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夢齡：將軍一去身酬國

郝夢齡墓。 梁韶輝攝

郝夢齡孫女郝梅（右）與外孫女王樺在漢口郝夢齡路合影。梁韶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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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0月10日，星期日，山西忻口，近10天來一直晴朗的天空，在午后突然陰沉下來。在與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衛立煌一起視察過忻口陣地后，第九軍軍長郝夢齡打開日記本，記下了這一天的戰地日記：“回憶先烈締造國家之艱難，到現在華北將淪落日人之手，我們太無出息，太不爭氣。”

這一天，忻口陣地前已出現了日軍的裝甲車，多年的戎馬生涯讓郝夢齡意識到大戰在即，他再一次寫下遺書：“余自武漢出發之時，留有遺囑與諸子女等。此次抗戰乃民族國家生存之最后關頭。抱定犧牲決心，不能成功即成仁，為爭取最后勝利，使中華民族永存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犧牲。……為軍人者為國家戰亡，死可謂得其所矣！”

第二天，忻口保衛戰打響。10月16日，年僅39歲的郝夢齡在前線督戰時不幸中彈，在倒下后，他仍力呼所部殺敵報國，壯烈犧牲。漢口《大公報》報道說，“民國以來，軍長之因督戰而在沙場殉職者，實以郝軍長為第一人”。

戎馬倥傯

“我父親是一個魁梧帥氣的軍人，你看這張照片就知道。”已經93歲的郝慧英對於父親郝夢齡的音容依舊記憶深刻。

作為郝夢齡的大女兒，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每逢有關抗戰的紀念日前后，郝慧英總會在武漢的家中接待許多來自各地的媒體，為他們講述父親的故事。面對家鄉來的記者，隻在很小的時候在老家石家庄藁城庄合村住過的她，卻有一種天然的親切。“我父親雖然一生都在奔波，但家鄉始終是他最牽挂的地方。他曾給村裡建過一個小學，不知道現在還在不在了。”

郝夢齡，字錫九，1898年2月18日出生於河北藁城庄合村。他幼年家境貧寒，隻上過3年私塾。14歲時，作為家中的老大，郝夢齡被送到一個雜貨店當學徒。后因不堪忍受老板的虐待，投奔遠房親戚魏益三當了兵。“這至少能找口飯吃吧。”郝慧英揣測說。

魏益三是保定陸軍軍官學校（保定軍校）首期學員，時為東北奉軍30軍軍長。軍營之中的郝夢齡沒有放鬆自己，在習武之余開始自學文化，這使他得到了魏的賞識，把他送往陸軍軍官小學讀書。后來他又考入了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與他同期的學員還有葉挺、鄧演達等人。

1921年，郝夢齡從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畢業后重歸魏益三軍中。在北伐戰爭中，由於他作戰英勇，由旅長升任第四軍第二師師長，后出任國民革命軍第五十四師師長兼鄭州警備司令直至第九軍副軍長、軍長等職。雖然一路青雲，但身為國民黨高級將領的郝夢齡卻始終保有河北人的純朴之氣。

“我父親常說：‘人生在世，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他不吸煙、不酗酒，也不賭博、嫖妓。少年的經歷，讓他對讀書情有獨鐘。家裡有很多古籍珍本，有各種軍事兵法，有影印的藏經碑銘，有康熙字典、辭源等工具書。他常給我講歷史上的英雄人物如岳飛、文天祥、史可法等人的故事。他尤其喜愛、推崇文天祥的兩首詩《正氣歌》、《過零丁洋》。”說起父親，郝慧英總是充滿崇敬之情。

對家鄉，郝夢齡也滿是眷戀。他與別的當官的不同，從沒在鄉親們面前耀武揚威過。每次回家，離村子還有十幾裡路，他就會脫下軍裝，換上便裝，並命令勤務兵也換上便裝。沿途不論遇到哪位鄉親，總以叔、伯、兄弟相稱，十分親熱。有一次在回家探親的路上，遇到一個揀糞的老人，老人見汽車開過來，一下摔倒了。他連忙下車扶起老人，幫他拍去身上的土。老人說：“我是看見這個大東西（指汽車）心裡一發慌摔倒的。”

“這件小事，父親卻很在意，回村后又專程帶上食品去看望老人。從那以后，父親為了讓鄉親們不害怕，回家小住時，再也沒坐小汽車，改成騎馬了。”郝慧英回憶說。

郝夢齡對家人的要求格外嚴格。在郝慧英的記憶中，母親劇紉秋帶著他們輾轉沈陽、天津、武漢等地，都是靠租房過日子。“在武漢時，我母親曾看中一幢兩層小洋房，向我父親要錢，我父親反對。他說：‘軍人應以四海為家，如果你們走到一處便購置一處房產，我貪戀小家，豈不是誤了國家？！’所以，我們家一直都沒有一處房產。抗戰勝利后，我們從重慶回到武漢，因為沒有房子，我們一度隻能在旅館裡借住。”

