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立旭
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中國共產黨經歷了從建立、發展，到遭受國民黨反動派鎮壓而進入低潮的時期。這個時期，是中國共產黨工作最為艱苦，每個共產黨員面臨的危險也最多的時期。正是在這個時期，陳雲毅然決然投身共產黨的事業，在生死考驗面前不退縮、不動搖，對黨忠心耿耿，在面對極其危險局面時沉著冷靜，果斷應對，表現出杰出人物的領導和組織才干。
能力極強的工運領導人
在中共高級領導人中，真正屬於工人出身者很少。在這很少的人中，陳雲算一個。他早年進上海商務印書館，先后當過學徒、工人，是真正的工人出身。與眾不同的是，陳雲是有文化的工人。他早年讀過書，平時也喜愛讀書，在當學徒時就已經有一定文化功底。他在商務印書館虹口書店當店員，接觸書籍很多，平時即刻苦讀書，他接觸的大多數人也有文化。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陳雲閱讀了進步書刊。那個時候，大革命的風暴正席卷全中國，陳雲也投身這場革命當中。他積極參加當年的工人罷工斗爭，並於1925年夏季加入國民黨，是國民黨上海特別黨部閘北區第十五分部的首創人之一。后來陳雲回憶那個時期自己的思想情況說：“我那時還是一個隨資本家罷市的店員，但此時已經有商務之國民黨員介紹我看三民主義，以前我很贊成吳佩孚，后又很相信國家主義派，看了三民主義覺得有道理。”但陳雲是個善於思考的人，他在參加工人罷工運動中，先是經同事介紹到上海通訊圖書館看書時，讀到馬克思主義的書籍，接著他作為黨外積極分子參加中共黨員在商務印書館召開的秘密會議。在此期間，陳雲對局勢分析得透徹，組織能力強，開始得到同事信任。到8月底，他已經成為商務印書館工人運動的組織人，主持商務印書館發行所工人運動積極分子會議，並且在工人罷工運動中准備周密、領導有方，代表工人向資方提出要求有利有節，使罷工運動屢獲勝利，受到國民黨和共產黨兩方面的重視。陳雲本人也在尋求真理過程中不斷進步，認定共產黨才代表真理，是領導中國民族解放的真正力量。1925年八九月間，已經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活動並且經受了考驗的陳雲，經董亦湘、惲雨棠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這一天起，陳雲就把自己的一生交給了共產主義事業。后來，陳雲自己說過，罷工運動和讀馬克思主義書籍是他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兩大因素。罷工運動使他看到了階級斗爭﹔在斗爭中他看了《馬克思主義淺說》《資本制度淺說》這些書，認為共產主義的道理比三民主義更好。后來，陳雲說：我參加“罷工斗爭和看了兩本書就加入了黨”﹔“我自覺入黨時經過考慮，而且入黨以后，自己覺得此身已非昔比，今后不是做成家立業的一套，而是要干革命。”“了解了必須要改造社會，才能解放人類。這個思想對於我影響很大。做店員的人，有家庭負擔的人，常常在每個重要關頭，個人利益與黨的利益有沖突時，要不止一次的在腦筋中思想上發生矛盾。而這種矛盾的克服，必須賴於革命理論與思想，去克服個人利益的思想。比如，當我在參加革命后，資本家威脅我時，我想到吃飯問題會發生危險，但立即又想到：怕什麼？手足健全的人到處去得，可以到黃埔軍校，可以賣大餅油條，隻要立志革命，不怕沒飯吃，歸根結底，隻有推翻現在社會制度以后，才大家有飯吃。”
陳雲加入中國共產黨后，在領導工人罷工同時，如飢似渴地學習馬列主義著作。從1925年下半年到1926年上半年，他先后進過20多次黨內流動訓練班（是當時一種秘密的、黨員用業余時間學習的黨校———筆者注），閱讀了《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馬克思主義書籍，思想覺悟和理論水平突飛猛進，而在斗爭實踐中，他的領導才干也得到鍛煉，成為能力極強的工人運動領導人。
