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塵封的“抗戰第一大捷”？

提起“抗戰第一大捷”，人們往往想到林彪指揮的八路軍“平型關大捷”。最近，經過國內多位專家學者歷時多年考証認為：1932年3月由共產黨員李延祿（后任東北抗聯四軍軍長）直接指揮的“鏡泊湖連環戰”，是東北也是全國“抗戰第一大捷”。

此戰發生於1932年3月13日至27日，在東北東部的鏡泊湖地區。在東西100裡、南北300裡的深山野嶺裡，李延祿調動中共地下黨領導的部隊和義勇軍等，先后部署5次伏擊，5戰4勝，基本殲滅了日本關東軍天野旅團7000人。特別是第一戰“牆縫”戰斗，以地下共產黨員為骨干的補充團700人利用有利地形和日軍驕狂心態，以手榴彈為主要武器，在10小時戰斗中斃傷日軍3500人以上，而自己隻犧牲7人，從而創造了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日軍傷亡人數最多、我方損失最小的戰斗記錄，也為鏡泊湖連環戰取得了首戰和決定性的勝利，徹底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

 愛國獵戶“帶”日軍進入伏擊圈，救國軍利用有利地形打殲滅戰

【700：7000——我軍躲在山坡高處的巨岩后面，以手榴彈為主要武器，戰斗持續10個小時，以傷亡7人的代價，斃傷日軍至少3500人】

2014年，曾在中國社科院工作的李丹鋼副研究員和吉林省退休干部李剛經過8年考証研究，出版了《中國抗日戰爭鏡泊湖大捷之謎》（以下簡稱《鏡泊湖大捷之謎》）。

據該書的翔實考証和記者採訪的多位知情人、研究者和專家，還原了“鏡泊湖連環戰”的歷史真相。

“九一八”事變后，駐吉林省的東北軍王德林營長率全營500余名官兵起義抗日，中共派王德林舊友、共產黨員李延祿去幫助他，並擔任王任總司令的“國民救國軍”參謀長。李延祿在軍中建立了由我黨秘密領導的700人的補充團並兼任團長（孟涇清任地下黨書記）。國民救國軍1932年2月連克敦化、額穆和蛟河三縣，隊伍壯大到5000人，聲震遠近，引起日軍恐慌。關東軍司令部急調天野第十五旅團等部，從敦化向鏡泊湖進行“征討”。

天野少將是關東軍第二師團的旅團長。在侵佔軍事要塞沈陽市、吉林省會吉林市、黑龍江省會齊齊哈爾市，以及侵佔哈爾濱特別市等軍事行動中，天野旅團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九一八”侵略東北的急先鋒。

日軍兵分兩路，以“北隔南攻”戰略，對國民救國軍發動鉗形攻勢。北面，以一個大隊左右兵力佔領海林、寧安，阻隔吉東的抗日救國軍與北滿的李杜自衛軍聯合作戰﹔南面，同混合第八旅團主力共同集結到敦化，組建號稱萬人的天野部隊，意圖一舉消滅活動在鏡泊湖南湖頭一帶的王德林救國軍，然后從南向北，佔領整個“吉東”（吉林省東部）。

大敵當前，李延祿說服王德林，利用鏡泊湖一帶的有利地形和日軍的驕狂心理，在“牆縫”一帶伏擊日軍。他們用20匹馬往返多次，把救國軍全部庫存的手榴彈運到伏擊地點。

1932年3月13日清晨，當地愛國獵戶陳文起為日軍“帶路”，將日軍誘入我軍埋伏圈，李延祿率700名補充團官兵隨即打響戰斗。

“牆縫”的地形地貌，是補充團最強大的秘密武器。天野部隊在人數、裝備、訓練、作戰經驗等方面都大大超過救國軍，但因為“牆縫”獨特的地形地貌，雙方優劣勢發生根本的轉變。

“牆縫”是夾在牡丹江和一個山坡中間的一條5華裡長小路，路邊聳立一人多高的石壁，時斷時續，隔一段有個裂口，被稱“牆縫”。小的縫隙隻能露臉，大的縫口數米寬。埋伏兩端可形成交叉火力。

