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初期政治中心建設中北京角色作用探析

（《北京黨史》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轉載請注明出處）

摘 要：政治中心的建設並非一蹴而就，而是一個歷史過程。在建國初期國家性質轉變的背景下，北京的各項工作始終服務全局，作為首都規劃的重要參與者、首都基礎建設的具體實施者、中央精神的堅決貫徹者、中央決策的重要“試驗田”和全國政治建設的示范引領者，確立和鞏固了政治中心的地位，在全國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關鍵詞：北京﹔政治中心建設﹔角色分析﹔社會轉型

1949年北平[1]和平解放后，從國民黨統治下的特別直轄市轉為新民主主義國家的首都，又逐漸建設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的首都。在此過程中，北京市委、市政府領導首都建設，利用特殊的地緣關系，帶領全市人民在政治中心建設中發揮了服務者和參與者的獨特作用。本文嘗試對1949年—1956年間這一特殊角色作用進行分析，以求對北京與中央關系的演變予以解讀。

一、和平接管北平——構建政治中心的起點

1949年春天，我黨的工作重心逐步從農村轉向城市，並開始考慮新中國首都選址的問題。北平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古人謂之“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12世紀中葉以后，自金開始，經歷元、明、清幾個朝代，北京都是“皇都”，成為國家政治、文化中心。由於北平具有成為新中國首都的重要政治條件和文化條件[2]，也出於國際政治發展方面的考慮，北平終被選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在3月13日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宣布：我們希望4月或5月佔領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聯合政府，並定都北平[3]。

把北平建設成為新中國的首都，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是一次嚴峻的考試。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離開西柏坡前往北平。毛澤東形象地稱之為進京趕考，他說“今天是進京的日子。進京‘趕考’去。我們都希望能考個好成績。”“考個好成績”，這就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決定定都北平的第一個願望。北平市委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結合北平的具體情況，制定和實行了一系列關於接管北平的方針和政策，從而在較短的時間內，圓滿地完成了對北平的接管工作，為政治中心的形成和建設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首先，建立組織機構和配備干部。1948年12月13日,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中共北平市委成立。1949年元旦，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和北平市人民政府也宣告成立。其中，北平市委在軍事接管中領導一切，軍管會是市委領導下的機構，負責接管工作。在干部配備方面，考慮到北平要成為新中國的首都，中共中央對北平領導班子配備，自然非常重視。其中，任命彭真為中共北平市委書記，葉劍英為中共北平市委副書記、北平軍管會主任兼北平市長，班子其他成員也大都是晉冀魯豫根據地和中央華北局的領導同志。他們多年在華北地區活動，對這一地區風土人情（包括敵我友）的情況了如指掌，熟悉大城市的工作，政治斗爭經驗豐富，並在根據地有一定的施政經驗，擔負著盡快建立北平的革命秩序、為新中國創造條件的重大使命。

其次，摧毀與保留並存的接管原則與方式。中共中央對北平如何做好接管工作非常關心和重視，毛澤東、劉少奇等對華北局書記薄一波作了許多重要指示。北京市委根據中央的指示，努力做好相關工作，保証完整的接管。一方面，對國民黨舊國家機器給予堅決徹底粉碎，摧毀舊的保甲制度，建立各級人民政府。彭真明確指出：“必須將政權拿在手裡，用以保護自己和消滅敵人，否則，不但推行工作不易，甚至受人之欺。[4]”2月4日，北平市人民政府正式接管國民黨北平市政府，舊政權所屬的華北“剿總”系統和國民黨在北平的黨、特、軍、政、警全部機構被廢除。另一方面，對其他部門如工礦企業、商店、銀行、醫院、電信、郵政、交通、文化教育和政府業務部門等的接收工作“原封原樣、原封不動，以保護和發展生產力”。一個被接管單位一般派一名軍管代表和幾名聯絡員，原有的機構、管理制度、人員等暫不變動。這種方式有效地保証了在我方缺乏接管干部和管理經驗的情況下,被接管單位業務工作的正常進行。

