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
一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著名作家沈從文應當是“五四”運動的濡染和深刻受益者：“一九二二年左右，‘五四’運動余波到達了湘西，我正在酉水流域保靖縣一個土著部隊中，曾過了好幾年不易設想的痛苦怕人生活，也因之認識了些舊中國一小角好壞人事。在這種情形下，來和新書報接觸，書報中所提出的文學革命意義，和新社會理想希望，於是扇起了我追求知識、追求光明的勇氣……”（見“《沈從文小說選集》題記”）這樣的情景和沈從文的湘人性格，使得他后來比較許多“五四”倡導者及追隨者，更加執著堅韌。“五四”傳遞的精神火種，幾乎燃燒了其一生。這一點，較多從藝術角度解讀這位文學家的學者們似乎關注不夠。
在沈從文先期作品中，雖然滲透了相當的“五四”因子，可整個時風如此，他當時正進行寫作小說、散文等多種形式文藝作品的實踐，直接述說到這種影響的內容很少。隨著小說、散文的寫作日漸成熟，成績突顯，他的思維更擴大，文筆更為恣肆。對於“五四”運動這樣新時代最為重要的精神源頭，他開始懷著感恩之心，試著以自己的思考和見識，進行梳理總結。一段時間，尤其“抗戰”期間，大約國人精神的凝聚，給了沈從文一種鼓舞，他由此中看到了“五四”精神的生長與延續，而且覺得這般精神應當發揚光大，故而對“五四”現象，發表多篇文字，這使得我們有了領會這位文學家思想及精神脈絡的一種指向。
二
1940年，沈從文先后寫出多篇文論、時論。這些文章，數篇與“五四”關聯，可以說表現了他對那場二十多年前運動的認識。其中《“五四”二十一年》一文，尤其集中顯著：“五四運動是‘思想解放’與‘社會改造’運動。當時要求的方面多，就中對教育最有關系一項，是‘工具’的運用，即文學革命。”“文學革命”的內容，他以為是“把明白易懂的語體來代替舊有的文體，廣泛應用到各方面去……”這次“革命”的結果：“二十年來的發展，影響了年輕人的生活觀念，且成為社會變遷的主要動力。”
具體到個人在這場運動中的貢獻，沈從文認為：“對語體文的價值與意義，作過預言的，是胡適之先生。當然，沈從文還認為這不僅是一個人的功勞：“但二十年前胡適之先生能夠自由大膽表示他的意見，實得力於主持北京大學的蔡孑民老先生，在學校中標榜‘學術自由’。因學術自由，語體文方能抬頭，使中國語文從因襲、陳腐、虛飾、俗套、模仿中，得到面目一新的機會，醞釀培養思想解放社會改造的種子。”
蔡元培對這場運動的貢獻不止於此：“蔡老先生不特明白學校中學術自由的重要，且對語體文也有過良好意見。他以為古文自有它的偉大過去，至於流行末世半通不通的死文字，實在是社會‘愚昧與頑固’‘虛偽與陳腐’的混合物。社會的進步不可免要受這種有腔調無生命的死文字掣肘，有時且引起社會退化現象。國家求發展，想改革，這些觀念便常常成為障礙物，絆腳石。”沈從文在這裡想說的，是蔡元培先生不僅胸懷寬廣，能“兼容並包”，且對這場運動的意義有深切認識，對“新文化運動”還自有建設的意見和貢獻。沈從文談及的這一內容，今天的研究者對前者探討甚多，后者注意不夠，似乎仍然值得今天有志學人開掘。
三
針對當時情狀，沈從文認為：“所以紀念五四，最有意義的事，無過於從‘工具’的檢視入手。借當前事作鏡子，如何計劃來‘庄嚴慎重’使用這個工具，是一件事。從這種庄嚴慎重與作家人生態度有關，我們在文運上如何為作家來建設一個較新的堅實健康人生觀，又是一件事。”
在這篇文章結尾處，沈從文以簡明而生動的語言，概括出二十年前這場運動精神的特別之處:“世人常說‘五四’精神，‘五四’精神的特點是‘天真’和‘勇敢’。我們若能保留了這份天真和勇敢精神，再加上這二十年來社會變動文運得失所獲的經驗，記著‘學術自由’的意義，凡執筆有所寫作的朋友，寫作的動力，都能從市儈的商品與政客的政策推挽中脫出，各抱宏願和堅信，由人類求生的庄嚴景象出發，來表示這個民族對於明日光明的向往，以及在向上途徑中必然遭遇的挫折，承認目前犧牲儼若命定。相信未來存亡必然將由意志決定，再來個二十年努力，絕不是無意義無結果的徒勞。二十年時間在個人生命史上，雖然好像已經很長很久了，在一個民族復興歷史上，卻並不算久。我們應當用‘未來’來紀念這個‘過去’。”
用“天真”和“勇敢”來概括“五四”運動的精神特點，是沈從文的獨創。也許有人概括到相應的意思，可這般活潑生動語言，卻不曾有人這樣去用，這或者是沈從文特有的真切感受和獨到表達吧。
這篇紀念“五四”運動的文章，發表在抗戰期間，從內容看去，對這場運動在“抗戰”中顯現的意義，是十分有見地的。他認為中華民族受到“五四”運動影響，“黏合”了人心，對“建立與發揚”“民族精神”，發揮重要影響，這種好的作用，當然無可置疑。通過此文，我們還能感受到作為小說散文家的沈從文對一些理念問題的敏銳識見和鮮活表達，這是今天的小說創作者或散文寫作者可以充分注意借鑒的。