陳雲極強的能力，表現在他具有多方面的才干上。他能寫文章。1925年，陳雲和同志一起創辦了商務印書館發行所工會地下刊物《職工》。在創刊號上，他發表題為《總工會是什麼》的文章，在文章中通俗地向工人解釋了總工會的性質、任務、所處的地位、發揮的作用、工人運動的前途。這篇文章對於把商務印書館的工人吸引到工會中來，組織他們與資本家斗爭，起到了重要作用。陳雲在這份刊物上還發表了一篇題為《職工在現社會的地位》，文章用世界工人運動的視角對比中國工人運動，指出，歐美工人已經取得相當地位，而中國工人階級沒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權力，深受幾重壓迫，滿腔苦痛無處訴，最近幾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工人運動有了進步，成為領導群眾的先鋒隊。接著，陳雲在文章中指出了中國工人的兩大責任：一、民族革命，二、解放自己。要完成這兩大責任，“空口談兵，是辦不了的，”隻有集中一個團體共同奮斗，才有成功的可能。陳雲這兩篇文章，都是用筆名發表的，但從文章中可以看出，當年，年輕的陳雲已經具有了很高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視野非常寬廣，文筆也非常老到，文章有很強的說服力。他的文章在當時對於工人有啟蒙作用。
陳雲的干練，還表現在他有極強的組織能力上。他入黨后，有兩年多時間主要是在黨的基層組織中工作。堅定了共產主義信念的陳雲，在革命斗爭中表現得十分出色，他每天在工人中間活動，宣傳革命道理，得到工人們的信服。在提高工人覺悟基礎上，陳雲即著手建立基層工會組織。他建立基層工會組織，都是以工人勞動單位來組建，這樣，工會活動方便，也不易被資方發現。而基層工會組織的召集人，一般都由共產黨員或者工人活動積極分子擔任。他們在工人中有威望，有利於吸引工人參加工會活動。陳雲組織罷工，都是通過工會組織進行。工會先將罷工要求、方案、時間布置下去，通過基層工會聯系、發動工人。這樣做的效果是：在資方毫無察覺情況下，工人突然提出罷工條件，逼迫資本家讓步，資本家不讓步，立即罷工。這種組織方式，往往打得資本家措手不及。陳雲很強的組織能力，對於建立工會組織，領導罷工勝利，樹立共產黨在工人中的威信，起到了重要作用。
陳雲的干練又表現在他代表工人與資本家談判時的沉著、穩健上。1925年，陳雲被推舉為商務印書館發行所職工會委員長，他為了爭取工人利益，組織工人罷工，代表職工會與資本家方面進行多次談判。在談判中，陳雲總是事先把工人方面的意見、要求了解得非常細致，談判時該提什麼條件，哪些必須堅持到底，逼迫資本家讓步，哪些方面我們可以讓步，都考慮得非常周到。由於事先思考細密，每次談判，都有理有力，提出的復工條件合情合理。例如，在1925年12月陳雲代表罷工委員會向資方提出來的八項復工條件中，就包括實行大小便及說話自由，反對夜班工作增加工作時間，並加點心費兩角，女工、勤雜工、短工與職工待遇平等這些條件。這些條件都是陳雲在事先征求工人意見基礎上提出來的，細致到如此具體程度，資本家也不好否定﹔同時，提出這些條件，能夠得到大多數工人的擁護。因此，在陳雲領導的罷工往往得到絕大多數人的支持。罷工后，陳雲組織200多名工人糾察隊，在印刷總廠前和俱樂部門前維持秩序。資本家方面為了顯示自己的威力，事先與駐扎在商務印書館附近的孫傳芳一個連聯系好，叫他們派兵來鎮壓，但孫傳芳的部隊來了一看，工人們秩序井然，沒有任何借口抓捕工人，隻好撤走。資本家在報紙上發表通告，為他們解雇工人辯解，陳雲針鋒相對，也在上海各大報紙上發表商務印書館工人罷工宣言，還把中華總工會、全國鐵路總工會等眾多工會支持商務印書館工人罷工的信函公開發表，在輿論上佔了上風。資方強令工人復工，陳雲則派工人糾察隊將印刷總廠大門鎖上﹔資方調來軍警鎮壓，陳雲則組織3000多工人集會抗議，雙方發生搏斗。事情鬧大了，資方下不了台，陳雲則趁機代表工人和資本家談判，堅持復工條件。資本家不得不讓步，保証不讓軍警把被捕工人帶走，還答應了工會的全部條件。由於陳雲在與資本家方面談判之前，考慮周到，安排細致，罷工的每一步都組織得非常嚴密，使罷工取得成功，爭取了工人權益，因此，他在工人中間的威望也很高。在斗爭中顯現出很高覺悟和很強能力的陳雲也受到組織信任，於1925年底擔任中共商務印書館總支部干事兼發行所分支部書記。