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民偉
1950年，古城北京的春節，盡管呼嘯的北風無情地席卷著大地，但卻無法壓抑住人們愉快的心情。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個春節。在熙熙攘攘的前門火車站裡時不時地可以看到一個個軍人家庭從車站裡走出，男軍人臉頰落滿塵灰，手攜簡單行李，精神抖擻，闊步走在前面，女軍人或是懷裡抱著孩子，或是手裡牽著幾歲的兒童緊隨其后。小孩兒的目光一會兒盯住那“叮叮鐺鐺”的有軌電車，一會兒又被從飯鋪裡飄溢出來的香味所吸引，眼前的世界對孩子們來說真是太奇妙了。
這群軍人的目的地是前門煤市街的新華飯店（有一部分人先期住在大柵欄的解放飯店，后來也搬進新華飯店），這是一座二層木制的建筑，雖然設施並不十全十美，但在當時的北京城裡排名也僅次於北京飯店和六國飯店。
由於新中國成立后急需外交干部，中共中央、中央政府緊急從解放軍各部隊抽調干部，經過層層推薦、選拔和審查，一批優秀的軍人在春節前后來到北京，新華飯店就是外交部設立的報到處。這裡成了新中國紅色外交家誕生的搖籃，從這裡走出一批叱咤國際風雲的將軍大使，從此開創了新中國外交的輝煌篇章。
1949年10月16日，蘇聯駐中國大使羅申（左六）向毛主席遞交國書后合影
迫在眉睫
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黨中央由西柏坡進駐北平。
1949年9月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在北京召開，確立了新中國的大政方略，在《共同綱領》中明確規定了新中國的外交政策，包括將“另起爐灶”“打掃干淨屋子再請客”和“一邊倒”三大決策法律化。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上庄嚴宣布新中國成立，並鄭重地向全世界宣告：“本政府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願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願與之建立外交關系。”
1949年10月3日，中國、蘇聯外交部長互相致電，宣布立即建立外交關系並互派大使。10月6日，中蘇正式任命派駐對方的大使。10月10日，蘇聯駐中國大使羅申到北京，周恩來總理兼外交部長到北京火車站歡迎。10月20日，中國駐蘇聯大使王稼祥離京赴任。10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把中國人民的友誼帶到蘇聯去——歡送王稼祥大使離京赴蘇》的社論。
1949年10月期間就有蘇聯、保加利亞、匈牙利、朝鮮、羅馬利亞、捷克斯洛伐克、波蘭、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阿爾巴利亞、南斯拉夫宣布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
1949年11月8日，中國外交部正式成立。部、司、處等人員各就其位。有國必有交，有交必有使。然而，讓周恩來總理最為著急的是沒有那麼多預備的外交官可以去國外任職！因為新中國與原國民政府有著本質的區別，所以原國民政府的外交官無論是從政治立場、社會經歷，還是思想感情、工作方法都不可能繼續作為新中國的代表活動於世界舞台上了。毛主席“另起爐灶”的重大外交政策簡而言之就是對原國民政府的外交官一律不再留用，新中國的外交官必須由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擔當。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有許多斗爭經驗豐富，有才干的將領，歷史進程將他們推向新中國的外交舞台。毛主席、周總理為首的中央政府決定緊急從部隊中選拔一批有文化、懂外語、參加過對外工作經歷的優秀干部出任中國外交官。大使由中央政府直接從兵團、軍級中物色。中央軍委還發出通知：每個軍推薦一位師級和兩位團級干部供外交部挑選。
