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運動中“左”傾錯誤發生的原因及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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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土地改革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從而爭取廣大農民的支持，是中國革命成功的基本經驗，也是農民信賴共產黨的主要原因。但是，需要引以為戒的是，無論是大革命失敗后的土地革命，還是抗戰勝利后的土地改革，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左”的傾向。土改運動期間的“左”傾錯誤，主要表現在侵犯中農、破壞工商業、亂打亂殺等方面。這在很多材料中都有所反映，一度給土地改革的評價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時至今日，很多人批評土地改革運動，實際上是針對土改期間的“左”傾錯誤而言的。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土地改革中“左”傾錯誤的頻發，以及應該採取哪些措施來有效防范和應對呢？

一、人多地少是經濟原因

耕地緊張，不只是現在才出現的問題。事實上，自近代以來，伴隨著人口急劇膨脹，中國的主要農業生產區都普遍面臨著耕地不足的問題。20世紀三四十年代，在中國華北地區，佔地60畝至70畝土地的地主家庭不足總戶數的10%，佔地100畝以上的地主家庭不足總戶數的1%，無地農民家庭佔總戶數的20%，其余近70%的農民家庭都是自耕農。這些自耕農雖然佔有一定的耕地，但是，大多數家庭根本無法完全依靠土地生存，很多人為此不得不租地、打零工。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把村中地主的土地拿出來全部分了，也是仍然不能滿足無地少地的土地要求的。[1]這樣造成的結果就是，要解決農村中所有無地農民的土地問題，就不能不動自耕農，即富農和部分中農的土地。現在看來，土地改革中，很多地區頻頻出現侵犯中農的現象，原因是十分復雜的，不一而足。但是，就經濟原因而言，確是十分明顯的，即主要是因為農村人多地少的客觀情況造成的。這一狀況，不僅在華北地區比較普遍，即便是在湖南、湖北等長江以南地區也是相當嚴重的。新中國成立初期，在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草案時，中共中央中南局的鄧子恢、杜潤生等人之所以要堅持動富農的出租土地，原因就在於“不動富農出租地，光靠沒收地主的土地和公地，不能滿足貧雇農的土地要求”。[2]

既然農村人多地少是一個殘酷的現實，並且隨著人口增加、耕地減少，這一狀況會更加嚴峻，這就不能企望通過土地改革去解決農民的所有問題，包括富裕問題、子女教育問題等。除了通過解決土地問題給農民以應有的生產資料之外，還應該利用國家政策導向來彌補耕地缺少的缺陷。關於這一點，毛澤東在談及新中國土地改革法為什麼一定要體現“保存富農經濟”的特點時就說得很明白，他說：“土地就那麼多，它是客觀事實，說多了並不就變得多，說少了也不會變少。你們有調查，有第一手材料，我們當然聽你們的。全國怎麼樣，還弄不清楚，將來都會搞清楚的。至於富農問題，中央的意見還以不動為好，‘富農放哨，中農睡覺，有利生產’。貧農將來分地少，有困難，我們有了政權，可以從另外方面想點辦法。”[3]“從另外方面想點辦法”，反映了毛澤東解決農村人多地少問題的基本思路。盡管之后在探索過程中犯了大躍進、人民公社等方面的錯誤，但是這一思路還是值得借鑒的。也就是說，要解決農民所面臨的種種問題，土地改革是一個相對直接、快捷的辦法，但是，並非唯一的辦法。倘若要進一步滿足農民的小康生活要求，不僅要保障農民具有穩定的土地使用權，而且還需要在土地之外下功夫，包括減輕農民負擔、通過發展第三產業以拓寬生產渠道、通過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以創造就業崗位等。目前，政府在減免農業稅、建立農村醫療保險體系、實行義務教育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很值得肯定，但仍需集思廣益，進一步開拓農民致富渠道。如果不思“開源”，而僅僅將眼光盯著農民手中僅有的少量土地，試圖通過轉讓或征地使土地“翻倍”增值，那麼其后果是相當危險的，無異於“為淵驅魚”、“飲鴆止渴”。

