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中共創建史研究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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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創建史研究（以下簡稱創建史研究），是中共歷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重視對創建史的研究，在努力挖掘相關資料的基礎上，站在新的歷史高度，以創新的思維和多重方法，對與創建史相關的史實和人物進行多角度、多層次的分析和研究，對於進一步深化中共歷史研究，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創建史研究是中共歷史研究的永恆主題

創建史研究是中共歷史研究的永恆主題。筆者之所以提出這個命題，是基於以下考慮。

首先，任何歷史都是人的活動史，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活動的歷史，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離不開對中國共產黨人的研究。任何歷史都有源頭，中國共產黨歷史的源頭就是早期共產主義者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在1920至1921年間創建了中國共產黨。因此，研究中國共產黨的緣起，研究中國共產黨為什麼會走到今天，離不開也繞不過對中國共產黨創建史的研究。從上述意義來看，研究創建史，其重要性不僅僅在於弄清那段歷史以及那段歷史中的人和事，更在於從那段歷史出發，觀照中國共產黨的全部歷史，並從這90多年黨的發展變化中發現其豐富的歷史內涵，發現這個根植於馬克思主義基礎上的政黨在經歷了90多年的風雨之后，如何更加堅定地沿著馬克思主義指引的方向，帶領全國人民奔向更加美好的前程，實現國家富強和民族振興。

其次，參與共產黨創建的人物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做出了貢獻，在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歷史階段，民主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時期，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集體中都有建黨時期的人物，而且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甚至決定了黨的命運和中國的命運。研究建黨時期的人物，研究他們在選擇馬克思主義時的思想認識基礎，對於研究他們后來對中共歷史的影響，對於研究中共歷史上的成敗得失，從而促使今天的共產黨人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從黨的歷史中汲取豐富的營養，更好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第三，在中國，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的人物是一個長盛不衰的話題。無論是黨的領導人，還是歷史研究者，甚至普通民眾，都從自己的認知角度和現實需要關注著、評論著、述說著這些人物的歷史和命運。不同的歷史階段，對這些人物又有不同的認識，乃至這個話題成為一個常說常新的話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每逢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周年紀念之際，社會上關注中國共產黨創建的歷史，關注那個時期人物的作用及其命運，就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社會文化現象。2011年是中國共產黨誕生90周年，據不完全統計，在各類報刊發表的有關建黨時期人物的文章達1000余篇，其中有關陳獨秀的文章99篇，有關李大釗的文章110篇。對建黨時期人物的持續關注，進一步激發了普通讀者對中共歷史的興趣，也進一步助推了中共歷史研究的深入發展。

二、創建史研究是深化中共歷史研究的必然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創建史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特別是中共一大開幕日期的確定，成為中共歷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之一。但創建史研究仍然存在不少疑難問題，這些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深化中共歷史研究的羈絆。創建史的研究離不開建黨時期人物的研究，搞清與這些人物相關的史實，不僅僅是創建史研究的必然要求，也是深化中共歷史研究的必然要求。

長期以來，學術界有一種較為普遍的認識，創建史研究了這麼多年，相關史料挖掘已經基本窮盡，相關史實和人物研究也已經基本形成定論，所以創建史已經沒有什麼可研究的了。這一認識是否正確，衡量的標准主要是看關於建黨時期的史料是已經挖掘窮盡，抑或還有尚未發現的“富礦”？這也是能否堅定地推進創建史研究的首要問題。事實上，近幾年來，學術界為了進一步搞清建黨時期的相關史實，想方設法，千方百計，努力從蛛絲馬跡中尋找可資利用的信息，確實有新的發現不斷問世。

從李大釗研究來看。李大釗作為最早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主要人物，他的生平和思想研究，特別是他在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的活動及貢獻，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重點，2010年前已經有大量研究著述問世。但與李大釗相關的史料是否已經挖掘窮盡？對李大釗在建黨時期思想和活動的研究是否已經到位？從近兩年的發現來看，在這兩方面都還有相當大的空間有待填補。下面略舉幾例。

1.從新發現的史料來看。

2011年3月28日，河北省樂亭縣李大釗紀念館館長韓春雲披露，該館赴荷蘭征集文物史料時，發現李大釗在國共合作期間寫給孫中山的信、李大釗在中共三大上的發言記錄、李大釗和國民黨人士當年使用的圖章、當時的出版物、中共在上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初期革命活動的詳細記載以及與李大釗革命活動密切相關的重要資料等，這些資料不僅使李大釗作為黨的創始人的形象更加豐滿，進一步印証了其在中國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深遠影響，而且拓寬了中國近代史和中共歷史的研究視野。