第三、穩定社會秩序和安定民生。為政之道，在於爭取民心，要想真正得到百姓的擁護，隻有切實地做好與百姓利益相關的工作。在入城之初的日子裡，彭真、葉劍英等北京市委領導幾乎天天根據中央相關精神及北平實際情況，謀劃對策，部署工作。在穩定社會秩序方面，主要包括：摧毀特務組織，處理散兵游勇，收繳槍支武器，收容教養乞丐、小偷和流氓，使其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等。在安定民生方面，主要包括：從外地調進大量糧食、布匹，以確保北平市民生活必需品的供應﹔整頓金融市場，廢除金圓券和確定人民幣的地位，使物價逐漸回落並趨於穩定﹔治理環境，改善市政基礎設施，清除長期堆積的垃圾，疏浚河湖水系，整修低下水道等。在短短數月間，新生的北平以極大的魄力迅速地滌蕩了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污泥濁水，恢復生產，穩定社會秩序，建設起了一個全新的、真正屬於新中國的首都。

北平的成功接管為政治中心的構建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一方面，通過和平接管，給百姓帶來了真正的好日子，獲得了他們的衷心擁護，為中國共產黨開始在城市站穩腳跟，並進而奪取全國政權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提供了很好的群眾基礎﹔另一方面，通過接管，北平城的面貌煥然一新，為政治中心建設做了必要准備。保証了首都的政治安全和政治穩定。

二、首都建設與發展——拓展政治中心的內涵

北平和平解放后，由國民黨統治下的封建性質的特別直轄市，轉變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性質的首都、政治中心，其城市的性質功能與定位不再取決於舊社會統治者利益的需要，而是要適應新中國的發展需求。此時，如何開展首都的各方面建設，完善其作為政治中心的各項功能，突出政治中心的內涵，是北京市委、市政府面臨的重大難題。

（一）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政權建設的初步嘗試

北平解放初期，為適應新中國的政治中心的角色需要，北平市委積極進行政權組織形式的探索，通過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領導廣大市民參政議政、管理國家事務，建立和鞏固了新民主主義政權。

北京市委從實際情況出發，召開了多次具有代表會議性質的座談會，解決土地房屋等一些重大問題。在做了充分的准備之后，北平市委向中央打報告申請召開一次全市各界代表會議。中央基於北平市委之前的工作探索及實踐，於1949年7月31日，致電各中央局和分局，要求“凡三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在解放兩個月至遲三個月后，即應召開各界代表會議，以為黨與政府密切地聯系人民群眾的重要方法之一[5]”，並轉發北平市委關於召開北平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報告，供各地參考。1949年8月9日至14日，北平市第一屆各界代表會議召開，會議上通過了軍管會和市政府的工作報告，各界代表審查和處理了大會提案248件，會議一致通過了《關於市政報告的決議》和《北平市各界代表會議宣言》《北平市各界代表會議組織條例》。此外，《北平市各界代表會議議事規則》《北平市各界代表會議會場規則》這幾個文件的制定，為全國制定同類文件提供了經驗。中央對北平召開的這次會議給予高度重視，朱德、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出席會議並講話。8月13日，毛澤東出席會議，向全國發出號召：“希望全國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樣的會議，加強政府與人民的聯系，協助政府進行各項建設工作，克服困難，並從而為召集普選的人民代表大會准備條件”。並說“一俟條件成熟，現在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即可執行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成為全市的最高權力機關，選舉市政府。”[6]

1949年9月下旬，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勝利召開后，北京市委依照全國政協一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有關規定，根據毛澤東在北平市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的講話精神，積極籌備召開代行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的北京市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1949年11月20日，北京市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開幕，《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地方人民政權建設的示范》的社論，北京市委書記彭真致開幕詞，他指出，“這次會議，有著廣泛的和充分的代表性。從此，我們北京市各界人民就直接管理自己的政權了。隻要北京市各界人民團結一致，共產黨與其他民主黨派團結一致，新老工作人員團結一致，我們就能克服一切困難，迅速發展北京市的各項建設事業，建設人民的首都。[7]”會議歷時三天，選舉出了市政府組成人員。選舉出的13名政府委員中，中共黨員有7人，黨外人士6人，是名副其實的民主政府。這種選舉有黨外人士組成的人民政府的做法，在全國還是第一次，受到了全國人民的廣泛關注。最后，大會通過了成立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的決議，並選舉產生了協商委員會正副主席和委員。北京這種在會議閉會期間設立協商委員會作為它的常設機關的做法，得到中央的肯定。11月24日，毛澤東在《中央關於協商委員會的職權給華東局的電報》中指出：“上海第二屆各界代表會應選出四十人左右的協商委員會，其職權為在各界代表會議閉會期間向市政府提出建議案，並為下屆各界代表會議准備議程及議案。請參考北京《人民日報》所載北京第二屆各界代表會所選舉的協商委員會。[8]”

