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輝
“你的名字無人知曉，你的功勛永垂不朽。”這是一段封存了60余年的秘密……
2013年10月，由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建設的無名英雄紀念廣場正式落成，為了紀念犧牲於台灣的大批隱蔽戰線上的無名英雄。這是官方第一次以紀念廣場的形式公開紀念那段歷史。
在無名英雄紀念廣場的花崗岩烈士名錄牆上，筆者看到，鑲刻著經各方查找已經發現的846位當年犧牲於台灣的烈士英名，尚有200多名烈士的姓名沒有下落。
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成立，在隱蔽戰線開展斗爭
1928年4月，當時以旅滬台灣革命青年為骨干的台灣共產黨（后被俗稱為“老台共”）在上海租界一家照相館的2樓成立。第一屆領導人為林木順、林日高、庄春火、洪朝宗、蔡孝乾，中央候補委員有翁澤生、謝雪紅，台共書記為林木順。
台共建立后即返島發動群眾，並於1929年在台灣中南部發起小規模暴動。日本警方隨之展開第1次“台共大檢肅”，逮捕了許多骨干。隨著日共組織被破壞，1931年日本警方在台灣全島發動第2次“台共大檢肅”，抓捕了台共領導謝雪紅等人並判重刑，導致組織瓦解，隻剩下少數人隱蔽民間或潛回大陸。蔡孝乾回福建后進入中央蘇區，作為台灣代表參加了第2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后跟隨紅軍長征到達陝北，抗戰時還擔任過八路軍敵工部部長。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隨后，國民黨軍由美軍運送接收台灣，中共中央也決定在台灣建立黨組織。為此，中共中央任命蔡孝乾為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
1946年4月，首批干部由張志忠率領從上海搭船潛入基隆、台北開始活動。蔡孝乾則於7月進入台灣，聯絡島上的“老台共”謝雪紅等人秘密建立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
1948年底，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面臨崩潰，其黨、政、軍機構和特務機關陸續遷台，對島內的控制進一步加強，但是地下黨組織還是得到快速發展。1949年5月上海解放，蔣介石敗退台灣，此時台灣工委向中共中央報告稱地下黨員發展到1300人，同情黨並參加地下活動的群眾還有2000人，如果再加上可以動員的普通群眾，可以掌握的群眾將達5萬人，但在島內700多萬人口中仍顯薄弱。后來，陸續從大陸派遣的共產黨員和當地發展的黨員、進步人士達到了1500多人。
1949年，解放戰爭凱歌高奏，解放台灣成為一項重大戰略任務。1949年春，台灣工委向各級地下黨下達了工作方針：“各級黨的組織，必須將每個黨員、積極分子動員起來，在一切為了配合解放軍作戰的總口號下，立即轉入戰時體制，建立必要的戰時機構。”同時，台灣工委在台北市創辦了《光明報》。6月，《光明報》發表題為《紀念中國共產黨誕辰二十八周年》的社論。文章由中共地下黨員林英杰起草，文中分析了大陸解放戰爭的大好形勢，向台灣人民轉告了解放軍渡過長江、解放南京以后大舉南下的消息，指出全國解放指日可待的發展趨勢，號召台灣人民積極行動起來，做好一切准備，迎接全國解放。后來，台灣全島很多地方都出現了《光明報》和革命標語。
蔡孝乾被捕叛變，引發台灣地下黨組織全面災難