據一些老同志回憶錄中披露的信息和他們的子女提供的情況，有如下一批高級將領都曾有被選為大使的經歷，他們是：粟裕（三野副司令員）、許光達（一野一兵團司令員）、周士第（華北野戰軍十八兵團司令員）、肖克（四野參謀長）、劉震（四野十四兵團副司令員）、韋國清（二野三兵團司令員）、劉志堅（二野四兵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閻紅彥（二野三兵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高克林（中央軍委二十三兵團政委）……他們由於各種原因未能從事外交工作，但從中可以看出當時黨中央對外交工作的重視。
經過協商挑選，首批十幾位駐外大使名單塵埃落定，他們是：駐蘇聯大使王稼祥（東北局城工部部長）﹔駐匈牙利大使黃鎮（解放軍總政治部第一研究室主任）﹔駐波蘭大使彭明治（四野十三兵團副司令員、北京警備區司令員兼南寧警備區司令員）﹔駐捷克斯洛伐克大使譚希林（三野七兵團副司令員、三十二軍軍長、山東軍區副司令員）﹔駐羅馬利亞大使王幼平（二野五兵團政治部代主任）﹔駐保加利亞大使曹祥仁（四野副參謀長、軍委機要工程學校校長）﹔駐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使團長姬鵬飛（三野九兵團政委、杭州警備區政委）﹔駐朝鮮大使倪志亮（西滿軍區司令員、東北軍政大學及中南軍政大學副校長）﹔駐越南大使羅貴波（太原警備區司令員、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駐瑞典大使耿飚（一野十九兵團副司令員）﹔駐印度大使袁仲賢（三野八兵團政委）﹔駐巴基斯坦大使韓念龍（二野三十三軍政委、上海警備區副政委）﹔駐緬甸大使姚仲明（濟南市市長兼第一書記）﹔駐蒙古大使吉雅泰（內蒙古宣傳部長）﹔駐印度尼西亞大使王任叔（中央統戰部副處長）﹔駐瑞士公使馮鉉（東北局社會部副部長、中央軍委聯絡部天津局局長）。
這些第一批出任大使的將領在1949年11月陸續離職，奉命來京開始他們的外交生涯。還有一批從部隊中優選出來的師團級干部也同時來京加入到外交官的隊伍。
相聚京城
1964年，周恩來（前排右五）、陳毅（前排左七）會見部分駐外使節及夫人
第一批外交官來自五湖四海，那種在戰爭烽火中建立的互依互存、患難與共的戰友之情、兄弟之情使得原本安靜的飯店到處是暢快的笑語。
當耿飚開著部隊贈送的吉普車攜家帶口地來到新華飯店時，不停地與長征時期的老戰友姬鵬飛、譚希林、彭明治、倪志亮打著招呼。他看到曹祥仁時，上前拍著肩膀說：“老兄，沒想到剛分手幾個月，我們又在這裡重逢了。”原來耿飚率領的十九兵團參加完平津戰役后又馬不停蹄地揮軍大西北戰場。在西北戰場，軍委為了加強軍事通訊聯絡，將精通無線電通訊技術的四野副參謀長曹祥仁調到十九兵團協助工作，他們並轡馳騁在大西北的廣漠原野上。
說話嗓門很大的黃鎮見到姬鵬飛時激動地說：“當時若不是您出手相救就不會有今天的黃鎮了，救命之恩永生不忘！”事情是這樣的：黃鎮從上海美專畢業后投奔馮玉祥的部隊當了兵。蔣介石為遏制馮玉祥，將馮玉祥的二十六路軍派到江西去圍剿紅軍。部隊駐扎寧都后苦於受蔣介石的歧視，加上紅軍的反擊與圍困，糧餉不濟、瘟疫流行。二十六路軍是以北方人為主的部隊，不適應南方的環境氣候，許多官兵死於瘧疾、赤痢等病。身為上尉參謀的黃鎮也患上了赤痢病，病危之際，當時的軍醫姬鵬飛給了他一瓶德國產的特效藥“鐵丸”，才使他從死神那裡逃了出來。在共產黨員趙博生、董振堂的領導下，二十六路軍17000人起義參加了紅軍，組建了紅五軍團。從此姬鵬飛、黃鎮都參加了革命。
