該告訴我們一聲，也好備杯水酒給他送送行啊！”
當年曾任中共江北特委書記的唐守愚回憶說：周一峰是單槍匹馬地在薛部開展工作的，他在一年多的時間內，打開了局面，站穩了腳根。由於工作開展較快，並且建立了秘密基層黨組織，他深感一人力量有限，顧了上層統戰工作，就顧不了基層黨組織的發展和新黨員的培養。因此，他向特委要求增派干部，加強黨的領導力量。省委就把鐘民和其愛人王本英派來。我最初曾經耽心這樣的安排可能會影響一峰的情緒，因而在向他們分頭宣布特委決定時，都告訴他們要注意搞好團結。后來事實証明我是過慮了。一峰將鐘民安排到政訓室當干事，將王本英介紹給薛承宗當家庭教師，為他們創造了十分有利的工作條件。鐘、周兩人相處得很好，做到了相得益彰。由此可見，一峰在處人處事方面，不論是黨外還是黨內，都能夠從革命利益出發，而毫不計較個人得失。
1940年秋，新四軍東進開辟蘇中抗日根據地。保一旅旅長薛承宗秉承國民黨江蘇省政府主席、魯蘇戰區副總司令韓德勤的指令，企圖搶佔如皋營溪，阻遏新四軍東進。保一旅地下黨員朱國成乘偵查之機到如西找到父親匯報了這一情況。父親沉著機智，現“繪”了一張新四軍布防圖，讓朱拿回去。結果，保一旅冒進到營溪時，父親發展的地下黨員楊行健率領九連戰場起義，新四軍勇猛出擊，一舉殲滅了保一旅先頭部隊。事后新四軍將俘獲的保一旅副團長張元以下200多人放回，使得保一旅在之后的黃橋決戰中消極應付、觀望不前，大大削弱了韓德勤部進攻的勢頭。
同年年底，國民黨頑固派又掀起新的反共高潮。在曹甸一帶，韓德勤擺開要與新四軍決戰的架勢。為了策應曹甸戰斗，陳毅命陶勇、劉先勝率三縱主力由掘港赴海安待命。此時，駐石港的國民黨頑固派徐承德部，認為有機可趁，企圖趁夜向通如海啟抗日指揮中心掘港進犯，一場惡戰即將爆發。
12月26日晚，保一旅特務營指導員胡維寅氣喘吁吁地跑到馬塘，找到時任新四軍馬塘辦事處主任的父親：“周先生，快走吧，他們馬上要來抓你。代旅長詹長佑已和徐承德勾結，今夜就要進攻掘港了。”父親處變不驚，對他表示感謝，並告訴他：“我們早已得到情報，正等著他們來呢。”送走胡維寅，父親立即組織馬塘抗日民主政府的干部、黨員疏散轉移。隨后，他隻身一人直奔掘港，消失在沉寂的夜色裡。后腳詹長佑趕到馬塘，折騰半夜竟未抓到一個共產黨。真以為新四軍早有准備，不敢配合徐承德了，隻“作壁上觀”。結果徐承德部單兵冒進，被嚴陣以待的掘港軍民打得落荒而逃。
事后，陶勇司令說：“了解到戰前馬塘發生的這一情況，大家都很欽佩一峰同志，兩個月來不辭勞苦地奔波在頑軍中，取得了很大成績。”“我黨統戰工作的這一勝利，已經形成兵不血刃，挫其一路的有利戰局。”
“就是要公開的武裝堅持”
1941年初，南通中心縣委決定，組建中共南通縣委，由父親兼任書記。他派出民運工作組，深入通中、通東並逐步向邊緣地區拓展，宣傳抗日救國，培養抗日積極分子，大力發展黨的基層組織。從1941年到1942年初短短一年時間，縣基層黨支部由17個發展到97個，黨員人數由205人發展到1300多人。
這期間，日偽對蘇中四分區實行殘酷“清鄉”，矛頭首指南通縣。面對凶殘的敵人，嚴峻的形勢，父親置個人生死於度外，始終堅守在“清鄉”圈內，像釘子扎在敵人心臟。他帶領根據地軍民堅持原地斗爭，同生死、共患難，極大地鼓舞了南通縣軍民反“清鄉”斗志，瓦解了日偽對“清鄉”區的封鎖計劃。
