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余
抗日戰爭時期，在國民黨軍事訓練團體中有一個異軍突起的組織，曾經顯赫一時，這就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干部訓練團”（簡稱戰干團。共設4個團）。1940年上半年，戰干一團在全團數千名學生中，以清查“異黨”為名，先后在四川省綦江縣（今重慶市綦江區）的棗子園、橋河、灣灘子和江津縣（今重慶市江津區）的廣興、五福、賈嗣等駐地，大搞酷刑逼供，致殘、活埋、殺害學生數百名，制造了慘絕人寰的“綦江慘案”。
武昌建團
全面抗戰爆發后，由於中日軍事力量懸殊，不到半年時間，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杭州等中心城市及華北、華東廣大地區相繼淪陷。國民政府名義上遷都重慶，實際上政治及軍事指揮重心設在武漢，武漢成為全國抗日運動的中心。在第二次國共合作抗日力量推動下，1938年1月，國民政府決定改組軍事委員會，仿效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北伐軍經驗設立政治部，陳誠任部長，周恩來、黃琪翔任副部長，下設一廳（掌管軍隊政治訓練及軍中黨務）、二廳（掌管民眾運動）、三廳（掌管宣傳工作）、總務廳、秘書處等部門。政治部成立后，各部隊也要相應建立政工機構，需要大量干部。而當時，武漢聚集了一大批全國各地的流亡學生和愛國青年，也紛紛要求投身抗戰行列。為此，一些國民黨將領聯名上書蔣介石，建議設立訓練團，培養戰時所需各類工作干部，這個建議得到蔣介石贊賞。不久，為了動員各方面的力量，匯聚抗戰有生力量，同時也為了和延安爭奪青年學生，於是，1938年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干部訓練團第一團”（簡稱戰干一團）在武昌正式成立。隨后，在河南、江西、陝西各省先后成立了戰干二團、三團、四團，均由蔣介石兼任團長，陳誠、李宗仁、顧祝同、蔣鼎文（后由胡宗南接任）分別兼任副團長，各團由教育長實際負責。
戰干一團的教育長是桂永清。桂永清，江西貴溪人，黃埔一期學生，北伐戰爭中因立戰功升任旅長，后留學德國學習軍事，回國后擔任特務組織“復興社”訓練處處長，成為蔣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1933年秋，國民黨“中央軍校教導總隊”成立，桂永清任總隊長。桂永清採用德軍的訓練方法訓練學生，要求下級對上級絕對服從，更不允許下級頂撞上級。他還親自到操練場施訓，做示范動作。另外，他還要求所有官兵做到“五不”：即不抽煙、不賭博、不宿娼、不飲茶（喝白開水）、不用熱水洗臉、洗澡。並宣布：凡違犯“五不”的，“學問再好，本事再大，我也不用”。桂永清的這些做法，得到了蔣介石的夸贊，稱“永清真乃黃埔之楷模！”因此，當成立戰干團時，蔣介石和陳誠任命桂永清為訓練團教育長。
該團主要機構有政治、訓練、軍需、軍醫、總務等部門，主要干部基本上來自桂永清任教導總隊總隊長時的一套班子，絕大多數是軍校出身，如楊厚彩、彭克定、蕭勁等均是黃埔軍校畢業，之后又曾去德國留學。他們以國民黨陸軍的“典范令”為訓練規范，強調所謂“開明專政，絕對服從”。
戰干一團建團后，每辦一期訓練，即按照當時受訓人數多少編為1至2個總隊，每個總隊轄3至4個大隊，每個大隊轄4個中隊。戰干一團學生，大多數是招考而來的知識青年和回國參加抗戰的華僑青年。招錄時體格檢查比較嚴格，筆試隻考國文和常識兩門，凡具有初中畢業文化水平即可錄取。學生的訓練內容和要求，基本上承襲了軍校的模式。軍事訓練主要為基本軍事操練、野外演習、實彈射擊和兵器、地形、筑城、諜報、游擊戰術等軍事課程。政工訓練主要課程有總理（孫中山）遺教、三民主義、政治學概論、經濟學概論、國際形勢、軍事地理等。還有不定期的“精神講話”，由軍政要人或各界名流進行專題演講，蔣介石、陳誠都曾上台演講。陳誠在一次講話中，為籠絡學生，還稱：“北伐靠黃埔，抗戰靠戰干團”。當時國共兩黨要人雲集武漢，周恩來、葉劍英也曾到訓練團進行講課。據戰干團學生李慕超回憶，周恩來給學生們講平型關大捷，葉劍英則講游擊戰術的“十六字要訣”。