王幼平與黃鎮可是老相識了，當他們回憶起共同經歷過的硝煙往事，提起互換書包的事時，都不禁哈哈大笑起來，王幼平對黃鎮說：“那次你可佔大便宜了。”那是在長征路上，黃鎮由紅五軍團調到總政治部工作，一有空閑時間他就拿起筆描繪紅軍長征途中的場景，日積月累，繪畫已經有好幾百張了。他把這些畫放在一個布書包裡，雨打即濕、日晒又干，使得這批畫難以保存。一天，他見到寧都起義時的戰友王幼平來紅軍學校學習，身上背著一個非常漂亮的皮包，心想要是能用它來裝自己的畫該有多好，於是毫不客氣地向王幼平提出換書包的請求。當王幼平得知黃鎮是用來保存他的畫就爽快地答應了。從此以后這個皮包就與黃鎮形影不離了，無論是沖鋒打仗還是行軍露營，總是精心保護。但長征路途漫漫艱辛異常，黃鎮在長征路上畫的畫還是遺失了不少。
1938年上海作家阿英從別人手中得到數十張黃鎮畫作的照相原稿，看過后驚喜萬分，認為這些畫對國內外宣傳紅軍長征有著巨大意義，於是不惜代價，整理成冊，以題為《西行漫畫》印制了2000冊。因當時畫稿未署名，輾轉得知是從山東抗日根據地的肖華那裡得到的，就在作者一欄中署名肖華。1959年作家劉白羽的朋友在北京隆福寺書攤上發現了這本畫集，他向劉白羽推薦此書，劉白羽感到這是本重要的歷史見証，是革命傳統教育的好教材，建議重新出版。人民美術出版社採納這個建議決定重新出版，當他們找到總政治部副主任肖華請他寫序言時，肖華十分驚詫，說不是他畫的，但又記不清是誰畫的了，所以在這本畫集出版時，作者一欄就空著。直到1961年人民美術出版社通過線索找到黃鎮時才得到確認。
倪志亮與黃鎮是一對珠聯璧合、配合默契的搭檔。在抗日戰爭時期，倪志亮任晉冀豫軍區司令員時黃鎮是政委，二人關系密切，更不被人所知的是倪志亮是黃鎮的“大媒人”。倪志亮夫人石玉瑛有一個好朋友、好同學叫朱霖，經倪志亮夫婦撮合介紹給了黃鎮。在戰爭年代沒有那麼多“花好月圓”的戀愛時間，很快他們就成親了。幾十年相濡以沫、感情融洽、同甘共苦的黃鎮、朱霖夫婦非常感謝他們的“媒人” 倪志亮夫婦。當石玉瑛見到朱霖時打趣地問：“怎麼樣？當年我沒介紹錯人吧？”朱霖含笑答到：“那當然了……”
凡是在延安工作過的同志都看過當年在延安轟動一時的話劇——“同志，你走錯了路！”當大家聽說這部話劇的作者姚仲明也在學習班時，都情不自禁地圍著姚仲明暢談自己對該話劇的觀后感，並常常為劇中人物的安排及結局爭論不休。
姚仲明見了黃鎮急忙上去握手打招呼：“我們不認識，但您的大名如雷貫耳。”在抗日戰爭勝利后，為避免內戰，國共雙方加上美國，成立三方調解領導小組（簡稱軍調部）處理在國共之間發生的摩擦。黃鎮出任軍調部執行小組中共駐新鄉首席談判代表（少將軍銜）。在國共談判期間新鄉地區異常激烈，發生了一件震驚全國的事件。有一次三方代表乘兩輛吉普車前往一個地區視察，由於車速過快塵土飛揚，在接近我方陣地時，哨兵鳴槍警告但車仍然前進，哨兵開槍誤將蔣方一名少校翻譯打死。此事被蔣方大肆渲染，並組織地痞流氓將中共代表團駐地團團圍住，天天滋擾鬧事，還揚言要“血債用血來還”“處死黃鎮”……黃鎮面對困境冷靜沉著，開展了針鋒相對的斗爭。在中共代表團強烈抗議下，中調執行總部出面解決了這次糾紛，被圍困6個月的中調部新鄉中共代表團順利地撤回解放區。姚仲明告訴黃鎮，他當時是青島中調部執行小組成員，聽到黃鎮處於危險之中，大家都為他的安危擔憂。