有這樣的故事，1944年2月，劉橋區委開會時，突然遭到日偽軍襲擊，到會的許多干部被俘犧牲。父親聞訊，不顧敵情不明、路途艱險，隻身帶一警衛員穿越敵人封鎖，毅然從幾十裡外星夜趕赴。僥幸脫險的劉橋區委書記程俊賢等人，看到父親疲憊而堅毅的身影，眼睛濕潤了：“周政委在，我們心就定了。”
解放戰爭之初，父親在華野七縱隊參加了“七戰七捷”戰役。主力部隊北撤時，為堅持蘇中根據地的武裝斗爭，父親又奉命回地方，與洪澤、梁靈光帶著一個連的部隊，組建蘇中九分區。
1947年5月，為了打亂敵人的“清剿”計劃，父親和九分區司令員梁靈光、王治平、施亞夫等人分析敵情后，派七團南下海啟，打掉了靈甸據點，並全殲增援敵人。這一仗，打在敵人“七寸”上，迫使敵人撤回了對通中、如東的“會剿”部隊，支援了蘇中一分區的對敵斗爭，獲得華東軍區首長陳毅、粟裕、譚震林等的傳令嘉獎。九分區部隊隨后又乘勝發起了太平庵橋、劉橋、余東、麒麟鎮、闞家庵等據點攻堅戰，屢攻屢克，並兩次馳援一分區，殲滅敵人有生力量1.6萬多人，奪回了根據地。為此，蘇中區黨委給予了高度評價。姬鵬飛政委說：“九分區堅持了原地斗爭，戰績很大。九分區的武裝，從小到大，由弱變強，在敵人的瘋狂進攻下，勝利的完成了堅持任務”。
戰績赫赫，這是父親狠抓地方武裝力量建設的結果。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父親一次次把縣團和分區部隊成團建制地輸送到“主力”部隊﹔又一次次“新起爐灶”，在戰火中錘煉出一支支能打善戰的部隊﹔竟有在不到一個月時間裡，父親就動員了8000青年參軍。在他當年的“報告”裡是這樣說的：“根據抗戰時期‘反清鄉’斗爭的經驗，所謂堅持，就是要公開的武裝堅持，尋找戰機，積極打擊敵人，這樣才能保存自己。”
當年的分區副司令謝中光說：“解放戰爭中，九分區之所以能頑強地堅持原地斗爭，與一峰同志的這種指導思想是分不開的。”他還舉了一反例：“與此相反，當年受命在一分區南線靖泰地區堅持的一分區副政委許某某，卻強調說什麼‘塘小魚大’，反對擴大武裝，將部隊分散活動，在國民黨軍‘清剿’時，他帶著部分部隊逃到東台海邊，受到蘇中區黨委的嚴厲批評。兩種思想，兩樣結果。我對一峰同志的遠見卓識，不禁由衷的敬佩。”
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日子裡，面對數倍乃至數十倍的強敵，父親一次次堅持原地斗爭，以命相搏，以弱勝強，他過人的智慧和舍生忘死的精神令人難忘。
“我當副手”
渡江戰役前，父親由南通地委書記調任華東警備第八旅政委。渡江后，華東局擬任命父親為鬆江地委書記。但父親考慮，地委由蘇中渡江干部和山東南下干部組成，把正職位子讓給山東同志，對協調工作會更有利。旋即向華東局提議由山東南下的張彥任正書記：“我當副手，配合張彥同志工作。”華東局同意了他的請求。
在工作上，父親積極主動，毫不“謙讓”。
鬆江地區是國民黨統治的中心地區，群眾革命覺悟有待提高，顯然，不能簡單用老解放區的工作方法來開展工作。父親帶頭深入基層，走訪市民、農民和當地的工商業資本家。很快，鬆江一帶群眾的疾苦，城鄉生產、生活狀況和問題，他了如指掌。
用什麼辦法把各階層人民團結起來，發展生產，建設家園呢？父親想到黨的“統一戰線”，決定召集各界群眾的代表會議，讓群眾從自身的願望出發，建言獻策，共商土地改革、發展生產和處理勞資糾紛等措施，再由政府研究、規劃、落實。
