銘記“東京審判”

50卷《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証據文獻集成》及3卷《索引、附錄》出版，這套書對日軍在二戰中犯下的各種戰爭罪行及其証據進行了集中展示，也是對日本右翼否認侵華暴行的最直接、最有力的駁斥，彌補了研究的學術空白

日前，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和國家圖書館出版社聯合出版了50卷《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証據文獻集成》及3卷《索引、附錄》。兩年前的2013年，80卷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出版。

都是“大部頭”的書，很多人看到新聞，一瞥而過。畢竟，乍看一眼，這就像是件“小圈子”的事。但若稍加解釋：69年前的5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東京審判”正式開庭。很多人就會下意識地覺出它的重要性來——在歷時兩年半的多次庭審上，日軍的侵略暴行被一一揭露，多名甲級戰犯被判處死刑。

而對於東京審判過程中被法庭認可採納的這3915件証據，以及5萬條索引，這是第一次完整在國內出版。

不少人願意了解其中的故事﹔而當下我們要做的，除了銘記，還要吸引來“90后”、“00后”的年輕人，認真對待其中的故事。

數十年的研究空白

聽說書要出，大家都真是欣慰，來了很多專家開座談會。

專家們覺得這套書意義重大——証據還有索引，涵蓋所有重要的資料，按順序排列，由人名、地名、事件名、文獻名與其他名詞索引所組成，與庭審記錄既有交叉，又有補充，兩者互補，構成系統性的法庭審判文獻。不僅對日軍在二戰中犯下的各種戰爭罪行及其証據進行了集中展示，也是對日本右翼否認侵華暴行的最直接、最有力的駁斥，彌補了研究的學術空白。

可真是盼了多少年啊！

梅小侃講得很動感情，她是參與審判的大法官梅汝璈之女。她特意翻出父親1961年寫過的一篇文章，讀了幾段，其一是：

關於奧斯維辛集中營大屠殺，以及納粹的種種暴行，請參閱《納粹戰爭罪行錄》，這本書在描述方面很科學，獲得了高度評價，遺憾的是我們沒有出版過這樣一本書，這不能不引起我國出版工作者、歷史工作者、法律工作者的注意。

另一段大致是這樣的：

據今年6月17日共同社報道，日本出版了《原子彈災害白皮書》，這本書對美軍在廣島和長崎投擲兩顆原子彈的暴行做了描述，並且肯定了兩地受到傷害的人數，共計32萬，這部書的教育意義是深遠的。遺憾的是，南京大屠殺這樣的駭人聽聞的暴行，我們只是在西洋人的紀實和照片裡看到過記載，我們自己沒有出版過類似的書本，也沒有全面、科學、有綜合分析的專著。在調查研究之后的今天，我國學術界和出版界對這個缺陷應該補救，不應該淡然置之……

梅汝璈先生還在文章中寫道：我無意於把日本帝國主義欠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的賬上，但是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我覺得應該多做一些調查研究和編寫宣傳的工作，至少可以把人民親歷目睹的敵寇暴行作為選題資料之一。

這幾段話放在今日，依舊句句懇切。

據梅小侃回憶，梅汝璈當時就有很急迫的感覺——

他下班回家，就坐在書桌上翻資料、寫東西，孩子們是不敢動他的書桌的，都不知道他寫的是什麼，但從他的神情看來，肯定是“非常嚴肅的東西”，是“對他來說非常重要的事情”。

梅小侃后來才知道，他寫的就是東京審判，已寫了法庭的組織結構、法律根據、程序等，可對他來說，最重要的定罪量刑，他來不及寫完……

實際上，在梅汝璈嘗試寫書之前，東京審判的相關文獻在我國也曾出版過，在審判結束后不久的上世紀40年代，倪家襄的《東京審判內幕》出版﹔1953年，東京審判的判決書出版﹔可在那之后的數十年，別說關於東京審判的証據、細節及研究，就連“東京審判”四個字在國內也幾乎看不到了。