姬鵬飛一進入新華飯店的大廳，隻見一位年輕英俊的軍官馬上立正行軍禮：“老部長，好！”這是延安時期姬鵬飛任中央軍委衛生部長時部下對他的習慣稱呼。這位軍官叫王雨田。河南醫科大學畢業后，又在北平協和醫院研究生班進修過。“一二·九”抗日學潮中，他曾任開封市學聯主席，領導過數萬學生游行、罷課、臥軌等抗日活動。當1937年“七七”事變時，他投筆從戎，投奔延安參加革命，在中央軍委衛生部當了一名普通醫生。1938年姬鵬飛奉命調往新四軍工作時，將王雨田作為助手帶到新四軍，經過一段時間的鍛煉，姬鵬飛介紹王雨田加入了共產黨。后來王雨田任新四軍七師衛生部長。
1944年山東軍區政委羅榮桓生病。陳毅司令員派在新四軍工作的奧地利醫生羅生特去山東給羅榮桓政委治病，需要一名既懂醫術又懂外語的干部同行，陳毅司令員挑選上了王雨田。這樣王雨田離開了新四軍前往山東，時任山東軍區衛生部長，並與羅生特一起給羅榮桓政委治病，后隨其去了東北。沒想到與姬鵬飛分別幾年后，又在外交部與老首長相逢，這使他激動萬分。最初姬鵬飛准備去英國當大使，后因中英建交未果，就改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任使團長（因當時民主德國是蘇佔區，故稱使團長）。而王雨田則被派往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任參贊，在他以后幾十年的外交生涯中又一次成為老部長的部下。
再鑄輝煌
1950年8月，中國首任駐朝鮮大使倪志亮（左四）赴朝任職，外交部辦公廳主任王炳南（左三）、朝鮮首任駐華大使李周淵（左五）等前往北京火車站送行
作為軍官，在他們的戎馬生涯中最熟悉的事情就是帶兵打仗了。正當他們指揮著千軍萬馬橫掃國民黨殘余勢力，為解放全中國做著不懈努力時，組織上調他們到並不熟悉也不善長的外交戰線工作，起初許多人並不願意離開部隊，有人專程去找領導申訴不去的理由。
韓念龍正在作戰室裡制定解放定海作戰方案會議時接到調令，他馬上找到陳毅司令員表示要留在部隊參加作戰。陳毅司令員斬釘截鐵地說：“少說費話，執行命令，趕緊動身！”
王幼平所在的部隊正在進軍桂林，途中接到命令后，他聽說劉伯承、鄧小平兩位首長要到長沙，就趕到長沙等候首長。當見到劉鄧首長時，王幼平表示參加解放西藏的請戰報告已呈上，是否可以不去北京報到了？鄧小平說：“晚啦，中央要調3個人去外交部，閻紅彥已決定不去了，中央調3個人隻去一人不好交待（劉志堅到北京后中央另作了安排），服從組織安排。”
姬鵬飛到了北京后還認為只是暫時過渡到外交部，以后還是要回部隊的。沒有想到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一干就是幾十年，將自己的后半生全部奉獻給了新中國的外交事業，成為出色的職業外交家。
他們是軍人，在新華飯店裡，時而三五人圍在地圖旁關注著全中國的解放進程﹔時而打電話詢問自己所在的部隊的行動，並不時地出謀劃策﹔時而又聚在一起為解放西藏、解放台灣的戰略戰術爭得面紅耳赤。
他們是軍人，深知“不打無准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的道理。在課堂上、在宿舍裡到處都可以看到他們相互切磋、互相交流的場面。袁仲賢在對英國“紫石英”號軍艦侵犯新中國主權時對外交涉的過程和耿飚將美軍觀察組從延安帶到晉察冀根據地的經歷，都成了經常談論的話題。許多人又拿起了書本，重溫起遺忘的外語單詞，因為他們清楚今后將不再是用刺刀去拼天下，而是要用知識武裝起來的頭腦去搏高低。
他們是軍人，軍人的天職是服從命令聽指揮，他們摒棄自己的願望，在祖國需要他們的時候，無怨無悔地作出了堅定的選擇。
他們是軍人，當他們站在新中國外交第一線上時，深感肩上責任之重要，面臨新崗位的挑戰，面對新的使命，他們像軍人在戰場上沖鋒打仗一樣，無所畏懼，勇往直前。
（摘編自《大連黨史》2014年第2期，原文標題《新中國第一批外交官記實》。圖片來源：網絡）
| 相關專題 |
| · 期刊選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