“牆縫”戰場長5華裡，陳文起把日軍帶到最遠端的5號陣地后，李延祿一聲令下，5華裡長的戰場上30多個襲擊點（縫口）同時對敵發動襲擊，令7000多人的日軍被分散在30多個岩石縫口，優勢兵力被化解。

“我們的勇士，三五成群”布陣，守大縫口的每組5人，守小縫口的每組3人，有的負責擰蓋子遞手榴彈，有的負責投彈，投累了輪換。李延祿后來回憶。

高大的岩石，讓日軍的裝備優勢被化解。岩石高過人頭，補充團戰士躲在岩石縫口后扔手榴彈，日軍的步槍、機槍無法傷及抗日戰士。又因為戰場狹窄，日軍的炮彈飛過戰線老遠，失去用場，機械化部隊在山地窄道和巨石縫口也無從施展，飛機又無法對與日兵近距離作戰的我軍投彈。

日軍習慣用兩面包抄、中間突破戰術做進攻，也注意撒開散兵線。但在狹長的“牆縫”，無法兩翼包抄，也無法攀登垂直光禿的岩石，撒開散兵線更無意義。無論單兵作戰能力還是協同作戰能力，在這裡都起不到作用，日軍唯一的選擇就是向30多個縫口沖擊，因為隻要能突破其中一個縫口，日軍就能橫向反包圍抗日軍。

在驕狂的日軍指揮官看來，救國軍不過烏合之眾，隻要沖過某個縫隙，勝券就在握，於是按小隊、中隊建制反復驅趕士兵向上沖。這樣一來，等於主動向補充團戰士喂食，擴大了手榴彈的殺傷力。據參戰村民李長發說，岩石下敵兵一批一批倒下，肢體橫飛，成堆成片的“死倒”垛，一片鬼哭狼嚎。

補充團戰士由於伏在巨石縫下邊投彈，傷亡風險大大降低，傷亡僅7人。“牆縫”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地形和日軍的狂傲，讓補充團有效實現了“保存自己，消滅敵人”。根據戰后打掃戰場繳獲槍支的數量，估算殲滅（含亡和傷）日兵至少3500人。

戰斗持續到10個小時，天野終於發現救國軍的薄弱環節。他們改向埋伏在西山掩護補充團后翼的“戴營”發動強攻。見“戴營”撤退，為避免被抄后路，李延祿才下令補充團按預定路線及時撤退。

此后，李延祿又在“鬆蔭（乙）溝”組織火燒伏擊戰，日兵身上和馬匹背上的彈藥遇火爆炸，斃傷日兵數千。據事后調查，逃出火網的日兵大約400人。這400殘兵后來在“關家小鋪”戰斗中被擊斃100多人、在“高嶺子”戰斗中又被擊斃200多人。最后，7000人的天野部隊成功西逃的不足百人。

 歷史真相是如何被淹沒的

【戰后，王德林領導的“國民救國軍”和當地另一支重要抗日武裝李杜將軍領導的“抗日自衛軍”相互爭功，吵得不可開交。因為，補充團雖然實際上歸共產黨地下黨領導和指揮，但名義上是歸“救國軍”領導，而開始建立補充團的一萬元大洋又是李杜出的。最后李杜和救國軍領導王德林、孔憲榮達成一致：都不公布這一輝煌戰績。而日軍為了維護“皇軍不可戰勝”的謊言，更是秘而不宣】

“鏡泊湖連環戰”斃傷日軍數量，遠比馬佔山的“江橋抗戰”大得多，甚至比“平型關大捷”還大，但如此大的戰績，為何當時未產生大的震動，且記載的資料也很少呢？

“這場戰役真相是被矛盾和糾紛淹沒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研究員張量說。

解放后，李延祿奉毛澤東之命回顧抗聯四軍歷史，從1960年開始回憶、口述，歷時19年，由著名作家駱賓基記錄、整理，並於1979年出版了《過去的年代——抗日聯軍第四軍回憶》一書。詳盡敘述了“鏡泊湖連環戰”的戰況：當時王德林領導的“國民救國軍”和當地另一支重要抗日武裝李杜將軍領導的“抗日自衛軍”相互爭功，吵得不可開交。因為，補充團雖然實際上歸共產黨地下黨領導和指揮，但名義上是歸“救國軍”領導，而開始建立補充團的一萬元大洋又是李杜出的。最后李杜和救國軍領導王德林、孔憲榮達成一致：都不公布這一輝煌戰績。

