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領導糧食工作的歷史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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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回顧和總結改革開放以來黨領導糧食工作的歷史軌跡，在新形勢下更好地加強黨對糧食工作的領導，確保我國糧食安全，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關鍵詞：中共﹔糧食﹔政策﹔歷史經驗

改革開放以來，黨的中央領導集體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把解決好人民吃飯問題，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的根本性的問題，成功地解決了這一世紀難題，不僅做到了溫飽有余，而且總體上實現了小康，為發展中國家自力更生解決糧食問題做出了榜樣，也為世界糧食安全作出了重大貢獻。回顧和總結改革開放以來黨領導糧食工作的歷史軌跡，在新形勢下更好地加強黨對糧食工作的領導，確保我國糧食安全，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始終從關系國民經濟發展、關系社會穩定和關系國家自主的政治戰略高度，把糧食問題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農業興，基礎勞﹔農村穩，天下安。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中國來說，糧食問題顯得更為嚴峻。解決人們的吃飯問題，一直是人們關注的焦點,也是我國歷屆領導人工作的一個中心目標。毛澤東早年就提出：“世界上什麼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1]此后幾十年他一直在“吃飯是第一件大事”的思想指導下，致力於解決好人民的吃飯問題。他告誡全黨：“農業關系國計民生極大。要注意，不抓糧食很危險。不抓糧食，總有一天要天下大亂。”[2]改革開放以來，黨的中央領導集體對糧食問題重要性的認識日益深化，將糧食問題從關系“人民生存保障”提高到“一切發展”首要條件的戰略地位，不斷加強黨對糧食工作的領導。

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根據他們豐富的實踐經驗，無論是研究問題，還是制定規劃、作出決策，總是首先考慮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總是把發展糧食生產放在黨的工作和國家的發展戰略的首位。1982年5月鄧小平在談到我國經濟建設的歷史經驗時指出：“不管天下發生什麼事，隻要人民吃飽肚子，一切就好辦了。”[3]1983年1月鄧小平指出：“農業是根本，不要忘掉。”[4]1979年1月1日，中央將《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發給各地方農村社隊試行，農村改革迅速推開。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我們黨逐步恢復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並制定了一系列符合農村情況的方針和政策。億萬農民在這些方針和政策的指導下，沖破了“左”傾錯誤思想的束縛，創造了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多種農業生產責任制，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積極性，使農村經濟和糧食生產起了根本性變化，從1978年到1984年，糧食產量從6095億斤達到8146億斤，六年間糧食產量平均每年遞增5.1%。[5]經過上世紀80年代農村改革，初步解決了當時10多億人口吃飯的問題。

歷史的車輪進入上世紀的最后一個10年，糧食依然是全國工作的主題。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從政治上、戰略上認識糧食問題的特殊重要性，認為糧食“始終是戰略性商品，直接關系到人民和國家的安危”。中國人吃飯“不能靠任何別的國家來解決，一是靠人家靠不住，誰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二是即使能解決，也會受制於人”。[6]1989年11月，十三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決定》指出：“實現農業的穩定發展，是經濟穩定、政治穩定和社會穩定的基礎，是關系國家安危的問題。”[7]1992年12月，江澤民在六省農業和農村工作座談會上指出：“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村穩定是整個社會穩定的基礎，農民問題始終是我國革命、建設、改革的根本問題。這是我們黨從長期實踐中確立的處理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重要指導思想。”[8]1993年1月江澤民又一次指出：“寧肯暫時少上幾個工業項目，也要保証農業發展的緊迫需要。”[9]1993年11月，針對由於體制導致的農民賣糧的問題，中央出台《關於當前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加快糧食購銷體制改革，過去統購統銷體制退出歷史舞台，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體制正在形成。[10]