此外，張建軍在《新發現的李大釗一篇講演稿及其解讀》一文提出，1923年12月，李大釗以“李守常”名，在“中公商大”學校發表了題為《茶貿易與蒙藏之關系》的長篇演講，演講內容曾在當年12月7日和8日的《盛京時報》第7版進行了連載。張建軍提出，本篇講演稿表明，李大釗在20年代初仍然繼續著他早年對蒙藏問題的關注，對於研究李大釗的早期思想很有幫助。但這個演講稿並未收入目前為學界看重的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李大釗全集》中。

2.從新考証的成果來看。

《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是李大釗繼《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之后又一篇宣傳馬克思主義、傳播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理論文章，是李大釗轉變為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重要標志。但該文在作者生前沒有發表，也沒有標明形成時間。該文被收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的《李大釗文集》時，文章的時間被確定為“1920年”，而被收入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的《李大釗全集》時，文章的時間被確定為“1923—1924年”。朱文通撰文指出，“1920年”說顯然是錯的，“1923—1924年”說基本正確，但並不准確。他經過多方考証，提出《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是李大釗在北大經濟系的講課稿，從課程的開設時間和該講義的編寫來看，時間應是“1923年12月下旬至1924年4月”，即使因個別事情偶有延誤，也不會超過一個月。

3.從李大釗護送陳獨秀南下史實來看。

“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佳話，是中國共產黨創建史上最為吸引人的話題，目前公認這段佳話發生在1920年2月李大釗護送陳獨秀去上海的途中。長久以來，對於李大釗護送陳獨秀去上海的史實表述，一般都採用高一涵的說法。1963年，高一涵在《文史資料選輯》第61輯發表《李大釗同志護送陳獨秀出險》一文，對李大釗護送陳獨秀的前因后果進行了詳細敘述。

董保瑞在《文史精華》2011年第7期發文指出，關於這段歷史，胡適在1958年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口述歷史部作的口述時，也有回憶。胡適回憶發表在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4月出版的《胡適口述自傳》上。胡適回憶說：當時華中地區的幾所大學請胡適去作學術講演，但因為杜威正在北京講演，胡適是杜威的翻譯，無法分身，所以便轉薦陳獨秀前往。1920年1月陳獨秀去武漢。講演完畢，陳獨秀和武漢地區的幾位大學校長同車返京。陳獨秀返京后正預備寫幾封請柬，約胡適和其他幾位朋友晤面，不料警察來查他是否在京，並警告他：根據法律規定，如果離開北京，要向警察局報告。陳獨秀認為警察還會來找麻煩，便跑到胡適家裡。考慮到警察局知道陳、胡的關系，躲在胡家也不安全，陳獨秀又跑到李大釗家裡。警察不知他逃往何處，隻好一連兩三天在他家門口巡邏，等他回來。陳獨秀知道家是回不成了，乃和李大釗一起離開了北京。

通過比較，董保瑞認為，胡適的回憶比較貼近當時的實際情況，而高一涵所說有語焉不詳之處。作者指出，高一涵的說法之所以經不起推敲，是因為他並非“李大釗同志護送陳獨秀南下避難”的當事人和見証人。事實上，當李大釗送陳獨秀南下避難時，高一涵正在日本東京訪學，並不在北京，他描述的情況當來自於胡適、李大釗、陳獨秀等人事后的介紹。相反，胡適是當事人，對於事情的前因后果均有明晰交代。

以上所舉的新發現，僅為近年來關於李大釗生平史料新發現的一小部分。這些新發現說明，關於建黨時期史料的發掘，還遠沒有人們認為的那樣“山窮水盡”。隻要努力挖掘，肯定還會有新的發現。以這些新發現助推創建史研究的新發展，對於進一步深化中共歷史研究不僅起到推動作用，更起到表率作用。

當然，現在來挖掘建黨時期的相關資料，確實存在相當大的難度，這就需要我們將搜尋的眼光放得寬一點、遠一點。當年早期組織的活動雖然處於秘密狀態，但仍然會受到當局的特務甚至外國在華特務的監視，在當年的軍警檔案中，甚至國外駐華機構的檔案中，就可能保存一些相關資料。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活動，曾有一個名叫關謙的特務混入其中，在他給北洋政府步軍統領王懷慶的報告中，對1921年4月期間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幾次會議，包括時間、地點、議程、決議內容等，都有詳盡的匯報。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活動，幾乎同時受到英國駐上海總領事館的密探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偵探的監視，甚至直接導致了陳獨秀、李啟漢的被捕，在英國保存的檔案中，在當年上海工部局警務日報中，都有關於這方面的資料。這些例子說明，對於建黨時期相關資料的搜集一方面要有信心，另一方面要開辟多條路徑。

