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共四大宣傳工作方針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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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共四大的宣傳工作方針是在對四大以前宣傳工作經驗教訓進行總結的基礎上，適應革命形勢發展作出的調整。會上頒布了《對於宣傳工作之議決案》，包含了三個方面的內容：宣傳工作目標、總結批評、調整方法，體現出鮮明的特點。宣傳效果在之后的五卅運動和宣傳論戰中得到了較好的檢驗。

關鍵詞：中共四大﹔宣傳方針﹔轉變

《對於宣傳工作之議決案》[1]是中共四大的重要議決案之一，它對國共合作期間黨的宣傳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議決案》集中體現了四大宣傳方針的調整轉變，是研究中共早期宣傳工作的重要一環，也是研究大革命時期黨的宣傳工作的重要切入點。《議決案》有諸多宣傳創見，彭述之在給中共旅莫支部全體同志的信中曾說過：“關於宣傳工作的決議案是這次大會第一次的嘗試，然而在這個決議案（中）已指出很多重要意思，對於各方面都予以具體的規劃。”[2]目前學術界對於中共四大的研究成果多側重於無產階級領導權、民族革命的決議案、農運、青運等問題，對四大宣傳工作方針的研究較少，有必要對其進行進一步的探討。

一、中共四大宣傳工作方針轉變的背景

（一）國共合作初期，中共擔任起國民黨宣傳工作

“這（時）我黨加入民黨工作已一年了，因此得到許多經驗，所以到第四次大會時，又到了一個新的環境，先必須妥訂出新的策略，就是說這時期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系更密切起來，在組織和思想均應使其革命化。”[3]國民革命統一戰線的建立，革命形勢的發展對中共的宣傳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普通民眾中的宣傳一直是國民黨的短板，如何幫助國民黨做好宣傳工作，鞏固革命統一戰線是擺在中共面前的大事。

“改組以前，國民黨的活動范圍基本局限在狹小的上層社會，缺乏下層的群眾工作。”[4]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后，在各地積極幫助國民黨創建和發展組織，加強國民黨的政治思想工作，宣傳國民革命理論，“在北方作了民黨改組的意義和民黨改組后新政綱對於革命的意義的宣傳，使北方知識分子及一般民眾改變以前對民黨厭惡的觀念，並且接近民黨和傾向民黨的態度，使民黨的組織由南方推廣到北方，全國都有新的革命組織，使全國民眾意識都集中到民黨的組織之下。”[5]黃埔軍校的政治教育幾乎都是由共產黨人承擔﹔國民會議運動期間，中共組織國民會議促成會宣傳動員，領導民眾游行示威，配合孫中山北上。

（二）國民黨右派的進攻及廣州商團事件的教訓

隨著國共合作的深入，國民黨內部分化加劇，國民黨右派屢次攻擊詆毀共產黨。1924年6月，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張繼、謝持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彈劾共產黨案》，污蔑中共在國民黨中設團，搞黨中之黨﹔8月，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會通過《關於國民黨內之共產派問題》《關於國民黨與世界革命運動之聯絡問題》兩個決議案。會后國民黨中央執委會發布《關於容納共產分子之訓令》表示了對共產黨對國民黨“主義”與團結的擔憂。此外，廣州商團事件中廣州國民政府特別是國民黨右派分子在與帝國主義、地方軍閥、買辦階級斗爭所表現出的妥協退讓，讓革命陷入危險的境地。“這次廣州商團事件，可謂極帝國主義、買辦階級、雇佣軍閥以及國民黨右派分子，伙同宰割革命政府之奇觀……而勾結於帝國主義、買辦階級、雇佣軍閥之間的是國民黨右派分子。”[6]

國民黨右派的一系列進攻及在商團事件中的表現讓共產黨人認識到，對於國民黨右派的妥協反動傾向必須進行堅決斗爭。“我們不應該沒有任何條件和限制地支持國民黨，而隻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動方式，否則，我們就是在幫助我們的敵人，為自己收買反動派。”[7]

