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何沒有涉及抗戰時期歷史問題

中共七大會場

1945年4月，擴大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原則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對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特別是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這段歷史作出鄭重結論。《決議》是在抗日戰爭即將取得全面勝利的重要關頭作出的，卻沒有涉及抗戰時期的歷史問題。對此，《決議》已作了說明，指出：“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認為：關於抗日時期黨內的若干歷史問題，因為抗日階段尚未結束，留待將來做結論是適當的。”（《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70頁）在《決議》通過第二天召開的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毛澤東也指出：“至於抗戰時期的問題，現在還沒有成熟，所以不去解決它。”但此后，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並未對抗戰時期歷史問題作出結論。認真研究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有關論述，就會發現上述說明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決議》之所以沒有涉及抗戰時期歷史問題，關鍵還是由它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決定的。

《決議》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揭露和批判三次特別是第三次“左”傾錯誤路線的表現和造成的嚴重危害，剖析產生錯誤的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之所以要揭露和批判“左”傾錯誤路線，一方面是它給中國革命造成了嚴重危害，帶來了嚴重損失﹔另一方面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錯誤路線在中央的統治，但由於沒有從思想上進行系統清算，這種錯誤的影響一直存在，在抗戰初期發展成為以王明為代表的右傾錯誤，這成為當時全黨正確認識和貫徹執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的最大障礙。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迫切地提出了清算以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為表現形式的“左”傾錯誤路線的任務。為完成這一任務，中共中央決定從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討論研究歷史上的路線問題入手展開整風運動，教育全黨干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研究和解決中國革命的具體問題。對討論研究歷史上的路線問題，1942年3月毛澤東強調，這個研究是必需的，“如果不把黨的歷史搞清楚，不把黨在歷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並不能把事情辦得更好。”（《毛澤東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9頁）他指出，這個工作我們過去沒有做過，現在正在開始做。《決議》重要起草人之一胡喬木后來也指出，王明究竟是個什麼人，他搞的一套究竟是對還是錯，“這就要算歷史賬，才能搞清楚”（《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頁）三次“左”傾錯誤主要發生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主要發生在中央領導層。也正是在這個時期，毛澤東思想在同這種錯誤傾向作斗爭並深刻總結這方面歷史經驗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發展起來。因此，《決議》強調：“對於這十年內若干黨內歷史問題，尤其是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作出正式的結論，是有益的和必要的。”（《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955頁）

圍繞核心問題的解決，《決議》內容的主體部分是詳盡地揭露和剖析三次特別是第三次“左”傾錯誤路線發展過程、主要表現、危害和錯誤產生的根源，用大量篇幅從政治、軍事、組織、思想四個方面對正確路線、錯誤路線進行了詳細對比論証。這樣，不僅有力揭露和批判了錯誤路線，而且系統論述和闡發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關於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主要觀點，勾勒出毛澤東思想的基本輪廓和基本內容，從而極大地統一了全黨的思想認識，加強了全黨的團結，為中共七大勝利召開在思想上作好了充分准備。對這種對比論証方式，鄧力群指出：“對教條主義的危害需要徹底地揭露，需要系統地認識。用批判這樣一種錯誤來更好地確立毛澤東同志的地位，確立毛澤東思想的地位，使全黨更好地團結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周圍，使黨的思想更好地統一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上面，這是歷史和當時的條件要求這樣作的。從主要的意義上講，一九四五年的《決議》確實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而且在中國歷史的發展中起過巨大的作用。”（《鄧力群文集》第1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版，第596頁）

