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艷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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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共對實現抗戰領導基本條件的理解，實質上是把握住了中國歷史發展的脈搏、抗戰取得勝利的關鍵和基礎，並通過具體應用到政治口號的與時俱進、群眾性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建設、抗戰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等方面，真正發揮了橋梁和紐帶作用,從而有利地保障了黨的抗戰領導地位和作用的實現。
關鍵詞：四條件說﹔中國歷史發展脈搏﹔抗戰取勝的關鍵﹔抗戰取勝的基礎
新民主主義革命賦予了中共在全面抗戰時期（以下簡稱抗戰時期）領導抗戰的歷史必然性﹔黨代表的無產階級所具有的優勢和特點，為其領導抗戰提供了可能性。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黨的抗戰領導地位和作用發揮就具有了現實性。要實現領導抗戰，需要靠力量去爭取。力量積蓄、力量作用發揮以實現對抗戰的領導，一定的條件起著不可或缺的橋梁和紐帶作用。而毛澤東和劉少奇為實現黨對抗戰的領導，曾分別提出了“四條件說”[1]和“五條件說”[2]。並且，劉少奇還認為，較“五條件”而言，毛澤東提出的“四條件”是“更基本”的原則性要求。因此，筆者把黨實現抗戰領導的基本條件界定為毛澤東提出的“四條件說”﹔並且認為，“四條件說”在抗戰時期切實把握住了中國歷史發展脈搏、抗戰取得勝利的關鍵和基礎，才真正發揮出了橋梁和紐帶作用，進而使黨的抗戰領導地位和作用得以實現。
一、把握中國歷史發展脈搏：政治口號的與時俱進
“四條件說”第一條：黨要“根據歷史發展進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號，和為了實現這種口號而提出關於每一發展階段和每一重大事變中的動員口號”。對它的具體應用，主要體現在黨的政治口號的與時俱進方面。
1937年10月25日，毛澤東在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中，提出了黨在抗戰時期的基本口號：“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3]。中共認為，為實現基本口號，必須完成兩大歷史任務：抗戰和民主，“現階段上中國革命的敵人主要的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地主階級……現階段上中國革命的任務是……對外推翻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革命和對內推翻封建地主壓迫的民主革命……中國今天的民族革命任務，主要地是反對侵入國土的日本帝國主義，而民主革命任務，又是為了爭取戰爭勝利所必須完成的，兩個革命任務已經聯系在一起了。那種把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分為截然不同的兩個革命階段的觀點，是不正確的”[4]。由此，產生了比較具體的口號：“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民主共和國”[5]。圍繞抗戰防御、相持和反攻階段的重大歷史事件或許多歷史事件綜合作用生成的復雜歷史環境，產生了當下要完成的任務，為完成任務而提出的更為具體的口號，不僅使比較具體的口號得以體現，而且使基本口號貫穿整個抗戰過程。
在抗戰防御階段，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猖狂進攻，南京、武漢相繼失守﹔1937年9月22日，國民黨公布《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標志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建立。為了實現中國從片面抗戰向全面抗戰的過渡。中共提出：“充實的堅固的統一戰線”，即以“各黨各派各界各軍”[6]、“工農兵學商一切愛國同胞”[7]充實之，並希望以“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作為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8]堅固之。為了能建立並有效實施共同綱領，組成充實堅固的抗戰統一戰線，實現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需要有“實行的工具”[9]。即需要改造政府為真正的“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國防政府”[10]。