（三）中共四大前宣傳工作所暴露出來的問題

1.國共合作初期，中共在自身宣傳建設上的放鬆

國共合作初期，共產黨人工作重心集中在幫助國民黨進行改組發展組織，一度放鬆了對自身的組織宣傳建設。“這項工作幾乎佔去了中國共產黨的全部精力，從而有段時間忽視了共產黨本身的組織工作，放鬆了工運和農運工作。”[8]部分共產黨人錯誤地認為“我們既然以國民運動為中心工作，便應集全力於國民黨的工作，不必同時進行我們黨的工作……以為我們既然加入多階級的國民黨作國民運動，便隻好採取勞資協調的政策，不便鼓動階級爭斗”[9]，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指出了這一工作中存在的偏重組織、忽視宣傳的偏向[10]。

2.宣傳工作落實不到位

中共早期的宣傳活動由於人力不足、資金缺乏、宣傳方法不到位等因素，原定的宣傳計劃和效果往往不能落實，即使實施了也大打折扣。比如宣傳刊物的出版上，“宣傳因人力不足，《新青年》季刊應出三期，隻出二期﹔《前鋒》月刊應出十期，隻出三期﹔《社會科學講義》應出五期，隻出三期﹔《向導》尚能按〔期〕出版。鐵委之《工人周刊》亦未能按期出版……關（於）工人農民兵士宣傳的小冊，因同志擔任起草者均未送來，故至今未能印出”[11]。在學生團體組織上，則出現組織渙散、名存實亡的現象，“學校中有學生會、自治會等之組織者，約有三分之二數，其余極散漫，毫無系統。學生聯合會，在長沙為同志從中主持，尚比較有統率學生之能力外，其余各種，則僅存其名義而已”。[12]

3.宣傳過程中策略不當、顧此失彼

在廣東農民運動中曾出現，“我們在農民運動中，常因策略的不適當，致使中農常立於大地主一方面，但我們應在此種結合中特別要保障貧農與雇農的特殊利益。”[13]長沙的學生運動也有因宣傳方法不當影響宣傳效果的例子，“以前因為我們同志態度太強硬，每每引起同學的反感﹔所以我們同志不但不能得到群眾，反而與群眾隔離了。自從去年處處失敗以后，同志們態度和緩了些……”[14]。

宣傳過程中還出現過於追求拉近群眾關系而忽視了宣傳要旨的現象。1924年湖南《湘區學生報告書中（摘）》寫到：“我們在群眾中的態度確實進了步，我們的損失的確就是主義的宣傳太少了。以前拿著主義當歌唱，固然使人討厭，失掉了群眾﹔但是現在又太把主義秘密了，連秘密的宣傳都幾乎忘了。還有一點，就是雖然與群眾接近，但是缺少教育群眾的意義，隻一味和群眾和去了。”[15]

二、宣傳工作方針轉變的特點

中共四大《對於宣傳工作之議決案》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對於宣傳工作的總結概括，明確宣傳指導理論和目標。根據共產國際宣傳工作議決案，盡可能避免黨中“左的右的乖離傾向”[16]。今后黨的宣傳工作的主要目標在於“努力宣傳民族革命運動與世界革命運動之關聯和無產階級在其中的真實力量及其特性——世界性與階級性，以端正黨的理論方向。”[17]第二，批評過去宣傳工作的缺陷。主要有三點：黨中政治教育做得極少﹔職工運動過於偏重機關式的組織工作，未深入群眾致使基礎不牢固﹔在群眾中的政治宣傳不能深入。[18]第三，未來宣傳工作轉變調整的辦法。針對以往宣傳工作出現的問題所進行針對性的重新調整的十二條方法等。

中共四大對宣傳工作非常重視，在中共四大中央局的五位組成成員，有三人與宣傳工作有關：其中彭述之任中央宣傳部部長，蔡和森和瞿秋白任中央宣傳部委員。四大宣傳工作方針適應革命形勢發展而調整，具體呈現出以下幾個特點：