輾轉入川
1938年10月，武漢淪陷。當武漢會戰開始，戰干一團就擬定了向后方轉移的計劃，並於1938年9月向湖南遷移。經過漫長的艱辛跋涉，最終於1939年6月抵達綦江縣，歷時10個月，輾轉約30多個縣市。
戰干一團所屬各部入川后，團本部即以綦江為基地，初駐縣城文廟，后遷縣城西郊灣灘子。教育長桂永清駐縣城南郊棗子園，政治部駐縣城沱灣上升街，第4總隊駐綦江石角鎮，第5總隊駐江津廣興場，團部直屬特務連駐灣灘子，通訊連駐沱灣禹王廟。
此時，正值抗戰進入相持階段，由於日本的誘降和英美對日採取綏靖政策，也由於國民黨對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的畏懼，日益顯現出反共傾向。1939年1月，國民黨在重慶召開五屆五中全會，會議雖稱要“堅持抗戰到底”，但反共成為重要議題，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針。蔣介石在會上說：“對中共是要斗爭的，不好怕它。”其后，國民黨成立了反共的“特別委員會”，陸續制定和秘密頒發了《防止異黨活動辦法》《共黨問題處置辦法》等反共文件，並飭令各地“加緊努力，切實執行”。
“綦江慘案”，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發生了。
戰干一團還在湖南時，有進步的職員和學生組織了一個忠誠劇團，當時深得桂永清賞識。在向四川轉移途中，劇團沿途宣傳抗日，頗得各地人民的歡迎。到達綦江后，劇團排演了陽翰笙創作的歷史話劇《李秀成之死》，得到了桂永清的批准和支持。1940年1月，劇團到重慶上演這出話劇，並請著名戲劇家馬彥祥擔任導演。該劇團一些青年學生抗日熱情很高，為演好這個戲，在演出期間和重慶文化界人士有所往來。這部話劇以古鑒今，用太平天國失敗的教訓來警示當時的抗戰。劇團在重慶的演出大獲成功，受到廣大群眾的熱情稱贊和進步文藝界的高度評價。不料，卻引起了特務機關的極大不滿。
桂永清派駐該劇團的特務分子向他密報，說此劇是宣傳共產主義，並說劇團裡有共產黨組織，還設有電台。桂永清得報后大怒，即轉報陳誠，得到陳誠的同意后，即令劇團從重慶返回綦江，以宣傳共產主義、有共產黨活動的罪名，將該劇團的50余人，分別扣押在棗子園、灣灘子和廣興場等地，並派政治部主任滕杰、總隊長楊厚彩、蕭勁等人負責審訊。結果李英（李秀成扮演者）被活埋，胡恩濤等22人被殺害，由此揭開了大屠殺的序幕。
秘密屠殺
桂永清專門發了6000多元的特務經費，在戰干一團中大肆清查共產黨人。第3總隊駐五福場上的一個中隊，據說發現了一封有異黨活動嫌疑的信件，認為共產黨已經打入戰干一團組織，對所懷疑的學生全部扣押並嚴刑拷打，還在五福操場槍斃了2個學生。
第3總隊9大隊12中隊有一個廣東籍學生叫李洪，年僅16歲，很會寫文章。他參加團部論文比賽得了第一，文章題目是《大地怒吼了》，刊登在戰干一團機關刊物《力行月刊》上。桂永清看到后，說他的文章很像生活書店（生活書店成立於1932年7月，創辦人是鄒韜奮、胡愈之、徐伯昕等，是解放前重要的進步文化機構——編者注）的筆調。因文中出現“這樣亂殺人”字樣，特務就逼他承認是共產黨員，並被活埋。第3總隊還抓了一個開小差的廣東籍學生，因家庭富裕，經常寄錢來，這引起了大隊長楊天威的懷疑，把他隔離關押，腳上大鐐，施電刑逼供。這個學生在酷刑下，供稱自己是“南京汪精衛系統派來搞情報工作的，在學生中發展組織”雲雲。凡他所供出的學生，均被叫去總隊部，以個別談話為由而被扣留逼供，由此株連愈廣，逮捕更多。
