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
120年前的今天，即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全權談判代表李鴻章，在日本政府代表的咄咄逼視下，用顫抖的雙手簽署了中日《馬關條約》。至此，歷時9個月的中日甲午戰爭以清政府的完敗而告終。戰勝國日本將巨額賠款、割地、通商特權等戰利品收入囊中，並憑此躋身帝國主義列強行列，而中華民族則背負屈辱，進一步被推向苦難的深淵。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在這樣一個反思歷史的特殊年份，回顧《馬關條約》簽署的那段屈辱歷史，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民族之殤：戰敗求和受盡凌辱
自1894年7月甲午戰爭爆發后，清政府內部就一直分為主戰和主和兩派，圍繞戰事爭論不休。隨著清軍的節節敗退，傾向光緒帝的翁同龢等主戰派逐漸受到排擠，追隨慈禧太后的奕劻等主和派日益佔據上風。清政府開始謀求對日和談的可能性，希望由英、法、德、俄等國出面調停，停戰言和。
伴隨日軍進軍的腳步，日本方面瓜分壓榨中國的欲望與日俱增，各色人物紛紛謀劃如何能夠最大限度地勒索清政府。負責財政的大藏相希望“巨額之償金”，目標是讓清政府賠償白銀10億兩。日本軍令部長樺山則主張，除要向清政府勒索巨額賠款外，還要佔有“金州半島、山東半島、澎湖、台灣和舟山群島一部分”。自由黨的胃口更大，“須使割讓吉林、盛京、黑龍江三省及台灣。中日兩國之通商條約須訂凌駕歐洲各國之條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與外相陸奧宗光擬定出的和談條件中，更是列出“霸佔朝鮮、割讓土地、賠償軍費和獲取通商航海方面的特權”等諸多事項。
但是，日本作為一個國土狹小、資源貧乏、人力不足的島國，經過8個月的戰爭消耗，已成強弩之末，難以支撐長期的戰爭。為謀求利益最大化，日本一方面仍色厲內荏地堅持軍事攻勢，另一方面在西方列強的壓力下開始半推半就地同意於1895年1月在廣島與清政府展開和談。
為給日軍行動拖延時間，進一步擴大在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的戰果，以便盡可能多地在談判桌上增加籌碼，日本對清廷起初派出的和談代表張蔭桓、邵友濂百般刁難，以二人授權不足、官銜資歷太淺為由拒絕談判。1895年2月12日，張、邵一行無功而返，清日間的首次和談無果而終。也就在同一天，日軍攻佔海防重鎮威海衛，威海衛軍港內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
清政府隨后派出李鴻章為全權代表赴日媾和。從3月20日到4月17日，李鴻章與伊藤博文、陸奧宗光在山口縣下關市的春帆樓，前后進行了7輪會談。日本抓住清政府急於停戰求和的心態，在談判中始終保持傲慢且強硬的高壓態勢，不斷進行威脅恐嚇。4月1日，伊藤博文約見李鴻章之子李經方，要求盡快回復日方所提要求，宣稱若談判破裂，征清大總督將率大軍出兵中國。4月10日，伊藤又蠻橫地聲稱，日本的條款“已讓至盡頭”，中國代表隻需回答“允”還是“不允”。他還向李鴻章威脅道：“若不幸此次談判破裂，則我一聲令下，將有六七十艘運輸船，搭乘增援之大軍，舶爐相接，陸續開往戰地。這樣北京之危，實不堪設想。”
