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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后代再相聚為父輩理想而“戰”

2015年04月20日09:43   來源:新京報

原標題:將軍后代再相聚為父輩理想而“戰”

陳人康抱著父親陳士榘的照片。1937年,時任八路軍115師343旅參謀長的陳士榘參與平型關戰役。新京報記者 侯少卿 攝

楊秋華展示父親楊得志的照片。1937年,時任八路軍115師343旅685團團長的楊得志參與平型關戰役。新京報記者 侯少卿 攝

陳士榘及其家人。

楊秋華

父親楊得志。

人物小傳

陳人康(63歲)

八路軍115師343旅參謀長、開國上將陳士榘之子。曾在解放軍第二炮兵任職,后在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工作。

楊秋華(65歲)

八路軍115師343旅685團團長、開國上將楊得志之女。曾於解放軍總參管理局招待處工作。

退休后,有著軍人情結的陳人康還是習慣穿一身軍綠色衣服。

他總說生不逢時。

“當了個和平年代的兵,無法像父輩那樣抗擊外侮,叱咤疆場。”

他的父親陳士榘,28歲時參與平型關戰役。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

當年,決策、指揮和參加平型關戰斗的各級指揮員,有278人被授予少將以上軍銜,其中元帥3位、大將1位、上將11位、中將36位、少將227位。

與聲名顯赫的父輩們不同,大多“將軍后代”的經歷如陳人康一樣:讀書、當兵、轉業,在人生大多數時間中,默默無聞,少有關注。

“雖然父輩間是同生共死的戰友,但子女后來卻很少來往。”陳人康說,這也是那個時代的特征。

許多年后,那些來往甚少、年約花甲的“將軍后代”們慢慢聚在了一起,通過講課等不同形式,頻頻“發聲”。

陳人康說:“當發現今日社會正將父輩們的傳統丟棄,正與他們的理想脫節。你就會明白,他們留給我們的,絕不僅有一個稱謂。”

每次見父親被要求敬軍禮

1968年,16歲的陳人康成為一名普通的解放軍工程兵戰士,父親陳士榘正是解放軍工程兵司令員。他並未因此受到特殊照顧,反而被要求做最艱苦的工作。

“干的是建筑工人的活,每天在工地上用耙子攪拌砂漿,挑水泥。”陳人康也沒什麼抱怨,“那個時代就是這樣,大多數將軍的子女都有相似經歷。”

他認為,這也來自老一輩革命家的意志,“他們是戰爭的勝利者,但並不認為勝利的果實應由自己的子女享受。”

對於父親,在陳人康看來更像是上級。從軍后,他每次見到父親都被要求敬軍禮,然后才叫爸爸。陳士榘對子女說:“我首先是你們的首長,然后才是你們的父親。”

1984年,陳人康轉業進入對外經貿大學工作。二十多年后,以普通干部退休。

陳人康說,上世紀60年代,他就讀於北京十一學校,這是一座典型的軍隊干部子弟學校,全班40多位學生,大多是將軍后代。如今,同學中做到局級以上干部或企業老總者,不到五分之一。

隨訪問團赴日拍中日友好紀錄片

2012年,陳人康第一次去日本。

年輕時,他在抗日電影裡看到日本國旗,會恨得咬牙切齒。

他關於抗戰的記憶不僅來自父親的講述以及史料,更有“親身”感受到的。1938年的午城井溝戰斗中,陳士榘被日軍炮彈炸傷,震裂的左耳膜使他落下終身聽力殘疾。

陳人康稱,家中原有很多父親在戰爭中的遺留物品,包括繳獲的戰刀,使用過的4把手槍等,但這些物品已先后捐贈給博物館、紀念館。

時代的變革讓他在花甲之年迎來一個使命。

2012年5月末,陳人康隨《暖流》訪問團前往日本,為中日建交40周年拍攝一部反映戰后中日友好交往的大型紀錄片。

訪問團團長為陳賡大將的兒子陳知建,50名團員幾乎都是抗日將領的子女。

“沒有人能比我們的父輩更深切地體會到戰爭的殘酷。寄希望於通過那段不幸的歷史讓兩國人民明白和平的意義,世世代代不再戰。”談及此次赴日,陳人康說他心情復雜,“心裡還是放不下那段屈辱和仇恨。”