經過兩屆市人民代表會議的成功舉行，北京市過渡時期的人民民主政權建設工作逐漸走上正軌，並且其積累的重要經驗為全國各地開展相關工作提供了示范。在此基礎上，北京市委還積極探索基層民主政權的建設工作，根據中央的相關精神，在全國范圍內率先召開區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從1950年5月31日起，北京市先后在第六、第七、第一、第五等四個區作為試點召開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會議解決了各區人民急需解決的福利問題，檢討了政府的工作，進一步密切了人民和政府的聯系。為了讓中央及時掌握情況，以更好地指導全國工作，北京市委總結了北京市四個區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七條經驗，形成《北京市召開區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初步經驗》報告，報送毛澤東並中共中央、華北局。8月9日，毛澤東向各地批轉了這個報告，批語稱“茲將北京市委關於北京市內各區開人民代表會議的經驗發給你們參考。我們認為大城市的各區召開人民代表會議是必要的和有益的，請各大城市市委考慮實行。[9]”

至1954年8月北京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前夕，北京市一共召開了四屆十二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召開並代行人民代表大會職權，這種創制行為不僅使得首都在建設人民民主政權方面做出了新舉措，加強黨和政府與人民的聯系，為恢復與發展生產、開展各項建設事業准備了條件﹔並且在北京市的積極探索和帶動下，全國其他城市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都相繼開展，這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形成創造了成熟的條件，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開拓過程中，北京作為新中國的政治中心，發揮了其獨特的作用。

（二）首都城市建設——構筑新中國的政治象征

隨著社會的逐步穩定和政權建設走上正軌，首都城市建設的任務也逐步提上議事日程。北京市委多次強調：我們的市政建設方針是為中央、為生產、為勞動人民服務的。“三為”方針是北京城市建設的總方針，也是當時市委領導各項工作的一條指導方針。這項方針體現了北京作為政治中心在國家層面的角色擔當，反映了國家和人民的需要。

整修中南海為中央機關辦公所在地。1949年初，北平解放之后，中共中央主要領導同志，由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進駐了北平香山。當時，由於正在籌備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毛澤東主席和其他一些中央主要負責同志，經常頻繁地往返於香山與中南海之間。考慮到工作方便和確保安全，當時的北平市市長葉劍英同志，於1949年7月給中央寫了報告，請毛主席搬進中南海居住和辦公。北京市協助整修了中南海，大約在1949年8月，中共中央領導人與中央機關開始向中南海搬遷。此后，中南海正式成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最高行政機關所在地。

確立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關於行政中心的定址問題，意見不盡一致。梁思成等一些專家，主張把首都的行政中心放在北京西郊的新市區。另一種意見主張把行政中心設在舊城區內，認為這樣合理且經濟，可以更好地保護文物古跡，發揚中華民族特有的歷史文化。根據當時的具體情況，在聽取各方面專家意見之后，中央和北京市委採納了把行政中心放在舊城的意見。這是基於當時的歷史條件和認識水平作出的選擇。在行政中心的確立過程中，北京作為規劃的重要參與者、建設的具體實施者，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為了便利中央機關在城內辦公，除了整修中南海之外，北京市委為全國政協興建了供開會和辦公用的政協禮堂。隨后在長安街、朝內大街、公主墳以西、三裡河、百萬庄、和平裡、地安門等地，修建了許多中央和部隊機關的辦公用房。全國政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國務院各部委、各人民團體的中央機構都在北京辦公。