罷工勝利后，陳雲在《職工》上發表文章《罷工后職工應有的覺悟》《我們為什麼要罷工？》，總結罷工經驗，深刻分析罷工的根源，體現了陳雲的務實風格。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北伐，中共中央號召中共上海地方組織工人起義配合北伐。陳雲立即投入到組織工人起義中去。值得提到的是，陳雲此時表現出了政治上的遠見。他在《職工》上發表的《中國民族運動之過去與將來》一文中，分析了太平天國、義和團、五四運動等運動失敗的原因后指出，在以農立國的中國，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強的農民是民族運動中的唯一大主力。農民不參加運動，中國革命鮮有希望。如何組織和訓練農民，使之和全國工人、學生、小商人及一切革命分子同在反帝旗幟下去做民族運動的工作，是急迫需要解決的問題。在《自治與民眾》一文中，他提出，革命不僅需要民眾的力量，還需要聯合接近民眾的武力。這些都是年輕的陳雲以全國的視野觀察中國革命問題所得出的真知灼見，與當年毛澤東的見解已經非常接近。
1927年3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領導工人罷工和武裝起義以配合北伐。陳雲參加了罷工和起義組織領導工作。他來往於上海、余姚之間，搞武器，籌經費，組織工人罷工，許多別人解決不了的難題，隻要陳雲到場去解決，很快就會處理得很漂亮，表現出了不同尋常的組織能力、領導才干。陳雲在參加上海第二次工人起義准備的會議時，被英國巡捕發現，陳雲和64名黨員與工會積極分子被捕。但由於陳雲的機智，沒有暴露身份，共產黨上海地方組織聯合各方面營救，陳雲等人在被關押幾個小時后即被釋放。出來后，陳雲立即投入組織第二次工人起義工作。起義失敗后，他馬上投入第三次工人起義組織工作。
第三次上海工人起義，時任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周恩來把總指揮部設在陳雲擔任主要領導的商務印書館。周恩來的考慮有三條，一是商務印書館此時是上海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較多的地方，共產黨商務印書館總支部是上海三個人數最多的黨支部之一﹔二是在陳雲領導下，這裡組織嚴密，中共中央領導人在這裡活動比較方便﹔三是商務印書館在閘北，閘北火車站附近駐有軍閥直魯聯軍的大隊人馬，這裡是共產黨組織起義戰斗的重點地方。周恩來這三條考慮中，陳雲很強的能力無疑佔有很重分量。陳雲在組織商務印書館工人起義中，也確實十分得力，起到了起義中堅力量的作用。
陳雲的領導風格是務實，他知道，工人們沒有武器，沒有受到過軍事訓練，許多工人過去連槍都沒有摸過。如果不能在短期內使准備參加武裝起義的工人手中持有武器並接受最起碼的軍事訓練，武裝起義就是一句空話。怎樣在最短時間內做到這兩點？務實的陳雲提出一個一舉兩得的方案：借資本家組織保衛輔助團之機，讓准備參加起義的共產黨員和工人骨干加入進去，以這種方式獲得資本家方面提供的槍支。這些加入資本家保衛輔助團的工人不僅輕易就得到了武器，還有合法身份，可以公開參加軍事訓練。他們受到軍事訓練回來后，陳雲分別讓他們擔任大隊長、中隊長或者小隊長，成為工人武裝的基層領導人，又可教授工人使用武器，訓練工人作戰。為了進一步增強工人軍事素質，陳雲還派一些工人糾察隊員在廠內接受共產黨派來的教官組織的軍事訓練。結果，在很短時間內，商務印書館即建立了一支由共產黨領導的掌握了基本軍事技術和戰術的工人武裝力量，這支武裝力量在第三次武裝起義中起到了骨干作用。
當時的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周恩來、趙世炎等經常到上海商務印書館去了解起義准備情況。他們每次去，都由陳雲陪同。周恩來的機智、儒雅、謙虛、善於團結同志的品格，使陳雲發自內心地敬佩，而陳雲的干練、機警、能力強、好學上進，也使周恩來從內心裡對他十分贊賞。從此，周恩來就在腦子裡記下了陳雲的名字。