隨訪問團到了日本,看到街上的日本國旗,陳人康還是覺得不舒服。

那一年,也正是釣魚島事件最受國人關注之時。盡管《暖流》因釣魚島事件而未公開播放,但陳人康認為,日本之行還是頗有價值,“拍攝途中認識了很多為中日友好長期甚至終生努力的人,理解了中日兩國是近鄰,維持和平友好才符合兩國的共同利益。”

講述父輩傳統來教育黨員干部

早在《暖流》訪問團赴日的前幾年,一些115師及八路軍將領的后人,已越來越多地走在一起。

引領他們再次相聚的是突然萌生的各類軍史、戰史研究會和一些社團組織。

2009年,陳人康加入了江西干部學院組建的“紅軍后代授課團”。2012年6月,陳人康為主要創辦人員的“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井岡紅軍人物研究分會”挂牌成立,他還加入了成立不久的“八路軍研究會”。

開國上將楊得志之女楊秋華亦是這些社團學會的熱衷者,其中參與次數最多的,是頗有名氣的“將軍后代合唱團”,她已跟團天南地北參加了數十場演出。

陳人康稱,這些社團學會數量在近幾年迅速增加,成員都是“將軍后代”或是被大眾稱為“紅二代”的特殊群體。

這些“將軍后代”頻頻發聲的背后,是他們發現今日社會中,很多戰爭年代裡的優良傳統已被丟棄,“腐敗、不公等社會問題屢見不鮮。”陳人康說。

在“紅軍后代授課團”的課堂上,陳人康等人通過講述父輩們的傳統,來教育“下面坐著的黨員干部”。

有時會講到貪腐,“真是深惡痛絕。我們父輩流血犧牲絕不是為了讓一小撮利益集團得利。這就是理想信念問題,我們要的是人人都能平等地享受資源。”陳人康說。

“父輩們留下的精神烙印是艱苦奮斗。”陳人康卻不斷遇到讓自己不理解的事情,一位“紅三代”到井岡山,非要住總統套間。接待的人做工作,你住你爺爺住過的地方多好,年輕人不干。

他去某省參加會議,有關部門用警車開道,他去參觀名勝景區,也一路警笛轟鳴,享受特殊待遇的陳人康心裡不是滋味,“這太脫離群眾了”。

同樣,“將軍后代合唱團”也寄希望於以身作則,言傳身教。合唱團紀律嚴明,其中有一條最嚴格的禁忌:不允許給身在高位的“發小兒”遞條子。團員們到各地演出,地方上有不少兒時的朋友,但團內規定隻敘舊情,不談其他。

多年來,陳人康、楊秋華等人的課已講出了名聲,他們前往各地講課,甚至講進了中組部、講進了中南海。

更多的出席活動和前往授課的邀請電話不斷打來,陳人康耐心安排,極少拒絕,“傳承、宣講,這是我們的歷史使命。”他說。

想為父親戰死他鄉的部下立碑

陳人康給自己講課定下原則:不吹捧,不做結論,用細節還原歷史,讓聽者自己思考。

多年前,他寫了一本關於父親的回憶錄,“現在來看,這些故事大多來自父親的回憶口述和相關書籍。”陳人康發現,這些回憶和記錄並不全面,“聽父親講往事時我太年輕,很多問題當時沒問清楚,而書籍資料大多經過篩選和審查。”

他試圖通過自己的研究拾遺補缺,去解放軍檔案館等地查看,找父親的老部下、老戰友講述,讓很多因特殊時代等原因遺失的歷史,還原本來的面目。他說:“這些歷史可能進不了歷史書,但確實是歷史的一部分,作為子女,我們有使命去補充這些歷史。”

在對父親戰爭歷史的挖掘研究中,陳人康還發現了父親未竟之事。平型關大捷后,八路軍115師奉命前往山東抗日,留下陳士榘率領一個補充團在山西,建立晉西根據地。

補充團很快壯大發展成3個團,新兵多是山西青年,陳士榘擔任晉西支隊司令員。1940年,他奉命率部前往山東戰場,“帶著這支山西子弟兵一路打了過去”,陳人康研究發現,部隊中不少山西籍士兵相繼在途中和山東戰場犧牲。這些戰士大多葬在山東,但墓地長期無人祭掃,這些將士在山西的親屬后代並不清楚他們的下落,無法祭奠。

他打算在兩地間進行牽線聯絡,至少要先為這些戰死他鄉的將士立起紀念碑,“人是跟我父親走的,這個使命理應由我完成。”

楊得志將軍之女楊秋華:帶仨女婿上戰場 父親引以為豪

關於平型關大捷

父親不太喜歡講戰爭往事

新京報:父親會時常提起平型關大捷嗎?