在抗戰進入相持階段，針對日本“以華制華”政策的實施，汪精衛集團的叛國投敵，國民黨制造的三次反共高潮。中共提出了切實執行“‘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11]。隨著戰勢的發展，為鞏固和擴大統一戰線，民主的呼聲日趨高漲。中共不僅在國統區提出國民黨應“厲行憲政”[12]、“廢止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13]，在敵后抗日根據地堅決實行“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聯合專政”[14]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15]“民主政權”[16]。而且期望把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民主政權”所涉及的政治制度，作為抗戰勝利后，新中國政權相應政治制度的模型，推廣到全國而成為“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憲政”[17]。
抗戰反攻階段和抗戰即將勝利之際，面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做垂死掙扎、美國對中國主權的覬覦、國民黨政府獨裁的一如既往、中國人民在戰爭中的巨大犧牲和對和平的渴望、中共的聲望和力量的與日俱增對國民黨造成的國家政權威脅等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黨提出：中國有“內戰危險”[18]，中共不僅願與國民黨在“抗日、團結和民主的總方針上”[19]談判民主的、現在的、臨時的“聯合政府”和將來抗戰勝利后的“正式的聯合政府”[20]﹔而且提出“正式的聯合政府”，就是抗戰勝利后建立的“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21]，它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而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誕生，不僅體現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最高形式”[22]的實現，而且意味著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的勝利。
二、抓住抗戰取勝關鍵：群眾性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建設
“四條件說”第二條和第四條：“第二，是按照這種具體目標在全國行動起來時，無產階級，特別是它的先鋒隊——共產黨，應該提起自己的無限的積極性和忠誠，成為實現這些具體目標的模范”，“第四，共產黨隊伍的發展，思想的統一性，紀律的嚴格性”。對它們的具體應用，集中體現在群眾性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建設方面。黨的建設，是一個由現實到理想無限接近的過程。這不僅意味著黨建的現在狀態是一個欠理想的狀態，而且意味著黨建的現在狀態是解決問題、追求理想的狀態。因此，抗戰時期，群眾性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建設方面存在的問題及解決對策，就成為了表現對這兩個基本條件具體應用的獨特方式。
抗戰時期，集中體現中共黨建思想和實踐的是黨的中央刊物《共產黨人》。1939年10月4日，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明確指出，該刊物創辦的目的，是為“建設一個全國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服務的[23]。
（一）積極發展黨員
1.黨員隊伍重量也重質
第一，黨員發展迅猛，但要更重質。在中共看來，抗戰時期黨員數量迅猛增長，但黨員質量卻出現了問題。其中表現之一：“黨內實際上是有一些普通抗日分子，或黨的暫時同路人”[24]，表現之二：“異己分子，投機分子，以及奸細，也乘機混入了黨”[25]。他們均不能堅定地跟隨黨實現最終目標，后者還會對黨的組織及革命活動起著嚴重損害的消極作用。因此，黨要勸前者退黨，堅決清除后者出黨。