1949年4月6日，台灣工委發動了反美、反蔣的學潮。3個月后，有人在台北台灣大學校園裡散發地下黨的機關報《光明報》。蔣介石緊急召開陽明山會議，3天后，保密局特務抓到早先在台灣大學校園散發《光明報》的4個學生。一個叫戴傳李的學生供稱，報紙是他妹妹戴芷芳拿給他的，而把報紙交給戴芷芳的是基隆中學校長、中共基隆工委書記鐘浩東。8月14日凌晨3點30分，保密局派出3個行動小組，進入基隆中學校長寓所，逮捕了鐘浩東，同時搜出了印制《光明報》的器材及大量有關宣傳資料。
鐘浩東歷經了3天3夜的連番訊問，表現得十分堅強，但夜以繼日地訊問使得他有些精神恍惚。一天，鐘浩東忽然反問訊問他的谷正文：“老鄭怎麼樣？”雖說后來鐘浩東一直不肯說出“老鄭”是誰，但谷正文心裡明白，“老鄭”肯定是中共在台灣的頭面人物。
10月，地下黨高雄市工委負責工運的李汾在參加完秘密會議后，被保密局特務抓住了，他供出了中共台灣工委副書記陳澤民。特務隨后對陳澤民實施了抓捕，經嚴刑拷打，陳澤民說出了“老鄭”的住址：台北市泉州街26號。但當特務趕到此住所時，已空無一人。
1950年1月29日，在“老鄭”住所長期蹲守的特務抓到一個40多歲的男子。此人報了假名字和假身份，被關押期間要求提供美食。谷正文回憶說，自己一眼便看出此人有追求享受的弱點，便讓人天天給他買餃子。一星期后，此人說：“想著牛排的味道都快想瘋了！”並指定要台北最高檔的波麗露西餐廳的牛排。吃完牛排后，此人說為表示感謝，可以帶他們去共產黨的一個據點。特務讓他帶路，結果此人走進一個黑暗廠房時，突然跑掉了。此后，谷正文已經確認此人正是蔡孝乾，也就是他們一直尋找的“老鄭”。
2個月后，谷正文又掌握了蔡孝乾在“老台共”時的一些關系。通過追查拷問，谷正文得知蔡孝乾已躲往嘉義農村，便派看押過他的特務去查找。為了避免顯眼，特務們換上農民服裝，卻在當地的鄉間路上遠遠看到一個穿西裝的人，追上去一看正是“老鄭”。經查問，原來他在鄉下躲藏2個月，感到清苦難耐，想到鎮上西餐館解饞。
蔡孝乾叛變后，在一周內便供出所有的名單資料，造成包括吳石、朱楓、陳寶倉、聶曦在內的400多名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被逮捕，導致台灣工委下屬組織全部被破壞。從1949年8月到1950年3月初，保密局一共破獲了80多件“中共間諜案”。其中因為蔡孝乾叛變被抓捕訊問、清查的關系人，竟達1800多人。
舍身取義，那些寧死不屈的英雄
1950年6月10日，一群士兵走進位於台北延平南路的保密局監獄，押解即將行刑的死刑犯。4名威武不屈的勇士，被五花大綁，以軍用大卡車運往馬場町刑場。英勇就義的正是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中將、中共華東局女特派員朱楓、國民黨“聯勤總部”第四兵站總監陳寶倉中將、吳石的親信隨員聶曦上校。
吳石，1894年8月生於福建省福州市倉山區。曾留學日本炮兵學校，畢業后又進入日本陸軍大學，以優異成績畢業回國后，在國民黨陸軍大學任教官多年。
1940年底，白崇禧推薦吳石任第四戰區中將參謀長，吳仲禧也在這時調柳州任第四戰區中將軍法執行監。兩位老友得以一起共事。吳仲禧回憶說：“吳石對共產黨人是有好感的。他讀過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等軍事著作，在武漢珞珈山聽過周恩來的演講，還同葉劍英等人有過交往。”
1947年4月，吳石與中共華東局書記劉曉等人見面后，與共產黨正式建立聯系。他經常往返於滬寧之間，不斷送來重要情報，遞交給華東局。
國民黨國防部尚保存有500余箱軍事機要檔案要移運台灣，吳石以福州有“進則返京容易，退則轉台便捷”為理由，建議暫移福州。國民黨當局採納了他的意見。於是，吳石派人將500余箱機要檔案從南京押送抵達福州，保存在於山戚公祠大殿內。1949年5月下旬，吳石到福州上任，國民黨當局電促速將檔案運台。吳石則以“軍運緊，調船難”為借口，一方面以百余箱參考資料、軍事圖書權充絕密檔案運往台灣﹔另一方面下達“死命令”，要部下、國防部史政局總務組組長聶曦和隨從參謀王強把298箱絕密檔案轉移到位於倉前山的福建省研究院書庫匿藏，最后交給了解放軍第十兵團司令部。
