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覺哉
最新解密的文獻檔案，披露了世界社會主義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的真實內幕。這裡，筆者綜合各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對其中某些重大事件的歷史真實內幕披露情況略作介紹。
莫洛托夫編造的列寧推薦斯大林擔任總書記的神話
2014年翻譯出版的兩本斯大林傳記（R.謝偉思：《斯大林傳》和C.雷巴斯、E.雷巴斯：《斯大林傳：命運與戰略》），都不約而同地認定斯大林當上總書記的職務是列寧提名的。為此，中央編譯局鄭異凡研究員發表《誰是斯大林擔任總書記的幕后推手？》一文認為，沒有任何証據可以証明是列寧建議在黨內設立總書記這一職位，尤其不能証明是列寧推薦斯大林擔任此職的。該文認為，對鐵杆斯大林主義者莫洛托夫來說，繼續強調所謂列寧提名的說法並不令人驚異，不過在有關列寧最后時日的檔案資料已經公布的情況下，再說什麼斯大林是列寧指定的接班人、是列寧的最親密戰友和學生，已經顯得有點可笑。事實上，為把“自己人”斯大林送上這個寶座，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在幕后做了大量工作。在1922年中央4月全會上，根據季諾維也夫的主張，加米涅夫提出任命斯大林為黨中央總書記的建議。可以看出，斯大林擔任總書記一職是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兩人的共同主意，這也就可以解釋不久之后，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三人為什麼能夠迅速結成控制最高權力的“三駕馬車”。而列寧沒有參加決定斯大林擔任總書記職位的中央全會。
關於“莫斯科中山大學”創建主體的歷史考証
1925年秋創辦的“莫斯科中山大學”曾為國共兩黨培養了一大批政治干部和軍事人才，然而由於種種原因，多年來有關這所學校的辦學經費和創建主體始終存在著不同的解讀。中央編譯局徐元宮根據解密的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以及當事人的相關回憶，在《關於莫斯科中山大學創建主體的歷史考証》一文中，對蘇聯方面長期掩飾莫斯科中山大學創建主體真相的原因進行剖析。該文指出，1925年3月1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了在蘇聯建立學校培養中國革命者的問題，認為擴大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中國分部或者建立新的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是適宜的。盡管從該校校址和校長的選擇和確定，到學校領導人員的組成，再到該校“組織形式”問題的解決以及開辦經費的提供，無一不是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研究決定的，但是蘇聯高層強調要對這一真相加以保密，主要原因在於為了便於向國內困苦中的蘇聯民眾作出解釋和交待﹔不讓北京政府抓住蘇聯政府干預中國內政、顛覆中國現政權的把柄﹔避免國際社會、特別是西方資本主義各國政府抓住蘇聯政府輸出革命和共產主義的口實。
俄羅斯檔案披露共產國際曾設立“中國問題研究小組”的內情
“中國問題研究小組”是1939年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為中共七大准備指導文件而成立的臨時機構，主要任務有三項：第一，消除在共產國際和中共黨內在中國問題上造成的有害后果﹔第二，與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撰寫方法和它的豐富思想內容相聯系，並在其基礎上闡明中國共產黨的真正歷史﹔第三，在分析研究現有材料的基礎上，為即將召開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准備一些重要指導文件。根據季米特洛夫的批示，小組把研究重點集中在如何制止投降危險和加強中國的抗戰﹔如何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國共合作﹔如何加強八路軍和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投降和國共合作破裂成為事實的情況下如何繼續抗日戰爭等4個問題上。俄羅斯學者選編的《聯共(布)、共產國際與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1937∼1943.5)》，收錄了有關這個小組活動的部分文件。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曾成貴研究員的《共產國際中國問題研究小組評析》一文，對檔案文件作了梳理。通過研究這個實例，不僅可以從一個側面獲知共產國際執委會決策的方式、過程和成效，反映出部分高級干部在中國統一戰線問題上過分偏向蔣介石和國民黨而忽視中共獨立性的傾向，也能夠加深理解毛澤東關於“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這一論斷的真理性。
揭開塵封的蘇聯1953年三大事件的歷史面紗
1953年蘇聯歷史上發生了三件重大的歷史事件：一是“克裡姆林宮醫生案件”﹔二是“斯大林死亡之謎”案﹔三是“貝利亞事件”。對這些事件的內幕及其評價，國內外曾有多種傳記和回憶錄加以披露，但說法莫衷一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王桂香副研究員的《揭開塵封的歷史面紗——蘇聯有關1953年事件的檔案解密》一文指出，通常認為“醫生案件”始於克裡姆林宮醫院的心臟病專家季馬舒克寫信告發對政治局委員日丹諾夫曾進行過錯誤治療。事實上，確有此信，內容也僅僅是對日丹諾夫心臟病的不同醫療診斷意見，而這卻被當時國家安全部副部長、偵訊局局長留明利用，從而指控醫生們被國際猶太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組織“喬英特”所招募，其目的是通過治療手段對黨和國家領導人進行肉體上的消滅。其實，信中談到的所有醫生都是俄羅斯人，與“猶太復國主義陰謀”根本不存在任何聯系，“醫生案件”則是斯大林臨終前發動的一場未竟的反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有關斯大林被謀害的各種說法，到目前為止也僅是推測而已，沒有任何強有力的事實根據，而“病故說”更接近於事實。“貝利亞事件”是斯大林逝世后蘇聯高層權力斗爭的產物，事件產生的真正原因是同僚們的權勢欲和恐懼感，使他們聯合起來密謀反對貝利亞的“宮廷政變”，赫魯曉夫還下令把保存有斯大林發給內務人民委員部的許多文件以及有11大面袋子之多的貝利亞私人檔案全部投入火堆中燒為灰燼，成為永遠的歷史秘密。因此，當年指控他背叛祖國、組建反蘇聯陰謀團伙、從事恐怖主義活動等罪名也屬憑空捏造。
越南駐華大使黃文歡質疑胡志明遺囑被篡改
1969年9月2日胡志明逝世，9日越南為他舉行國葬的同時公布了他的遺囑，但不到2000字的遺囑卻在公布之后留下了長久的謎團。金點強的《胡志明遺囑留下諸多謎團——越南駐華大使黃文歡質疑遺囑被篡改》一文指出，原越南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黎筍等人認為當時形勢復雜，為取得對美國侵略者的徹底勝利和完成祖國統一，應當省略和改變遺囑中的一些內容。幾天以后，被修改過的胡志明遺囑在越南勞動黨機關報《人民報》上發表。1979年8月9日，黃文歡在北京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揭露黎筍當局推行親蘇反華政策，並揭露出一個更大的秘密，即黎筍閹割或篡改了胡志明的遺囑，隻公開刊登一段手跡，以魚目混珠。其中重要的是，胡志明不可能有“作為一生為革命服務的人，我越對國際共產主義和工人運動的強大感到自豪，就越對各兄弟黨之間的不和感到痛心!”的表態。到了1989年，越共中央在胡志明逝世20周年時，不僅宣布胡志明的逝世時間延后了1天，還公開承認胡志明遺囑還有一份附錄。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