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喆
西南聯大校門 資料圖片
1937年七七事變后，中國進入全面抗戰時期。這一時期社會各界對邊疆問題的關注也因形勢的嚴峻、學術力量的空前集中而得以增強，邊疆研究也出現了一些新的特點和趨勢。總體而言，主要表現如下：
一、對邊疆現實問題的研究加強
抗戰前，中國學術界研究邊疆問題大致採取兩種路徑：一是以顧頡剛為首的禹貢學人倡導的中國傳統朴學考據之路，強調學問積累越厚，其致用之期就越近，在研究對象上以中國古代邊疆史地為主﹔二是嘗試運用現代政治學、人類學、民族學等方法，偏重於對現實問題的研究，以致用為主要目的。例如，《新亞細亞》月刊在征稿啟事中明確提出研究者“對於實業計劃尤須加以具體的研究﹔分析中國邊疆問題之過去、現在、未來之現勢，歸結於邊疆開發與建設”（《新亞細亞》第1卷第1期）。
抗戰爆發后，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形勢下，許多學者意識到學問的積累和完善並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實現，研究內容當有輕重緩急之分。正如有學者所總結的：“專注史料的歷史研究方法，與當時民族危機的局勢，似乎也相隔太遠。當時人所迫切需要的，是如何從歷史中尋求中華民族生存的力量與精神，而不是斤斤計較於中國歷史的長短，或某些史書的真偽。”（王晴佳：《論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的方向性轉折》）這種情緒體現在邊疆研究領域，就是關注現實問題、為當局提供借鑒的著述增多。即便有些研究仍屬於傳統考據的范疇，其中也多蘊含了對現實的關懷，如顧頡剛撰寫的《八水繞長安》（《中國邊疆》第3卷第5、6合期），雖以對歷史上長安水系的考察為著眼點，但立意在於激發各界對西北水利問題的重視，與當局的西北開發政策遙相呼應。1941年，顧頡剛在成都“中國邊疆學會”成立時提出學會的目的是“欲以認識邊疆之實際情況及其所含蘊之問題，共籌適宜之對策，喚起國人之注意”，工作內容包括調查、研究、設計三項，“皆所以搜集材料、樹立輿論，向社會作鼓吹，為中樞供拾補，對邊疆施提攜。期於若干年后，全國心理之中更無邊疆內地之判分，亦無某種某族之區別，政府布統一之法令，國民享合作之安和，然后中國邊疆僅為國境之界線，非復半壁之山河。”（《中國邊疆學會宣言及會章》1941年2月）與抗戰前辦學會、辦刊時他所一貫強調的“為學問而學問”的宗旨相比，宣言帶有鮮明的針對性和現實性。
二、邊疆研究出現合流的態勢
抗戰以來，內地大批機關、工廠、學校、科研機構陸續向西南轉移，特別是大批學術機構和學者聚集於西南地區，彼此之間以及政府與學者之間的交流和溝通大為增強﹔同時，邊疆問題的復雜性和緊迫性，也決定了隻有集合多個專業的人員分工合作，邊疆研究才能取得預期的效果。如柯象峰所言：“我國邊疆之研究范疇，既如是之廣，決非一二專家或少數人士所能應付，亦非一二學術機關或大學所能擔當，故如不能嚴密其組織，集中人才作分工合作，頗難期望此龐大事業之克底於有成也。”（《中國邊疆研究計劃與方法之商榷》，《邊政公論》創刊號）因此，這一時期的邊疆研究向著合流的方向發展，已為時勢所趨。
這種合流的態勢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學者與政府之間的交流、合作加強，學者資政、參政意識提高。在抵御外侮成為全民族首要任務的形勢下，學者們逐漸意識到自己所肩負的時代使命不僅是成為社會道德的標杆、民智的啟發者和救國的先行者，還體現在向政府提供良方，促成和監督其政策實施上。有了這種互動的基礎，學者與政府在解決邊疆問題上開始朝著協商、合作的方向發展，邊疆觀念逐漸趨同。以顧頡剛為例，抗戰前他僅有的一兩次與南京國民政府打交道，均是為籌款辦刊之事。來到西南大后方以后，他雖然還是一再強調自己素無政治才能，絕不欲插足政界，隻做研究工作，過此限度恕不應命，但這並沒有妨礙他成為一名資政者。1942年，顧頡剛參加了國民參政會第三屆第一次大會，並遞交了《請擴大並加緊邊疆學術考察工作俾建國任務早日完成案》，強調邊疆考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建議由政府出面設立一個規模較大的邊疆研究機構，統籌邊疆調查與研究事宜，聘各學科、各領域的專家聯合從事此項工作。