原因種種。可畢竟，事實總是事實，歷史總會在適當的時候，還原其最接近真相的樣子。

從上世紀80年代起，“東京審判”四個字在國內再次出現，但並不多見，少量的讀物有梅汝璈法官未竟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日記殘卷及余先予、何勤華的《東京審判始末》等，但隻涉及基本的問題。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長、中日共同歷史研究中方委員會首席委員步平坦言，2006年中日兩國政府確定進行歷史共同研究時，他就意識到東京審判肯定是兩國討論中無法回避的問題，當時他就想找一些証據和資料。“但是說實在的，那時候國內根本買不到，隻能很倉促地從日本買回一套來。”步平感慨道。

文獻意義不僅限於學術

對日本和英美對東京審判的研究，我們以前做得實在不夠。

近年來東京審判受到國人關注，一部分原因，還是影視作品的功勞。

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告訴記者，關於東京審判的資料和証據，英美從上世紀80年代就多次結集影印出版，而日本法務省從上世紀50年代起，就開始搜集相關資料，從上世紀60年代便影印出版。

在文獻資料搜集出版上的“落后”，或許很多人覺得“沒什麼”。但最讓人擔心的，是日本某些政治勢力和學者，早已開始用歷史學的方法，利用証據和細節上的紕漏之處，對東京審判提出各類質疑——

比如說，東京審判是不是隻有“中立國”參與才能保証公平？是不是戰勝國參與的審判就是“勝者的審判”？日本和西方列強近代的表現是否不同、“侵略”有沒有標准？“反和平罪”、“反人道罪”是不是前無所承的事后法……

類似的所謂“研究方法”和質疑，也出現在對南京大屠殺問題上。

程兆奇給記者舉了一例——

東京審判証據第327號，是南京地方法院首席檢察官陳光虞的“宣誓供述書”，題為“南京地方法院檢察處敵人罪行調查報告”。其中說到在南京對日軍暴行調查時遇到的困難：“此間因敵方欺騙、妨害激烈，民氣消沉，自動舉發者甚少，即派員訪問，亦竟有噤若寒蟬，或否認其事實。”

這句庭審時的“日語速記”，曾被多位日本學者引敘質疑：調查發生在日本投降數月之后，南京怎麼還有“敵方欺騙、妨害”，為何老百姓還不敢說？

如果世界上隻存在這份日語速記，那真是叫人看不懂了！所幸，“南京地方法院檢察處敵人罪行調查報告”的原始文本還在，原文是“惟此間經敵偽摧殘最烈，民氣消沉……”一看便懂！和日語速記的“証據”，意思全然不同。

但很長一段時間以來，類似這樣在“証據”上的針鋒相對，非常少。程兆奇曾在日本生活過，在他看來，一些研究東京審判的日本學者會為了一張照片、一條証據滿世界去找，他們質疑南京大屠殺、質疑侵華戰爭常是“有証據”的，而我們常常提“正義的審判”，卻沒有從証據上駁倒他們。“以后，我們要回應他們的質疑，至少要知道他們在說什麼。”程兆奇說。

有人說，那只是“學界爭論”，關老百姓什麼事？

步平特意看了今年5月3日的日本《朝日新聞》，那一天是東京審判正式開庭的69周年紀念日，據《朝日新聞》的調查，表示非常了解東京審判的日本民眾為3%，有些了解的佔30%﹔認為審判公正的佔16%，而認為是“戰勝國單方面審判戰敗國不公平”的，竟佔32%……

正因為事關東京審判，對於這些文獻整理和研究的意義，便不可能僅僅限於學術。

最為詳盡的索引類工具書

2011年5月3日，東京審判開庭65周年紀念日，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成立，國家圖書館和上海交大的學術團隊一同開始對東京審判的文獻開始了搜集、整理、翻譯和出版工作，這並不容易。