駐廣興場的第1總隊學生吳昕、劉翼雲常到廣興鄉小學義務教唱《義勇軍進行曲》等抗日歌曲，被特務密報有共產黨嫌疑而被捕。兩人受刑不過，供認自己是共產黨員，供出在學生中成立有“讀書會”“學習會”“研究會”等組織，由此，不少學生被提去審訊后就失蹤了。后來，吳、劉因受刑不過，帶鐐跳樓自殺。在第3總隊第2大隊，張少泉（大隊長）集合學生在操場上訓話，對共產黨大肆誣蔑，還說：“你們當中還有共產黨，現在還想搗亂，我把他們叫出來你們看看。”說完，他將其中兩個學生叫了出來，指著他們對大家說：“這就是共產黨。我現在交給你們，你們看該怎麼辦？”於是隊伍中有人喊打，數十人蜂擁而上，拳打腳踢，棍石齊下。結果，一人腦漿四濺，當場被活活打死，另一人頭破指斷，血肉模糊，拖走后不久亦告死亡。除此之外，第7中隊120多人，被叫去審訊的超過半數，有的遭吊打，有的受電刑，在嚴刑拷打下被迫招供出所謂的“同黨”，凡所牽連的人均被追查。有的學生被訊問，回答不上來，隻得將上茶館、進飯館，一起吃過花生、糖果等瑣事說出來。而這些生活上的來往，就被認作秘密開會或是暗地串連。對於開會的內容與陰謀，如果說不出來，將受到吊打或電刑。據第5期學生劉非回憶，一位同學告訴他受電刑的經歷：衛兵將電線的一頭觸在他的手腕上，並搖動電機。他頓時感到五臟崩裂，全身皮肉像撕開一樣劇痛，搖上兩三次，人就神智不清，半死不活。
為尋找屠殺共產黨人的借口，蓄意制造緊張氣氛，蕭勁、楊厚彩等人還偽造“共產黨暴動”的恐怖活動。1940年春末，他們在廣興場暗地印發傳單、標語，其內容有“打倒土豪周培根”“活埋鄉長幸攀桂”“打倒軍閥周化成”等等。接著又在四周大修作戰工事，儼然如臨大敵，使不明真相的戰干一團的學生和當地老百姓膽戰心驚。6月上旬，蕭勁在五福、賈嗣地區搞了一次夜間大量放槍的所謂抵抗“共產黨暴動”事件，把方圓20裡搞得徹夜不得安寧。次日，第3總隊各大隊的學生傾巢出動，對所駐地區的老百姓家裡進行大搜查，以肅清“共產黨暴動”在這地區所埋伏的人。並傳出謠言，稱共產黨派在這裡指揮暴動的是一個女的，扮成男裝，時來時去。這次搜查，既不通知地方官員，也不向老百姓說明情由。每到一戶，將全家男女老少集中一處，首先查看有沒有女扮男裝的人，然后查對戶口，搜摸身上，翻箱倒篋，到處查遍。老百姓無故受此騷擾，敢怒而不敢言。
事實上，這次所謂的“共產黨暴動”，是蕭勁、楊天威、張少泉、曾傳慶等人精心策劃的一場鬧劇。他們准備在這天晚上來一次全總隊的“預防演習”，事先由各隊隊長向各班班長作了秘密布置：當總隊部的槍聲一響，各大隊、各中隊同時響應，在各隊學生於隊長發哨一齊趴倒在地時，各班班長就跑出室外在本隊周圍對空鳴槍射擊。借此捏造事實，制造借口，在學生和居民中造成對共產黨的恐怖心理，便於他們進行反共和非法的迫害活動。
在桂永清的主持下，被逮捕的學生一天比一天多。戰干一團本是訓練機構，並無多余的房屋，因此便將一些原是拴騾馬、堆糞便的地下室用作監牢，室內陰濕黑暗，四壁生霉。時值盛夏，天氣甚熱，常常幾十個學生關押在一間，他們手被捆綁，腳戴鐵鐐，日夜蜷縮在潮濕的地上，聽憑蚊虫和跳蚤叮咬，每天隻提供2頓稀飯。不少人或患瘧疾或拉肚子，根本不給醫治。加之不斷刑訊逼供，個個傷痕累累，病痛交加，莫不骨瘦如柴。呼冤叫屈、精神失常的，大有人在。
“綦江慘案”雖說發生在戰干一團內部，但當時，已經牽連到地方上。廣興場的店員徐銀光、張紹仲和農民陳宗興等人，因給學生轉交過信件，亦被看作是共產黨的嫌疑犯，被逮捕關押在廣興第1總隊部，並遭嚴刑拷打。后來，經鄉公所多次証明、作保，才獲釋放﹔綦江瀛山賓館經理危石頑（共產黨員），也因忠誠劇團在該賓館住過，戰干團的總務處長等勾結憲兵，以戰干團的一個官員在瀛山賓館丟失了一筆錢為借口，故意將危石頑3擒3縱，妄圖獲得共產黨的線索。諸如此類的慘劇，直到慘案事件被揭露，遭到社會輿論譴責，戰干一團的恐怖活動才得以停止。
揭露與處置
在歷時半年的秘密大屠殺中，戰干一團被害學生在冊可查的，有被楊厚彩等在興隆場殺害的63名﹔被蕭勁、楊天威、張少泉等在廣興場殺害的124名﹔被滕杰、桂清庭等在綦江橋河殺害的有23名。以上共計210名，而沒有名冊可查的近60名。此外，因受刑致殘的40名，被認為有共產黨嫌疑而被監視的有300余名。