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開始。務實的陳雲考慮到，此時國民革命軍白崇禧部已經到達上海龍華，如能得到他們的軍事支援，起義會十分順利，起義工人會少犧牲一些。因此，他代表上海總工會赴白部駐地商談，狡猾的白崇禧卻拒不進兵，等待工人與軍閥兩敗俱傷時再進兵上海。陳雲識破了白的陰謀，沒有多費口舌，立即返回市內。陳雲通過對當時全國形勢和上海地區軍事態勢分析認定，上海第三次工人起義，即使沒有白部支援，也能取得勝利。他回到商務印書館立即投身領導武裝起義的戰斗中。起義進展迅速，預先確定的7個暴動區有6個很快就取得全勝。陳雲在參與指揮解決最后一個暴動區的戰斗中，機智靈活，指揮工人集中力量分批攻擊敵據點，到晚上8點多，終於佔領了上海北火車站，第三次工人起義取得了最后勝利。
在風雨如磐的日子裡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屠殺共產黨人。7月15日，汪精衛又在武漢發動政變，驅逐並屠殺共產黨人。在此重要關頭，陳雲在中共中央領導下，對國民黨的血腥屠殺進行了堅決反抗。由於陳雲是上海工人運動的領導人之一，反動派將他列入通緝名單﹔陳雲在組織工人運動期間經常發表演講，出入多種場合，很多人都認識他，因此他處境危險。黨組織為了保護陳雲，讓他轉入地下。陳雲與商務印書館的工友們告別時講了今后自己的“三不”：不為做官，不為要錢，不妥協，跟反動派斗爭到底，求工人徹底解放。在此期間，陳雲經常住在工友家，睡在地板上，有時一兩天吃不上飯。陳雲自己已經做好了被捕坐牢殺頭的准備，他寫下四句話：“鐵窗風味，家常便飯，殺頭槍斃，告老還鄉。”他把為革命而犧牲看作等同於告老還鄉，可見年輕陳雲之壯懷激烈。陳雲考慮的更多是為黨做工作，保護別人，他千方百計，把共產黨的組織轉入地下，保護了干部，保存了一大批革命力量。共產黨上海地下組織對陳雲在革命危急關頭表現出來的對黨忠誠和在斗爭中的精明強干印象更深了。就在這一年的8月，陳雲出任中共上海滬中區委委員。
八七會議后，共產黨開始組織軍事反抗國民黨。1927年10月，陳雲接受中共江蘇省委指示，回到家鄉青浦縣西鄉的小蒸、練塘地區組織農民運動。陳雲一到青浦，就了解當地黨組織的實際情況和此前農民運動的歷史。務實的陳雲認為，一開始就在這裡建立共產黨組織的條件還不成熟，一是農民覺悟還沒有那麼高，二是共產黨的主張還沒有和農民利益結合起來，沒有得到農民的理解。根據實際情況，他決定把開展工作的入手點放在整頓和恢復農會上。該地原來都建立過農會，但有的垮掉了，有的雖然仍然存在，但不是被不良之人把握就是十分渙散。為了整頓和恢復農會，陳雲首先做的工作是培養農民骨干。他到各個老農民協會骨干的家裡做他們的工作，經常吃住在他們家裡，和他們談心一直到深夜。經過一段時間工作，很快就在身邊團結了一批有一定覺悟、敢於斗爭的農民骨干。陳雲在此基礎上發展已經提高了覺悟的農民骨干加入共產黨。對於被不良分子把持的農會，陳雲採取兩個辦法，一是發動農會中的其他骨干分子將不良分子驅除，二是宣傳解散不良分子控制太嚴密的農會，由陳雲組織其他正派農民運動骨干建立新的農會。經過艱苦努力，陳雲在小蒸、練塘等10多個村子建立了農會組織。他將在農會骨干中發展的12名黨員組織起來，建立了青浦西鄉第一個黨支部。這個黨支部成為日后領導當地農民起義的核心力量。
為了發動農民，陳雲除了在當地舉行的“十月潮”廟會上發表演講，用通俗道理講明白地主剝削農民，農民卻世代受苦，打倒地主，平分土地，農民才有飯吃的道理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做兩件實在的事情上。第一件事是在廣泛征求農民意見並將主要意見集中起來后，通過農民協會，順應北伐軍“二五減租”的口號，提出十大具體要求。這些具體要求中，甚至包括取消歷年尾欠陳租、農民遠道送租要給足工資等實實在在的內容，因為這些要求和農民的實際利益非常切合，受到了農民的堅決擁護，既提高了農會的威望，又起到了發動農民的作用。第二件事是組織和發展農民武裝。有上海工人武裝起義經驗的陳雲深刻認識到掌握武裝力量的極端重要性。手中沒有武器，反動派根本不把農會放在眼裡。手中有武裝，地主豪紳才會害怕。另外，農民如果沒有農會武裝力量撐腰，也不敢不交租。