四
1940年四五月份，沈從文還寫了幾篇與“五四”相關的文章。其中內容，與《“五四”二十一年》相互穿插、補益，對作者心目中的“五四”精神，給予了更為細致的解讀，譬如這篇發表於當年《戰國策》雜志上的《白話文問題———過去當前和未來檢視》。
此文仍然從“五四”提供了社會“新工具”的白話文這一點出發，指出“北伐”的成功，與此緊密相關：“我們應當知道，這是從‘五四’起始，由於幾個前進者談文學革命，充滿信心和幻想，將‘語體文’認定當成一個社會改造民族解放的工具，從各方面來運用這個工具，產生了作用，在國民多數中培養了‘信心’和‘幻想’，由此推動革命，北伐方能成功的。我們如知道當時革命軍實力如何薄弱，然而兩湖、河南江西數省萬千民眾，對於革命軍又如何歡迎幫助，就會明白從民八起，到民十六止那八個年頭，文字力量如何深而普遍影響到北伐，如何有助於北伐成功。”這一點是否完全如此還有待進一步查考，但作者曾經的軍人生涯，使他的論斷有著入微觀察和切實感受成為支撐。
在這篇文章裡，沈從文再一次特別提出了蔡元培先生：“提起‘五四’使我們想起了最近逝世的蔡老先生……蔡老先生當時是北大的校長。就職以后他就把‘學術自由’實行應用到北大一方面。在學術自由空氣中，便醞釀培養了社會改造民族解放種子。因學術自由，語體文運動抬了頭，使中國文學從因襲、空洞、虛飾、陳腐俗套中，得到一個面目一新的機會。”“新文化運動”，最大限度方便了民眾思想的開啟，這個功勞，是怎樣估價也不算高的。
同樣從蔡元培身上，沈從文看到了新舊勢力的爭斗。他舉了一個實例：“隻看看老先生死后，公私團體個人所作的四六唁電祭文，如何空洞陳腐，毫無感情，帶做作氣，想到這一本榮哀錄給的卻是一個文學革命的先驅，且在他主張語體文二十年以后，等於社會給他那麼一個諷刺，不能不使人感到痛苦。”由此看去，沈從文認為這種舊文字代表了一種社會的“退化與復古”現象，因此，以“近代活文字作工具”，“還值得多少人如何勇敢謹慎來從事這個工作。”
此外，白話文的普及，“卻因為它的流行，且常被人利用成為破壞國家團結的工具以及人民真正進步的絆腳石。”故此，“讓我們來重新起始，在精神上一面保留‘五四’運動初期作家那點天真和勇敢，在閱歷上加上這二十年來從社會變動文運得失討得的經驗，再好好來個二十年工作，看看這個民族的感情中，是不是還能撒播向上的種子，發芽或發酵，有個進步的明日。”文章結尾，沈從文深切堅韌地說：“我們紀念‘五四’和蔡老先生，最有意義的方式，便是在沉默中戰勝‘易老善忘’的弱點……我們若生活在任何困難情形下，總永遠不氣餒，且在各種方式下，時時刻刻都能把自己一點力量，黏附到整個民族向上努力中，這個國家，總會從急風猛雨中，慢慢地站起來，向幻想邁進，任何惡鄰想用戰爭方式或懷柔政策來妨礙我們的發展，是辦不到的。要消滅我們。更是不可能的！”紀念“五四”，落腳到此處，在“抗戰”這樣的大背景之下，可算得緊跟時代，同時並不違背初衷的。
五
另一篇發表於1940年5月4日的《文運的重建》一文，同樣紀念“五四”，卻從歷史的眼光，指出當年那場曾經如此風靡的“新文化運動”，此時卻有了相當的變質：“可是我們若從另外一個觀點看看文運本身，就會覺得它雖推動發展了這個社會的變，卻同時也不由自主，遭到了這易變社會的摧殘，越來越失去了原有意義。比較起來社會固有了進步，文運實已墮落了。”墮落的原因，沈從文分析在兩個方面。一是由學校轉入“商場”，“與上海商業資本結合為一，文學作品有了商業意義，成為商品之一種。”從表面看，這是一種發展，可“事實說來，它必然受損害。”這一點，創作起步階段很長時間靠賣文生存的沈從文體會最深，所以他的看法十分值得注意﹔二是“民國十八年以后，這個帶商品性經商人推銷的新文學事業，它又與政治結合為一。”
沈從文認為，當時的新文化運動遭到“商業”“政治”分割后，“作家的‘天真’和‘勇敢’完全消失了。信仰真理愛護真理的‘五四’精神，一變而為發財升官的功利思想﹔與商人合作或合股，用一個‘聽候調遣’的態度來活動，則可以發財。為某種政策幫忙湊趣，用一個阿諛奉迎態度來活動，則可以做官。發財做官的功利思想既變成作家創作活力，表面上盡管十分熱鬧，事實上已無文運可言。”基於這種狀況，沈從文提示：“作品不當作商品與官場的點綴品，所謂真正的時代精神與歷史得失，方有機會表現。”他甚至疾呼：“發揚‘五四’精神，使文運重造與重建，是關心它的前途或從事寫作的人一件庄嚴的義務。”他以為：真正的作品“所浸透的人生崇高理想，與求真的勇敢的批評精神，方能啟發教育讀者的心靈。”“我們應當把文運同‘教育’‘學術’聯系在一處，不能分開，爭取應有的自由與應有的尊重，希望它在明日有一個更大的發展！”
那場發生於近一個世紀前的“五四”運動，表現的基本精神，譬如“民主”、“科學”，是無可更替的，是需要我們后來者發揚光大的。（楊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