新世紀以來，我們黨堅持農業的基礎地位不動搖，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把農業農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作為首要任務，圍繞穩糧、增收、強基礎、重民生，將農業和農村工作從長時期的“基礎地位”，提高到近幾年的經濟工作“首要位置”，再提高到全黨工作“重中之重”，進一步突出了農業農村工作的極端重要性。胡錦濤強調：“如果吃飯沒有保障，一切發展都無從談起。”[11]黨的十六大以來，黨中央對農業、農村和農民的關注和重視程度空前提高，先后提出了糧食是國民經濟中“重中之重”的基本要求，明確了“統籌城鄉”的基本方略，確定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基本方法，制定了“多予少取放活”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基本方針，並於2004年至2012年每年出台了一個中央一號文件，分別對促進農民增收、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發展現代農業和加強農村基礎建設、農業穩定發展與農民持續增收等方面提出了指導性意見，採取了一系列更直接、更有力、更有效的支惠農政策和措施，促進了糧食生產迅速恢復，保持農民收入較快增長。

實踐証明，改革開放以來，盡管國家實施大量改革舉措、進行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實施西部大開發，也遭受過嚴重通貨膨脹、特大洪澇災害的侵襲、遭受亞洲金融危機等沖擊，但並未引起什麼社會波動，說到底，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國家糧食保障。黨的中央領導集體堅持“食為政首”的基本執政理念，將解決糧食問題提高到具有“一切發展”首要條件的戰略根本地位，始終把解決吃飯問題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這也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本認識和基本經驗之一。

二、始終堅持立足國內保障糧食自給的基本方針不動搖，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種資源、兩個市場，把保障糧食安全作為黨領導糧食工作的重要內容

立足國內保障糧食基本自給是黨的領導糧食工作的基本方針，也是黨領導糧食工作的一條基本經驗。我國是一個擁有近13億人口的大國，每年糧食消費量佔世界糧食消費總量的五分之一，全靠進口糧食來解決我國人民的吃飯問題，不僅國際市場難以承受，也會給低收入國家的購糧帶來不利影響。因此，解決我國糧食問題，必須立足於自力更生。

在改革開放之初，我們黨就立足國內保障糧食自給。鄧小平十分重視糧食問題，但他一直強調立足國內解決中國的糧食問題。他1986年6月在聽取中央負責人匯報經濟情況時就提出：“我想，是不是有兩三個問題，如果解決得不好，將會影響我們經濟的發展。一是農業，主要是糧食問題。”因此，鄧小平告誡：“要避免過幾年又出現大量進口糧食的局面，如果那樣，將影響我們經濟發展的速度。”[12]1983年1月中共中央關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進一步指出：我國人口多耕地少，吃飯始終是第一位的大事。糧食是我國人民的主食，又是食品工業、飼料工業的重要原料，從全局著眼，解決糧食問題必須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13]1988年11月黨中央在全國農村工作會議上強調：在新的形勢下，農業仍然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糧食是基礎的基礎。我國對糧食需求的增加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但我國又是一個大國，解決糧食問題，必須立足於自力更生。並且一直強調要按照“一要吃飯二要建設”的原則，堅守18億畝耕地紅線，保障國家的糧食安全。

以江澤民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居安思危，增強憂患意識，始終高度關注和維護著中國糧食安全。江澤民在1989年9月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0周年大會上中指出：“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的穩定增長是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十一億人的吃飯問題，隻有依靠我們自己採取正確方針，進行持久努力，不能依靠任何別人代替我們解決。任何時候都不能忘記這個最基本的國情。”[14]1993年10月江澤民在《要始終高度重視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的講話中指出：“如果農業和糧食生產出了問題，任何國家也幫不了我們。靠吃進口糧過日子，必然受制於人。”[15]所以，江澤民嚴肅向全黨警示：我國這麼多人口的吃飯問題隻能靠自己來解決，在這個問題上不能有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1996年6月，江澤民在河南考察農業和農村工作時再一次指出：“中央所以反復強調農業的特殊重要性，是從我國人多地少這個基本國情，從保持全國經濟、社會穩定發展的全局性要求出發的，也是從保持和加強我國在國際競爭中獨立自主地位的戰略性要求考慮的。”[16]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在正確地分析和把握國情糧情的基礎上，改革糧食流通體制，建立國家專項糧食儲備制度、糧食風險基金制度，“米袋子”省長負責制，從而建立糧食安全體系，防范了糧食風險、維護了糧食安全。

