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難的3位新華社記者（從左到右）李平、黃作梅、沈建圖
1955年4月，周恩來參加亞非會議
周恩來與吳努在機場
國民黨暗殺隊一成員1955年4月致中國駐印度尼西亞大使的信
在蒼鬆翠柏掩映下的八寶山革命公墓，至今仍然矗立著一個高高的紀念碑。紀念碑前鑲嵌著一塊漢白玉浮雕，浮雕上一隻和平鴿在展翅高翔。紀念碑的正面鐫刻著周恩來親筆題寫的“參加亞非會議的死難烈士公墓”，背面刻著烈士們的姓名與簡歷。石碑上還刻有記載烈士們殉難經過的碑文，最后一句是：“為和平、獨立和自由事業而光榮犧牲的烈士們永垂不朽！”
歷史永遠銘記萬隆會議！
1955年4月11日當晚，中共中央召開會議，決定派公安部副部長楊奇清以代表團顧問的身份隨團去印尼，全權負責會議期間周恩來和代表團的安全警衛及情報工作，並增派中央警衛局副局長李福坤作為總理的隨身警衛。空軍也派人以代表團工作人員的名義同機去印尼負責飛機的安全。
“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發生后，周恩來對勸說他不要再去萬隆的代表團其他成員和雲南省黨、政、軍領導人說：“我們是為促進世界和平、增進亞非人民對新中國的了解和友誼而去的，即使發生了什麼意外也是值得的，沒有什麼了不起！我相信一切都會好的。”
當時，緬甸總理吳努也曾致電周恩來，勸他慎重考慮是否參加亞非會議，電報說：“鑒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敵人可能做任何事情，特別是加害於你，我請求你慎重考慮，你參加萬隆會議是否適當，會議對和平很重要，但如對你個人安全有危險，你可以委托副總理代表中國出席會議。”但是，周恩來意志堅定。
周恩來針對已經發生的問題和黨中央的指示精神開了個動員會，提請代表團每一個成員都要提高警惕，加強組織紀律性。為了使飛機多帶一點汽油，周恩來還要求大家盡量少帶行李，每次行動都要對自己的行李自行負責，嚴格檢查﹔並要求不准給任何人隨機捎帶東西……
“現將來信捎回，免得失落”
4月12日凌晨，周恩來深情地給鄧穎超復信：“你的來信收閱，感你的好意和諍言。現將來信捎回，免得失落。有這一次教訓，我當更加謹慎，更加努力。文仗武仗，不能無危險，也不能打無准備的仗，一切當從多方考慮，經過集體商決而后行。望你放心。再見。”
周恩來當然清楚，敵人暗殺陰謀的主要目標是他本人，從他特意將鄧穎超的來信和自己的回信一並寄回給鄧穎超“免得失落”這一舉動來看，他當時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打算。
同天，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強烈譴責“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這一野蠻行徑，指出：
這一不幸事件絕非一般的飛機失事，而是美國和蔣介石的特務機關蓄意制造的謀殺。……英國政府和香港英國當局對這次不幸事件是負有嚴重責任的。我們要求英國政府和香港英國當局對這一事件進行徹底查究，將參與這一陰謀暗害事件的特務分子逮捕法辦，以明責任。美蔣特務機關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亞非會議的代表團人員和記者的預謀殺害，不僅是敵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瘋狂表現，而且是對於即將召開的亞非會議的卑鄙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一定要同與會各國代表團一起在亞非會議中為遠東和世界和平而堅決奮斗。
4月13日晚，周恩來再次找代表團成員談話，安撫大家的情緒。隨后，他又給鄧穎超寫了一封信，告訴鄧穎超：“何謙（隨身警衛）昨日忽患慢性闌尾炎，今日似轉為亞急性，決留昆請王大夫於明早動手術，由伍全奎陪他，望告林玉華（何謙夫人）放心。現由李福坤代何出國。附上雲大學生來信和戲單各二紙，俾知我們在昆明的生活一斑。”
提出善后工作3點意見