7月，吳石由福州經廣州輾轉到香港找到吳仲禧，告訴他自己已被調任國防部參謀次長，要到台灣去。吳仲禧曾請他考慮，到台灣去是否有把握，如果不去，也可就此留下，轉赴解放區。吳石表示，自己的決心已經下得太晚了，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現在既然還有機會，個人風險算不了什麼。為了避免嫌疑，他偕夫人王碧奎和兩個子女去到台灣，留下大兒子吳韶成、大女兒吳蘭成在大陸。
10月25日，解放軍攻打金門失利。11月，解放軍攻打舟山群島也受到重大損失。為及時取回吳石掌握的重要軍事情報，華東局決定派長期在上海、香港從事情報工作的女黨員朱楓赴台與吳石聯系。
11月27日，朱楓從香港抵台。一個星期后，吳石在寓所秘密接見朱楓，向她提供了一批絕密軍事情報的微縮膠卷，這批情報迅速通過香港傳遞到華東局情報部門，其中幾份絕密軍事情報還呈送給毛澤東親自過問。
1950年3月1日，台灣當局下令以“為中共從事間諜活動”的罪名逮捕吳石，以及吳石的夫人王碧奎、吳石的朋友“聯勤總部”第四兵站總監陳寶倉中將、吳石的親信隨員聶曦上校等人。
5月6日，吳石臨刑前，大義凜然，從容吟誦了在獄中所作的一首詩：“天意茫茫未可窺，悠悠世事更難知。平生殫力唯忠善，如此收場亦太悲。五十七年一夢中，聲名志業總成空。憑將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對我翁。”
朱楓，1905年生，浙江鎮海人。1949年8月，新中國即將成立，解放台灣箭在弦上，但金門、舟山之戰意外受挫，急需派人入台與地下黨取得聯系，但誰能擔當如此重任？忠誠、機警、成熟，而且在台灣還有社會關系的朱楓成了第一號理想人選。
1949年11月27日，朱楓從香港抵達台灣基隆，前夫的女兒阿菊和女婿王昌誠一起來迎接朱楓。憑借阿菊夫婦的天然屏障，朱楓先會蔡孝乾，雙方約定聯系方式﹔不久又與吳石接上頭，並前后7次相晤，獲得大量絕密軍事情報，又迅速通過關系，陸續轉香港送往大陸。40多天的出生入死，朱楓順利完成組織交給的任務，得到上級的指示：“速回。”
2月2日，蔡孝乾被抓，很快叛變，供出了朱楓和吳石。在吳石的寓所，特務搜到了為朱楓開出的“特別通行証”的証據。於是，吳石“通敵”罪証和朱楓去向全部暴露。2月18日，朱楓在定海被逮捕。
國民黨特務原以為朱楓女流之輩，一定會像蔡孝乾一樣貪生怕死，出賣同志，但朱楓大義凜然，寧死不屈。1950年6月10日，國民黨當局將朱楓槍殺在台北。
陳寶倉，1900年出生。河北遵化人。中學畢業后棄文從武，考入河北清河軍官預備學校，兩年期滿轉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九期工兵科。1923年畢業后即在國民黨軍隊中任職。
1937年初，陳寶倉任中央軍校武漢分校教育科科長兼武漢城防指揮所主任，負責武漢防務。8月，日軍向上海進攻。雙方實力懸殊，陳寶倉受命擔任昆山城防司令，給日軍以迎頭痛擊，為上海及長江下游的百姓和物資轉移爭取了時間。
1938年春，陳寶倉參加宣城戰役，遭日機轟炸導致右眼失明。6月，日軍以海、空軍配合向武漢進攻，陳寶倉眼傷未愈即奉調參加武漢會戰。后經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推薦，出任第二兵團總司令張發奎的參謀長，參加德安戰役。是役，殲滅日軍2萬余人。
1939年春，張發奎調任第四戰區司令長官，陳寶倉任副參謀長、代理參謀長，負責兩廣軍事政務。
在這期間，陳寶倉有機會與共產黨人、文化人士廣泛接觸，成為共產黨的真誠朋友。1939年秋，日軍為了封鎖中國出海口，截斷國際對中國的物資支援，以10余萬之眾，從海南島偷渡，在廣西欽防沿岸登陸，沿邕欽公路攻佔南寧，直陷昆侖關。國民黨調集部隊發起總攻，陳寶倉負責組織指揮靈山方面戰役。桂南會戰歷時1年，斃傷日軍4萬余人，迫使日軍南撤。