第二，黨員發展注重階級成份。中共認為，在黨的階級基礎即工人階級中發展黨員對於鞏固黨具有重大意義。而且，在黨內工人階級的比重應大於農民階級的比重。而對於本人是“階級異己分子”的，“一概不能入黨”。王稼祥“為中國共產黨的鞏固和堅強而斗爭”：“關於階級異己分子，地主、富農、商人、資本家、宗教服務者（他們自己是這些成份與這樣出身的分子是不相同的）”[26]﹔德生“關於審查黨員成份的問題”：異己分子“他們有的本身就是地主、富農或大商人”[27]。從黨對“階級異己分子”所指對象的舉例可以看出它至少包含了：地主階級、大資產階級、富農等階級或階層。
第三，積極吸收“革命的知識分子”和“努力培養工農自己的知識分子”[28]。中共認為，面對現實黨內存在的，對知識分子的“恐懼與排斥”[29]現象，需要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分析中國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並在此理論基礎上結合知識分子發生的現實轉變，闡明知識分子對發展和鞏固黨的力量的重要性。知識分子是由不同階級成分構成的“特殊社會層”，它本身並不是“一種特殊的階級”[30]，要斷定其階級屬性，需要看他是為哪個階級服務的。而中國的知識分子，由於近代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特別是抗戰時期，中日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最主要矛盾而形成的特殊國情，已經“相當普遍地革命化，而且都相當普遍地贊同和同情共產黨的主張和政策”[31]。中共能否審時度勢積極吸收其入黨，關涉黨能否“組織偉大的抗戰力量，組織千百萬農民群眾，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與發展統一戰線”[32]以保障中國革命、建設的成功，以及“工農自己的知識分子”的培養等問題。
2.干部隊伍戰斗力強
中共把黨的干部看成是黨的發展與鞏固以及黨的各項工作切實落實的關鍵。楊清“論鞏固陝西的黨”：“‘干部決定一切’，這是斯大林同志的名言。一切工作要做好，必須依靠在干部上面。鞏固黨的問題，自然也不能例外”[33]。在抗戰時期，中共認為針對干部隊伍，需要注意：新老干部融合、干部選拔標准、干部的可持續發展等問題。
第一，新老干部融合問題。經過長期革命考驗的老干部是“黨的骨干和黨的財富”[34]，抗戰時期成長起來的新干部也是“黨的寶貴資本”[35]。但是，由於新老干部具有的時代、個體等方面的差異，造成了彼此間的不協調，進而影響了干部隊伍整體功能的發揮。針對此，黨要求新老干部要建立“和諧的相互學習相互尊重的關系”[36]。
第二，干部選拔標准問題。針對黨內干部選拔中存在隻重視才而忽視德的現象，中共提出：干部選拔要堅持德才兼備的標准。德主要指干部的政治素養。中共認為，短期、革命順勢情況下，缺乏德的“干才”對黨的危害性是不易顯見的。但是，長期而言、革命逆勢情況下，其危害就是巨大的。因此，干部的“政治上的堅定性、覺悟性和他的成份如何，品質如何”[37]是需要首先進行系統、審慎考察的。
第三，干部的可持續發展問題。1.黨組織對干部的培養，不僅是鞏固黨組織的需要，而且也是提高干部素質的需要。（1）注重對於各級各類干部，採取有針對性的教育方式方法。這可以從黨針對干部，使用的不同稱謂得以體現。對於干部的級別和類型劃分，針對不同的標准出現了不同的稱謂，比如：新老干部[38]，在職干部[39]，工人干部，婦女干部[40]，甲、乙、丙類干部[41]，八路軍干部[42]等。（2）干部培養的“自力更生”原則。面對特殊歷史時期干部供給遠遠小於需求的狀況，不能一味依靠上級解決干部缺乏的問題，要注重本地干部的培養和下級干部的提拔。2.審查干部是有利於純潔干部品質和人盡其才的必要措施。中共認為，在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縱橫交織的復雜情況下，存在著民族敵人、階級敵人（如：國民黨特務、地主反動勢力、黨的叛徒等）千方百計破壞黨的組織和活動，黨的干部品質需要純潔，黨的干部使用存在是否人盡其才等問題，需要進行干部審查工作。“中共中央關於審查干部問題的指示”：“干部的品質是否純潔，和干部的工作是否分配恰當，這對於保障黨的路線之執行，具有決定的意義。特別在今天復雜的斗爭環境中，日本和國民黨的特務機關以及地方上的反動勢力和黨的叛徒們，都在用各種方法設法打入我們黨內和黨所領導的武裝力量中以破壞我黨和軍隊的時候，對於干部的審查……更成為鞏固我黨的一個重要的工作”[43]。3.干部保健是革命力量發展壯大的堅強保障。王首道的《加強干部保健工作》提出：“保護我們的干部，也就是保護我們的黨，保護革命的力量。干部保健工作，是為著……使……干部能夠支持長期艱苦的革命斗爭，擔負起繁難復雜的革命工作。因此，我們黨的領導機關……要把保健工作當作整個干部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44]。
（二）鞏固壯大黨組織
黨的組織要鞏固和發展，不僅要靠其組成細胞——黨員和干部，而且要靠黨組織在解決自身存在問題的過程中發揮作用。共產黨認為，黨組織在活動過程中，需要注意和解決：組織原則、活動方式、宣傳工作、群眾工作等方面存在的問題。
