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惠僧在北京地區的革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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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早期黨員包惠僧曾於1922年6月至1923年9、10月間，在北京地區從事過一年多的革命工作。時間雖然短暫，卻對北京地區革命運動尤其工人運動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一、包惠僧與北京地區黨的活動

包惠僧於1922年夏來到北京。他的到來並不是進京“高升”，而是被迫的人事調動。包惠僧與當時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張國燾素有不和。早在“一大”會議期間，張國燾主理黨的財務，負責經費及其開支，包惠僧等代表就對其“作風不正，公私不分”的行為有所不滿。1921年9、10月間，陳獨秀、包惠僧等一行人開會時被捕，張國燾不經過與中央任何人商量，私自公開發表宣言，“雖然是把陳獨秀恭維了一番，可是把陳獨秀一切革命的關系都暴露了，使反動統治階級便於提防他壓制他，使他動彈不得。”[1]而包惠僧與陳獨秀私交甚篤，自然對張國燾有所不滿。兩人時有摩擦，中共“二大”准備召開時，包惠僧已經在武漢主持黨的工作，並負責在京漢鐵路的工運工作，張國燾為了阻止包惠僧參加中共“二大”會議，便以中央名義通知包惠僧說“武漢工作重要”，叫包惠僧不要離開武漢，可先派代表出席會議。包惠僧雖然識破是張國燾小組織思想作祟，但是又不能爭著出席會議，於是就提名入黨隻有不到一年的項英作為代表參加了會議。此事過后不久，1922年7月，京漢鐵路總工會籌備會在鄭州召開，張國燾帶領林育南、許白昊前往出席會議。包惠僧認定此二人是張國燾小組織分子，利用工人糾察隊阻止他們出席會議。張國燾十分惱怒，回到中央后以無組織無紀律為名，堅持要開除包惠僧的黨籍。

對此，中共中央意見不統一。陳獨秀認為，包惠僧就是有錯誤，也沒有到被開除的程度。在陳獨秀的力爭和保護下，中央決定將包惠僧調離武漢和京漢鐵路，而不再另作處罰。包惠僧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來到了北京。

這時候北京地區的革命環境比較其他地方而言，還相對寬鬆。鄧中夏1923年12月16日在一封信中，談到“北京現在革命潮流正高的時候，須委人地熟悉者留守”，“弟默察各地（除湖南）活動，皆不如北京之自由，北京曾常虛聲恫嚇，逮捕我們，實際他們還不致有那麼膽子。上海帝國主義與軍閥勾結，偵探密布（偵探比京中高明萬倍）其活動比京中難得多”[2]這時二七大罷工已經失敗，鄧中夏尚能如此輕鬆地談論北京形勢，可以想見在1922、1923年之際，北京的革命環境還是不錯的。

包惠僧一到北京，由范鴻劼和鄧中夏兩人安排住在馬神廟北京大學第一院宿舍范鴻劼的房間裡，當時的北京區委工作地點就在宿舍對面的一所民房裡。在李大釗的安排下，進入北洋政府交通部工作。雖然中央把他調離了京漢鐵路，但他卻又被交通部總長高定庵（高洪恩）分派到了京漢鐵路，調查交通系在京漢鐵路上的小集團及其骨干人物的活動情況，以便清洗交通系在各鐵路上的勢力。而他到京不久，恰逢中共北京地方委員會7月召開改選會議，他與范鴻劼、張昆弟被選為委員。何孟雄、安體誠被選為候補委員，5個人組成了新的中共北京地委。范鴻劼任委員長，包惠僧兼任秘書。從這可以看出，之前與張國燾的摩擦絲毫沒有影響他在北京地區的活動。

據1923年《北京團員名冊》記載，包惠僧與張昆弟、丁勒生、張維周同為第17小組，包惠僧與丁勒生都住在騎河樓華成公寓[3]，離北大沙灘紅樓和北京區委工作地點馬神廟都很近，非常方便開展革命活動。

1923年2月，共產國際派鮑羅廷來華，以促成國共聯合戰線的工作。鮑羅廷在北京時，就國共合作的問題約集了李大釗、包惠僧以及其他中共北京地委的同志共七八個人，在東交民巷蘇聯駐華使館座談。