二、平均主義傳統是文化原因

歷史上，中國是一個小農佔多數的國家，經過千百年的積累沉澱，“均貧富”、“君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等思想已深深植根於普通國民的頭腦中，揮之不去。在這種背景下，一旦主張“平分土地”，其號召力雖然很強，可謂振臂一呼，響應者無數，但同時，在宣傳和解讀的過程中也極容易出現曲解和誤讀。如《中國土地法大綱》頒布后不久，就有人誤以為平分土地就是“共產”，就是吃大鍋飯，說：“現在是均土地，往后就房子、農具、牲口慢慢啥也得均了，就實行共產起大鍋。”[4]“平分就是共產呀，不如合伙了過集體生活，反正東西誰也不是誰的，都得共同平分”。[5]在此思想支配下，在執行平分土地政策的過程中，很多地區就出現了擴大打擊面、隨意侵犯中農的現象，一度認為“有出租地就是地主﹔凡是雇人干活就算富農﹔有剝削就批斗﹔凡是敵偽殘余、蔣偽殘余就斗﹔人品思想不好的要斗﹔上找三輩斗﹔土地超過平均數要斗﹔人多東西多的要斗”。[6]擴大打擊面的直接后果，是嚴重傷害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以至於許多農民寧願受窮當貧農，也不願因發家致富而被錯劃為富農或地主。其情形正如時任西北局書記習仲勛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所言：“土地革命區的農民，由於左的影響，都不願意當中農。實際上已都不是貧農，而是中農，但要改變成份那是很不容易的。此外，現在深入考察起來，邊區勞動英雄，還是好的多，真正勤苦勞動，熱愛邊區，因有余糧，往往被當成斗爭對象，這不只是目前問題，而是今后發展生產問題。這分明的是對勞動致富方針有了懷疑。”[7]

平均主義傳統是土地改革期間“左”傾錯誤蔓延的文化土壤，但是，並非不能克服。事實上，如果不是出於擔心挨批的顧慮，大多數農民還是十分渴望和願意發家致富的。隻要國家在政策方面為農民發家致富創造條件，並且能在法律方面保護農民的合法所得，那麼，農民會在發家致富的道路上表現出更大的創造性。

三、缺乏民間解決糾紛機制是社會原因

土地改革期間，“左”傾錯誤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一度出現亂打亂殺的現象。被打殺的對象不僅包括地主富農，而且還包括中農和貧雇農。長期以來，人們都把這一現象歸罪於土地改革，其實，這是一個很大誤解。就其深層次原因而言，主要是因為近代以來農村傳統的解決糾紛機制已經失效，而新的機制尚未形成，從而導致社會矛盾錯綜復雜，歷史積怨越積越深。這樣一來，伴隨著土地改革的深入開展，村民之間的矛盾，特別是對壓迫者的仇恨就會突然爆發，即所謂“農民的苦難以及他們對壓迫者的仇恨，通常會突然爆發出來，但是，最終卻表現為對個別的地主或富農發泄個人不滿和仇恨的徒勞情緒。宗族關系以及其他種種陳規陋習常被用來掩蓋階級沖突，然而，這種對壓迫者的仇恨在中國農民的心底仍然不可避免地爆發出來”。[8]也就是說，土改運動在一定程度上成為農民的怨恨“突然爆發”的突破口。在這種氛圍下，一些與土改運動壓根兒無關的打殺事件也隨之發生了。如在山西潞城縣張庄“發生打人事件顯然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因為執行公務而打人，一種純粹是處於個人原因而打人。……代表們總共提出了55起打人和體罰的指控。其中20起屬於前一種，是不良作風問題。其余35起是后一種，和工作沒有任何關系”。[9]顯而易見，亂打亂殺現象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凸顯了群眾運動的不可控性。在當時特殊背景下，政權交替尚未完成，基層社會尚在重建，司法程序尚不完備，一旦群眾運動起來，縱然發現了亂打亂殺現象的弊端，並立即採取措施制止，實際上也是很難完全杜絕的。甚至於有些亂打亂殺事件即使發生了，非但不會受到譴責，反而會博得時人的理解和同情。據曾經當過沭陽農會會長的徐士善回憶：“有次在沭陽張圩斗地主，晚上讓他的佃戶看管他。結果，夜裡佃戶用棍子把地主打死了。”經調查才得知，原來佃戶的媳婦娶過來的頭夜，被這個地主糟蹋了。[10]事情發生后，似乎並沒有人覺得這個地主被打死是冤枉的，也沒有人覺得這位佃戶有什麼錯。