1.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政黨組織原則
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政黨組織原則，要明確有黨、黨的外圍組織、群眾之分。共產黨認為，抗戰時期黨的組織原則不能因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路線的制定而發生動搖，以至於出現不符合黨員標准的人入黨，而對黨組織及其活動造成破壞。黨是群眾性的、領導全國人民前進的政黨。但並不是意味著黨組織的規模要擴大到盡可能廣泛的群眾。黨組織相較黨的外圍組織和群眾而言，應該是少而精的。這樣的黨，才能從組織上保証其領導地位的實現和作用的發揮，王稼祥的《為中國共產黨的鞏固和堅強而斗爭》認為：“依照馬列主義組織原則所建立起來的黨，在實際斗爭中鍛煉出來的黨，保持其純粹無產階級性……那怕這個黨雖然在一定時期中在數量上（與全國人口的比較上）並不很大，然而能夠引導四萬萬人口的人民，能夠達到民族解放與將來的社會解放的最后勝利”[45]。
2.堅持黨的公開和秘密工作方式正確結合
為避免黨組織活動方式上的兩種傾向，要堅持黨的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方式的正確結合。中共認為自身作為先進事物的代表者和引領者，體現其主張的有利活動方式是公開工作。但是，由階級決定的敵人力量的存在和敵我力量對比懸殊，在採用公開工作的同時，還要採取秘密工作這種不得已而為之的工作方式。劉少奇“論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我們的黨，是代表歷史上最進步的階級——無產階級的政黨……我們……努力要求社會的進步……我們擁護、闡明與主張一切的真理，不需要在群眾面前隱瞞真理，欺騙群眾……我們總是要將我們的真實主張最廣泛的公開到群眾中去……於我們有利的是採取公開的方式去進行活動”[46]。針對黨內由於對兩種工作方式隻重其一而產生的“合法主義”[47]和“非法主義”[48]，需要黨在把握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的辯証關系及秘密工作規律的基礎上，堅持黨的兩種工作方式的正確結合。
3.堅持宣傳鼓動工作
中共認為宣傳鼓動工作，不僅是我黨歷來重視的工作、抗戰特殊時期猶須加強的方面，而且認為它是促成黨實現意識形態領域體現和發揮黨的抗戰領導地位的主要方面。“我們的黨，歷來就很重視黨底宣傳和鼓動工作，歷來就把它看成是黨底重要工作部門之一”[49]，“尤其在黨處在黨的目前環境與目前任務這下”[50]“……我們更應該提醒全黨的同志們，來重視這個工作”[51]。它的目標和任務是“在宣傳黨的馬列主義的理論，黨的綱領與主張，黨的戰略與策略，在思想意識上動員全民族與全國人民為革命在一定階段內的徹底勝利而奮斗。這種宣傳與鼓動，同時包含有對共同思想進行聯合，對敵對思想進行斗爭的兩個方面”[52]。
在抗戰時期，黨的宣傳鼓動工作要著力解決其落后於革命形勢和黨組織發展需要、“重組織輕宣傳”等問題。“中央宣傳部關於充實和健全各級宣傳部門的組織及工作的決定”：“嚴格的說來，黨的宣傳工作落后於革命的發展與黨組織的發展是很遠的”[53]﹔陶希晉的《論黨在目前環境與任務下的宣傳部門工作問題》認為：“重組織輕宣傳”“亦就是說，對宣傳工作重要性應有的認識與基本觀念仍沒有很好的估計和樹立……表現在於……配備宣傳干部，一般認為是次要的，宣傳機關，因此很少健全的……表現在宣傳工作與各方面配合尚差……表現在於有些宣傳工作者本身即輕視自己的任務”[54]。
4.堅持把群眾切身利益放在首位
堅持把群眾切身利益放在首位開展黨支部的群眾工作﹔群眾工作的成效是黨的鞏固程度的標准之一。中共認為，毫無疑問地，鞏固黨要從黨內部黨員、干部及黨的組織著手，但是涉及到鞏固黨的基層組織黨支部時，黨的群眾工作開展情況就會成為黨的鞏固程度的標准之一[55]。
黨支部是群眾工作的領導核心，通過她才能使黨有強大的依靠力量，黨的支部“是黨的群眾中的核心”[56]。群眾是黨的母親[57]，黨要通過黨支部才能“以千百萬群眾為依靠”，從而“勝利地領導革命”[58]。為了有效開展群眾工作，黨及黨支部要“更多的關心群眾的切身問題”[59]即要關注“群眾的要求、群眾的情緒、群眾的生活”[60]等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內容。
三、夯實抗戰取勝基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四條件說”第三條“在不失掉確定的政治目標的原則上，建立與同盟者的適當的關系，發展和鞏固這個同盟”。對它的具體應用，突出體現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方面，黨要鞏固統一戰線必須堅持獨立自主原則。