包惠僧等多數北京地委的同志認為，國民黨是資產階級的黨，隻有領導，沒有群眾﹔隻有高級干部，沒有中下層干部，而且有許多墮落腐化的政客，很難在他們身上找到革命的因素，擔心同他們聯合，既失去階級立場，又損害我黨的純潔性，所以不贊成關於國共合作的意見，李大釗持支持態度。

李大釗一面同意鮑羅廷關於國共建立聯合戰線的重要性，一面也同意共產黨的階級性和純潔性的重要。他說：“今天革命事業中的客觀形勢，是需要發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這種革命任務不是現在那樣的國民黨所擔當得了的，必須要加上新的血液，就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力量。不過，如果由共產黨來擔當這個使命，恐怕為時尚早﹔因此建立兩黨的聯合戰線就成為必要的和適時的了。但是國民黨的缺點很多，無組織無紀律無群眾是顯而易見的，如果孫中山有決心有把握把國民黨大大地改組一下，確定它的政策方針，還是大有可為的﹔如果不這樣，僅就國民黨的現狀來談國共兩黨的合作，那就不成了。隻要國民黨有改造的可能，孫中山有改造國民黨的決心，國共兩黨建立聯合戰線是有可能的。”[4]

這一次的討論非常激烈，會議從晚上8點一直開到了半夜，李大釗對當時的革命形勢和國共兩黨的狀況進行了准確的分析和定位，他的意見得到了鮑羅廷的重視。同時，包惠僧等北京地委的幾位同志也接受了李大釗的思想。事實上，后來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確定三大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了李大釗這一主張的影響。

1923年6月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后，中共中央決定派李大釗為中共中央駐北京委員，成立中共北京區執行委員會，負責領導北方地區的建黨工作和開展工、農、兵運動。中共北京地方委員會與北京區委合並，稱北京區執行委員會兼北京地方委員會，何孟雄任委員長。包惠僧因要調回武漢，不再在北京黨組織中擔任職務。

二、親歷二七大罷工

在到北京之前，包惠僧在武漢就已經有一些工人運動的經驗。他是1920年成立的“武漢臨時支部”的負責人，在他的領導下，中共武漢臨時支部十分注重發動、組織和領導工人運動。他們有計劃地深入工廠、鐵路及碼頭工人中去，調查研究、宣傳演講。用簡明易懂的語言、向工人宣講要求解放的道理。包惠僧曾以記者的身份去工廠調查研究，並寫了《我對武漢勞動界的調查和感想》一文。此文發表后，引起了武漢社會各階層的廣泛注意。文章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揭露了勞資的不平等，號召工人們“快快團結起來，推翻資本制度，實現人類的福利”，最后提出通過“勞工教育”、“勞動俱樂部”的辦法來提高工人階級的覺悟。[5]這些思想，也成為他日后領導工人運動時的指導思想。

1921年9、10月間，包惠僧任職中共武漢區執行委員會主任，與此同時還成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兩個機構，實際上是一套人馬。武漢區委成立后，包惠僧與組織委員陳潭秋、宣傳委員黃負生商定，區委的工作除發展黨的組織以外，重點放在組織發動工人運動上。此后，他們開始在工人中開展工作、組織工人進行斗爭，幫助工人籌組成立工會，在工人中發展黨員：組織成立了粵漢鐵路工人俱樂部、京漢鐵路江岸工人俱樂部、領導了漢口租借人力車工人反對老板增加車租的同盟罷工、指導了隴海鐵路罷工、籌備成立京漢鐵路總工會等一系列工作。

這些工人運動的經驗為包惠僧在北京從事工人運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在北洋政府交通部任職期間，包惠僧利用職務的便利，以開展調查為由，跑遍了京漢鐵路沿線各站各廠。上世紀20年代，京漢鐵路是中國南北交通的大動脈，有三個總段，即長辛店、鄭州和江岸，規模很大，工人也很多，是北洋政府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命脈，在這開展工人運動很容易產生全國性的重大影響，極具價值。但京漢鐵路是吳佩孚的經濟力量，也是他的重要政治本錢，因此他很重視，費盡心機來牢牢掌控京漢鐵路，因此，在他的眼皮底下做工人工作，無異於太歲頭上動土，是相當有風險的。包惠僧則借職務掩護，深入京漢鐵路沿線調查，每到一處，他就和工人們打成一片，吃住在一起，了解工人們的生活和工作情況，傾聽工人的要求，幫助工人們調解勞資矛盾和內部糾紛，解決他們生活中的具體困難，得到了工人的信任、理解與幫助。