新世紀以來，我們黨始終高度關注和維護中國糧食安全，建立健全糧食安全體系，實現了主要依靠中國自身力量保証國家糧食安全，為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提供了保障。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領導集體從2004年至2012年每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均對糧食安全問題做了具體安排。2005年10月中共中央十一五《規劃》建議強調要穩定發展糧食生產，實施優質糧食產業工程，建設大型商品糧基地，確保國家糧食安全。2006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是保持國民經濟較快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礎。必須堅持立足國內實現糧食基本自給的方針。2007年中央一號文件強調要繼續堅持立足國內保障糧食基本自給的方針，逐步構建供給穩定、調控有力、運轉高效的糧食安全保障體系。2010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二五《規劃》建議提出要“堅持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把保障國家糧食安全作為首要目標”。新世紀新時期，我們黨始終堅持自力更生解決中國的糧食問題的正確方針，始終重視糧食生產，加大農業投入，不斷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確保了國家糧食安全。

在糧食問題上，我們黨歷來主張，中國的糧食安全必須建立在以自力更生為主，充分開發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保障糧食安全。在進行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時，黨始終堅持把解決糧食問題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但是，鑒於我國人口眾多，土地資源稀缺，而國外有些國家人口稀少，土地遼闊，水資源豐富，農業生態環境優越，農業技術先進，從而使我國的糧食安全不再完全立足於國內，而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國際市場。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採取“走出去”的辦法，充分開發利用國際資源作為必要補充，與世界農業的交流與合作日益廣泛，即“借地種糧種油”,“借雞下蛋”，開發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豐富了我國糧食安全之源，拓展了確保糧食安全的空間，利用國際糧食市場分擔了我國糧食安全風險。

三、始終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把建立和完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科技興農興糧、改革和創新體制機制作為黨領導糧食工作的核心內容

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建立和完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是改革開放以來黨領導糧食工作的一條很重要的經驗。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對原先的集體經濟進行了改革，對生產關系進行了調整，普遍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1978年12月安徽鳳陽小崗生產隊農民冒著極大風險，率先分別實行包干到戶和包產到戶，成為中國農民推動農村改革的典型代表。針對包產到戶時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鄧小平在1980年4月、5月接連講話，明確提出農村經濟落后，政策要放寬，“有的可以包產到組、有的可以包給個人。這個不用怕，這不會影響我們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17]1980年6月至8月，根據鄧小平等人的意見，黨中央決定將自發狀態的包產到戶加以總結提高，以推動全國農村改革和發展。1980年9月中央75號文件明確指出:“包產到戶是依存於社會主義經濟，而不會脫離社會主義軌道的。”[18]這是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承認農民“包產到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為了進一步統一全黨認識，1981年12月在北京召開了全國農村工作會議，形成了《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1982年1月，以1982年一號文件的形式批轉了此次會議紀要，這也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央圍繞農村改革發出的第一個一號文件，明確指出包干到戶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責任制，明確給包干到戶上了社會主義的“戶口”。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又強調必須把以包干到戶為主要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制長期堅持下去，不能輕率變動。1993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於當前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若干措施》，其中明確指出：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和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是中國農村經濟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要長期穩定，並不斷完善。[19]2002年8月中央還制定頒布了《農村土地承包法》，為穩定和完善雙層經營體制，賦予農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提供了法律保障。自改革開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來，農民積極性大大提高，農村生產力獲得了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一直困擾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得以解決。