對《決議》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和其內容的主體部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從討論歷史問題一開始，就是十分明確的。1941年9月至10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拉開了討論歷史問題、在中央領導層開展整風運動的大幕。而對歷史問題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領導路線問題上。此前，毛澤東在審核中共六大以來文獻資料、主持編輯《六大以來》過程中，看到了許多在中央蘇區時沒有看到的資料，對“左”傾錯誤路線的嚴重危害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指出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前中央領導所犯的錯誤是“路線錯誤”，並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進行了分析批判。根據政治局會議討論情況，毛澤東起草了一個《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對六屆四中全會后的“左”傾錯誤路線作了一個清理和總結。由於當時黨內思想認識還不一致，這個草案被擱置起來，但它的主要思想觀點和內容被后來起草的決議稿所吸收。1944年5月中共中央決定起草歷史問題文件后，最早形成的草案稿題目是《檢討關於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的決議（草案）》，中間又改為《關於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的決定（草案）》。1945年春，毛澤東對草案稿進行第一次修改時，將題目確定為《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既然是“若干歷史問題”，就意味著不可能涉及全部歷史問題。正如前幾個草案題目顯示的，《決議》內容的主體部分，從時間跨度看，主要是六屆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這一時期﹔從內容看，主要是這一時期的中央領導路線問題。對《決議》這種內容詳略處理和謀篇布局，毛澤東在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指出，在這個短短的歷史議案中，要把24年的歷史都寫進去，是很不容易的，“自然我們還不是修黨史，而是主要講我們黨歷史上的‘左’傾錯誤，講黨史上一種比較適合於中國人民利益的路線與一種有些適合但有些不適合於中國人民利益的路線的斗爭，無產階級思想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斗爭。”（《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6頁）基於這種考慮，《決議》對大革命時期的重大問題基本沒有涉及，對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其他重要事件、重要人物提及得也比較少。這也正是《決議》沒有涉及抗戰時期歷史問題的重要原因。1991年，胡喬木在解答這個問題時指出：“討論歷史問題，本來就限於土地革命時期這一段。如果時間跨度延伸到抗日戰爭時期，整個文件的格局就要發生很大的變化。如果決議要寫到遵義會議以后、寫到瓦窯堡會議、西安事變、然后抗戰爆發、那就涉及很多的問題。因為抗戰時期的問題，有些在黨內已經比較清楚，有些還要看看。但對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這一段，不但向來沒有這麼說，而且還曾多次肯定四中全會是正確的，所以決議要集中力量寫這段。”（《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75頁）胡喬木這一闡述，應該說很好地體現了《決議》的意圖和思路。

對是否涉及抗戰時期歷史問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在起草《決議》過程中也經歷了一個認識過程。在1941年起草的《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中，毛澤東把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的歷史，分為“四中全會及其以后”“九一八事變至遵義會議”“遵義會議及其以后”三個時期進行了分析。對遵義會議以后的中央領導路線，毛澤東概括地列舉了幾項主要工作，沒有展開詳細論述，但涉及了抗戰時期的歷史問題。毛澤東最早提出不對抗戰時期歷史問題作結論，是在1944年3月5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對當時有關重要歷史問題的爭論作了系統回答，指出：“對抗戰時期的問題也許不在七大上作結論，七大是做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這一段歷史的結論。”（《決議》原定提交中共七大討論，后經毛澤東提議改由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筆者注）盡管如此，中共中央重新起草決議后的幾個草案稿，還都涉及了抗戰時期的歷史問題。1945年3月底，毛澤東在對草案稿進行第三次修改時，作出一個重要修改，就是“加寫了關於抗戰時期黨史路線問題不作結論的一段極為重要的話。……這樣，以后稿上涉及抗戰時期歷史問題的內容統統刪去了。”（《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15頁）

正如毛澤東指出的，寫《決議》不是“修黨史”。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作為肩負特定歷史使命的政治文件，《決議》寫什麼、不寫什麼、怎麼寫，都不是主觀隨意的，而是由歷史的、現實的客觀需要決定的。在當時條件下，《決議》不需要也沒有必要對抗戰時期歷史問題作出結論，或者說作不作出結論對當時現實的影響不大。如果對這些問題作出結論，反而會影響核心問題的解決。這啟示我們，隻有把《決議》放到它形成的特定歷史環境中，放到黨的整個發展歷程中來考察研究，才能深刻領會和准確認識其科學內涵、精神實質和對重大歷史問題的結論，充分認識其重大意義。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