4月14日清晨7時15分，周恩來率領中國代表團一行26人毅然乘坐從印度航空公司租借來的另一架專機“空中霸王號”自昆明起飛，前往仰光。當飛機進入緬甸境內后，4架緬甸空軍的戰機升空護航。當地時間上午10時30分，“空中霸王號”安全降落在仰光機場。
為安全起見，事先跟緬方商量妥當，取消了群眾歡迎場面，也沒有通知外國使團，隻有少數緬方高級官員前往機場迎接。抵達仰光后，周恩來稍事休息，當天下午就和陳毅一起拜會了緬甸總理吳努，隨后參加了緬甸的潑水節。
當年的隨行警衛成元功接受筆者採訪時說：“那天，正好是緬甸的潑水節，相當我們的春節。起初，我對總理參加潑水節很擔心的，因為人多，難免魚龍混雜，弄不好就會出岔子。后來才知道，我的擔心是多余的，所去的地方全都是吳努總理特意安排的，向我們潑水的群眾不是緬甸官員的眷屬就是他們的子女。”
同日，中央專門就周總理的安全問題給有關使館和代表團發去指示，要求所有同志都要提高警惕，擔負起保衛團長的責任。此時，從中央到外交部，每個人都為周恩來的安全捏著一把汗。外交部一日數電，隨時同大使館保持聯系。
安全形勢的嚴峻並沒有影響周恩來的工作。4月15日，周恩來致電中央並告外交部，對“克什米爾公主號”遭破壞后的善后工作提出3點意見：（一）由外交部致電隨機遇難的越南工作人員、波蘭和奧地利記者3人的家屬表示哀悼﹔（二）由外交部建議越南政府外交部參照波蘭外交部的做法對飛機遭破壞事件發表一聲明，要求英國政府迅速追究破壞分子，以明責任﹔（三）對此次犧牲的我國工作人員和記者家屬由外交部代表政府慰悼，並請內務部議定撫恤辦法。
當日晚，緬甸、中國、印度、越南、埃及和阿富汗6國領導人在緬甸總統府召開會議，討論“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帶來的影響，商談即將召開的亞非會議可能出現的形勢等重要問題。
“克什米爾公主號”失事的消息傳開以后，不僅給中國代表團每一個成員的心頭籠罩上了一片烏雲，個個心事沉重，就連應邀出席亞非會議的其他國家代表也都惴惴不安。
東道主國印度尼西亞更加緊張、忙碌，生怕在哪個地方或環節出現閃失，造成無法挽回的后果。有的國家擔心亞非會議開不成了，有的國家認為即使開成了也不一定能夠取得積極的成果，還有的國家領導人則擔心參加這次會議可能遭到暗算。
針對亞非各國領導人中普遍存在的疑慮和恐懼情緒，周恩來冷靜分析了召開亞非會議的有利條件，和悅地指出：“敵人對亞非會議搞示威性破壞，並不說明他們強大，相反這恰恰說明他們害怕我們召開亞非會議。亞非國家有著共同遭遇與經歷，如今又面臨建設各自國家的艱巨任務，我們隻要從彼此的根本利益上去求大同，亞非會議就一定能夠開好，一定會成功。”周恩來建議在亞非會議上不要提共產主義的問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爭論，使會議沒有結果。與會的其他國家領導人一致贊同周恩來的意見，決心為推動亞非會議的勝利而努力。
在新加坡機場臨時降落
4月16日凌晨，周恩來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又由仰光登上“空中霸王號”，飛往雅加達。
“空中霸王號”大約飛行了8個小時，進入新加坡空域，不料正趕上航線前方有雷雨區。
由於“空中霸王號”是印度空軍所屬的一種雙引擎無密封的小型飛機，時速僅為360多公裡，無法飛越雷雨區，機長要求在新加坡機場降落，待雷雨過后再繼續飛行。
考慮到飛行安全，周恩來同意在新加坡機場作短暫停留。於是，通過無線電話與新加坡機場聯系，得到應允后臨時著陸與中國還沒有外交關系、國民黨特務活動比較猖狂的新加坡機場。中國代表團沒有按時抵達雅加達，可急壞了中國駐印尼大使黃鎮及使館工作人員，不安的氣氛籠罩在人們心頭。
漸漸地，雷雨停歇，天空出現白雲片片，已不再妨礙空中飛行。“空中霸王號”又飛行了3個小時許，於當地時間下午5時30分終於徐徐降落在印尼雅加達瑪腰蘭機場。當周恩來出現在機艙門口的時候，前來迎接的各界人士爆發出了雷鳴般的歡呼聲，對周恩來的勇氣表示極大的敬佩。一路上，街道兩旁、樓台房頂，處處擠滿了歡呼致敬的人群。
當晚，周恩來一行住進了中國駐印尼使館。
4月17日上午10時，周恩來率領中國代表團乘飛機離開雅加達，前往萬隆。各國記者從他在機場發表的講話中聽出了中國人民為促進國際合作不畏危險的堅定信心：“中國代表團是抱著對於和平和友好的熱烈願望，前來參加即將在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的。我不能不指出有些人是不喜歡我們這個會議的，他們正在力圖破壞我們的會議。亞非會議一定能夠克服各種破壞和阻撓，並對於促進亞非國家之間的友好和合作，對於維護亞非地區和世界的和平作出有價值的貢獻。”