建設首都的標志性建筑。建國前夕，經過開國大典籌備委員會的周密研究，將開國大典的場地定為天安門廣場。建國前天安門城樓經過長久的戰爭侵蝕，已經覆滿風塵。1949年8月，為迎接開國大典，北京市委市政府對天安門城樓進行了徹底的清理和修整，粉刷城樓使其重煥光彩。與此同時，開辟出一個能容納16萬人的大廣場，在城樓前豎起升降國旗的設施。1949年10月1日，裝點一新的天安門廣場迎來了新中國的開國大典，國家主席毛澤東在這裡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成立，自此，天安門廣場對於全國人民具有了非比尋常的重要意義，成為中國的第一標志性建筑、首都的心臟。1958年，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在北京建設人民大會堂、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民族文化宮、全國農業展覽館、北京工人體育場、北京火車站、釣魚台國賓館、民族飯店和華僑大廈十大建筑作為新中國首都的標志性建筑。

協助國家做好外交工作。根據毛澤東提出的“另起爐灶”、“打掃干淨屋子再請客”的決策，北京市不承認國民黨時期駐京的任何外國外交機關和外交人員的合法地位，不承認國民黨統治時期的一切賣國條約，取消一切帝國主義在北京開辦的宣傳機構。逐步收回國民黨時期駐京的美、法、英、德等國的兵營產地權，征用兵營的建筑物。另外，北京市委根據中共“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協助與新中國建交的國家在北京修建領事館或辦事機構，解決使館人員的工作、住宿問題。1955年起，北京市政府還在建國門外的齊家園附近，建外大街北側、日壇公園西南側開始修建第一使館區——建國門外外國駐華使館區。第一使館區主要聚集了一些蘇聯等社會主義的國家使館，體現了中共當時“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成為中國與外國交往的重要地區。

（三）在社會改造運動中示范全國

“在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絕不能允許再有任何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殘余來壓榨、勒索和侮辱我們人民”[10]。新中國成立初期，政治中心的建設是一個把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形態下所形成的一系列畸形特征逐一矯正的過程，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建立一個穩定的、犯罪、腐敗、失業和其他罪惡較少的城市。這一點，對於北京來講，具有非常積極而深遠的意義。北京市委市政府積極開展郊區土改、鎮壓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社會改造運動，鞏固了人民民主政權，滌蕩了舊社會遺留下來的陳風舊俗，樹立起愛祖國、守秩序、艱苦奮斗、勤政廉潔的好的社會風氣，為國家進行大規模的政治、經濟、文化建設創造了良好的社會環境。更為重要的是，在北京一系列工作的開展中，北京市的一些做法決心大、行動快，多次被中央作為典型經驗推廣全國，發揮了其作為全國政治中心的獨特示范作用。

從1949年冬到1950年春，北京郊區分批進行了土地改革，廢除了封建土地制度。這是繼續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項重要任務。北京郊區在進行土地改革的同時，兼顧城市未來的發展，注意保護與發展生產力，注意城鄉社會的穩定，制定出了不同於一般地區農村土改的政策：一是實行土地國有，“沒收所有地主之土地，並征收富農出租之土地，統一由本市人民政府管理並酌量出租”[11]﹔二是不平分土地，由政府分配土地給無地少地的農民使用，村裡不靠土地為生的非農業人口不分土地，農民對土地隻有使用權，並無所有權。市委在調劑土地使用權的問題上實行“四不動”、“五動”的辦法，通過這些調劑辦法，基本上解決了無地或少地農民的土地問題。中共中央對北京郊區土地改革的經驗十分重視，尤其是避免老解放區在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差，從北京的實際出發制定政策的經驗。1950年6月召開的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一項重要議程是討論土地改革法草案，《北京郊區土地改革總結》作為參閱文件印發了會議。政務院1950年1月發布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於處理老解放區市郊農業土地問題的指示》、十一月公布的《城市郊區土地改革條例》，明顯地吸收了包括北京在內的大城市郊區土地改革的經驗，其中的一些規定與北京郊區相關土地改革政策是相同的，使北京郊區土地改革經驗在全國范圍內得到推廣。[12]