抗戰勝利后，陳寶倉調任第四兵站總監部總監。在解放戰爭中，國民黨山東省主席王耀武向蔣介石告發陳寶倉有遺失給養物資、資助解放軍的嫌疑，陳寶倉因而被免職。1948年春，陳寶倉在香港加入民革，並與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饒彰風、方方等接觸，表達了可以赴台灣為實現祖國統一做工作的願望和決心。年底，陳寶倉案被撤銷，調任國防部中將高參。
1949年，陳寶倉受中共華南局和民革中央的派遣赴台灣工作。1950年6月，因蔡孝乾出賣，陳寶倉身份暴露，與吳石、朱楓、聶曦被國民黨特別軍事法庭判處死刑，從容就義。
聶曦，原名聶能輝，福建省福州市人，1917年出生。歷任國防部史政局總務組組長、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總務處交際科科長，上校軍銜。
1949年福州解放前夕，吳石前往福州正式就任福州綏靖公署副主任時，國民黨當局電促速將存放在福州的檔案運台。吳石命令聶曦和隨從參謀王強把298箱絕密檔案全部轉移。福州解放后，這批軍事絕密檔案被王強移交給解放軍第十兵團司令部。
聶曦隨吳石赴台后，朱楓前往台灣與吳石會面，聶曦充當了二人之間的信使，將大量絕密情報，通過朱楓轉給大陸。蔡孝乾叛變后，聶曦被捕，英勇就義。
國共對立關系解凍，英烈踏上回家路
歷經九死一生，能夠僥幸返回大陸的地下黨員寥寥無幾。還有一些人既未蒙難，也未返回大陸，在台灣長期隱居下來。這些人歷經滄桑沉浮，沒有出賣組織，也沒有出賣同志，在白色統治下能夠活下來實屬不易。
長期以來，犧牲在台灣隱蔽戰線的英烈在大陸始終是無名英雄，他們生前的驚天壯舉無人知曉，死后遺骨也無人認領。隨著蔣介石、蔣經國父子離世，國共兩黨和海峽兩岸之間營造出和解、雙贏的全新關系，國共歷史恩怨逐步淡化。
2010年12月9日，朱楓殉難60周年后，骨灰由台灣運抵北京。2011年，在寧波鎮海區的朱楓紀念園，舉行了盛大的骨灰安葬儀式。
吳石的遺骨回歸大陸比朱楓早了16年，但他被確定為革命烈士比朱楓晚了22年。1972年，吳石的長子吳韶成寫信向中央申訴。周恩來看信后，會同當年中央軍委主管何遂、吳石單線聯系的葉劍英，報請毛澤東批准，於1973年追認吳石為革命烈士。吳石夫人王碧奎當年也牽連入獄。吳石犧牲后，王碧奎經多方營救才被釋放，獨自含辛茹苦撫養尚幼的一子一女，直到1980年5月才得以移居美國。1993年2月，王碧奎在洛杉磯逝世。1994年，吳石小女吳學成從台灣捧回了父親的遺骨，吳石幼子吳健成從美國捧回了母親的遺骨，有關部門遵照兩位故人的遺願，把他們合葬於北京福田公墓。
1994年1月4日，羅青長為吳石烈士紀念冊題詞：“要知鬆高潔，待到雪化時”。
陳寶倉的骨灰回歸大陸最早，但也歷經艱險。1950年6月，陳寶倉遇難時妻女還在香港，有好心人根據衣服和舊傷找回其遺體並火化。7月，陳寶倉女兒的一位同學乘船將骨灰送往香港。快要抵達時，由於沒有入港証，她將骨灰盒綁在身上，跳入大海，偷渡上岸，順利將陳寶倉的骨灰交給了他的家人。1952年，陳寶倉被中央人民政府追認為革命烈士。1953年，陳寶倉公祭儀式在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隆重舉行，李濟深主祭並宣讀祭文。當時，陳寶倉家人要求從簡，沒有在碑后面鐫刻任何文字。
在本文結束的時候，筆者從有關部門獲悉，台灣英烈回歸大陸的工作已經開始啟動。他們將像抗美援朝志願軍英烈從韓國回歸祖國一樣，在大陸得到安息之地，供后人瞻仰和緬懷。
摘編自《黨史博覽》2015年第3期，原文標題《中共台灣隱蔽戰線千余名烈士尋蹤紀實》，小標有刪改
| 相關專題 |
| · 期刊選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