1927年11月，已經擔任中共青浦縣委書記的陳雲，在青浦地方黨組織中傳達中共八七會議精神，讓大家知道共產黨為了反抗國民黨的鎮壓，除了武裝斗爭沒有第二個法子的道理。接著，陳雲和青浦黨組織其他同志一起著手建立農民武裝。他第一步是建立一支30人左右的農民革命軍。這支武裝力量剛剛建立時，隻有幾條破舊的槍，多數人手持火銃、大刀、梭鏢。這樣的農民武裝，戰斗力還很弱。1928年1月，陳雲領導這支武裝力量於小蒸西北阻擊大地主組織的武裝催租船，雖然把地主武裝頭目嚇得跳水逃跑了，但地主武裝火力很猛，農民武裝戰斗力明顯不足。陳雲果斷下令撤出戰斗。接下來，務實的陳雲，轉而用這支農民武裝鎮壓地主惡霸。這支農民武裝打不過武器裝備好軍事上佔優勢的大地主武裝，但集中力量打擊孤立的惡霸還是綽綽有余。在陳雲布置下，農民武裝一夜間分頭行動，鎮壓了7個小蒸地區的惡霸。農民稱贊說：共產黨“一夜打死七隻狼”。但陳雲更注重的是搞武器，擴大農民武裝隊伍。為此，陳雲就地搞槍和從外部搞槍雙管齊下。在小蒸地區，地主建立的自衛武裝有槍，但不多，一般一個地主自衛武裝也就有三四支槍，多的五六支。農民武裝有幾十人，和單個地主武裝比，槍也多。陳雲便集中農民武裝力量，去打單個地主武裝，先把他們包圍起來，然后向他們宣傳，對他們發出警告，命令他們交槍。分散的地主武裝自知力量不夠，打不過農民武裝，便都交了槍。這樣各個擊破，農民武裝沒費一槍一彈，就從地主武裝手裡搞到40多條槍。與此同時，陳雲秘密去上海，找到黨的地下組織和工人地下組織，收集上海工人起義后藏起來的槍支，運回青浦。這樣，在很短時間內，陳雲就搞到100多條槍，加上原來農民武裝的槍支，有150多條槍。他以此為基礎，再配上大刀、梭鏢，拉起了一支有500多人的農民武裝。農民武裝維護農民利益，打擊地主，受到農民擁護，活動范圍擴大到方圓30裡、70多個村庄，相當於一個共產黨領導的小根據地。1928年初，陳雲在策劃小蒸、楓涇暴動時，不料消息走漏，這支農民武裝被國民黨一千多人正規軍包圍，作戰失利被打散。雖然暴動失利，但這支在上海附近的共產黨武裝力量，打擊了當地地主，發動了農民，擴大了共產黨在該地區的影響。
陳雲在堅持革命斗爭中發展革命力量，表現十分出色，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視。1928年，當中共成立淞浦特委時，陳雲成為這個特委的5名成員之一。192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決定改組江蘇省委時，代表中央去宣讀改組決定的周恩來，在具體指導改組江蘇省委時提議，讓陳雲到中共江蘇省委來工作，擔負更重要的領導職務。1929年四五月間任命陳雲為中共江蘇省委滬寧巡視員。當時的江蘇省委，在中國共產黨內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江蘇省委領導的范圍，是上海、江蘇、浙江、江西、安徽等地區，可以說，包括了南方革命力量最強的地區。而這些地區，又是中共中央活動的主要區域，因此，當時的共產黨員都知道，上海、江蘇、浙江、安徽、江西一帶是中共中央活動的主要地區，中共江蘇省委則是受中共中央直接指導下的地方領導機關。新的中共江蘇省委成立后，領導人也是由老革命家羅登賢、李維漢、彭湃等組成。在他們之下的領導骨干，就是巡視員了。陳雲擔任江蘇省委滬寧巡視員，等於是江蘇省委專門派出的領導上海和南京兩地區革命活動的領導人，地位是十分重要的，職權也很大。當年8月，陳雲又被任命為中共江蘇省委常委，負責農民運動和上海滬中區委的工作。
此后，陳雲真正成了一個指導一個很大的區域裡黨的工作的領導干部。江蘇省委下屬的各省（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等地）農民運動歸陳雲領導，上海滬中區的工人運動、黨的工作也歸陳雲領導。此時的陳雲，已經經過了革命斗爭的鍛煉和馬列主義理論的學習，成為一個有很高馬列主義理論水平，有豐富革命斗爭經驗，有高超組織能力和領導能力的革命家，不僅在他分管的領域裡做出了很大成績，而且他能夠獨立思考，就整個江蘇省委的工作乃至對中央的一些重要決策，提出正確的有遠見的意見。那時，黨內意見上下轉達還是很順暢的，加上江蘇省委地位特殊，作為中共江蘇省委常委的陳雲的意見，很快就能夠傳到中央。