盡管桂永清等人制造的血腥屠殺是在極端秘密的情況下進行，但還是有冒險逃離魔窟的學生，如忠誠劇團飾演忠王娘的女學生逃到重慶后，向陽翰笙和陶行知等進步人士控訴了這一滔天罪行。新華日報社立即派記者到綦江採訪，並在報上披露這一事件，引起社會人士的極大憤慨，都說“戰干團是殺人的魔窟，是野獸吃人的場所”。著名學者章士釗了解此案后，認為“案情滑稽可笑”，且悲憤難平，寫下了《書綦江獄》，其中寫道：“自古奇冤多，大者綦江獄”。
不僅如此，當時一些國民黨高級官員也有子女在戰干一團，聽聞消息，紛紛向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提出申訴，要求徹查。面對來自國內各界的壓力，國民政府改組軍委會政治部，由張治中出任政治部主任，桂永清受免職處分，由周振強任代理教育長。張治中到任后，發現戰干一團問題嚴重，立即召周振強到重慶詢問真相，當聽到桂永清屠殺了幾百名學生的匯報后，甚為震驚，他說：“這是狼心狗肺的人干的事。”即令周振強速回綦江徹查此案，並將有關人員先行扣押具報。
據周振強調查，滕杰、蕭勁、楊厚燦等人在桂永清指使下，為邀功圖賞，不擇手段，大搞刑訊逼供。不少學生因受刑不過，屈打成招，被迫承認是共產黨。一個因受刑而殘廢的胡姓學生告訴周振強，楊天威硬說他是共產黨，並誣陷其負責通信，不承認，就用電刑。因受刑不過，胡姓學生隻好承認是擔任通信的。楊天威問他用什麼方法通信？他說是用無線電。楊天威又問無線電機藏在哪裡？胡姓學生胡亂說埋在后山上。由於被逼交出無線電機，他迫於無奈，於夜晚將自己的挂表拆散，當作無線電機零件繳去，並亂招了許多同學是共產黨。
為給屠殺制造借口，蕭勁還積極偽造所謂共產黨的証據。在調查中，周振強詢問第3總隊總隊附陳昆：“你們殺的共產黨，有什麼証據？”陳昆說：“沒有憑証。”周振強問：“傳單、標語是什麼地方來的？”陳昆回答說：“是蕭勁印好，暗中派我散發的。”更令人發指的是，這些劊子手還侵吞被害學生的財物。如蕭勁侵吞被害學生的匯款約千元，還常冒用被殺害的學生姓名，寫信向他們的家人繼續要錢﹔楊天威、張少泉等人侵吞被害學生的財物，計有：各類挂表、手表約70余隻，西裝、中山裝100余套，各種毛毯150余條，金戒指30余枚。
張治中得到周振強的查報后，下令將被關禁的學生一律釋放，對殘廢的學生要好好醫治，將已被扣押的楊天威、張少泉、吳文義等7人連同贓物押送重慶的軍法執行總監部懲辦，對逃跑的蕭勁、楊厚彩呈報通緝。張治中慨嘆道：“這真是忠黨愛國，屠殺青年﹔服從命令，圖財害命。”事后，他親自到綦江對學生進行慰問。
由於戰干一團殺害了數百名學生，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不敢向社會全部公布，害怕引起社會的震動和共產黨的責難。政治部第一廳廳長袁守謙秘密指示周振強，將被害學生人數隻報20余名，其余的從1938年學生入伍起，陸續以開除、逃亡等名義上報備查，而桂永清被調任駐德武官，楊天威、張少泉、吳文義等7人名義上已被逮捕判刑，實際上，因他們“效忠黨國”有功，不久被釋放。楊天威（所判15年有期徒刑，以“保服勞役”的名義減免了）、張少泉被釋放后，即被特務頭子康澤請去合川特訓班當了大隊長。被通緝的蕭勁，初到湯恩伯處任要職，1945年被蔣介石任命為青年軍206師師長，駐在洛陽，楊天威則到該師任團長。被通緝的楊厚彩，先到中央軍校第七分校胡宗南處任總隊長，1946年桂永清回國擔任海軍總司令后，楊厚彩任海軍陸戰隊司令，吳文義任海軍陸戰隊的大隊長（所判15年有期徒刑，以“保服勞役”的名義減免了）。
慘案發生后，第1、第3總隊的學生，由通訊兵學校和重慶軍統局諜報參謀訓練班各提去數百人受專業訓練。對所謂有共產黨嫌疑的300多名學生，編為一個直屬大隊，集中在綦江縣三角場受特別訓練 （即“三角集中營”）。1941年1月，第5、6兩期的第1、第3總隊和直屬大隊學員，由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分發到湖北戰區作政工人員，戰干一團至此結束。
（作者單位：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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