父親在鬆江縣試點的方案，得到地委贊同並報告了華東局。當時的華東局主要負責人非常高興，要親自到鬆江縣參加各界人民代表會議。
1949年9月30日，鬆江縣各界人民代表會議舉行，各階層齊集一堂。代表們各抒己見，熱烈討論，有時爭得不可開交，會議的民主氣氛濃烈。縣委、縣政府匯集各方意見后，形成工作方案和公約規章，大家心悅誠服。鬆江地委將這一經驗推廣到全區，解放不到一年，“新政權”的工作局面迅速打開。
父親創造的這條“人民當家做主，共產黨領導、指導的方法”，在當時影響極大。當年10月13日，毛澤東主席向中共中央各大區局發電，要求各局領導“仿照辦理，抓緊去做，並請你們選擇一個縣，親自出席，取得經驗，指導所屬”。同時，毛澤東主席給華東局去電，稱贊鬆江縣做了“一件大事”。之后，《人民日報》、新華社向全國推薦介紹了鬆江經驗。
不買“照顧菜”
上世紀60年代初，正是3年自然災害期間，糧食、副食品供應都非常困難。當時機關食堂為照顧省級領導的身體，提供一些市場緊缺的副食品，名曰“照顧菜”。最高標准，也就是每月豬肉3斤、蛋品1斤半、豬油半斤和家禽1隻。相當於現在3口之家一周左右的伙食消費。當時我們家老少9口人，孩子們都在長身體，父母沒日沒夜工作，確實也需要增加營養。可就是省裡規定的這點照顧，也被父親放棄了。但父親為什麼要這樣做？《周呆子———周一峰》一文中把當時的情景還原出來：
一天，周一峰到蘇北某地視察，看到當地群眾，靠山芋葉子加玉米面熬湯糊口，有的人家玉米吃完了，用玉米芯磨粉，連水帶渣吃，全家熬鍋南瓜糊就算開葷了。這還算好的，門外還有要飯的成群結隊。
回到省城家中，丈母娘見女婿風塵仆仆，全身疲憊，下廚炒了幾個略帶葷腥的菜。吃著吃著，蘇北老百姓艱難的情形在眼前浮現，他眼睛濕潤了。
“娘，以后不要到食堂買這些菜了，到街上隨便買點吧！”
“民風，不是媽講究，你看孩子們正在長身子，你整天操勞，又黑又瘦，顧斌不在家，誰要有個好歹，我怎麼交代？再說，這是按規定的，又不是我們一家在那裡買菜。”
“娘，你不知道，下面的老百姓生活多難啊！一天一人一兩玉米面就算不錯了，我們這些人有責任啊！”
在周一峰的動員下，老太太再不去買“照顧菜”了，每天飯桌上隻有“飛機包菜”、蘿卜干之類的菜了。
時間不過一個月，周一峰用自行車推著一個老太太去看病，老人說話吃力，身上腫的一按一個坑，眼都睜不開了。
“周省長，這是你什麼人？”
“孩子他外婆。”
大夫愣愣地看著周一峰，什麼話也說不出來。
感謝作者為父親留下的這些文字，我們很感動。父親的這種“呆”，實在是一個執政者與老百姓同甘共苦的自覺。
父親要求家裡生活上要和人民群眾同甘苦，不允許特殊化。當時外婆想方設法，在院子裡養幾隻雞改善生活，但糧食不夠，飼料難買，於是，大哥小風還不過10歲，放學后的第一任務，就是挎個籃子出去挑雞草，然后再做功課。大姐蘇明在春節假日期間，一大早就穿著舊衣服去幫助推糞車。
生活在如此的“高干家庭”，我們是少了很多享受，甚至還吃了一些苦。但我們因此也少了一些高干子弟身上的驕嬌二氣，在日后“文革”的滅頂之災中沒有沉淪，反倒在逆境中成長起來，與此有一定因果關系。
下派的“福將”
1963年，“三年自然災害”剛有好轉，中央要求加強農業。時任南通地委書記的謝克東患肝炎，急需住院治療。南通地區是糧棉大區，舉足輕重。江蘇省委主要負責人想到了當時擔任省委常委、副省長的父親。父親解放戰爭時期就是南通地委書記，時隔10多年又要從省級領導職位回到原崗位。換作別人，會怎麼想？但父親二話沒說，主動請纓。
