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振南
毛澤東在學生時代就富有法治意識，《商鞅徙木立信論》就是一個例証。
讀《史記·商鞅列傳》，抒發胸懷
1912年上半年，毛澤東以第一名的優秀成績考入湖南省立高等中學，編入普通第一班。毛澤東愛好史學、文學，文史相通，從私塾開始，就練成一色文字。他在湖南省立高等中學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論》，受到國文教員柳潛的器重。毛澤東這篇論文僅600字，柳潛閱卷后，作了7個眉批和總評，計150字。
柳潛，湖南湘陰縣人，前清秀才，酷愛梁啟超的著作，學習梁啟超的文風。他也熱心引導學生學習梁啟超的文風、新聞評論家的筆鋒。他曾借給毛澤東一部《御批通鑒輯覽》，鼓勵毛澤東多讀課外書籍。見到毛澤東寫得好的作文，常寫上評語交全班同學傳閱。
《商鞅徙木立信論》是其中的一篇，現已被收入《毛澤東早期文稿》，列為首篇。商鞅“徙木立信”，最初見於《史記·商鞅列傳》。相傳戰國秦孝公在位時，宰相商鞅力主變法，但阻力很大，除既得利益的頑固勢力外，老百姓對新政策也有疑慮。商鞅為解除人們的疑懼，在國都南門口豎起一根三丈之高的木柱，募民誰能將木柱徙置北門，賜金10兩。但人們不信有此種輕而易舉的好事，不敢去徙置。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又宣布：誰能把此木柱由首都南門搬遷到北門，賜金50兩。但人們仍是議論紛紛，不敢相信。過了多日，才有一位膽大包天的大漢將木柱由南門搬遷至北門。商鞅當即給大漢賞賜黃金50兩，以示不欺騙。隨后頒布新法，取得了群眾的信任，使變法工作順利推行。
商鞅曾有兩次變法。第一次是公元前359年，其內容：一是組織民戶，重編戶籍。二是獎勵軍功。三是崇本抑末，獎勵耕織。四是變領主為地主。這是商鞅變法中最重要的一條，實質性的一條。五是鼓勵人們獨立謀生。第一次變法，使秦國在戰國時期7個大國中成為第一個強國。
公元前350年，秦孝公遷都咸陽，商鞅又實行第二次變法，其內容：一是實行郡縣制。二是開辟阡陌（田間車路）、封疆（田間分疆界的土堆），廢除井田制。三是統一度量衡，促進全國貨物交易。
商鞅這種劃時代的變革，最初遭到了貴族領主的強烈抗議。廣大平民百姓內心擁護，但不相信能夠變革，更不用說能夠兌現。在這種狀況下，商鞅採取了兩條措施：一是“徙木立信”，二是嚴懲“貴戚”。商鞅說：“法令不行，由於貴戚犯法。要行法，先從太子開始。”太子是嗣君，不便施刑，就把太子的師傅公子虔、公孫賈兩個大貴族施了黥刑（面上刻黑字）。
這兩大措施落實后，隨著頒布新法，秦民大悅，農業生產迅速發展，戰爭節節勝利。據《史記》記載：“行新法十年，秦民大悅，路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不貧困）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斗，鄉（農村）邑（城市）大治。”
毛澤東看了《史記·商鞅列傳》，揮筆撰寫《商鞅徙木立信論》，抒發胸懷。
寫《商鞅徙木立信論》，初顯法治意識
青年毛澤東在湖南省立高等中學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論》手稿
《商鞅徙木立信論》聯系社會現實，提出當政者要取信於民、開發民智，必須以法治國，言必信，行必果。
該文立論的大概意思是：以民為本，取信於民。“法令者，代謀幸福之具也......”法令是為人民謀取幸福的工具。法令善不善，關系到是否利國利民。有益於人民的法令，必能為人民謀取更多的幸福，人民唯恐不制定、不公布這樣的法令。有益於人民的法令，政府和人民都必須竭力去維護它、執行它，並在執行過程中不斷總結經驗，逐漸充實、修改、完善它。這樣的法令，人民哪有不相信的呢？法令如果不善，則不只是對人民無幸福可言，而且會危害人民，人民就會起來反對這種法令。
這篇文章緊扣“立信”二字。首先從立法的角度論述了法與民的關系，強調為政者要取信於民，法律、政策必須以民為本，以民為出發點、歸宿點，要有利於人民。有益於人民的法律、政策，人民會自動地去實現與維護﹔如果法律違背了人民的意志，政策有損於人民的利益，那就會使政府與人民對立起來。然后，又從執法的視角，闡明執法要嚴明、公正。有了好的法律，但不去執行，有法不依，執法不嚴，不能取信於民﹔或對人不對事，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不公正，不透明，也不能取信於民。至於違法不懲治，那天下就會大亂，好人也會變壞。
毛澤東贊賞商鞅變法。他寫道：“商鞅之法，是好法，是富國利民之法。”商鞅之法，獎勵耕織，能夠增進國民的富力﹔鼓勵軍功，能夠樹立國威﹔嚴懲奸邪，能夠保護人民的權利﹔嚴懲貪官污吏，有利造福人民﹔統一度量衡，有利物資交流，促進生產發展﹔實行郡縣制，有益於全國政治統一。“這是我國從未有過的大政策。”翻閱四千年我國的歷史，“求其利國福民偉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
毛澤東進而論說道：像這樣的好法，最初人民為何“憚而不信”呢？為何要“徙木立信”呢？因為變法前的秦國政府失信於民，“黎民懼焉”。於是，毛澤東將筆鋒一轉，指向清朝末年及袁世凱當局，寫道：執政者的腐敗、欺壓，是導致我國幾乎“蹈於淪亡慘境”的深層原因。
該文從頭至尾論述了以民為本、取信於民的思想。在辛亥革命后的民國元年，一個剛滿18歲的中學生有這樣不凡的見解，很不容易。
國文老師柳潛閱卷后分外高興，在作文四周寫下了7條贊語：“切實社會立論，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報筆，而義法亦骎骎入古”﹔“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筆力挺拔”﹔“議論瀟洒，積理宏富”﹔“力能扛頂”﹔“歷觀生作，練成一色文字，自是偉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柳潛評語的意思是：毛澤東這篇作文，能從當前社會實際出發，結合歷史典故，以新聞記者的手筆進行評述，目光遠大，議論有力﹔字字“精理名言”，句句“積理宏富”，很有說服力﹔有法律知識，有以民為本的思想境界﹔“逆折而入”，有寫作技巧﹔“議論瀟洒”，文字豪放、活潑、醒目，令人深思，百感交集。
柳潛不愧為一位有眼光的教員。他從毛澤東的作文根基、思想、抱負，預見毛澤東是一位“偉大之器”，預測毛澤東將是一位有大出息的人。幾十年后，毛澤東在接待美國記者斯諾時還提到柳潛，“那時的一個國文教員對我幫助很大，他因為我有文學愛好而願意接近我。這位教員借給我一部《御批通鑒輯錄》（注：應是《御批通鑒輯覽》）”，“我讀了《御批通鑒輯錄》以后，得出結論，不如自學更好”。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詢問當年湖南高等學堂校長、中央文史館館長的符定一，是否知道柳滌庵（柳潛）的下落。符定一回答：此人早已謝世，子孫后代情況不明。毛澤東深感遺憾地嘆道：“可惜了。我那篇《商鞅徙木立信論》，他給了我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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