此外，北京的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等社會運動實施較好，整頓了社會風氣，在全國發揮了政治中心的應有作用。通過鎮反運動，共逮捕反革命分子3506名,處決940名,給國民黨反動派遺留在北京的反革命勢力以極其沉重的打擊,大大提高了人民群眾的政治覺悟和革命警惕性,提高了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威信,使首都的社會治安秩序出現了空前安定的局面。其中，在鎮反運動實施過程中，北京市創造了許多重要的經驗和做法，如大張旗鼓加強鎮反宣傳、摧毀一貫道等做法都得到了中央的高度肯定，經驗推廣全國執行。據統計，從1950年11月至1951年4月，毛澤東先后5次批轉了北京的鎮反經驗，要求各地學習仿效。[13]北京市的三反五反運動，有效地教育了干部，清除了腐敗分子，打擊了不法資本家，對於清除舊社會的污毒、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樹立國家工作人員廉潔奉公、艱苦朴素的作風，起到了積極作用，同時也為中央提供了開展運動的經驗。據統計，在三反、五反運動期間，北京的經驗和做法先后6次被毛澤東批轉全國仿行，有力地推動了全國三反、五反運動的深入開展。[14]起到了一個政治凝聚和政策引導作用。

三、北京的社會轉型——鞏固政治中心的地位

1953年起，我國開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轉型，在此過程中，北京也積極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線，加速推進“一化三改”。通過大力發展工業鞏固政權基礎以及政治中心的角色定位﹔通過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將資本主義工商業納入社會主義軌道，消滅了城市經濟中的投機勢力，而且清除了近代以來一直發揮重要影響的北京商業手工業中的封建因素。北京也真正地成為社會主義中國的首都。

（一）把發展工業作為鞏固階級基礎和經濟基礎的重要途徑

北京在解放前一直是一個封建消費中心城市，缺乏現代工業基礎。據統計，1949年，北京全市的工業總產值按1955年發行的新人民幣計算，隻有1.677億元，僅為上海工業總產值的十五分之一。[15]1953年國慶節，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群眾游行隊伍時，看到工人數量少，問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首都是不是要搬家？”[16]北京市委市政府認識到北京作為全國的首都，僅具有政治中心的功能是不夠的，必須大力發展其他行業用以支撐其作為政治中心的角色。隨著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市委提出北京“應當也必須是一個大工業的城市”。當時首都大力發展工業，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考量：首先，如果不這樣做，首都只是一個消費水平極高的消費城市，無法在經濟上有利支撐起作為政治中心的地位﹔其次，大力發展工業，增加工人階級在首都總人口中的比重，雄厚的群眾基礎對建國初期國家政權的穩固極為重要﹔第三，大力發展工業，有利於中央各部門在家門口直接吸取生產經驗以指導全國，也有利於科研與生產相結合﹔第四，北京附近有資源和建設大工業的便利條件[17]。1953年9月，依據國家“一五”計劃的基本任務和要求，北京市也制定了第一個五年計劃，邁開了實現工業化的大步。通過“一五”計劃順利實施，北京市超額完成任務，工業化得到極大發展。到1957年，北京市的工業總產值已經達到了23.09億元，佔全市社會總產值的60%以上，其中現代工業產值佔74.3%，比1952年增長了177%[18]。北京工業在全國工業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1.2%上升到3%。其中煤礦、鋼鐵、紡織業都有了較大發展。尤其是北京電子工業的建成投產，在酒仙橋地區形成了全國最大的主要為軍工服務的電子工業基地。從根本上扭轉了長期以來我國電子元器件依賴進口的被動局面，並帶動了全國和北京市電子工業的發展。在當時，北京大力發展工業有其必然的時代背景及需求，通過工業化的發展，一方面，北京逐步由消費型城市向生產型城市轉變，為政治中心的建設提供了雄厚的經濟基礎﹔另一方面，當時中國處於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轉型的時期，北京通過大力發展工業，工人階級隊伍得到了迅速壯大，從1949年的15.6萬人增長到1957年底的34.1萬人，這為社會主義首都的建設提供了強大的階級基礎。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在工業化建設過程中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關注和大力支持，由於地緣、資源、人才等方面的優勢，中央領導常親臨一線，關心、指導北京的工業建設，同時在北京創制典型推動全國工作。[19]正如周恩來在視察石景山鋼鐵廠時說的那樣：“你們在北京，政治待遇很高，……應該帶頭，做出一個榜樣給別人看[20]。”