由於陳雲工作出色，政治水平高，見解獨到，受到了中央領導人的重視。1930年9月，中共中央決定，陳雲兼任中共中央開展工作的最核心地帶———中共上海閘北區委書記。不久，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陳雲被增補為中央候補委員。在1931年1月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陳雲又被增補為中央委員，同時仍兼任江蘇省委常委，主管組織工作。此時的陳雲，同以王克全等為代表的分裂活動進行了斗爭，同時，他也對王明左傾路線並不認同。這年2月，他在中共江蘇省委一次常委會上發言時，就明確闡述了與王明的不同意見：過去認為隻要存在國民黨進攻蘇區的戰爭，軍閥之間的戰爭就不可能爆發，現在認識到這是一種機械的理解。軍閥進攻蘇區及紅軍是最主要的危險，同時也可能爆發軍閥戰爭。王明忽視日常群眾斗爭，陳雲對此有不同看法，他認為，一定要重視群眾的日常斗爭，把群眾團結在黨的周圍。陳雲在這段時間裡特別重視黨的工會工作，在江蘇省委一次討論工會建設的會議上，提出了要重視黨支部在工會中的作用，要建立經常性的工會生活等5條意見。陳雲不贊成王明排斥黃色工會的意見。他的意見是：共產黨領導的工會，應該加入黃色工會裡邊去，揭穿黃色工會領袖的欺騙陰謀，爭取和團結黃色工會中的其他群眾。共產黨反對國民黨取消工會，也反對由國民黨政府委派工會領導人，堅持由工人自己選舉工會組織。共產黨和工會的工作重點，應該放到重工業及中心產業方面去，集中力量建立幾個重要的基層支部。他還就共產黨組織與共青團組織之間關系的協調問題、婦女工作問題、動員失業工人去蘇區等，闡述了自己的意見。這些意見與王明的夸夸其談不同，比較切合實際。
在危急時刻
1931年，中共中央發生了一件嚴重事件，這就是顧順章叛變，他的叛變使中共中央遭受嚴重威脅。在此危急時刻，陳雲協助周恩來果斷處理此事，使中共中央機關免遭滅頂之災。
1931年4月24日，在中共中央擔任領導職務，同時負責中央特科的顧順章，在護送張國燾等人去蘇區后，在武漢化名表演魔術，被叛徒認出而被捕。顧順章被捕即叛變。由於顧長期負責中共中央特科工作，掌握中共中央核心機密，他的叛變使中共中央領導機關的安全受到了極大的威脅。顧叛變的消息被共產黨打入國民黨內部的錢壯飛獲知，於25日將此事報告給中央特科的李克農。李克農通過陳雲將此消息及時轉報中央。中共中央委托周恩來全權處理此事。周恩來則把時任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長的陳雲調到中央來，協助自己處理。在此危急時刻，精明干練的陳雲和周恩來一起認真分析顧順章叛變可能帶來的嚴重后果，協助周恩來，採取了四項緊急措施：1.立即轉移黨的主要領導人，並採取嚴密的保衛措施，領導人的秘書也迅速調換成顧順章不認識的新人，銷毀大量中央機要文件。2.凡是顧順章認識的黨的干部全部轉移到安全地帶，在上海安排不了的立即轉移出上海，有的去蘇區。3.切斷顧順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所有關系，將他的家人控制起來。4.廢止顧順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式和方法，由各部門實行緊急改變。對這些措施，陳雲組織人員以最快的速度、最安全的方式迅速落實，僅僅用了幾個小時的時間，就把中共中央、江蘇省委、共產國際遠東局機關，全部安全轉移。當國民黨大批特務會同英國巡捕實行大搜捕時，上海黨的領導機關已經轉移。雖然由於顧順章的叛變，使國民黨抓住了一些來不及轉移的領導人，特別是指認出了已經落入敵手但沒有暴露身份的領導人，使黨遭受很大損失，但由於陳雲配合周恩來及時轉移中共中央機關，使國民黨破壞中共中央領導機關的計劃破產了。
中共特科領導人
陳雲在處理顧順章叛變問題上表現出了沉穩、冷靜、果斷、精細、嚴密的風格，受到了中共中央領導人特別是周恩來的重視。經他提議，中共中央決定，把陳雲從中共江蘇省委直接調到中共中央特科（中共中央特科是中國共產黨執行特殊任務的秘密工作機關，當時對外稱“新新公司”———筆者注）擔任負責人，化名李介生，黨內別稱“先生”。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總結了中央特科的工作，規定了特科的組織、工作方針、紀律，調整了特科領導班子，周恩來、陳雲、康生、潘漢年等任中央特科委員。實際工作的負責人是陳雲。