1923年2月1日，經過半年多的籌備，京漢鐵路各段各站各廠的工人差不多都組織了起來，決定舉行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地點設在鄭州。但是，這一行動受到了反動軍警的鎮壓，工人代表經過6天與反動政府交涉未果，2月7日，整個京漢鐵路各廠小站工人罷工全部被軍隊用武力進行了鎮壓，12小時內，共犧牲40余人，被捕百余人，負傷500余人，失業流亡的工人近千戶。

“二七”工潮爆發后，高洪恩被免職，由吳毓林繼任交通總長。吳想借“煽動工潮”之名，定包惠僧和其他幾個人罪。幸虧包惠僧平時非常注意人際關系，他於1922年8月調到育才科當視學，時任科長的黃統是吳佩孚的親信，也是李大釗留日時期的同學，包惠僧受李大釗叮囑特別注意與他搞好關系，因此慘案發生后，黃統從中調和，証明“二七”罷工期間包惠僧等5人天天到部辦公，並沒有參加罷工活動的跡象，才使得他們免於被查究。

在京漢鐵路罷工過程中，北京比武漢的情況還復雜、沉重。罷工被鎮壓下去以后，包惠僧在北京展開了政治宣傳與辦理善后工作：

一方面，組織在參眾兩院請願，聯合眾議院議員中的幾個湖北籍議員胡鄂公、彭養光、范叔衡、白玉桓、吳昆等對吳佩孚、蕭耀南（湖北督軍）、趙繼賢（京漢鐵路總局局長）等提出彈劾。彈劾案由胡鄂公提出，但在征求連署人的時候，吳佩孚的名字被勾掉了，因為當時北京政府吳佩孚是一個實際的支持者，議員們不敢在“太歲頭上動土”，所以彈劾的對象僅是蕭耀南和趙繼賢。在彈劾的同時還發動提出勞動立法案，爭取工人的集會結社和罷工自由。勞動立法案的提出還算順利，連署的議員也很多，雖然沒有經過大會的通過，完成立法程序，但在政治宣傳上起了相當的作用，工人的集會結社罷工自由運動，經過了“二七工潮”和“彈劾案”“立法運動”有了不少的進步。[6]通過合法斗爭，雖然在斗爭過程中做了一些妥協和退讓，但終究還是取得了一定的勝利。

另一方面，對罷工工人進行善后救濟工作。罷工后，在運動中死亡的工人需要進行安葬，死者家屬和數百名失業工人要生活，被關監的工人要營救，這些問題對於年幼的黨和年輕的干部來說，都不容易解決。事實上，善后救濟工作確實遇到了很大的困難：向各國兄弟黨募捐來的救濟金因為缺乏經驗，沒有做好監督工作，造成京漢鐵路南段張連光和北段的張德惠攜款潛逃，一時間混亂一片。

面對這種情況，黨內有些同志開始互相責難，有些工人也因為誤會而有意見，給工作的開展帶來了不少的困難。為此，在一次北京區委的黨委會上，李大釗說：“中國工人運動的歷史比較短，工人的階級覺悟還很差。工人從來沒有掌握過大批的錢，尤其在失業以后，有的人就會為自己的前途擔心。張德惠、張連光這種行為固然惡劣，但是這不能說不是存在決定意識的一種表現。我們如果有錢，就替他們背上這個包袱，把這兩個人挽救過來，這是上策﹔如果沒有這一筆錢，就把真實情況向死難工人的家屬及失業工人說清楚。最要緊的是應該救濟的還是要設法救濟。對張德惠和張連光也不要太叫他們難堪，他們還知道一些工人運動中的秘密，如果他們投到敵人那邊去了，麻煩就更多了。我們不能用衡量共產黨員的尺度去衡量一般的工人。工人運動究竟是一種群眾運動，我們想要求群眾都同我們一樣，是不切合實際的。”[7]