抗戰時期，黨的基本政治目標是實現抗戰的勝利、國內民主的實現和抗戰勝利后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建立。它們的實現，需要建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統一戰線內部，共產黨的同盟者有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部分大資產階級等階級或階層。雖然，統一戰線是在中日民族矛盾成為中國社會最主要矛盾，中國國運危在旦夕的情況下建立的。但是,其內部客觀存在的階級矛盾不可避免地與民族矛盾交織在了一起。要鞏固、發展統一戰線，保障黨的政治目標的順利實現，要求黨在處理與同盟者及同盟者之間的關系時，最根本的是堅持獨立自主原則。
獨立自主是“無產階級的獨立性，他有自己獨立的政策、獨立的思想”[61]。要防止和糾正統一戰線中的“左”右傾錯誤。當然，針對不同的同盟者，黨應防止和糾正的“左”右傾錯誤具體表現是不同的，但它們卻是由於不理解或不善於運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要有效防止和糾正統一戰線中的“左”右傾錯誤，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明確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在具體行動中要堅持以“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一致性”為尺度，即一方面，民族矛盾是共產黨在抗戰時期言行的根本出發點﹔另一方面，黨與其他黨派，特別是與國民黨的階級矛盾在抗戰時期要以合作不破裂為條件[62]。理解並成功運用抗戰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才能真正鞏固和發展統一戰線，從而有力保障中共抗戰領導作用的切實發揮和抗戰取得最后勝利。
[1][5][6][7][8][9][10]《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263、262、365、366、367、370、347頁。
[2][22]《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8-79、174頁。
[3][4][11][12][13][14][15][16][17][23][62]《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4、636-637、616、722、775、760、750、741、731、602、538-539頁。
[18][19][20][21]《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1、1069、1069、1055頁。
[24][27]《共產黨人》1940年5月第6期，第31頁。
[25][26][34][36][38][45][46][49][51][55]《共產黨人》1939年10月20日創刊號，第11、23、25、12、53、21、31、57、57、48頁。
[28][29][30][31][32][35][37][39][40]《共產黨人》1939年12月25日第三期，第7、4、8、9、2、23、26、46、23頁。
[33][56][57][58]《共產黨人》1939年11月25日第二期，第46、28、14、28頁。
[41]《共產黨人》1940年4月25日第五期，第59頁。
[42]《共產黨人》1941年4月第十七期，第12頁。
[43]《共產黨人》1940年8月20日第九期，第2頁。
[44][52]《共產黨人》1941年8月第十九期，第47、23頁。
[47]劉少奇認為：合法主義是指認為黨處在這種被壓迫的時期，不應該進行非法斗爭與非法活動，而隻應該進行合法斗爭與合法活動。《共產黨人》1939年10月20日創刊號，第40頁。
[48]劉少奇認為：非法主義與合法主義相反，是合法主義的另一極端。他們認為地下黨的一切工作，無論什麼條件下，均須秘密的去進行，一切黨員的活動，隻應該是非法活動，認為在這種時期一切的合法斗爭都是不可能的。《共產黨人》1939年10月20日創刊號，第41頁。
[50][54]《共產黨人》1940年6月第七期，第23、25-26頁。
[53]《共產黨人》1940年11月20日第十二期，第4頁。
[59][60]《共產黨人》1940年7月20日第八期，第22、23頁。
[61]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4頁。
（作者單位：中央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北京 1000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