面對日方的步步緊逼，李鴻章雖憤懣異常，但國家疲敝、戰場失利，使其也無可奈何，隻能苦苦哀求日方降低賠款數額——“無論如何，總請再讓數千萬，不必如此口緊”“又要賠錢，又要割地，雙管齊下，出手太狠，使我太過不去”“賠款既不肯減，地可稍減乎？到底不能一毛不拔”“賠款既不肯少減，所出之息當可免矣”。然而無論李鴻章如何懇求，伊藤絲毫不肯讓步。雙方最終於4月17日簽署了中國近代史上空前屈辱的不平等條約——《講和條約》，通稱《馬關條約》。
該條約包括《講和條約》十一款、《議訂專條》三款及《另約》三款。其主要內容大致可分四個方面：第一，棄藩。清政府承認朝鮮為“完全無缺之獨立自主國”，中國的“宗藩體制”至此基本解體。第二，割地。清政府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島嶼、澎湖列島給日本。第三，賠款。清政府賠償日本軍費2億兩白銀（加上贖回遼東半島的3000萬兩，共2.3億兩），分八次在七年內還清。第四，最惠國待遇。中國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通商口岸，日本政府可派領事官駐扎各口岸，日方輪船可駛入以上各口岸搭客載貨，日本人可在中國通商口岸開廠生產，且所制造貨物與進口貨物一樣，免交一切雜捐，並享受在內地設棧寄存的優待。
4月18日，即《馬關條約》簽訂的第二天，李鴻章一行黯然回國。
遺恨綿綿：中日國運自此改變
《馬關條約》的簽訂不僅打破了清政府“天朝大國”的迷夢，也改變了被視為“蕞爾小邦”的日本對中國的觀感態度，加劇了帝國主義列強在華瓜分利益的狂潮。
首先，中日實力易位，日本對華開始由仰視變為俯視。日本人崇拜強權實力的民族特性，使其隻敬畏強者，而對弱者缺乏憐憫。漢唐時期，國力孱弱的日本一直仰慕中華文明，主動派使前來交往。公元663年在白江口戰役中大敗於唐軍后，更讓日本清楚地看到自身的落后，開始全面向中國學習。其后的一千多年間，日本又數次敗於中國之手，使其不得不收斂起擴張的爪牙。即便1868年明治維新后，日本對中國仍存敬畏之心。1891年北洋艦隊定遠、鎮遠等6艘戰艦受邀訪日，就引起日本各界的強烈震動與贊嘆。然而，隨著幾年后《馬關條約》的簽署，中日地位徹底反轉。日本國力日盛，清政府一蹶不振，日本人對華的敬畏迅速轉變為凌駕於人的傲慢。這種狂妄自大的心態，刺激著日本吞並中國及稱霸東亞的野心不斷膨脹。
其次，《馬關條約》的簽署，使本已如風中殘燭般搖搖欲墜的清政府更加難以為繼。原本，清政府在曾國藩、張之洞、李鴻章等人推動下大力開展的洋務運動，已取得初步成效，中國工業、國防體系已初具規模，為發展現代化奠定了一定基礎。但甲午戰敗，使轟轟烈烈搞了30多年的洋務運動付水東流。《馬關條約》的割地賠款，更是徹底打斷了中國近代化的歷史進程。日本索取的2.3億兩白銀的巨額賠款，相當於清政府年財政收入8000萬兩的3倍、甲午戰前所借外債總額的5倍多。
為償還賠款，清政府隻得“拆東牆補西牆”，向西方列強大舉借債。在甲午戰爭后的3年多時間裡，清政府向俄、法、英、德四國三次大借款，總計3億兩，連本帶利共6億多兩。這些借款不僅利率高、折扣大，而且都附帶政治條件。彼時中國每年海關稅收約2000余萬兩，是清政府的主要財政收入來源，其中的十分之七都要用於償還外債。西方列強憑借龐大債務在攫取利益的同時，也從經濟和政治上進一步控制中國，中國由此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深淵，民眾苦難更加深重。對此，譚嗣同悲憤寫道：“世間無物抵春愁，合向蒼冥一哭休。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
