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到達陝甘寧邊區，採訪、生活了4個多月，獲得了大量有關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第一手材料。之后，他在國內外發表了一系列通訊報道，引發轟動。在此基礎上匯編成《紅星照耀中國》一書，國內通行譯名為《西行漫記》。《西行漫記》作為西方記者筆下的紅軍報道，較為生動客觀地展現了西北紅軍的生活、戰斗和精神面貌，一直是了解紅軍歷史和傳統的經典讀本。習主席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要求“把我軍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恢復和發揚起來”“帶動部隊官兵傳承好紅色基因、保持老紅軍本色”，因此，研究發掘《西行漫記》中所蘊含的紅軍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和做法，具有一定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一、“必須由戰士自己去進行活動”
在書中，斯諾專門用了一節的篇幅詳細記錄了紅一軍團第二師第二團一個連隊上政治課的情形。當天的授課題目是《抗日運動的發展》，讓斯諾感到意外的是，負責授課的既不是連隊的政治委員，也不是連長，而是由“一個身材頎長、面容瘦削的青年在講課”。這個青年也不是根正苗紅的紅軍出身，相反是“張學良少帥的軍隊中的一個士兵”，是“投誠”紅軍的。授課的內容主要是總結五年來國民黨政府在抗日問題上的無能與退卻，由於他來自東北，所以主要是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批評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最終把中國四分之一的國土拱手奉送給了日本人。
整個教育氛圍很熱烈，授課人“提高嗓門在喊叫”“非常激動，聲音有點哽咽”﹔聽課的戰士反應也很強烈，不時有人起來發言，或同意或反對，或糾正或補充：“他們一個接著一個站起來痛斥日本，有時強調、有時不同意以前一個發言者的話，有時對組織討論的人提出的問題作出答復，或者對‘擴大抗日運動’提出建議，等等。”在這個過程中，連隊的戰士是主角，參與度非常高，而連隊領導的作用只是略作引導：“討論歷時一個多小時。指揮員和政治委員有時插言總結一下剛才的發言，發揮其中一個論點，或者補充一些新的情況，糾正剛才發言中的某一點。”
從授課的效果來看，“戰士們都用小本子吃力地記了簡單的筆記，他們的誠實的農民的臉上露出了認真思索的神色”，“它的效果很大，這一點是很明顯的。在這些年輕的沒有什麼訓練的頭腦中逐漸形成了簡單而強烈的信念，從形式上來說是很符合邏輯的信念”。
為了“檢驗”教育效果和官兵的思想水平，斯諾本人又向戰士們提了兩個問題。對於第一個問題，“他們都舉手搶著回答”﹔對於第二個問題，“這時又有好幾個人跳起來回答”。這種討論式的教育方法，斯諾認為非常有效：“這樣一問一答很受人歡迎，結果又過去了一個小時，我才發現這些戰士早已過了晚飯時間。”
馬克思曾經說過：“任何一種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關系還給人自己。”這就啟示我們，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要注意發揚人的主體性。縱觀《西行漫記》全書，紅軍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強調官兵的自主性、創造性和積極性。但在今天的教育實踐中，我們往往存在把思想政治教育看成是政治、經濟附庸的現象，從而忽視了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特點：那就是對人的主體精神的高揚和對人的自身價值的開發。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雖然是面向全體官兵的，但其最終目的是要促成個體的思想轉化，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視角不能隻注重“整體”而忽視“個體”。特別是隨著新生代官兵進入軍營，那種我說你聽、我打你通式的教育方式的困境已經愈發明顯。蘇格拉底說過，教育不是灌輸而是點燃火焰。前蘇聯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也曾說，隻有進行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因此，教育要反映時代特征、符合教育規律和適應官兵特點，發揮官兵的主動性和創造性，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充分顯示人性的光輝，獲得良好的教育效果。
二、“必須簡單和容易了解”
在紅軍中，思想政治教育“必須簡單和容易了解”，這既是教育的基本規律，也是當時客觀的需要。當時的西北，除了少數地主、官吏和商人之外，幾乎沒有人識字，“文盲幾乎達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在文化上，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角落”。紅軍當中的情況也不樂觀，普通士兵平均年齡隻有十九歲，卻已經參軍七八年，但文化水平非常低。從兵員成分看，僅在一方面軍中，58%的來自農民，38%的士兵來自農業無產階級和工業無產階級，隻有4%的來自小資產階級。這樣的實際情況，使教育無論是內容的選取還是形式的運用，都必須要適應官兵的現實需要，做到簡單明了和容易理解。