據張量和李剛介紹，1933年，救國軍副總司令孔憲榮為助募捐，在廣州以“東北義勇軍總司令部宣傳處”名義編印了《國民救國軍抗日血戰史》。為給自己臉上貼金，當時堅決反對對抗天野“萬人大軍”的孔憲榮，隻字不提“鏡泊湖連環戰”，而是大力吹噓自己在南湖頭伏擊日軍的戰績。

而另一方面，日本關東軍司令部為維護“皇軍不可戰勝”的謊言，掩蓋天野部隊在鏡泊湖地區的重大失敗，在編造的《滿洲事變作戰經過概要》中，隱瞞天野部隊曾到鏡泊湖的史實。

敵我都不提這事，致使當時的人對這場戰斗知之甚少、真實記錄也不多。

1980年，中央領導要求編寫東北抗聯史。今年78歲的譚譯，退休前曾是中共遼寧省委黨史研究室副主任，負責編寫東北義勇軍部分。他當時搜集材料時下的功夫比較大，對“牆縫”戰績曾與當地黨史專家進行探討。譚譯說，當時他們認為不可能消滅日軍幾千，但也絕不是目前軍史記載的100多人。作為“義勇軍”部分的主編，譚譯后來寫的是比較籠統的“數百人或多人”。

按李延祿在回憶錄中描述：日軍打掃戰場時將日軍尸體堆成三大垛焚燒，我們總計得到被燒毀的槍筒殘品1500余件，給我們在寧安新建的兵工廠修理﹔搜出完整無缺的三八式步槍2000多支，裝備了補充團的后備軍。我軍史專家稱，按照日軍軍規，三八式步槍是天皇賜予，士兵隻能人手一支。據此可見“牆縫”戰斗日軍傷亡至少3500人。記者在黑龍江省東寧文管所看到了國民救國軍兵工廠在1932年的歷史材料：“兵工廠第一批生產任務是修理寧安‘牆縫’戰斗所繳獲的三八槍1500支”，正面印証了李延祿的回憶。

此外，抗戰期間先后任抗聯五軍軍長、抗聯第二路軍總指揮、中國抗聯教導旅旅長的周保中在1960年所寫的《東北人民抗日戰爭概括》中明確指出：“鏡泊湖殲敵天野部隊（7000人）”，並強調在此役中“救國軍總部直屬補充團起著骨干作用”。譚譯認為，周保中在該戰役結束不久就轉入救國軍，擔任前方總指揮部參謀長，他廣泛接觸救國軍官兵，尤其接觸了李延祿和孔憲榮，因此該數字具有真實性，不夸張。

開國將軍彭施魯在回憶錄中，也記載了抗聯四軍戰士的軍旅聊天，証實在1935年底，“補充團”未犧牲的老戰士都能為殲滅天野部隊作証。

“鏡泊湖連環戰”特別是“牆縫”大捷，從目前看，不但有修槍物証，有當事人、知情人的人証，還有戰場民眾代代相傳的口述傳承、戰場遺址的地形地貌等各類史料的支持。

爭議持續多年，探索沒有停息

【“由於鏡泊湖連環戰役發生年代久遠，加之東北抗日斗爭開展初期歷史背景、社會情況十分復雜，當年親歷者多已辭世，所留下的文史檔案資料又留散各處，所以澄清這一懸案，還歷史本來面目，有賴於近現代史、軍史學界專家和海內外知情者共同襄助，特別是要注重收集、提供說明事件真相的第一手資料。”】

多年來，關於鏡泊湖連環戰，黨史、抗戰史研究者的爭議不斷。“沒想到這段用鮮血書寫的輝煌戰史，居然會引起后人巨大的分歧。”李延祿的孫女李戈說，李延祿的回憶並經考証的《過去的年代》一書，卻被一些黨史、史志工作人員視為“文學創作”而非“史實”。