楊秋華:實話實說,幾乎沒有向我們提起過。他不太喜歡給我們講戰爭往事,另外工作也太忙,有仗打的時候就一定有他的身影。新中國成立后先是參加抗美援朝,年近七十還指揮了對越自衛反擊戰。平時白天上班,晚上約人談事,隻有吃飯的時候我們能見到他。

父親晚年時弟弟為了能留些記錄,讓他講了些往事。他的抗戰歲月,我都是后來自己翻看回憶錄、畫冊時了解到的。

新京報:那他也很少能照顧到你們?

楊秋華:他是典型的中國式父親,行勝於言。1959年,他們跟著彭老總去東歐考察,回來時別的將軍買望遠鏡等高級東西,他扛回來3匹布,做的衣服一直穿到我1968年當兵。

三年困難時期,家裡孩子們的供應糧不夠吃,他的指標多一些,全讓給我們。后來父親生病住院,醫生說是營養不良導致的肝炎。

關於軍人情結

家裡5個孩子相繼當了兵

新京報:看合影發現,你們一家人都當了兵。

楊秋華:這是受時代的影響,再者我們從小跟著部隊一起長大,有很深的軍人情結,家裡的5個孩子相繼當了兵。這似乎是我理所當然應該選擇的,除了當兵我再無其他的職業理想。

新京報:在部隊時,領導和戰友都知道你父親是將軍?

楊秋華:知道。但沒有因為父親給我任何特殊照顧,反而分配我到了最艱苦的地方之一,位於東營黃河入海口附近的一個軍馬場。百十裡無人煙的荒灘,割草喂馬,工作量很大,而且蚊虫叮咬得厲害,渾身都是包。那時感覺受不了了。

新京報:沒想過讓父親幫你調一個地方?

楊秋華:沒敢直接跟父親說,向母親寫信時委婉表達了這個意思。后來母親回信中直言不諱地表達了父親的意見,不同意,讓我堅持,別人能吃的苦將軍的女兒也能吃。

關於“將軍后代”光環

幾次重大事件受父親意志改變

新京報:也就是說,“將軍的女兒”只是個光環,其實沒有讓你因此受益。

楊秋華:仔細想想,一生中肯定有因為父親的面子,讓我多多少少受到幫助照顧的事情。影響我人生的幾次重大轉折事件也受到父親的意志而改變。

上世紀80年代初改革開放大潮,部隊很多人都轉業下海經商,我也有過這個想法。但有次父親把我們幾個子女叫到一起,明確告訴我們,隻要他還在,決不允許我們離開部隊,脫下軍裝。

新京報:可你還是脫下了軍裝。

楊秋華:1986年大裁軍時,我所在的部隊被納入了裁撤范圍。說實在的,馬上就要授銜提高待遇,誰也不想被裁,很多戰友都托關系求人,有部隊的高級領導來問過我,如果不想被裁,他可以幫忙調動。

飯桌上我對父母說了這事,晚上就被母親叫到房間,轉達父親的意思:有人願意幫我是因為他是解放軍總參謀長,但這次裁軍他是主要負責人,連自己女兒都走關系別人還怎麼裁。

這是為了響應國家政策而不得不做的事情,但可以感覺到,我們離開部隊,父親其實是失望而無奈的。

新京報:父親是否說過,他希望子女成為什麼樣的人?

楊秋華:沒有明確說過,也許是受到信仰和時代的影響,那個年代的孩子都是國家的子女,生活和工作一切響應國家的號召,聽黨的安排,我們家也是這樣。

但其實他心裡還是希望子女中有人能成為像自己一樣的人,可惜5個孩子裡4個是女兒。對越自衛反擊戰中,他把3個女婿帶上了戰場,並引以為豪,招婿當如此。(記者 石明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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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程宏毅、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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