當年的地委副書記王一香叔叔回憶：
一峰同志到南通以后，不是蹲在機關裡，而是帶一個秘書，兩條被子，兩雙碗筷，一個縣一個縣地到鄉村作調查研究。交通不便，他就踏自行車或步行。在村庄田間召開座談會，現場察看，並且盡量抽時間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由於一峰同志沒有“官”架子，平易近人，他所到之處，干部群眾無所顧忌地向他反映情況，提出意見。
從1963年到1966年，他除了參加必須要他主持的重要工作會議，絕大多數時間在基層蹲點勞動，調查研究。三年裡有近兩年在基層。有時，一個鄉鎮，一蹲好幾天，幾十天。在一峰同志的影響下，地、縣兩級機關，經常有近三分之二的同志工作在基層。全區上下形成了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聯系群眾之風，現場解決實際問題之風。”
父親剛到南通的那幾年，民間也留下不少逸聞佳傳：
剛到南通時，地委大院門前，經常看到一位衣著極為朴素，步行入院的人。每每這時，門衛都“警惕”地走上前去盤問：“你是哪個單位的？地委接待室不在這邊。”等他們看了工作証，無不驚訝地上下打量著這位新來的書記。
一天，周一峰到海門縣一個生產隊調研。一行人騎著自行車，數周一峰衣著最朴素，他騎的自行車也比較破舊。他們來到一塊棉田，蹲下來看苗情。這時，生產隊長知道地委周書記來了，趕忙跑來，走到一位比較“氣派”的領導面前，激動地拉著他的手說：“歡迎周書記指導工作。”與周一峰同行的人大笑起來。
一次，周一峰在南通縣金西參加擔糞施肥，穿梭在群眾之中。當群眾得知這位五十上下的中年漢子竟是副省長，大家驚喜地傳頌著“省長和我們一起擔糞施肥了，我們更應該出勁勞動，爭取豐收呀。”
父親到南通的4年，南通地區獲得了連續4年棉糧大豐收。1963年，全區糧棉總產量超過歷史最好水平。1965年糧棉產量雙雙提前實現了國家農業發展《綱要》規定的指標。1966年，首次變糧食差進地區為差出地區。有人說父親是“福將”。但又有多少人知道，為了給人民造福，父親這個“福將”使了多大的“呆”勁啊。
1965年，省委書記江渭清去南通檢查工作時，曾征求過父親的意見：“南通的面貌已大有改觀，是不是可以回省委工作了”。父親卻十分誠懇地要求再讓他干幾年。這種寧可放棄回省委做官的“呆子”精神，讓江伯伯感動了，又一次同意了父親請求。江伯伯“文革”后回憶這件事時不無感慨：“如果當時就決心將他調回省裡的話，他就不會在南通被作為最大的‘走資派’挨批挨斗了。”
“吐血了再說”
1974年下半年，父親在文革浩劫中被批斗、隔離審查已近8年，在一些老同志的努力下，被放回家“監視居住”。
此時，小兒子高中畢業，面臨“上山下鄉”。“文革”已進行八九年，因孩子生長發育時期，生活困頓，使得長期營養不良，加上幾次肺炎沒有很好地治療，落下了“支氣管擴張”的病根，一勞累就吐血。下鄉插隊去還是不去？父親母親的意見產生了矛盾，有這樣一段對話：
母親提議：“民風，我們已經很對不起孩子了，現在有病就應該留在城裡，等治療好了，找一個輕鬆點的工作。”
父親反對：“有病可以治療一段時間，但鄉是一定要下的！”
母親問道：“鄉下條件差，生活又艱苦，吐血了怎麼辦？”
父親堅持：“先去嘛，吐血了再說。”
母親無奈：“人家沒病還找個理由留城，你怎麼這麼呆啊。”