三、創建史研究是深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必由之路

如果說，關於建黨時期相關史料的挖掘和史實研究，尚有一定余地的話，那麼，對於建黨時期人物思想的研究，則有巨大的空間。

建黨時期人物思想研究，是深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必由之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端究竟在哪裡？目前學術界尚有不同看法。筆者認為，中國共產主義者將馬克思主義運用到中國，用來觀察中國問題並開始創建中國共產黨之時，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端之日。因此，研究建黨時期人物的思想，研究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對當時中國社會有關問題的認識，對從本源上分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礎，從而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曲折過程，進一步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目前，對於建黨時期人物思想的研究正方興未艾。僅從2011年對李大釗研究來看，在發表的110篇文章中，涉及李大釗思想研究的文章約佔70%，內容涉及政黨政治、歷史、哲學、教育、文化、民族等諸多方面。如此大量的文章和如此涉及廣泛的內容，說明建黨時期人物思想研究，仍然是中共歷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仍然是研究者和廣大讀者的興趣所在，這個勢頭對於深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是非常有利的。

在諸多研究李大釗思想的文章中，關於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貢獻，是最為吸引人的主題之一。譚春玲撰文認為，“李大釗從接受馬克思主義開始，就一直堅守著馬克思主義信仰和共產主義信念。從此，他不僅結合中國實際深入地研究馬克思主義，而且還積極地傳播馬克思主義。他以卓越的理論建樹和堅定的革命實踐，為中國共產黨和人民開創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先河，成為備受景仰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先驅。”

對於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貢獻，李寧等人撰文提出，“李大釗是最先把馬克思主義進行中國化解釋和宣傳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方法分析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對唯物史觀、階級斗爭、社會主義等問題提出了很多看法，為馬克思主義的早期中國化作出了重要貢獻。”

為什麼是李大釗，而不是別人，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人。對於這個問題，邵南征撰文認為，因為李大釗具有全面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深厚的愛國主義情懷、鐵肩擔道義的社會責任感和理論聯系實際的務實工作作風、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也就是說具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相應的知識、情感、意志和信念等基本素質”，即他獨特的“個人特質”。

至於李大釗與胡適之間發生的“問題與主義”的爭論，長期以來，國內學術界一直將這場論爭界定為“馬克思主義者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之間關於“中國需要不需要馬克思主義、需要不需要革命的論爭”。王會蘭撰文指出，這種界定是由於受到某種既定認識而誤導的結果。通過考察當時的歷史背景、胡適固有的民主和自由思想以及胡適與李大釗的關系，王會蘭提出：“這場爭論實質上是新文化運動中發生在學術界的一場充滿自由平等氛圍的爭論，胡適‘問題與主義’的矛頭不是指向馬克思主義，而是指向當時中國學界不夠科學的各種思想方法。”這個研究成果的可貴性在於，一方面在於對“問題與主義”之爭的性質給予了重新界定，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在於突破了“某種既定認識而誤導”，將認識和判斷回歸於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的軌道。

從國內學術界對李大釗思想的研究狀況可以看出，對建黨時期人物思想的研究還有巨大的空間。這個空間的存在，不僅是因為后人的研究功底和理論素養對於理解這批早期共產黨人思想的多樣性和深刻性尚嫌欠缺，還是因為后人思想的受限性（長期以來受“左”的教條主義的影響）和視野的狹窄性束縛了研究的創新性和突破性。因此，要填補這個巨大的空間，我們一方面需要加強和提高史學和各方面理論素養，一方面更需要培養自己敢於突破教條束縛，站在新的歷史高度重新評價歷史的理論勇氣和膽識。

總之，經過多年努力，對於中國共產黨創建史研究已經取得重大成就，但仍然有許多工作要做，有許多問題有待研究，有一些空白尚需填補。這就需要我們重視對早期組織的研究，進一步認識早期組織研究的重要意義，解放思想，突破束縛，夯實功底，提高素養，在創建史研究方面花大功夫、下大氣力，爭取有所發現、有所突破，以此推動中共歷史研究的深化和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化研究的深化。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