在《中共黑龍江黨史大事記》和《中共牡丹江市黨的歷史活動大事記》中對鏡泊湖戰役的記錄均為：“抗擊上田支隊，殲敵七八十人。”最近，黑龍江省委黨史研究室一位負責人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電話採訪時說，他們在目前編寫的“東北抗聯史”書中，對牆縫戰斗仍然採用“抗擊上田支隊，牆縫戰殲敵120余人，后面幾場戰役再次伏擊敵人130人”的表述，但是同時加了備注，注明民間對此戰役有不同意見。李延祿的后人和相關專家對此表示非常不滿或不解。

1999年“八一五”日本投降紀念日前夕，時任《牡丹江日報》總編輯的高永新按照策劃，帶隊沿牡丹江轄區進行“版圖邊緣行”採訪。他們來到“牆縫戰斗”發生地——東大泡子村採訪時，發現當地老百姓對牆縫戰史實的回憶敘述，同豎立在岩岸下江灘上的紀念碑文內容相抵觸。

高永新說，當時已卸任的村老支部書記李宗福（時年62歲）多次用不容置疑的口氣說：“牆縫這仗，日軍被打死上千人，碑文卻硬說打死七八十人，那可是胡說瞎掰。”盡管由於史實認定大相徑庭，高永新對這場戰斗戰果的敘述作了一個折衷報道，《牡丹江日報》1999年9月7日一版《血染“牆縫”花更紅》報道中，以謹慎的態度，大膽採用這次戰斗的參加者獵戶李長發“殲敵千余人”的說法。由此引發了爭議。

“從此，我對‘鏡泊湖連環戰’歷史真相開展了艱辛的採訪求証。”高永新在隨后近8年的調研考察中，遍訪了當年戰爭親歷者的后人，研讀了大量的史料，不斷地尋找証據，並在2006年牡丹江市委主辦的《今日牡丹江》雜志第3、4兩期連續發表上萬字《中國抗戰史研究中一樁亟須澄清的懸案》的文章，証明李延祿關於鏡泊湖連環戰的回憶基本屬實，並且再次呼吁：“由於鏡泊湖連環戰役發生年代久遠，加之東北抗日斗爭開展初期歷史背景、社會情況十分復雜，當年親歷者多已辭世，所留下的文史檔案資料又留散各處，所以澄清這一懸案，還歷史本來面目，有賴於近現代史、軍史學界專家和海內外知情者共同襄助，特別是要注重收集、提供說明事件真相的第一手資料。”

在戰事發源地的牡丹江市，還有原《牡丹江師范學報》主編張克、牡丹江市博物館和烈士紀念館研究員黃強等於2005年在《牡丹江日報》《牡丹江社會科學》發表《鏡泊湖連環戰的牆縫之戰是大戰還是小仗》和《鏡泊湖連環戰》，說明此戰“殲敵數千人”真實可信。

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譚譯說：“當時到實地考察了牆縫一代的地形，聽了很多當地人的反映，覺得歷史記載的牆縫戰斗日軍死傷七八十人的說法，沒有真實反映戰況。這件事這麼多年一直是我的心結，我們也反思，應該堅持消滅日軍幾千人的說法。”

《鏡泊湖大捷之謎》作者之一的李剛，長期從事政法工作，非常重視完整、有效的証據考証。在歷時8年的調查中，他聘請了日本人野田先生（化名）在日幫助查找相關資料。根據日軍史料記載，天野旅團在“鏡泊湖連環戰”后的方正戰中隻能充當督戰和收容角色﹔天野旅團在關東軍中地位下降，4月被調到后方維持治安﹔天野旅團戰力僅相當一個大隊等等，都間接証實了天野旅團經過鏡泊湖連環戰后的一蹶不振﹔日軍參謀本部於連環戰幾天后的4月5日，先向關東軍增派2個師團、后又增派1個師團，間接証實了關東軍在鏡泊湖連環戰中確實出現兵力大失血﹔第二師團提前撤回日本仙台市時獨無天野旅團的身影、日關東軍高層銷毀1932年軍事情報和命令文檔，以及其后處置了包括天野在內涉案的1名中將、3名少將，不但撤職，而且勒令退役，凡此種種，進一步坐實了鏡泊湖連環戰確實給予天野部隊傷筋動骨的打擊。