但是當時的北京區委包括包惠僧在內的幾位干部大都年輕氣盛，沒能領會李大釗的思想意圖，並沒有被說服。此后不久，張德惠果真和政客袁正道、郭祖賁等以及黃色工會的頭子混在一起做了工賊，並且專門對紅色工會進行破壞，給包惠僧等人在工人中開展工作帶來了很多的麻煩，工會組織一度受到了很大的破壞，直到這時，他們才意識到李大釗的意見是正確的。

三、與李大釗的幾次交往

包惠僧在北京開展的革命工作，是在當時中共的負責人之一李大釗幫助和指導下進行的。李大釗對中國革命的深刻見解以及寬厚的人格魅力，都對包惠僧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首先，包惠僧到京任職交通部，是中共中央通過李大釗精心安排的。這對當時在黨內爭論是否要開除其黨籍的包惠僧，無異於是事實上的極大支持。

1922年夏包惠僧初到北京，當天晚上，鄧中夏就陪著包惠僧來到了西城后閘胡同35號李大釗的家裡。

兩人初次見面，李大釗先是代表中共中央肯定了他在武漢工作的成績，說到：“你把京漢鐵路南段的工作開展了，我們很高興，中央為了你們工作上的方便，由我設法把你們五個同志[8]安置在交通部，職務雖然很小，可是很自由，對工作上很方便。”[9]

因為從來沒有在“衙門”工作過，也沒有和那些大官們打過交道，不知道工作該如何做起，包惠僧有些為難。李大釗看出了包惠僧的思想活動，就對他講了許多開展這項工作與黨的工作、與發動工運工作的關系，他說：我們做黨的工作是為了革命，搞勞動組合的工作也是為了革命，今天我們有機會打進了資產階級的政府工作還是為了革命。這個職務既可以掩護我們的秘密活動，把工作做得更快更好﹔又可以讓我們從這些實際生活中學一些行政工作上的技巧，以及對人處事的方法，可以多認識一些人，多了解一些事。革命黨人要從實際生活中去認識世界，然后才能從實際斗爭中去改變世界，老在學生工人中兜圈子是不夠的。

李大釗還告訴包惠僧，交通部總長高洪恩是學科學的，還有書生本色，沒有時下的政客氣息，他痛恨交通系的貪贓枉法，想把交通部所屬的各部門嚴格地整頓一下。因為沒有適當的助手，要李大釗在北大找幾個有為的青年給他們幫忙。本來要包惠僧這五個人都給他當秘書，在總長室或者在秘書廳工作。但是李大釗想到一方面我們的同志都不曾當過官，作秘書工作不在行﹔而且坐在衙門裡面不方便，就建議他把大家放下去分派在京漢、金浦、京奉、京綏、正太這五條鐵路上，先做調查工作研究改進方法。[10]

李大釗還要求包惠僧他們五個人用三個月至半年的時間在各路上扎下根基，對高洪恩交辦的任務要適當地作出建議，取得他的信任。並再三叮囑這份工作面很寬，接觸的人很復雜，要注意待人接物的態度，不要暴露了自己的政治身份。

兩人的談話一直進行到了晚上十點半，李大釗非但沒有任何倦容，還在握手告別的時候叮囑包惠僧，在工作上遇到任何問題都可以找他。

其次，包惠僧在交通部工作期間，李大釗一方面利用自己的經驗對其開展工作給予指導，另一方面利用和當時社會上層人物的關系，客觀上掩護了包惠僧，給他們開展工作減少了不少困難。在北京工作期間，包惠僧遇到工作上的問題總是去找李大釗，李每一次都熱情的接待，對同志們的意見也總是虛心聽取、慎重考慮，從不會因為自己的工作忙，就把區黨委交代過的任務推出來或者壓下去，也從不會因為自己見多識廣就不重視其他同志的意見。李大釗經常對包惠僧等人說：“列寧在流放中還在進行組織工人、發動群眾﹔沙皇的統治比中國軍閥的統治殘酷得多，俄國的共產終於在列寧的領導下戰勝了沙皇，真不是偶然的事。如果我們不深入群眾，不經過長期的斗爭，我們的革命前途很難想象。”[11]