二是學者個體之間及學術團體之間的合作研究加強。抗戰時期著名的中國邊疆研究會是由重慶、成都、陝西榆林三個地方性邊疆研究會合並而成的。三會幾乎同時成立，“會名是一致的，宗旨是一致的，准備擔負起來的任務也是一致的”。按顧頡剛的說法，這種巧合“乃是時代的需要如此，不容我們不如此﹔這需要太迫切了，它逼得我們非接受這任務而立刻發動不可”，但“個人縱有微勞，然而太渺小了。我們為了發揮更大的效能起見，經三方面往返協商，這三個學會就匯合而成為一個整體。”（《中國邊疆學會邊疆叢書總序》，《中國邊疆》第2卷第1、2、3合期）合並后的中國邊疆研究會會員多達600余人，基本實現了團結合作、集思廣益，從邊疆工作上負荷起時代使命的建會宗旨。
三、傳統的邊疆史地研究開始向現代學科演進
1942年1月，吳文藻在《邊政學發凡》中提出“邊政學”的概念。他指出，民國以前，中國有籌邊政的策論文章，而無研究邊政的專門學問。九一八后，國內大學有少數設立邊政學系，卻無邊政學的科目。抗戰以來，“邊政史”“邊政研究”“邊疆政治”“邊疆政策”等課程科目開始出現，加之《邊政公論》的發刊、邊政學會的成立等，表明邊政學作為一門現代學科已初步形成。
吳文藻認為：“邊政學就是研究邊疆政治的專門學問。通俗地說，邊疆政治就是管理邊民的公眾事物。用學術語，邊政學就是研究關於邊疆民族政治思想、事實、制度及行政的科學。實際推行邊政的地方機構，當然是邊疆地方政府。所以有時也可以說邊疆地方政府，就是邊政學所要研究的主要對象。”其研究方法有二：一是政治學的觀點，一是人類學的觀點，以人類學觀點為主，政治學觀點為輔。同時，他也指出，欲使邊政學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科學，絕非專從邊政學本身著想就可以竣事，必須設法與相關的科學密切聯系，始克有成。“學問之道，在研究時確須分門別類，而在實行時，都是息息相通的”（《邊政學發凡》，《邊政公論》第1卷第5、6合期）。從吳文藻的闡述中可以看出，這一學科體系總體上是按人類學和政治學的框架搭建的，同時兼容並借鑒經濟、教育、歷史、地理、軍事等學科對邊疆問題的研究。但從其實際應用層面來看，“當時的學者大多是用最廣義的邊政學概念，很少人隻從邊疆政治那一方面來說問題，多是從整個邊疆情況出發。這樣一來，邊政學其實也就成為一個涉及邊疆地區無所不包的學科，也可以說各個學科都可從各自的方面來研究邊疆問題，比如說研究歷史的從歷史的角度，學地理的用地理的知識，研究民族學的可以從民族學的理論來研究，搞人類學的可以用人類學的概念來研究，這些都是可以的。事實上，當時的‘邊政學’並沒有一個確切的定義。”（《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邊疆和邊政研究——李紹明先生訪談錄》，《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12期）在研究方法上，自然也就不單局限於政治學和人類學。盡管如此，這一理論的提出，在中國邊疆研究學術史和學科建設上還是有著重要的地位，既是對20世紀上半葉邊疆研究的總結和深化，也標志著中國傳統的邊疆史地研究開始向現代學科的方向邁進。
總之，在政策導向和學術研究內在發展理路的雙重影響下，抗戰時期的邊疆研究不僅延續了20世紀30年代的勢頭，而且還掀起了一個小高潮。盡管在研究對象和方法上各有側重，學術觀點有所不同，但在抵御外侮、開發邊疆、完善邊政、團結邊民等共同目標下，不同派別、團體及個人逐漸將政見分歧、學術爭論置於次要地位，分工合作漸成共識。邊疆研究也開始從傳統的史地學向人類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等領域拓展，日益成為一門綜合化的學問，邊政學作為一門新興的現代學科由此而雛形初現。雖然在抗戰結束后這次邊疆研究高潮漸漸沉寂下來，邊政學亦未能走上興盛發展之路，但這一時期的學者們順應時代潮流自覺將自己的學術研究和國家民族的興亡緊密聯系起來的愛國情懷和使命意識則一直成為推動中國邊疆研究繼續發展的強大動力。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