（二）率先完成社會主義三大改造

北京市在中央的領導下，積極開展工作，並且在全國范圍內率先完成三大改造工作。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方面，市委抽調干部下到郊區進行宣傳，動員農民入社，針對合作社較大發展出現問題時，及時派出工作檢查組到各區、鄉進行調研，並且及時發現問題上報中央。1955年毛澤東主持編輯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中，對北京市關於農業合作化方面的積極探索給予肯定，書中所收176份材料中有七個北京郊區的經驗。書中的按語部分肯定了北京郊區農業合作社發展中積累的重視思想政治工作、制定合作社遠景生產計劃、主要依靠社員解決生產資金、在條件成熟的時候實現從初級社到高級社的過渡等經驗。在私營工商業方面，當時一些資本家對社會主義改造抱有抵觸態度，有的甚至“白天敲鑼打鼓，晚上抱頭痛哭”，北京市委積極開展工作，引導那些對公私合營持積極態度的企業首先實行公私合營，然后通過這些企業合營后展現的良好氣象，從而帶動更多的工商業者進行合營。1月4日，以北京市工商聯主任委員樂鬆生任經理的同仁堂藥店為首，全市三百二十七家國藥店申請全行業公私合營，並帶動許多行業提出全行業公私合營。截止到1956年1月10日，北京市宣布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完成，這標志著北京市在全國率先完成三大改造。1月15日，經中共中央同意，北京市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規模盛大的慶祝北京社會主義改造勝利聯歡大會。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大會。正在北京出席知識分子問題會議的各省市和自治區的負責人也參加了慶祝大會。16日，《人民日報》在頭版報道北京市各界舉行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勝利聯歡大會的盛況，並配發《在高潮的最前面》的社論，指出：“在全國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中，光榮的首都郊區的農民、首都的手工業者和工商業者，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起了積極的帶頭作用，走在高潮的最前面。”

北京率先進入社會主義的消息，以及中央在這一階段批轉的北京市社會主義改造相關經驗，對全國社會主義改造進程產生了重要影響。在資本主義工商業最集中的上海，4天內批准實現全市工商業的公私合營和手工業合作化，並於1月21日舉行各界人民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大會。隨后，全國各大中城市宣布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的慶祝大會此起彼伏，呈現出熱熱鬧鬧廢除私有制的社會景象。1月10日后一個月內，全國有118個大中城市和193個縣的私營工商戶，都實行了公私合營。全國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這標志著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與此同時，北京先后召開了第一、二黨代會和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建立健全了首都黨政領導體制，特別是1956年召開的中共北京市第二次黨代會，提出全市中心工作任務是：根據中央指示，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力量和因素為社會主義服務，加速建設社會主義首都。1957年制定的《北京城市建設總體規劃初步方案》，對首都的性質做了明確規定，提出北京是我國的政治中心、文化教育中心、科學技術中心，標志著對首都政治中心的認識日益深化，從組織上、功能上鞏固了政治中心的地位。

