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德曼德國駐華大使。
11月25日南京淪陷前從南京轉移到漢口。從1937年10月22日開始，他忙於在中日間充當調停人。調停的過程，使陶德曼形成了對於日本的強烈憤慨。好在日本是德國的友邦，他不用太擔心德國留寧人士的生命安全。
就南京大屠殺這一事件而言，他本可以迎合希特勒的意旨，用職權要求羅森等人與日本方面合作，但他不斷地將羅森、沙爾芬貝格等人對南京大屠殺的詳細記述發往德國外交部，同時自己也作出不利於日本的總結和判斷。當然，作為大使，他的重點是分析中日沖突對遠東國際關系的深遠影響及德國的應對之策。
羅森德國駐華大使館南京辦事處政務秘書。
日軍進城前夕，他去南京江面英國軍艦上避難，中間在日本軍艦的護送下去了上海，1938年1月9日回到南京。
羅森與沙爾芬貝格、許爾特爾等在英國艦船上時，親眼目睹日軍不分青紅皂白的攻擊和嚴重后果，他對日軍的厭惡立即發展到不加掩飾的地步。而且由於他堅持要到南京各處觀察大屠殺的慘景，日本方面對其十分忌諱。日本駐南京總領事福田德康曾很納悶地問沙爾芬貝格：“美國人和英國人對日本有敵對情緒這點我知道，但為什麼連德國人也這樣呢？”從德國外交部檔案中可以看到，日本領事館和軍方數次安排內容豐富的宴會，其中包括佐酒的美艷藝伎，企圖贏得羅森的好感和“合作”，但羅森仍不放棄，直到被召回撤職。
沙爾芬貝格德國駐華大使館南京辦事處行政主管。
他很后悔與羅森避難於英國軍艦上，回南京后，他對日本方面企圖用“公關技巧”掩蓋暴行的做法深惡痛絕。1938年2月8日，日本領事館再次招待南京的外交人士，“演完4個節目后休息。幕間休息的走廊裡擺滿了小吃，長餐桌上有蛋糕、甜食、糕餅、水果等等，彎彎曲曲地像是俄羅斯皇帝的專用食品。所有食品放得整整齊齊。藝伎又來上茶，特別是點煙時那迷人的姿勢，引得眾多攝影師擠過來拍照攝影，以便過后通過電影或報紙向不明情況的世人表明南京的日本人和外國人相處得多麼和諧。”沙爾芬貝格評論道：“這完全是一枚勛章的反面。露出了馬腳！”沙爾芬貝格的厭惡源於他對日軍殘暴本性的發現，他向陶德曼報告說：“幾天前就從施羅德博士住房附近的一個池塘裡撈出了120多具尸體，這些尸體的雙手都被用鐵絲捆綁著。拉貝先生親眼看到過這事。附帶說一句：我自己多次看到日本士兵還用飯盒從這個水塘裡取水喝。但願他們吃得香！”
拉貝西門子洋行經理，國際安全區主席。
整個南京大屠殺期間，他一直在南京。由於擔任過如此重要的職務，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盟國肅清納粹法庭復議庭認定拉貝為“非納粹分子”。1908年，拉貝到中國，中間除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外，他在中國生活30年。拉貝是一個對中國人民的苦難充滿同情的人，1938年3月他被西門子公司召回，其時，他剛剛救助了數以萬計的在日軍鐵蹄下輾轉求生的中國人。在他將反映日軍暴行的報告寄給希特勒后，蓋世太保強迫他保持沉默，這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拉貝視角的震撼性。
施佩林德國上海保險公司員工，國際安全區總稽查。
整個南京大屠殺期間，他一直在南京。1937年12月12日，他曾自告奮勇要在中日間斡旋停火，以便中國軍隊后撤，日軍和平進入。1938年1月10日，滯留在南京的國民黨軍野戰救護處的蔣公穀去訪問他，施佩林拿出中國地圖，嚴肅地說：“現在敵人佔領的，在貴國全面積中，不過百分之幾，你們唯一的出路，隻有抵抗，否則恐怕要做奴隸！”施佩林的直率，透露著對中國的同情與期望，同時，又帶著一股德意志式的冷酷與肅穆。
克勒格爾德國禮和洋行工程師，國際安全區官員。
整個南京大屠殺期間，他一直在南京。克勒格爾第一次接觸日軍是在1937年12月12日深夜，在已經變為傷兵醫院的國民政府外交部，日軍軍官在短暫的視察后表現出了“非常善意”的態度，給克勒格爾的印象是：日軍很守紀律。“遺憾的是這種印象很快就被否定了。”因為到14日，“情況急劇惡化了”，日軍的暴行在某種意義上使克勒格爾想起了17世紀的“三十年戰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