誠然，農村社會矛盾的錯綜復雜，以及群眾運動的不可控制性，是亂打亂殺現象發生的深層次社會原因。但是，並非所有的打殺事件都不能避免。如果有些矛盾得到及時妥善的處理，實際上是可以化解的，其關鍵是要在農村建立一套村民廣泛認同的解決糾紛機制。這種解決糾紛機制可以借助傳統的鄉俗、民規，其適用范圍主要是小的民事糾紛，其特點是與現行法律體系並行不悖，運行起來簡便有效。隻有農村的社會矛盾得到有效快速的解決，才不至於形成歷史積怨，更不至於形成大規模的集體爆發。

四、干部以權謀私是人為原因

在土地改革過程中，農村基層干部是主要的推動者和組織者，不可或缺。在歷史上，他們既是土地改革的獲利者，同時又是受害者。土地改革初期，當他們主導著階級成分的劃定，以及土改勝利果實的分配時，其中很多人分配到了好地和相對多的勝利果實，成為土地改革的“受益者”。據太行區對土改中犯錯誤干部情況的統計，在248名縣區干部中，犯錯誤的有134人，佔54.09%。其中包庇家庭親友的38人，佔15.4%﹔賤買、竊取、多佔、掠奪土改果實的72人，佔29%﹔貪污的13人，佔5.25%。更有甚者，有些干部“為了洗刷自己的右傾，洗刷地主富農思想，故意殺人。某些村干部積極分子，私吞了地主富農的財物，害怕揭發，殺人滅口”。[11]所有這些不僅阻礙了土地改革的正常進行，而且惡化了干群關系，影響了解放區政權的聲譽。如此一來，為了推動土地改革，當解放區開展“洗臉”運動和整黨運動時，這些先前有污點的干部就自然成了被批評和斗爭的對象，不少人被當做“石頭”搬走，有些甚至被亂斗亂打，結果導致人心不安，鬧得農村極度緊張。

從土地改革中農村干部的表現和境遇來看，部分干部的腐化變質和以權謀私，的確在很大程度上激化了干群矛盾，助漲了“左”傾錯誤的蔓延，發人深省。目前，廣大基層干部仍然是農村社會發展的重要推手。他們與農民朝夕相處，最了解農民的疾苦和訴求，同時又是各項政策的具體執行者，代表著執政黨的形象。在這種情況下，就有必要對農村基層干部的思想狀況及其所作所為給予高度關注，特別要注意提高他們的素養，防止他們腐化變質。為此，一方面需要從完善村民選舉制度著手，在源頭上將作風正派、群眾威信較高的農民選拔到領導崗位﹔另一方面，要加強對現任基層干部的監督，防止他們誤入歧途，並給予他們充分信任。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証各項惠農政策得到貫徹落實。

時至今日，中國農村的新一輪土地改革已經拉開序幕。改革的內容主要包括：“賦予農民對承包地佔有、使用、收益、流轉及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保障農戶宅基地用益物權，改革完善農村宅基地制度”﹔“探索農民增加財產性收入渠道”﹔“保障農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12]要完成這些任務，首先要把握正確的改革方向，使廣大農民實實在在從中得到實惠。其次要盡量避免犯錯誤、走彎路，還要防微杜漸。而對以往土地改革錯誤傾向滋生的原因及防范辦法進行總結，也尤為必要。

[1]Tanaka Kyoko，“Mao and Liu in the 1947 Land Reform：Allies or Disputants？”The China Quarterly，No.75, Sep，1978，pp.591.

[2]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125頁。

[3]杜潤生：《憶50年代初期我與毛澤東主席的幾次會面》，《緬懷毛澤東》（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375頁。

[4]《挑動大吃大喝 就是破壞土地法》，《人民日報》1948年1月17日。

[5]保國：《左權雇貧談平分土地 農民仍有誤解急需普遍教育》，《人民日報》1948年1月22日。

[6]陳正人：《關於平分土地運動的總結》，《陳正人文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9年版，第122-123頁。

[7]習仲勛：《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緒》（1948年1月19日），《習仲勛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43-44頁。

[8][英]大衛·柯魯克、[加拿大]伊莎貝爾·柯魯克：《十裡店（二）——中國一個村庄的群眾運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頁。

[9][美]韓丁：《翻身——中國一個村庄的革命紀實》，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422頁。

[10]馬俊亞：《近代蘇魯地區的初夜權：社會分層與人格異變》，《中國近代鄉村研究的理論與實証》，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333頁。

[11]賴若愚：《土改運動中區黨委領導的初步檢查》，《太行革命根據地土地問題資料選編》，中共山西省委黨史研究室、山西檔案館1983年10月編印，第230-231頁。

[12]《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23頁。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 北京 10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