（一）重視宣傳刊物，主導革命話語權

為何如此重視輿論刊物的宣傳工作？這既是適應革命形勢發展、宣傳國民革命統一戰線，聲討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反擊國民黨右派的需要，也是對之前中共自身宣傳出版工作落實不到位的改進。《議決案》關於宣傳工作調整的十二條辦法，有五條（第二至六條）與宣傳刊物直接有關：二、《向導》是本黨政策之指導機關，今后內容關於政策的解釋當力求詳細，文字當力求淺顯。三、在我們黨的力量上說，先時尚不能發行許多期刊物，故集中我們力量辦《新青年》月刊，使其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見地，運用到理論和實際方面，作成有系統的多方面問題的解釋，以擴大我們宣傳范圍，實為我們目前急要之圖。四、《中國工人》應成為我們黨在職工運動中簡單明了地解釋理論策略、描寫各地工農狀況的唯一機關，並須兼顧各地方的普遍要求。五、《黨報》是我們現時秘密組織用以教育黨員的最重要機關。今后多登載黨內關於政策和各種運動非公開的討論文件。六、中央編譯委員會應努力於黨內外小冊子之編譯，尤其是關於列寧主義、國際政策、政治經濟狀況以及工人常識的材料之編輯。[19]

宣傳刊物有時會顯得很平常，但潛在功效很大，其中不少革命口號像“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廢除不平等條約”等通過長期的刊物宣傳就會在人們心中形成較深的印象，往往能引起民眾的共鳴，擴大中共在群眾中的影響力。中共早期力量弱小，既無政權，也沒有正規軍隊，所以文爭上最有希望建樹。這些宣傳方針的調整體現了中共深耕輿論陣地，力求通俗化、便於群眾理解的努力，有利於中共主導革命話語權，領導國民大革命。

（二）宣傳多樣化，注重與組織建設結合起來

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中共在宣傳實踐中積累了不少經驗教訓，越來越重視深入群眾，開展不同形式的宣傳活動，比如組織補習學校、農民同樂會、工友俱樂部、音樂會、體育會、研究會、討論會、學會等。同時，中共還借助這些宣傳活動方式深入到工農群眾中發展壯大黨的基層組織。以1924年下半年到1925年初的上海滬西工友俱樂部為例，在黨的領導下宣傳活動既有平時的游藝會、識字補習、工友講演，也有深入的罷工、反帝宣傳，組織工人階級進行斗爭活動。“一九二四年冬天裡，共產黨人李立三、劉華兩位同志來了，他們接近我們，在曹家渡檳榔路成立了工人俱樂部，日本內外棉五、七廠，東亞制蔴廠，日華三、四廠的許多工人，都來這裡玩。唱戲呀，下棋呀，打台球呀，……十分熱鬧。在這裡，在黨的領導下，工會會員一天天增多，顧正紅就是其中的一個，每天晚上上文化課，星期三上政治課。”[20]顧正紅后來成為五卅運動的先鋒戰士。

“滬西工友俱樂部的工作方針，是運用宣傳工作來開展組織工作”[21]，由於中共宣傳工作深入工友生活，共產黨基層黨組織在俱樂部迅速發展起來。“到二月罷工以前，在十九個廠建立了工廠小組，組員發展到近千人……有些積極分子在俱樂部的教育幫助下迅速地發展成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員。小沙渡的同興、內外棉三、五、十五廠等都建立了黨的組織。”[22]這就為后來黨在五卅運動中領導上海工人運動奠定了良好的組織群眾基礎。

中共四大前后的宣傳工作不僅僅限於宣傳動員，不再只是口號與主義的鼓動，而是更深入地開展組織工作、與現實政治斗爭的目標結合起來。

（三）宣傳工作走向群眾、貼近民眾生活

如果說中共一大共產黨初創時，中共的宣傳對象主要集中在青年學生知識分子當中，中共二大精力主要集中於工人運動，中共三大重點在於國共合作，到了四大則普遍深入到職工、農民、青年、婦女等不同群體當中。漸漸由較為單一有重點的宣傳受眾走向全面的廣泛群體，“雖然這時隻有一千黨員，但是在黨的政策走到行動的時期了，所以第四次大會是形成群眾黨的開始的基礎，因此在黨的歷史上有很大意義。”[23]