科技興農、科技興糧，這是我國農業發展的根本出路。鄧小平在分析農業問題時，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名言，強調農業最終要靠科學解決問題。1988年9月鄧小平指出：“將來農業問題的出路，最終要由生物工程來解決，要靠尖端技術。”[20]江澤民在繼承鄧小平科技興農思想的基礎上，大力推進科技興農戰略，提出了農業的根本出路在科技教育，調整和優化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要依靠科技進步，把農業發展轉到依靠科技進步的軌道上來等思想，有力地促進農業生產力的發展。1991年10月，江澤民在農業科學家座談會上，首次講到了科技興農戰略問題。江澤民指出：“中國的農業問題、糧食問題，要靠中國人自己解決。這要求我們的農業科技必須有一個大的發展，必須要進行一次新的農業科技革命。”[21]胡錦濤明確指出：“從長遠來講，從根本上講，解決農業問題還是要靠科學技術﹔要開辟我國農業發展的廣闊前景，關鍵還在於農業的科技進步。”[22]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發展，國家加大了對農業科技的投入。1978年以來，我國農業科學技術研究體系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建立了較為完善的農業科學技術研究體系、農業技術推廣體系以及高等、中等農業教育體系。陸續實施了“863”計劃、“948”計劃、“攀登”計劃、“星火”計劃、“豐收”計劃、重大成果推廣計劃等，解決了農業生產中的許多重大理論與技術問題，在生物技術、高新技術、基礎研究等方面取得重大進展。

改革和創新體制機制是黨領導糧食工作的重要內容之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已初步建立起糧食安全保障制度體系：堅持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長期不變﹔改革糧食統購統銷體制，建立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糧食流通體制﹔公布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和《基本農田保護條例》，建立了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取消農業四稅（農業稅、除煙葉外農業特產稅、牧業稅和屠宰稅），實行糧種直補、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和農資綜合直補等政策，初步建立了發展糧食生產專項補貼機制和對農民收入補貼機制﹔對稻谷、小麥實施最低收購價政策，完善了對種糧農民的保護機制，基本穩定了糧價﹔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加大對農業投入傾斜力度，初步建立了穩定的農業和糧食生產投入增長機制﹔調整中央財政對糧食風險基金的補助比例，實施對產糧大縣獎勵政策，加大對糧食主產區的轉移支付力度。這一系列制度體系是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它的貫徹實施對調動糧農種糧積極性，穩定糧食生產、維護糧食安全提供了不竭動力。

四、始終把調動農民積極性、促進糧食增產農民增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黨領導糧食工作的立足點和歸宿

改革開放黨領導糧食工作的歷史告訴我們：農業不興，則邦不振﹔農民不富，則國不強﹔農民的積極性是發展農業和農村經濟的根本，什麼時候農民有積極性，農業就快速發展﹔什麼時候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農業就停滯甚至萎縮。因此，我們黨始終把調動農民積極性作為立足點，把促進糧食增產農民增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落腳點和歸宿。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始終堅持把調動農民積極性作為制定糧食工作政策的出發點，不斷調動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增加農民的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1984年6月鄧小平在總結解決農村問題的經驗時談到：“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農村，中國穩定不穩定首先要看這百分之八十穩定不穩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沒有農村這一穩定的基礎是不行的。所以，我們首先在農村實行搞活經濟和開放政策，調動了全國百分之八十的人口的積極性。”[23]1984年10月他又在會見參加中外經濟合作問題討論會全體中外代表時指出：“中國社會是不是安定，中國經濟能不能發展，首先要看農村能不能發展，農民生活是不是好起來。”[24]1985年4月鄧小平強調：“如果不解決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問題，社會就不會是安定的。工業的發展，商業的和其他的經濟活動，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貧困的基礎之上。”[25]1987年6月鄧小平在談到為什麼改革從農村開始時強調：“因為農村人口佔我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農村不穩定，整個政治局勢就不穩定，農民沒有擺脫貧困，就是我國沒有擺脫貧困。”[26]1987年3月會見喀麥隆總統比亞時指出：“農民沒有積極性，國家就發展不起來。”[27]1987年6月鄧小平總結了我國農村發展的經驗后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決定進行農村改革，給農民自主權，給基層自主權，這樣一下子就把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把基層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面貌就改變了。”[28]“我們農村改革之所以見效，就是因為給農民更多的自主權，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29]正是基於這些認識，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始終把農業和糧食政策的制定和調整是否符合發展生產力的需要、能否增加農民的收入和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作為判斷標准，陸續出台了將農民的生產經營與農民的利益直接挂鉤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提高糧食的統購價格、降低與農業生產相關的工業品價格、縮小工農業產品交換差價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促進農民增收、調動農民種糧的積極性。