1923年9、10月間，李大釗找到包惠僧，通知他中央要調他回武漢任武漢區黨委書記。包惠僧再一次面臨困境，不想南下：從工作上說，北京區的工作在“二七”工潮以后，經過一番整頓剛上軌道，而此時武漢的工作還沒有恢復正常，黨內有些同志與京漢鐵路的工人之間還有分歧，工作不太好開展﹔從個人生活上說，包惠僧的愛人因為快分娩已回北京准備進協和醫院，這是包惠僧的第一個孩子，所以從個人實際困難出發希望能不調動或暫緩調動。

但是，中央沒有批准包惠僧的請求，而是要李大釗敦促他馬上南下，李大釗再一次把包惠僧約到了自己家裡，告訴他生活上的事情組織上自會安排妥當，不必費心，對於工作上的問題，李大釗說：“工作在哪裡都是一樣，隻要黨需要我們到哪裡我們就到哪裡，服從黨的調度就是服從黨的紀律，也就是黨性的體現。這些大道理你都知道，也不必我多說……現在就是因為工作上有困難所以調你去，難道說我們共產黨人還怕什麼困難不成嗎？[12]”

這樣，在李大釗的勸說下，包惠僧第三次回到了武漢，在那裡繼續領導工人運動。1924年初，國民黨“一大”在廣州召開，會后，包惠僧按照中央的要求以個人身份加入了國民黨，此后包以雙重黨籍的身份進行公開的活動。在國共合作的大革命時期，包惠僧東奔西走，為國民革命事業出力不少。

四、結語

在北京工作這一段，是包惠僧革命經歷中重要的一頁。從差點被開除出黨，調離武漢和京漢鐵路，到在北京有聲有色地開展工人運動，領導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包惠僧實現了角色的轉變，他以更為成熟的革命者姿態回到了武漢出任區黨委書記，這時他在黨內的地位和工人運動方面的經驗比之前顯然提高了一大步。

包惠僧在北京的工作也對北方工人運動的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在鐵路工人中開展實際工作的過程中，上自交通部，下至廠長、員司，發生的沖突事件大小不下10余起，都得到了較好的化解，包惠僧深得工人的信任，使工人運動在鐵路工人中得到迅速、普遍的發展。他在京工作的11個月時間裡，繼江岸工人俱樂部和鄭州工人俱樂部的成立，江岸以北的廣水、信陽、駐馬店、郾城、許昌各站的工人俱樂部陸續成立。鄭州以北，長辛店以南各站，如琉璃河、高碑店、保定、正定、順德、彰德、新鄉也在發動組織中。全路工人較多的車站，如江岸、廣水、信陽、駐馬店、郾城、許昌、鄭州、新鄉、彰德、正定、保定、高碑店、琉璃河、長辛店、北京等16個站，經過半年多的籌備，都成立了工會，其他各較小的站，也組織了工會小組或工會委員會。[13]

雖然在大革命失敗后，包惠僧消極脫黨，選擇了錯誤的道路，但是他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在北方工人運動中所做的工作和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1][4][7][9][10][11][12]《包惠僧回憶錄》，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362、361、358、358-359、360、363頁

[2]《鄧中夏關於中校移粵及北京革命形勢活動意見等問題給國昌諸同志的信》，載中央檔案館、北京市檔案館編：《北京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22—1926年》，第31-33頁。

[3]《北京團員名冊》，載中央檔案館、北京市檔案館編：《北京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22—1926年》，第37頁。

[5]上海《國民日報》副刊《覺悟》，1921年4月9日。

[6]《回憶共產黨初期武漢勞動運動與項英烈士、包惠僧》《“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2頁。

[8]在北洋政府交通部工作的5位同志：包惠僧（京漢路）、張昆弟（津浦路）、何孟雄（京綏路）、安體誠（京奉路）和陳為人（正太路）

[13]《中共北京黨史人物傳》（第七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頁。

（作者單位：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