對不同的社會群體應該有不同宣傳方針和手段，符合青年、婦女、農民、職工的特征和實際需求。中共黨員正是按照這一方針從筆杆子走入職工車間、工人俱樂部、農民協會、夜校、學生會，傾聽民眾的聲音和需求，開展各項宣傳工作。針對當時工人文化水平較低，識字讀文困難、不善於聽純理論的特點，《議決案》提出了舉辦工人補習學校，經常的或臨時的講演會辦法，宣傳淺顯簡明的理論知識[24]﹔針對農民運動曾出現的一刀切、過激的教訓，《對農民問題之議決案》提出：“口號須切合與當時當地農民所可行的需要，並須於行動之前，應有充分的宣傳與預備，不宜輕率由農會議決實行減租運動﹔在農民的政治斗爭中結合中農、佃農、貧農、雇農以反對大地主。”[25]在婦女運動中，對不同階層婦女採取不同的宣傳方法：對立足半封建半資產階級觀念上的貴族婦女，“一方應指正其錯誤，一方應予以解放的同情和贊助”﹔對買辦階級化的教會婦女,“應為促醒其覺悟計，予以嚴重而又誠懇批評”﹔對小資產階級的婦女運動特別是女學生，“更應切實指導這種工作使之日趨於革命化”﹔對於勞動婦女，他們雖幼稚但具備原始的階級斗爭能力，“應有系統地有組織地加入指導”。[26]

三、宣傳工作方針轉變后的效果

（一）實踐檢驗

五卅運動是對中共四大宣傳方針的一次全面實踐和檢驗，中共圍繞五卅慘案這一在社會上有廣泛影響力的事件，綜合運用多種宣傳手段和策略領導民眾開展宣傳活動。

“五卅”慘案發生后，中共發表多個通告和宣言，號召民眾反抗帝國主義的屠殺。中共還動員各地黨員積極組織群眾進行游行示威、抵制日貨等活動，指導上海工人聯合會、學生聯合會等積極參與運動抗爭，成為運動的主力軍。五卅運動中的宣傳方式極其豐富:有座談、演講、話劇、歌謠、鼓詞、哭泣、報紙、雜志、專書、小冊子、通電、宣言、啟事、廣告、壁報、招貼、標語、傳單、信函、血書、絕命詞、追悼會、照片等。

比如貼標語，“上海的街頭巷口，普通的小商人，十三四歲的兒童，爭著寫貼著‘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標語，爭著唱五卅流血的時調山歌。”[27]還有在報紙上將主義廣而告之，中共在五卅運動期間創辦的《熱血日報》就用醒目的大字在報紙中央的板塊多期宣傳“六不主義”反帝，警醒國人：“不賣肉菜給外國人，不當外國人的西崽，不當外國人的奶媽，不在洋行辦事，不用外國鈔票，不吃外國香腸”。[28]更有流傳廣泛、口頭傳唱的平民歌、五卅小調等，激發了民眾的反帝愛國斗志。五卅小調是這樣傳唱的，“五色國旗當中飄，五月三十起風潮，打死了許多同胞，噯呀!噯呀！同胞們大家醒呀!日本紗廠先罷工，打死工人顧正紅，可憐他是窮小工，噯呀!噯呀！為我們一命送終！帝國主義真強暴，噯呀!噯呀！我們同胞要記牢。五卅慘案未結束，漢口沙面又殺人，噯呀!噯呀！帝固主義要打倒，不平等條約要取消，齊心一致斗爭嗬！噯呀!噯呀！同胞們呀向前沖！”[29]

當時共產國際曾這樣評價中國共產黨，“五卅運動中，中國共產黨已成為中國解放運動中明顯而又有影響的因素。”[30]“五卅運動后民眾運動的發展，一直波及於窮鄉僻壤，山西太原等處都有工會的成立，江浙則甚至於小小村鎮如雙林、義烏等處，都起來響應。”[31]足見中國共產黨宣傳領導的效果和威力。

（二）宣傳論戰

四大宣傳議決案后，中共在理論宣傳領域主要展開對戴季陶主義和國家主義的批判反擊，取得了較好的效果。下面僅以對戴季陶主義宣傳論戰為例。

中共在宣傳領域的強勢主導使國民黨內愈發感覺理論信仰層面的危機，戴季陶主義便應運而生。面對戴季陶主義妄圖切割“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聯系，在國民黨內建立所謂純正的“三民主義”，以階級調和的仁愛學說取代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的反共學說，中共進行了強有力的宣傳批判和反擊。