再次，日本雖走上富國強軍道路，但同時也埋下窮兵黷武、亡國覆滅的種子。《馬關條約》中2.3億兩白銀的巨額賠款，使日本陡然成為腰包鼓脹的暴發戶。日本外相陸奧宗光又驚又喜地說：“在這筆賠款以前，日本財政部門根本料想不到會有好幾億的日元，全部國庫收入隻有八千萬日元。所以，一想到現在有三億五千萬日元滾滾而來，無論政府或個人都頓覺無比地富裕。”中國賠款使日本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得以迅速完成，大大加速了日本的工業化步伐。甲午戰后，日本的財政規模急劇擴大。1894年，日本財政支出僅為8000多萬日元，到1899年達到3.9億日元，5年間猛增5倍。日本一舉成為亞洲強國，並由一個被壓迫國家搖身一變躋身帝國主義列強之中。
同時，依靠清政府的巨額戰爭賠款，日本軍備得到迅速擴充。據日本學者統計，日本所獲戰爭賠款中，5700萬日元用於陸軍擴充費，1.39億日元用於海軍擴充費，7900萬日元為臨時軍費，另用於發展軍艦水雷艇補充基金3000萬日元，共3.05億日元，佔賠償金總額的87%。余下經費用於興辦實業，扶植教育等，以進一步強化侵略戰爭的物質基礎。《馬關條約》所帶來的巨大利益使日本更加沉迷於軍國主義道路和對外擴張侵略。自此至二戰結束時的50年間，日本不斷挑起對外戰爭。從1904年的日俄戰爭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再從1937年的七七事變到1941年的偷襲珍珠港，日本通過一次次對外擴張掠奪，以戰養戰，不斷透支國力，窮兵黷武，最終吞下了自釀的苦果，在二戰后淪為麥克阿瑟口中的“四等國”。
最后，《馬關條約》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和軟弱可欺，西方列強乘機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俄國在中俄“共同防日”的名義下，誘使清政府簽訂《中俄密約》，通過修筑中東鐵路，強租旅順、大連，不僅把遼東半島據為己有，更將東北全境劃為俄國的勢力范圍。德國借口山東傳教士被殺，派軍艦強佔膠州灣，建造膠濟鐵路，將山東變為其勢力范圍。法國則逼迫清政府簽訂《廣州灣租界條約》，強租廣州灣及其附近水面，把雲南和兩廣變為其勢力范圍。英國不甘落人后，除強佔威海衛、九龍半島和大鵬、深圳兩灣為“租借”地外，又劃分長江流域為其勢力范圍。
警鐘長鳴：牢記國恥以史為鑒
甲午戰爭的硝煙雖已散盡，但《馬關條約》簽訂的那段屈辱歷史卻歷歷在目，時刻給我們敲響警鐘，值得我們銘記反思。因為隻有牢記國恥，才能避免悲劇重演﹔隻有不忘過去，才能更好地把握明天。
第一，能戰方能言和，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也休想從談判桌上得到。日本在首次談判中之所以有底氣對張蔭桓、邵友濂百般刁難，拒絕談判，靠的正是日軍在戰場上的節節勝利﹔敢對李鴻章獅子大張口，列出苛刻至極的和談條件迫其就范，靠的也是一場場的軍事勝利。張、邵以及后來者李鴻章，在談判桌前唯唯諾諾，一味遷就忍讓，說到底還是沒有一場勝仗做底氣。全程參與和談的頭等參贊伍廷芳曾感慨萬分：“我將卒苟能奮勇於疆場，不容其猖披，何致就被而受此欺慢？欲消此恨，其在將與兵焉！和局易成與否，亦在戰爭之勝負判也。”期望通過談判乞求達成目的，最終得到的隻能是無奈和屈辱。