父親執意堅持：“我看他現在治療恢復得還好，可以下去，不要去爭這個‘病留’！”
父親堅持，母親也不再說了。母親的兒女心腸是柔軟的，況且母親已“解放”恢復工作，為兒子去爭取個“病留”完全可能，也無可厚非，但她拗不過父親。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憑父親對信仰的執著和對為之奮斗的新中國的責任感，他必須逼著自家孩子去“響應號召”。當然還有一層希望，讓孩子到社會金字塔的最底層———農村去經受歷練，對日后成為社會的有用之才，也不無好處。
小弟后來在農村一干就是5年，吐血也沒有撤退，還作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入了黨，鍛煉了才干。更重要的是，消除了“十年浩劫”籠罩在一個“狗崽子”心靈深處的陰影，增強了自信心，為以后的人生之路夯實了基礎。這一切，要歸功於父親當年“呆”的堅持。
“有個地方住住就很好了”
父親1956年擔任副省長，長期主抓財經和工業，省內許多重點工程，都傾注著父親的心血。
早期的鎮江紙漿廠、南京鋼廠、南京煉油廠和南京長江大橋，后期的南京化肥廠、儀征大化纖、金陵石化、揚子乙烯、連雲港港區擴建、京杭大運河蘇北段擴建、鎮江大港的建設以及大屯煤礦、徐州電廠、諫壁電廠等等，都留下了父親辛勞的足跡和汗水，有的工程還是他直接主持指揮部工作。他對這些重大項目，都是一抓到底，越是困難大，他越是狠抓不放。
為解決儀征大化纖征地問題，父親親自找縣、鄉干部徹夜長談，並研究處理好工程建設和當地經濟發展的關系。連雲港港口擴建遇到困難，父親逐一解決，逐一落實。揚子乙烯停緩建期間，多個省市爭要此項目，父親從優化資源配置角度主持科學論証，獲得國務院認可：項目留原地建設，不動了！
曾經同父親一起工作的同志對他的這種務實精神和深入細致的作風都留下極深刻的印象。省長惠浴宇說：“周一峰交代的工作，不會說不清楚的。”還打趣地說：“他電話費要比別人花得多。”
“四人幫”粉碎后，父親恢復工作。母親說：“父親總是懊惱最好的年華、最能工作的時光被白白浪費了10年。他唯有加倍地苦干、實干，把失去時間補回來，渾然不覺自己已是年過花甲之人。”
1978年春，父親擔任南京石油化工總廠的代理黨委書記。他像一頭墾荒牛，每天東起棲霞山麓，西至燕子磯頭，深入工廠車間調查研究，大至環境污染、小至“生活瑣事”都親自過問。他對燕子磯一帶的“三條龍”污染（黃龍———硝酸煙霧，白龍———石灰水，黑龍———煤煙）研究治理方案，說“石油化工要發展，不改變環境污染，子孫后代是要罵我們的”﹔他對當時職工生活中的“三排”現象，即排隊如廁、排隊洗臉、排隊吃飯問題，親自協調解決，說“群眾的實際困難不解決，人留不住，生產也搞不上去”。
1978年夏秋，父親又負責組建省建設委員會。撥亂反正，百廢待興，建委的工作壓力很大。當時省建委辦公室就擠在幾間車庫裡，父親的辦公室也只是在中間隔一層板壁，好幾位主任擠在一起辦公。夏天沒有空調，冬天沒有暖氣，就這樣度過了3個酷暑寒冬。同志們建議造辦公樓，他總是說等經濟情況好轉后再說。他不知疲倦地為江蘇省的建設嘔心瀝血，“安得廣廈千萬間”，卻毫不在意自己簡陋的工作環境。
父親對自家的生活條件更是從不在意。1982年他重新擔任常務副省長后，機關事務管理局曾考慮，讓他搬到莫干路一幢單家獨院的小樓去住。他堅決反對，看房也不去，說：“如今不少同志住房問題尚未很好解決，我怎能換好房子呢？有個地方住住就很好了。”