首先面對的問題，便是我國相關文獻太少，而海外已經出版的相關文獻，國內圖書館已經許久沒有收藏，所以上海交大東京審判研究中心成立后，擬定了全面搜集、整理、出版東京審判相關文獻的計劃，這一計劃得到了各方面，特別是中國國家圖書館的有力支持。

但要搜集文獻並出版，這任務也很繁重。畢竟，東京審判幾乎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參與國家最多、開庭時間最長、提出証據最為浩瀚的審判，中英文、日文版本的記錄都留下了不在少數的訛誤，而英日版本之間，也多有不同。

數十卷的“大部頭”，光影印出版不夠，還要考慮到它作為工具書，如何方便地被使用。於是，在反復考慮研究的實際需要的前提下，上海交大東京審判研究中心還制作了索引和附錄，包括全篇人名索引、証據索引、出庭人物索引、重要事件索引和附錄，這是迄今為止有關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最為詳盡的索引類工具書。

索引、附錄的編纂由程兆奇負責，工作繁復不易，他和同事們發現，証據存在的各類疏忽，超過了他們的預想。

尤其在姓名和職銜上，同名異譯、一人多名等錯誤相當普遍。程兆奇講了他印象很深的例子：一位抗日將領“秦德純”，最后統計發現他名字的不同英文拼法，竟然有13種——讀者哪搞得清是同一人啊。

而最基本的庭審次數上，以往絕大多數記述都說是818次，可程兆奇他們數了一遍又一遍，都是817次。后來才搞清楚，應該是將英文版庭審記錄中的1946年4月29日“提交起訴書”，當成了“第一次”，但4月29日實際上並沒有開庭，因此當是817次審判。

編纂者們的甘苦，可見一斑。

這套“大部頭”只是個開始

有了詳盡的索引類工具書，也不過是第一步。

參加座談會的不少專家表示，接下來，如何研究、翻譯、普及，如何發掘更多的線索和歷史故事，被更多人所知，把東京審判的更多真相從象牙塔裡放出來，還需要全社會的努力。

好在，已經有不少人願意去做，國內也有了關注東京審判研究工作的企業家。梅小侃說，她最近在美國遇到幾位工程師，他們雖然是業余研究，而且並沒有多少錢，但也成立了抗日戰爭史的“維護會”，說要力所能及地把文獻和史實維護下來。

在研究中，不斷有當事人及其后人願意發出聲音，他們的追憶，能和當年的庭審記錄兩相印証。比如童受民的子女——時任上海浦東電氣公司副總經理和華商電氣公司經理的童受民，曾在東京審判時出庭作証，成為第一位控訴日本對上海經濟暴行的中國企業家。

這樣的事，隨著研究的推進，未來一定會更多。

座談會上，專家們不約而同地提到了“普及”問題：這樣一個“大部頭”，印量很少，售價很高，主要針對的還是圖書館，怎麼能讓更多普通讀者感興趣呢？書中多是影印的原文，能夠讀英文、日文的人，畢竟還是少數。還有教授坦言：“如果我們做了這個事情，引不起‘90后’、‘00后’的興趣，依舊成了學生們所不知道的事情，那我們是失敗的。”

還好，相對通俗的讀物，已經在編纂計劃中了，比如《東京審判日志》、《東京審判辭典》等，而關於東京審判中與中國最相關的部分，8月份即將出版。可以預料的是，東京審判和南京大屠殺等歷史事件的証據、真相和反思，將隨著研究深入，逐漸沉澱為一種理性的民族情感。

為紀念東京審判開庭69周年，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當日座談會的主題定為——“五十三卷鐵証重現，七十載正義凱旋。”可是，如何讓人們認真關注鐵証，如何讓人們在歷史真相中真正理解鐵証的意義？在硬邦邦的証據文獻出版之后，我們要做的還有很多。（記者 孔令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