第二，弱國無外交，談判的基礎是以強大的國力作支撐。在中日和談中，根本看不到對等談判中相互妥協讓步的場景，有的只是一邊倒的哀求。在談到台灣問題時，伊藤要求在互換條約批准書后一個月內交割，李鴻章認為一個月太倉促，要求再延限一個月，並說：“貴國何必急急？台灣已是口中之物。”伊藤回答說：“尚未下咽，飢甚！”而這種毫無顧忌的欺凌，正是中日實力對比的具體體現。甲午戰爭中，日本能夠舉全國之力，傾力為之，而清政府則處處爭斗，相互掣肘，形同散沙。雖然當時清政府的人口是日本10倍，年收入是日本2倍，但體量的龐大不等同於實力的強大。與日本相比，清政府無論是在動員能力、裝備性能，還是在戰爭准備上都遠遜於對手。在這樣的實力對比下，輸掉戰爭也就在所難免。歷史再次証明，沒有實力的支撐，就沒有對等的談判，有的只是強者向弱者的通知。
第三，馬關之恥的根源不是所謂的談判技巧，而是清政府的腐敗制度。甲午之戰，在一定意義上也是兩種制度的較量，《馬關條約》則是清朝腐敗制度在外交上的真實寫照。洋務運動雖已在中國搞了近三十年，但在清政府的官僚看來，中國的文武制度“事事遠出於西人之上，獨火器不能及”，因此不想也不敢觸動封建舊根基，沒有也不可能進行全面改革。盡管斥巨資購得“堅船利器”，發展了與軍事密切相關的制造及重工業，但體制的腐朽已深入骨髓，難以適應當時的國際潮流。李鴻章奉命創建海軍，建設國防力量，僅用於海軍北洋水師的建設資金就超過1億兩白銀，投入不可謂不大。但北洋水師雖學習西方之經驗，卻隻學其表，未觸實質。在此背景下，甲午之敗及《馬關條約》的簽署也就成為歷史必然。
第四，起始於《馬關條約》的釣魚島問題，仍可能被日本利用打斷我發展進程，對此需保持高度警惕。近年來，中日因釣魚島問題矛盾加劇。而追根溯源，這一問題正是起始於《馬關條約》，日本佔據的台灣、澎湖及附屬島嶼中就包含釣魚島。釣魚島問題的解決，既涉及中日之間的歷史恩怨，又涉及當今錯綜復雜的亞太戰略格局。但日本政府在安倍晉三的帶領下，絲毫沒有拿出解決問題的態度和誠意，反而一意孤行不斷借此炒作“中國威脅論”，將我視為現實威脅和主要對手，並不斷擴武備戰。這種行徑與100多年前何其相似。1882年，日本維新元老山縣有朋上奏明治天皇，認為歐洲各國距日本較遠，痛痒之處並不急迫，近鄰大清帝國才更具威脅。針對清政府在洋務運動中整軍購艦的舉動，日本軍國主義分子以中國為假想敵，在日本掀起“清國威脅論”熱潮。當前，安倍政府利用釣魚島問題，制造東海緊張局面，帶動日本社會整體向右傾化轉變，其實質就是要讓日本徹底擺脫戰后體制束縛，成為所謂“正常國家”，而中國正是他實現這一圖謀的借口和籌碼。針對日本的圖謀算計，我們決不能掉以輕心。
第五，牢記強國夢、強軍夢的歷史使命，強化革命軍人責任擔當。強大的軍隊，始終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堅強保障。甲午戰敗和《馬關條約》簽訂，是中華民族的悲哀和恥辱，它再次印証了一支軍隊、一支有戰斗精神的軍隊對國家對民族生死存亡的極端重要性，這既是歷史的昭示，也是現實的警告。今天，世界正面臨前所未有之大變局，中國正處在由大向強發展的關鍵階段，但同時也面臨諸多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挑戰。面對新形勢、新任務，作為當代革命軍人，更需增強憂患意識，固本培元，凝神聚氣，牢記責任使命，按照有靈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標准，堅守理想信念不動搖，鍛煉素質過硬、能打勝仗的堅實本領，保持英勇頑強、不怕犧牲的革命熱情和高昂戰斗意志，為實現強國夢、強軍夢貢獻力量，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做出貢獻。
（執筆：孟祥青、方 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