隨后，周恩來乘車離開機場，前往位於達曼沙裡路10號的當地華僑的一幢別墅居住。一路上，街道兩旁擠滿了歡迎的人群，其中有不少當地華僑，他們一個個眼含熱淚，向著周恩來歡呼、跳躍，熱烈的場面令人感動。
把烈士的骨灰帶回北京
尾隨周恩來到來的國民黨特務，在印度尼西亞也安排了一系列的暗殺計劃，企圖阻攔周恩來如期出席萬隆會議並置周恩來等人於死地。印尼方面為此實施了嚴密的防范措施。
據了解，美國雖然並不參加會議，但它卻派出了一個由70多人組成的龐大的“記者團”。在這個“記者團”中，不僅有在朝鮮板門店談判和日內瓦談判時活動了很久的間諜，而且還有什麼議員、警察、軍人、使館職員、公司雇員及從香港、台北等地調來的職業特務。此外，在印尼國內離萬隆幾十公裡處還有一支反動武裝，也制定了陰謀襲擊亞非會議的計劃。並且，蔣介石集團在雅加達的基地組成的恐怖組織“鐵血團”也正在秘密策劃活動。
為保証亞非會議的安全，萬隆警方進行了積極的准備，投入大量警力整肅治安。從3月下旬開始，萬隆警方通令全體市民，凡持有軍火的，包括5.5厘米口徑的氣槍，都必須要在月底之前交到警察局，違者將受到嚴懲。在進入市區的每一個路口，軍警都設立了檢查站，盤查和登記來往行人，檢查過往的車輛。同時，對各國代表團即將下榻的賓館飯店進行了檢查，配備了保安，並派出大批便衣警察進行巡視。
4月18日上午，身著中山裝的周恩來在陳毅、葉季壯、章漢夫等中國代表團成員的陪同下，儀態自若地走進萬隆的獨立大廈，如期出現在亞非會議的開幕式現場。
在緊張的會議當中，周恩來仍同時關心著“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的調查情況。當時，奉命前往新加坡處理善后事宜的中國駐印度大使館參贊申健來到萬隆，周恩來在聽取了他的情況匯報后，滿懷深情地說：“烈士們的光榮姓名，將永遠寫在亞非乃至世界人民為和平事業而奮斗的歷史上。歷史將永遠記住：他們是為亞非兩大洲人民的友好合作和獨立自主的事業犧牲的。”周恩來囑咐申健，要把烈士的骨灰留下，他將親自把烈士的骨灰帶回北京。
“覺醒了的國民黨暗殺隊員”的來信
在亞非會議開幕后的第二天，中國代表團收到一封署名“覺醒了的國民黨暗殺隊員”的信，信中說：3月初，國民黨駐雅加達支部奉國民黨總統府之命，組織了28人的敢死暗殺隊，准備謀殺中國代表團團長周恩來。暗殺隊已於3月10日在紅溪組成，成員均系國民黨逃亡在印尼的中下級軍官。他們不但每人從美國駐印尼大使館領到無聲手槍一支，而且還領到印尼幣20萬盾，且事成之后每人加發20萬盾，打中周恩來的加發40萬盾。
代表團立即對這封來信進行了研究。盡管此信內容的真實性無從考証，但是，根據當時的安全形勢，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必須採取措施嚴加防范。於是，代表團一面通知印尼方面，要求加強安全保衛，一面召開內部會議制定安全防范措施。
陳毅在代表團緊急動員會上，要求代表團每一位成員都要對周總理的安全負責，並說：“我也是總理的警衛員。”
印尼方面非常重視，加強了對萬隆的外圍警戒，並抽調了大量警力防范，專門派一名陸軍上尉作為周恩來的安全副官、5名警察作為隨衛，同時周恩來外出除有兩輛摩托車開路外，還加派一至兩輛憲兵吉普車隨衛。成元功回憶說：“為保証總理和代表團成員的安全，我和李福坤等幾個同志，弦繃得緊緊的，不敢有絲毫的鬆懈和麻痺大意，我們所帶的子彈都是上了膛的。我們總是緊緊跟隨在總理身后，在情況復雜時我們往往干脆把總理包在中間。”
當然，周恩來並不輕鬆，既要參加會議，應付來自帝國主義仆從國家的代表提出的各種挑舋，又要在一些代表團之間做工作，求同存異，還要廣交朋友，進行一些必要的應酬。此外，周恩來還要過問中國代表團成員的飲食起居以及安全，包括對印尼當局派來的安全服務人員的關懷。成元功曾回憶：“我對總理當時7天的睡眠做過統計，一共才睡了13個多小時的覺。”
值得欣慰的是，直至亞非會議勝利結束，美蔣特務暗殺周恩來的陰謀沒有得逞，亞非會議圓滿成功。
採取“壓”與“拉”相結合的策略
4月29日，周恩來率領代表團一行安全飛抵昆明。