記者踏訪“牆縫戰”發生地

【岩石上，清晰地留著彈痕。戰役親歷者生前對“牆縫”戰斗的憶述在當地口口相傳，記者從當地一些七八十歲的老人及年輕人講述的情況了解到，其內容與李延祿回憶文章中的表述是一樣。】

2014年12月，新華社記者到“鏡泊湖連環戰”發生地進行採訪考証。記者首先來到位於牡丹江入口處“小龍灣”的“牆縫”地帶，當地人介紹，過去河邊的山坡光禿無樹，沿河5華裡長都是高過人頭的岩石壁，牆一樣的岩石壁時斷時續，被當地人稱為“牆縫”。岩石壁下的河灘內，是通商古道，地勢寬闊，毫無遮掩之處，也是當時日軍入侵必經之地。這種地勢，若埋伏在岩石后，扼守各個縫口，非常方便用手榴彈集中消滅成群結隊向上進攻的敵人。在岩石上，清晰地留著彈痕。當地老百姓也口傳，當年日軍在我軍撤出戰斗后，焚燒死亡士兵的大量尸體，火光沖天，尸臭難聞。

在“牆縫”岸邊的江灘上，記者看到由“寧安市鏡泊鄉人民政府”立的“牆縫戰役遺址”紀念碑記載著戰斗情況：“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九日清晨從敦化沿湖而來的日軍山田支隊主力一萬余人，在當地獵戶陳文起的帶領下進入我抗日救國軍設伏的牡丹江岸的牆縫小龍灣。救國軍補充團團長李延祿率領七百多名戰士居高臨下阻擊來犯之敵，激烈的戰斗持續到下午二點，共消滅日軍七八十人……”

從常識上分析，碑文上寫的“山田支隊主力一萬余人”是有問題的，一個支隊的主力怎麼可能“一萬余人”呢？

這個紀念碑記載的殲敵數字在當地百姓中議論也很大。已78歲的鏡泊鄉東大泡村老支書李宗福告訴記者，1962年黑龍江省省長和抗聯四軍軍長李延祿回訪“牆縫”時，曾立過一方木碑。碑文內容大致為：1932年3月13日凌晨，日本關東軍天野少將帶領7000日兵自敦化進犯，被我補充團700壯士於此地伏擊，敵軍傷亡3000余人。“我當時年輕，記得很清楚，可惜那木質碑后來就不見了。”

在鏡泊鄉后雨村，記者見到了李延祿在《過去的年代》一書中提到的當年在“牆縫”戰斗中負責偵察地形的“炮手李長發”的兒子李玉田，老人已經87歲了，但他清晰記得父親年輕時講述的戰斗經歷：“戰斗從太陽沒冒紅開始，一直打到太陽落山，日軍幾千人，血水把地上的白雪都染紅了。”在李玉田家中的相框內，記者看到李長發留下的隻有一張持著槍，身著獵裝的2寸黑白照片。

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李長發是這一帶唯一能訪問到的戰斗親歷者，他生前對“牆縫”戰斗的憶述，在當地口口相傳，記者從當地一些七八十歲的老人及年輕人講述的情況了解到，其內容與李延祿回憶文章中的表述是一樣。

在《過去的年代》中，李延祿還講述了為牆縫戰斗勝利奠定基礎的獵戶陳文起。書中記載，陳文起在“牆縫”戰斗打響前，主動去幫抗日軍隊偵查敵軍動靜，不幸被日軍抓住后，他不僅沒有泄露抗日軍埋伏的秘密，而且不顧個人安危，給日軍當“向導”，將7000多日軍引進了埋伏圈。戰斗打響，陳文起被日軍毆打，堅強不屈，最后被剖開胸膛……記者在吉林省敦化市見到陳文起的孫子陳興甫，他說爺爺犧牲時僅僅29歲。自己沒有見過爺爺，但從懂事起，奶奶就給他講述爺爺的故事，“你爺爺犧牲后，小鬼子把我們家房子也燒了，我就帶著你爸爸他們兄妹3人，逃到敦化藏了起來。你爺爺是英雄，當年那場大仗，小鬼子死傷幾千人。”陳興甫說，他們每年清明都要到“牆縫”去祭奠爺爺。