陳獨秀直接戳穿了戴季陶主義的階級調和的仁愛學說的欺騙性。“可以仁愛之心感動資產階級使之尊重工農群眾的利益。這簡直是欺騙工農群眾的鬼話！廠主以仁愛之心待工人，地主以仁愛之心待佃農，這是百年難遇的傳奇材料，一個實際爭斗的政黨，如何採用這樣幻想的策略？”[32]瞿秋白也在《中國國民革命與戴季陶主義》直指戴季陶主義是愚弄農工階級的政策。“用所謂民生哲學的仁慈主義來解釋，便使中國民眾聯合戰線的國民革命，變成了少數知識階級‘伐罪救民’的貴族‘革命’……所謂‘純正的三民主義者’，卻專以反對階級斗爭為宗旨，而以‘民族文化’‘國家利益’做假面具﹔這樣撇開大多數農工民眾利益而說什麼‘國家利益’，實際上便是資產階級蒙蔽愚弄農工階級的政策。”[33]

此外，中共還在宣傳策略“變消極的不談三民主義”為“積極的解釋三民主義，使其與共產主義接軌，爭取朝著農工無產階級的方向宣傳。這樣既能表明中共是繼承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忠實堅定之革命者，擴大同盟力量，孤立國民黨右派，揭露其分裂革命統一戰線，詆毀中共的險惡用心﹔同時也能宣傳中共的革命理論，獲得了論戰的主動權，打擊右派的反共宣傳。以至於戴季陶也承認，“這本小冊子在當時竟不能收圓滿的效果，不能引起同志們的回心轉意，造成真實的三民主義的信仰”[34]。

大革命時期的中國社會瞬息萬變，這是一個劇烈震蕩變化的時代，傳統與現代交織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宣傳工作的理論方法往往滯后於革命形勢的實際發展速度，適時調整很有必要，這對於幼年時期的中國共產黨來說尤為重要。這就需要共產黨人在實際宣傳工作不斷地總結經驗教訓，做出適應革命形勢發展的調整。四大宣傳策略的轉變也是黨為適應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作出的調整。宣傳以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能夠拉近黨和群眾的距離，產生親近感。共產黨人若能夠切實站到民眾的立場上以十分接地氣的方式去進行宣傳，貼合民眾的生活需求，自然能贏得民眾的信任和喜愛，這是轉變的效果所在，也帶來了很強烈的歷史啟示。

[1]為行文方便，后文《對於宣傳工作之議決案》簡稱《議決案》。

[2]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第四次代表大會檔案文獻選編》，中共黨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74頁。

[3][5][23]蔡和森：《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及其使命》，《中共黨史報告選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62-63、59、64頁。

[4]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17頁。

[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20頁。

[7][32]任建樹編：《陳獨秀著作選編》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5、506頁。

[8][10]黃修榮：《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系史（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63、263頁。

[9][13][16][17][18][19][24][25][26][33]《對於民族革命運動之議決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76、296、305、305、305-306、306-307、307、296、302、382-383頁。

[11]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政治報告選輯（1922—1926》，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5頁。

[12][14][15]湖南革命文化史料征編領導小組、湖南省文化廳史志辦公室編：《湖南革命文化歷史文獻匯編》（第一輯），1992年版，第99、112、112頁。

[20][29]王正生講，唐振蘇記：《回憶五卅》，上海人民出版社編：《五卅運動片段回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44頁。

[21]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職工運動史研究室編：《中國工運史料1960年第1期》，工人出版社1960年版，第36頁。

[22]任建樹，張銓：《五卅運動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頁。

[27][31]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五卅運動史料》第一卷，第118、118頁。

[28]《熱血日報1925年6月合訂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7頁。

[30]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編譯：《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一輯（1918—1928》，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06-107頁

[34]轉引自王宗華：《中國大革命史1924—1927上冊》，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13頁。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北京 100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