陳雲剛擔任中央特科領導人，黨內又發生了一件大事：1931年6月22日，時任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的向忠發被捕叛變。向忠發是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經常與中共中央其他主要領導人碰頭開會，知道顧順章叛變后黨內新的接頭方式和其他領導人的住處，因此，他叛變的危害，不低於顧順章叛變。在此關鍵時刻，陳雲立即採取以下緊急措施：1.把中共中央機關進行再次轉移，確保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安全。2.調整中央特科內部組織，撤銷了負責中央與各根據地聯絡的第四科，將電台工作移交中央秘書處，其余三個科也精簡整編，陳雲和與他一同去中央特科工作的康生、潘漢年各兼任一個科的科長，同時，將有可能動搖或者屬於向忠發親信的人調出，使中央特科更隱蔽，更精干。3.安排因向忠發叛變而暴露的特科人員離開上海，有的去中央蘇區，有的調到天津，有的去蘇聯。4.創造各種條件，利用各種社會關系，恢復中央特科工作，特別是恢復警報工作，廣泛發展新的聯系人，打入英國巡捕、法國巡捕、國民黨內部。5.懲處叛徒，鎮壓專門屠殺共產黨人的國民黨劊子手，派中共特工處決了上海警備司令部督察長王斌、叛變的原中央特科人員王世德。6.解決因向忠發叛變而遺留的其他一切問題。由於陳雲處理這些問題時，考慮周到，方法對頭，很快就穩定了局勢，不久，中共特科就恢復活動並擴大了活動范圍。
主持全總工作
陳雲到中共中央特科工作所取得的成績，在中共中央內有目共睹，深受大家贊賞。由於國民黨在上海實行白色恐怖，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很難在上海立足。共產國際遠東局決定，王明去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周恩來赴江西中央根據地，提議成立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經中共中央負責人商議，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由秦邦憲、張聞天、康生、陳雲、盧坦福、李竹聲6人組成，秦邦憲負總責。1932年3月中旬，陳雲又擔任了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全總的黨團書記，化名金生。年輕的陳雲進入了中共中央領導核心。
當時，全國的工人運動處於低潮，工會工作特別難做。陳雲主抓黨的工會工作后，著手鞏固赤色工會、爭取黃色工會的工作，堅持了務實的工作作風。他根據當時國民黨實行白色恐怖，工人運動處於低潮的現實，提出：工會斗爭中提的條件要切合實際，斗爭組織的名稱應該易於群眾接受和了解，例如，“慘案后援會”“工人自救會”這樣的名稱就比較容易被工人接受和了解，也便於維護工人的實際利益。陳雲提出，要建立赤色工會，防止黃色工會的破壞。他親筆修改的《中華全國總工會紅五月工作計劃》中，提的都是合乎當時實際、工會組織能夠辦到的具體要求。這個文件使黨的工會工作轉入日常、扎實、切實可行的工作狀態，保護了黨的工會骨干，發展了一批新的骨干力量。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黨領導的工會工作又恢復起來。
此后不久，由於左傾機會主義者的錯誤領導，黨在白區的革命力量遭受巨大損失，連中共中央機關也在上海待不下去了。中央決定，中共中央機關去中央革命根據地，與那裡的中央局合並，周恩來先期到達中央革命根據地，博古和陳雲則於1933年1月去中央蘇區。
（作者系當代中國研究所一級策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