在黑龍江省東寧文管所，記者採訪到當年寫檔案的鞏義芳。鞏義芳介紹，為了搞清1932年抗日救國軍在東寧縣三岔口建兵工廠的情況，1981年東寧縣將他抽調出去搞史志，他和同事先后3次去三岔口組織座談，參加座談會的都是原兵工廠工作的人和知情人。“兵工廠第一批生產任務是修理寧安‘牆縫’戰斗所繳獲的三八槍1500支。這批槍修好后裝備了救國軍新編的一個補充團。”鞏義芳說，這個文檔是他在座談和採訪的基礎上寫出來的。

記者在1982年出版的《東寧縣志》中也查到與上述情況相同的記載。

牡丹江市博物館和烈士紀念館管理處副處長黃強說，該館已經將“鏡泊湖連環戰”設為單獨展廳進行宣講，但對一些爭議的話題目前隻能進行模糊處理。

專家建議還原歷史，揚我國威振我軍威

【專家們認為，弄清“鏡泊湖連環戰”真相，意義重大，關系黨史、軍史、抗日史等重大事件能否澄清，關系共產黨領導武裝抗戰第一槍的史實能否得到確認。】

張量和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研究員彭訓厚認為，“鏡泊湖連環戰”是繼江橋抗戰、哈爾濱保衛戰之后，東北義勇軍與入侵的關東軍的又一次大對抗。與前兩次不同，這次對抗以中國軍隊完勝而告終，基本上全殲了天野少將率領的數千部隊。

專家們認為，弄清“鏡泊湖連環戰”真相，意義重大，關系黨史、軍史、抗日史等重大事件能否澄清，關系共產黨領導武裝抗戰第一槍的史實能否得到確認。因為如上所述，其戰斗規模、日軍傷亡數量，比1931年年底馬佔山的“江橋抗戰”和5年后的“平型關大捷”還大。

彭訓厚認為，“牆縫戰”將天時、地利化作威力巨大的作戰資源，從而以弱勝強。尤其是“牆縫戰”是鏡泊湖連環戰的首戰，在中國抗日戰爭史上，特別是東北局部抗戰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

“牆縫戰”是一次自發的統一戰線實踐。鏡泊湖抗戰分兩個戰場：主戰場和輔戰場。主戰場是連環戰，連環戰充分利用天時、地利、人和，對抗7000多人的天野部隊，經過慘烈的5戰，天野部隊最后在“高嶺子”戰場的逃生者不足百人。輔戰場是襲擾戰，愛國軍人在南湖頭（小嘉吉河）、東京城、敦化和海林10次襲擾上田支隊，節節阻擊上田支隊的增援速度，以致2天的路程，讓上田支隊爬行了11天。這兩個戰場，都是自發的民族抗日統一戰線的一次可貴的實踐。參加首戰和二戰的，是共產黨領導下的補充團及其后備隊﹔參加第三戰和第四戰的，是東北軍駐寧安的愛國將士﹔參加第五戰的，是共產黨第一支抗日游擊隊——1931年12月組建的“亞布洛尼鐵路工人抗日游擊隊”。而且這場連環戰的勝利，為抗聯崛起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

“牆縫戰斗是抗聯四軍的發端，對四軍歷史要重新評價。”譚譯認為。

盡管相關研究者通過艱難搜集找到不少印証材料，但因年代久遠，也存在諸多謎團，還有一些爭議。專家們建議，應在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之際，將“鏡泊湖連環戰”作為黨史、軍史、地方史研究的重大課題，組織相關專家成立高層次聯合調查考証組，還原歷史真相，以告慰先烈英靈，讓后人永遠銘記東北軍民不屈的抗戰。

（原載5月15日《新華每日電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