從父親回省恢復工作后，我們家就一直在一個大院裡和別人合住一棟小樓，直到父親去世。
惠老的笑言
父親從來不計較職位，隻知勤勤懇懇地為人民工作，這在領導層和老同志中常被傳為美談。
1958年成立廣西壯族自治區，張雲逸提出要父親去任自治區政府主席。確實，要選拔像父親那樣資歷、水平、能力的壯族領導干部不容易。但江蘇的經濟建設需要他，他服從了組織安排。
上世紀70年代末，中央又征求江蘇省委意見，要父親去廣西壯族自治區出任政府主席。他又表態尊重省委的意見，留在江蘇工作。
1983年父親受中央委派去廣西處理“文革”派性斗爭的遺留問題，得到了胡耀邦和習仲勛的充分肯定。“處遺”工作組和廣西部分干部聯名上書，請求中央將父親留下擔任自治區黨委書記。父親得知后，向中央報告，以年齡為由辭絕。
父親從未提起這些事，我們家裡人就更不知情了。管文蔚伯伯有次給母親說起，結果連她都不清楚具體情況。后來聽母親說，惠老（惠浴宇老省長）曾對父親笑言：“你個呆子，你當一天都好啊。”當時父親只是淡然地笑笑。
我們理解父親。從參加革命那刻起就已抱定為理想奉獻一切，所以他矢志不渝﹔所以他無怨無悔﹔所以他自始至終不去“爭名爭位”。他的“呆”，是真正從精神上跳出了這個俗套，真正踐行著一個共產黨員的崇高！
“要和周政委在一起”
原北京軍區副司令康林也曾為父親的“呆”所折服。他回憶，一次打鬼子的伏擊，繳獲了幾十萬元錢款和一批槍彈。當時正處於秋季攻勢階段，部隊日夜行軍打仗，補給極端困難。他考慮把這批款子留給縣委、警衛團用，其他同志也都同意。父親卻提出不同意見，說：“我們縣、團確實困難，但上級財政困難更大，這筆款子上繳能派上更大用場。”這種顧全大局的精神感動了大家。旅部收到這批款子后，陶勇司令員、姬鵬飛政委特地來電表彰。
康林叔叔和父親相識在1944年。南通警衛團殷逸團長剛犧牲，他被調任警衛團團長。當時父親是南通縣委書記兼警衛團政委。康林叔叔擔心自己是“工農干部”，和“知識分子干部”能否相處好？結果到任那天，父親非常平和謙遜，互相談得很投機。康林叔叔回憶說：“從那以后，我倆日日夜夜戰斗在一起，互相承擔著喜悅和憂慮。直到年底他調到地委工作，我們才依依不舍地分開。”
康林叔叔和父親共事隻有7個多月時間，卻已結下深厚的戰斗友情。“文革”期間，康林叔叔執意來看被“監視居住”的老戰友。父親動情地說：“老康，我還在被審查，你特意來南通看我。許多一起工作的同志都不敢接近，你卻千裡迢迢打上門來，真是戰友情誼深似海啊！”
1991年，父親去世時，康林叔叔老淚縱橫，抱病寫了悼念文章。也許那時，他已經作出一個決定。是的，1995年，康林叔叔逝世，按級別，他可以葬在北京“八寶山”，或者回革命根據地———江西老家。但他臨終決定是“要和周政委在一起”！於是，在他們戰斗過的地方———南通，一個“工農干部”，和一個“知識分子干部”生死相依在一起。康林叔叔是認同了父親的“呆子”魅力，“黃泉”路上為伴，也是打虎親兄弟！
我們為父親的“呆子”品格感到驕傲，感到無上榮光！收集以上點滴，謹以此獻給我們的好父親———周一峰100歲誕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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