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維木
《北京黨史》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轉載請注明出處。
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一致對外反對日本侵略的戰爭。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這場救亡圖存的偉大斗爭中，中華兒女為中華民族獨立和自由不惜拋頭顱、洒熱血，母親送兒打日寇，妻子送郎上戰場，男女老少齊動員。”他還列舉了北京密雲一位名叫鄧玉芬的母親，把丈夫和五個孩子送上前線，他們全部戰死在沙場的例子。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正是靠著中國人民的勇敢犧牲取得的。抗日戰爭是全體中國人民的戰爭。
首先，沒有人民的廣泛動員就沒有抗日的軍隊。中國軍隊在抵御外侮的時候，應該起到長城一樣保衛國家的作用。而中日戰爭爆發的時候，中國並不具備抵御外侮的“鋼鐵長城”。面對遠遠強大於己的敵人，中國唯有把全民族的力量集合起來，才可以不被敵人征服而最后戰勝敵人。國歌所唱“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說的就是這個道理。“血肉長城”首先是指中華民族決心抵御外侮的精神力量，但同時它也是實實在在的物質力量。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使得抗日軍隊亟待擴充兵源。無論是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還是國民黨領導的抗日軍隊，都把動員人民參軍作為首要任務之一。據統計，在中國八年抗戰期間，正面戰場征用的兵源超過了1400萬人﹔敵后戰場的兵源，即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也從4萬多人發展到了戰爭結束時的近百萬人，還有200多萬人的民兵武裝。動員如此眾多的兵源參戰，這在中國戰爭史上，在世界戰爭史上都是極為罕見的。正是因為有了千千萬萬像鄧玉芬這樣的中國母親，中華民族不被屈服並最終戰勝敵人的“血肉長城”才得以筑成。
其次，“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這是毛澤東1938年5月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發表的《論持久戰》中以“兵民是勝利之本”為標題提出來的著名論斷。這裡所說的人民與戰爭的關系，已經超出人民群眾是抗日軍隊的主體這個概念，從更深層說明了人民在抗日戰爭中所起的決定勝負的偉大作用。事實上，在抗日軍隊之外，中國人民也以各種形式支持了民族解放戰爭。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人民群眾節衣縮食，沖破敵人的重重封鎖，為抗日軍隊提供物質援助﹔為了掩護抗日官兵，無數人民群眾獻出了自己的寶貴生命。無論是在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還是在國民黨領導的后方，都有不同階層、不同職業、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民群眾，組織起各種形式的抗日救亡團體，用自己的錢財，自己的知識技能，自己的身體力量，積極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去。毛澤東預見的那種“戰爭的偉力”充分地展現了出來，這就是“把日本侵略者置於我們數萬萬站起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沖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嚇它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
為什麼中國人民被最廣泛地動員起來參加到了民族解放戰爭？有兩個重要的原因。一是靠著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二是靠著進步力量的引領。
先說第一個問題。近代以來中國屢遭外侮，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中華民族內部的渙散。而造成民族渙散的主要原因是民族整體與民族成員之間廣泛地存在著尖銳矛盾，既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也有統治者內部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導致了連綿不斷的內戰，這幾成近代中國社會的一個顯著特征。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得以很快霸佔中國東北，並不斷向華北滲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利用了中國內部的分裂。七七事變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使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中國面臨著亡國滅種和繼絕興滅的抉擇。無論是任何黨派，任何階級階層，隻有打敗日本侵略者才能獲得生存空間，民族整體與民族成員的利益高度一致起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也便由此產生。而民族凝聚力形成的顯著標志，就是像鄧玉芬這樣的佔中國人數最多的普通群眾，也不顧一切地投入到了救國洪流。
再說第二個問題。抗日戰爭時期民族凝聚力的形成，除了日本侵略這個外部條件之外，還需要有一個內部條件，這個條件就是有進步力量對民族整體和民族成員的引領。還在全面抗日戰爭爆發之前，中國共產黨處於被國民黨圍剿境地的時候，就針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這個主張的實質內容就是以中華民族的凝聚力替代離心力，挽救中國於危亡之際。中國共產黨的主張符合中華民族的最高利益，因此得到了全國人民的贊成。西安事變的發生與和平解決，標志著中國內部的離心力已經被向心力所取代。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共產黨倡導的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很快形成，這是中國最終能打敗日本侵略者的重要政治保障。在這個統一戰線裡，共產黨視人民為中堅力量。“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量力”是共產黨在抗戰期間貫穿始終的路線。在政治方面，堅持調動人民參加民族解放運動的熱情，充分地吸收不同階級階層人士加入抗日民主政權﹔在軍事方面，實行全面抗戰路線，最大限度地動員和組織人民群眾加入保家衛國行列。事實上，在敵后戰場的游擊戰，就是以人民戰爭為形式展開的。正是依靠人民的支持和參加，游擊戰爭才匯成了淹沒敵人的汪洋大海。在經濟方面，實行減租減息、改善民生的政策，使根據地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共產黨的這些政策不僅使根據地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也影響到了全國，使得共產黨關於中國社會發展方向的主張比任何時候都更容易得到多數人的擁護，民族凝聚力也因為有了這樣的引領而空前強大。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