當天，周恩來致電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報告代表團平安抵達昆明。電報說：“出國半月，因時間短促，工作緊張繁忙，許多重要會談未能一一及時電告。准備在昆明休息幾日，把重要會談情況按專題寫出報告。”
從萬隆回到雲南昆明后，周恩來一天在駐地的院子裡散步時對成元功說：“這次出去很緊張，比較忙，睡覺少一些，休息幾天就補上了。大姐（鄧穎超）身體不好，不要對她講，免得她擔心。”成元功聽后，含淚默默點頭。
5月7日上午11時，周恩來一行乘坐的專機，在和煦的陽光下徐徐降落在北京首都機場。黨和國家領導人劉少奇、陳雲、林伯渠、董必武、鄧小平等早已等候在那裡了。
回到北京后，周恩來立即了解“克什米爾公主號”調查的進展情況。5月8日，周恩來接見印度駐華大使賴嘉文和印度方面負責事件調查工作的印度國家情報局副局長高。高向周恩來介紹了他在香港期間所了解的有關事件的情況。周恩來讓高轉告印度總理尼赫魯，請尼赫魯致電時任英國首相艾登，希望英國政府告訴香港當局在調查上予以合作。如果英國方面願意合作，中方可以把迄今調查所得的材料以及今后調查可能得到的材料提供給港英方面。
5月9日，周恩來在國務院會議廳主持會議，討論與“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相關的斗爭方針和策略。
經過研究，確定了下一步的方針：爭取破案，以使美蔣在世界人民面前聲名狼藉。破案的關鍵在於爭取英國與我合作。如英國表示願與我合作，則我國可向他提供有關情報，否則，供給他情報不但無益，反而可能使凶手跑掉。如英國故意不破案，則可視情況同英國進行斗爭。在對英策略方面，大家認為，英國對此事一方面有投鼠忌器的想法，對美國有顧慮，不敢破案，但也考慮到中英關系。因此，應採取“壓”與“拉”相結合的策略。
按照既定方針，當天，周恩來接見英國駐華代辦杜維廉，就“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要他轉告英國首相艾登以下口信：中國政府希望英國政府能夠指示香港當局同我們密切合作，使“克什米爾公主號”失事事件能夠破案。如果我們把現有的材料提供給香港當局，是能夠破案的。同時提出5點要求，主要是香港當局對得到的材料要嚴加保密，對材料中提到的涉案人員要嚴加監視，以防逃跑，對涉嫌的主要人物應嚴格審訊，並要求審訊時有中方人員在場。
周駒潛逃台灣
5月15日，英國駐華代辦杜維廉拜見周恩來，帶來英國首相艾登對周恩來口信的回復，表示英國政府願全力同中國政府合作。
當天晚上，周恩來將總理辦公室副主任羅青長和外交部情報司副司長熊向輝找來。周恩來對熊向輝說：“艾登已經同意合作破案，尼赫魯派高做他的代表去香港，你就做我的代表去香港。你去后有三項任務：第一、把有關‘克什米爾公主號’的情報材料提供給香港當局﹔第二、把香港當局破案的情況及時報回﹔第三、代表中國政府對香港當局處理這個案件提出意見和建議。這件事要抓緊。這件事也非常復雜，牽涉到台灣、英國和美國。所以一定要拉住印度，共同促進英國破案。”
熊向輝接受命令后，於5月18日下午1點半經羅湖口岸抵香港，香港警察署政治部主任威爾考親自到羅湖迎接，並派兩個便衣警察專車護送，作出非常配合的姿態。
然而，就在同一天，香港警方接到在台灣的美國民航公司保安員電話，稱他們在從香港飛來班機的行李艙裡發現一名“潛乘者”，經查，此人系香港航空工程公司職員周駒。
本來周駒在事發后非常緊張，一心想著趕緊離開香港去台灣。這時，台灣國民黨保密局給香港情報站下達指令，要他們採取隱蔽措施，同時讓特務轉告周駒，要保持鎮靜。特務機關讓周駒照常上班，如果被警方傳訊，隻要咬住不說，就不會有事，並准備從當月起，每月給周200港幣津貼，以示安慰。
港英警方也曾傳訊過周駒兩次，但並沒有採取進一步的措施，使其一直逍遙法外，並得以逃脫。中方得知周駒潛逃台灣后，立即向港英當局表示抗議，並要求其將周駒引渡回香港受審。而港英方面則稱，香港跟台灣沒有引渡條約，無法引渡。
在“克什米爾公主號”爆炸案中，周駒不過是國民黨特務機關收買利用的一個工具，並非幕后的罪魁禍首，而港英當局在隨后的結案聲明僅僅指控周駒一人有罪，將一些証據確鑿的要犯予以無罪釋放，驅逐到台灣。該案最終未能將凶手繩之以法，成為歷史的一大遺憾。（吳志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