四、結語

首都政治中心建設並非一蹴而就，而是一個歷史過程，從國民黨統治下的一個特別市逐步建設為新民主主義社會的首都，又從新民主主義社會的首都建設為社會主義社會的首都，在這兩個轉變過程中，北京的角色定位隨著國家社會性質的變革而轉變。在工作中，北京市始終堅持貫徹執行黨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毛澤東的指示，顧全大局、服從全局，“用客觀上可能達到的最高標准要求自己的工作”，不斷同先進地區比，找差距，找缺點，不斷地提出新要求，向更高的目標邁進[21]。概括起來，北京作為政治中心，其工作主要包含兩方面內容，一方面是顯性的，即一些政治中心必備要素的籌建，如全國標志性建筑、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所在地等,北京是重要參與者、具體籌建者﹔而另一方面是隱形的，但也更為關鍵，就是在社會發展、變革中，其各項工作走在全國前列，和中央保持一種密不可分的良性互動，在全國發揮其關鍵的帶動示范作用。這可以從幾方面進行解釋：其一，北京及時領會中央精神，積極地、堅定地在全國范圍內率先貫徹中共中央的方針政策，帶動其他城市開展中央部署的工作﹔其二，北京一些工作上甚至是先行一步，或者當作全國試點的，從而為中央制定政策、工作安排提供經驗和借鑒。

北京在政治中心建設中的角色定位或許與以下原因有關：首先，北京是國家政權機關所在地，所有重要會議都在這裡召開，重大決策都在這裡發出，北京在其中作為重要的參與者與服務者，承擔起服務全局的作用。其次，當時北京市的一些領導在中央擔任職位，與黨中央聯系密切。比如說，當時北京的市委書記彭真，也任職國家政治局委員，本身就參與一些全局性政策的制定工作，有利於政策的上傳下達。第三，北京作為黨中央所在地，由於地緣等方面的優勢，當中央領導需要理論聯系實際考察政策落實情況時，檢查、指導工作肯定最先想到的就是首都北京。這一系列的因素就保証了北京市委在開展工作過程中，對中央的精神能夠理解最到位、執行最堅決、不斷創造和積累寶貴的實踐經驗，從而推動全國工作的深入開展。當然，這種創制、試驗、示范作用都是在一定條件下實現的，不能根本改變政治中心建設中，中共中央主導和北京市委市政府服從服務的主附關系。這是我們在研究工作中所必須高度重視的。

[1]1949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北平重新更名為北京。本文以此為基准，在此之前稱北平，在此之后稱北京，不再做特別說明。

[2]1949年2月3日，北平市歡迎解放軍入城，當日的《人民日報》（北平版）發表了題為“為建設人民民主的新北平而奮斗”的代發刊詞。從這篇相當精彩的發刊詞中，可明確地看出當時定都北平的政治基礎。發刊詞說：“北平蘊藏著勞動人民和革命知識分子的豐富創造力，隱藏著進步的生產組織和文化組織，必須慎重地予以保護和繼承。北平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的策源地和長期革命學生運動的中心，1923年，‘二七’事件前后它又是以鐵路工人運動為首的中國工人運動的中心之一。北平始終同中國共產黨保持著密切聯系。”應該說，這是選擇北平作為新中國首都的最重要的政治條件。發刊詞還指出了定都北平的文化條件：“北平是中國最有名的文化都市，為中國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現在擁有大批產業工人、青年學生、知識分子和職員，是中國人民的寶貴財富。”參見彭興業《首都城市功能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92頁。

[3]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6頁。

[4]彭真：《彭真文選》（一九四一—一九九0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頁。

[5]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8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95頁。

[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第2卷，2013年版，第956頁。

[7]北京市檔案館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文獻資料匯編（1949—1993）》，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23-25頁。

[8][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第159、465頁。

[10]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48.12—1949），中國檔案出版社2001年版，第552頁。

[11]《彭真傳》編寫組著：《彭真傳》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671頁。

[12][13][19]謝蔭明、李自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對首都經驗的重視和利用》，《全國黨史界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1年版，第95、696、696頁。

[14]北京市檔案館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文獻資料匯編（1949—1993）》，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頁。

[15]邱國勝：《中國城市的雙行線：二十世紀北京、上海發展比較研究》，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2010年版，第169頁。

[16]陳煦、蘇峰：《毛澤東與北京城市建設》，《湘潮》2007年第2期。

[17]朱自煊：《試論北京——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變遷》，《城市問題》1991年第3期。

[18]王炳林，陳偉剛：《北京市工業化的起步》，《北京黨史》2005年第1期。

[20]政協北京市委文史委編：《周恩來與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92頁。

[21]《劉仁傳》編寫組著：《劉仁傳》，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525頁。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北京 100875﹔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 北京 10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