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導向，把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減輕農民負擔、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農業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1992年12月在武漢召開的六省會議上，江澤民針對把手伸向農村、擠農業、挖農民的現象，告誡全黨：要果斷地採取措施解決問題，如果見事遲、動手晚，就會陷入被動，甚至會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失，並要求各級政府減少攤派和農業費用。1993年3月黨中央、國務院要求將減輕農民負擔作為一項緊急的政治任務來抓。同年6月，中央在減輕農民負擔電話會議上嚴肅指出：農民負擔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政治問題，必須引起高度重視。1996年6月江澤民在河南考察農業時強調：必須把減輕農民負擔問題，提到這樣的政治高度來認識，提到我們黨的宗旨和農村政權穩定的高度來認識。[30]同時，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把農民增收作為農村工作的重點。1998年9月，江澤民指出：“增加農民收入是一個帶有全局性的問題，不僅直接關系到農村實現小康，還直接關系到開拓農村市場、擴大國內需求、帶動工業和整個國民經濟增長，從長遠看還可能影響農產品的供給。”[31]正是基於這種思路，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農民種糧的積極性進一步提高，糧食逐年增加，國民經濟繼續快速發展。

進入新世紀，黨中央出台一系列強農惠農的政策，堅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減輕農民負擔，破解農民增收難題。2003年12月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並作為2004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公布，第一次把促進“農民增收”作為主題寫進中央一號文件，出台了九個方面22條促進農民增收的政策，強調“集中力量支持糧食主產區發展糧食產業，促進種糧農民增長收入”。2008年中央一號文件《關於切實加強農業基礎建設進一步促進農業發展農民增收的若干意見》、2009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關於2009年促進農業穩定發展農民持續增收的若干意見》，都把發展農業生產、增加農民收入作為主要任務。此后直到2012年，中央每年都出台關於農業、農村和農民工作的一號文件，採取了一系列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的重大舉措，建立和完善國家對農業和農民的支持保護體系，並不斷加大對農業的投入和支持保護力度，逐年增加對農民的各種補貼，特別是減輕農民負擔直至免除農業稅等，促進農業發展農民增收。近年來農民種糧積極性有了較大的調動和提高，更是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三農”問題一系列正確政策和舉措的結晶。

總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廣大農民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開始走上致富的道路，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必須看到，我國人多地少的特殊國情、農業基礎脆弱、抗災能力不強、糧食生產的基礎很不穩固、農業的物質技術基礎比較薄弱，這就決定了我國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必須把糧食問題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堅持立足國內保障糧食基本自給作為黨的領導糧食工作的基本方針不動搖，不斷夯實農業基礎地位，居安思危，警鐘長鳴，確保我國糧食安全、確保我國長治久安。

[1]《湘江風雷》1958年創刊號。

[2][13]唐正芒主編：《中國共產黨與當代中國糧食工作紀事》，湘潭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8、29頁。

[3]《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6頁。

[4][12][20][23][24][25][26][27][28][29]《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159、275、65、77-78、117、237、213、238、242頁。

[5][10]唐正芒等：《新中國糧食工作六十年》，湘潭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304、378頁。

[6][8]《江澤民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9、258頁。

[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0頁。

[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頁。

[11]《十六大以來黨和國家重要文獻選編（二）》（上冊），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8頁。

[1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4頁。

[1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3-424頁。

[16][3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44、1953頁。

[17]張秋錦主編：《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關於“三農”問題的部分論述》，中國農業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頁。

[1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474頁。

[19]范迪軍著：《家庭承包制視角下農戶合作金融制度研究》，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1年版，第65頁。

[21]王林、史義軍著：《共和國經濟大決策》（第五卷），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頁。

[22]中國農業科學院辦公室主編：《中國農業科學院年鑒2005》，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出版社2006年版，第8頁。

[3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471頁。

（作者單位：湘潭大學毛澤東思想研究中心 湘潭 41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