紅軍還把深刻的道理融入簡單的歌曲之中。斯諾提到，在紅軍中有一首叫《紅辣椒》的歌曲非常流行，連毛主席都非常喜歡。歌曲的主要內容是：“它唱的是辣椒對自己活著供人吃食沒有意義感到不滿，它嘲笑白菜、菠菜、青豆的渾渾噩噩，沒有骨氣的生活，終於領導了一場蔬菜的起義。”這首歌曲用比喻的手法，以喜聞樂“唱”的形式，詼諧幽默地反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的基本思想，在無形中形塑了紅軍官兵的革命自豪感和責任感。
口號也是紅軍教育的一種方法。彭德懷曾對斯諾說：“一個口號抵得上十顆子彈。”紅軍運用簡單的口號，就能讓官兵認清形勢，堅定信念，比如：“打倒吃我們肉的地主！”“打倒喝我們血的軍閥！”“打倒把中國出賣給日本的漢奸！”“歡迎一切抗日軍隊結成統一戰線！”等等。有時這些口號不但團結了紅軍，甚至還感化了白軍，比如“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這一口號的提出，在國民黨軍隊中產生巨大反響，斯諾也認為“這種宣傳后來証明極為有效”。
深刻的真理，往往蘊含在簡單朴素的事物之中，思想的武器也隻有被廣大群眾所掌握才能發揮作用。因此，軍隊思想政治教育，既要走出書齋，走出機關、面向基層、深入官兵，更要對理論進行精煉化“提純”、通俗化“變臉”、形象化“加工”和大眾化傳播，盡量講官兵所講的話、講官兵能聽懂的話、講官兵願意聽的話，讓官兵“坐得住、聽得進、解得渴、過得癮”，要深入淺出地揭開理論抽象深奧的面紗，還原其具體實用的本相，從而架起理論與官兵之間的“橋梁”，讓教育既輕鬆愉悅、引人入勝，又春風化雨、潤物無聲。
三、“必須把娛樂同關於軍隊當前任務的實際教育結合起來”
如果說政治教育是主體的政治需要，那麼娛樂就是客體的人性需要，如果能把二者有機結合起來，則能夠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整個邊區期間，斯諾最大的感受是邊區人民和紅軍的精神狀態跟“白區”不一樣：在白區，“他們的消極無為使我迷惑不解。我有一段時間認為，沒有什麼事情會使一個中國人起來斗爭”﹔在邊區，“在我看來，他們相當快活，也許是我所看到過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國無產者。在中國，消極的滿足是普遍的現象，但是快活這種比較高一級的感情，卻的確是罕見的，這意味著對於生存有著一種自信的感覺。”之所以會如此，跟紅軍寓教於樂有一定關系。
在紅軍的娛樂活動中，斯諾兩次詳細描述了紅軍劇社演出的情況。第一次演出是紅軍劇社在保安的公開演出，“不售門票，沒有包廂，也無雅座”，黨和軍隊的領導同志“像旁人一樣坐在軟綿綿的草地上”，也沒有人去關注他們。演出的節目主要是反映抗日的短劇《侵略》，反映邊區面貌的舞蹈《豐收舞》，動員人民抗戰的《統一戰線舞》，還有表現中國未來遠景的《紅色機器舞》等。第二次演出是紅一軍團的軍內表演，節目的主題是反映紅軍在近期行動中的經驗教訓，“文娛部門的配合工作快得出奇”“幾乎每天變更活報劇”。從內容上看，“以上星期經驗為素材”﹔從形式上看，“用發噱的方式表現了指戰員們在執行新政策過程中所犯的錯誤”﹔從寓意上看，“大多數錯誤都改正過來，紅軍和抗日回民軍隊並肩前進，一同歌唱，一同對日本人和國民黨作戰”﹔從效果上看，盡管在斯諾看來這些演出“一點也不精致，道具都很簡單”，但他仍然認為“他們設備這麼簡單，卻能滿足真正的社會需要”，“這不僅僅是政治宣傳，也不是滑稽戲，而是深刻的真理”，“沒有比紅軍劇社更有力的宣傳武器了，也沒有更巧妙的武器了”。
除了看戲之外，紅軍官兵還自創了很多娛樂活動，“紅軍有他們自己的許多游戲，而且不斷地在創造新的游戲來”。比如，“他們在路上幾乎整天都唱歌，能唱的歌無窮無盡。他們唱歌沒有人指揮，都是自發的，唱的很好。隻要有一個人什麼時候勁兒來了，或者想到了一個合適的歌，他就突然唱起來，指揮員和戰士們就都跟著唱。他們在夜裡也唱，從農民那裡學新的民歌，這裡農民就拿出來陝西琵琶。”另外還有一種以宣揚政治和軍事觀點為目的的“扑克牌”，高分牌上寫有“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地主！”“革命萬歲！”“蘇維埃萬歲！”等革命口號﹔低分牌上，則結合各個單位具體的政治和軍事任務，寫上不同的口號。
孔子曰: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科學研究証明，人在娛樂時，身心都處於放鬆狀態，容易讓人感覺到自由、尊嚴和平等。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在娛樂活動之中，既是我軍的優良傳統，也符合“人文關懷”的要求，是新形勢下搞好思想政治教育的有益補充。今天的中國社會和軍隊正處在深刻的轉型與變革之中，軍人面臨的矛盾和壓力越來越大，同時由於官兵知識更加豐富，視野更加開闊，越來越追求欣賞美的創造和精神生活的享受，因此，通過廣泛開展與部隊當前任務相結合的各類娛樂活動，比如觀看相關的電影電視、學唱歌曲、藝術鑒別和欣賞等娛樂活動，既可以陶冶情操、激勵斗志，又可緩解壓力、淨化心靈，獲得其他教育方式所不能達到的效果。
（作者單位：南京政治學院）
來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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