“我父親在武漢的辦事處有一輛汽車，隻能他回武漢時用，我們都不能用。他說，你們要坐汽車等你們長大了自己去掙錢坐車。這輛車是做公事的，你們不能坐。”郝慧英還記得當年因為坐父親的汽車上學而被訓斥的事。

還有一件事，讓郝慧英對父親的嚴厲記憶猶新。那是有一位朋友送了母親一副象牙麻將，父親知道后，叫她立刻物歸原主，但她沒有照辦。一天，母親正在家中與親友玩這副麻將，被父親發現。“他大發雷霆，並當即拿到廚房付之一炬。從那以后，母親再也不敢收受別人的任何禮品了。”

因為郝夢齡不贊成家屬隨軍，所以郝慧英並不太清楚父親的軍隊是一支怎樣的軍隊。她隻知道，在父親的軍隊中，一不准納妾狎妓，二不准吸毒賭博。雖然母親只是一個不識字的普通河北婦女，但父親卻始終用情專一。他還曾因為一個在軍中的親戚買了一個小老婆，把那個親戚遣返回了老家。

據一份史料記載，郝夢齡治軍非常嚴明，他在軍隊中不任用親屬，受的賞賜也會經常分給部下。他十分強調軍隊與民眾的關系，對於違紀犯民行為，決不寬縱。部隊在鄉間宿營，決不輕易打擾百姓，常在雨天以草秸宿營，並一定將借得的草秸等物送還百姓。

請纓北上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是中國軍閥混戰的年代。年僅32歲便成為軍長，郝夢齡可以說是軍閥混戰的得益者。然而，郝慧英說，她母親告訴她，一路青雲直上並沒有讓父親感到光榮。他的眼中是軍閥混戰給人民帶來的災難，這與他的理想相悖，也為參與這些戰爭“深為懺悔和痛恨”。

郝夢齡也曾率部與工農紅軍作戰，但以失敗告終。1931年，第三次反革命“圍剿”被紅軍徹底粉碎后，郝夢齡看到連年內戰使人民遭殃，血流千裡，深為同室操戈而悔恨。到1934年蔣介石發動第五次反革命“圍剿”時，郝夢齡請求解甲歸田，未獲批准。1935年被調往貴陽、獨山、遵義等地，率第九軍負責修筑川黔、川滇公路。川黔公路通車后，第九軍又擔負起保衛和養護公路之責。

“那一段時期，可能是我父親最苦悶的日子。他回家就會發牢騷：‘打來打去都是自己人。’”郝慧英說，“這種牢騷傳到蔣介石耳中，他自然認為我父親不忠於他，就把他派去修公路。”

西安事變后，國共達成合作協議，郝夢齡抗擊日寇守土衛國的民族愛國情結也日益強烈，他兩度請纓北上，但都未得當局許可。1937年5月，郝夢齡見請纓未果，再度請求解甲歸田。他仍未被批准，而是被調往四川陸軍大學將官班學習。

快到重慶時，盧溝橋事變發生，全面抗戰開始。郝夢齡即刻返回部隊，請求北上抗日。他在請戰報告中寫道：“我是軍人，半生光打內戰，對國家毫無利益。日寇侵佔東北，人民無不義憤填膺。現在日寇要滅亡中國，我們國家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后關頭。我們應該去抗戰，應該去與敵人拼。”報國之情躍然紙上。

然而，國民政府軍事當局還是未批准。后郝夢齡再次上書請纓，要求當局允許他率部出征。軍事當局見其報國心切，加之日軍沿平漢路、平綏路長驅直入，華北前線吃緊，才批准他由貴陽率部北上。

1937年8月，郝夢齡率第九軍自貴陽冒暑徒步北上，經黔東鎮遠到湖南桃源，改乘汽輪拖帶的木船到達長沙，再由長沙乘火車抵武漢。郝夢齡也因此回家與家人告別，並立下遺囑，抱定為國捐軀之志。

郝慧英依舊記得和父親最后一晚的爭執。“那天下午放學后，我母親對我說：‘你爸爸昨晚寫了撕、撕了寫，還一直嘆氣，留了一封信在抽屜裡。你看看寫了什麼？’我拿出來一看，信封上寫著：‘給慧英，二十七年拆看。’我當時沒敢看，等我父親晚上回家，我就拿著信問他：‘為什麼要我明年再看？’我父親很生氣，他一把奪過信，給撕碎了。他出去后，我把信重新拼起來，才發現這是一份遺囑。我們也才知道父親是抱著以身殉國的志向上前線的。”

這是郝夢齡的第一份遺囑，是寫給他的孩子們的：“此次北上抗日，抱定犧牲。萬一陣亡，你等要聽母親的調教，孝順汝祖母老大人。至於你等上學，我個人是沒有錢。將來國家戰勝，你等可進遺族學校。留於慧英、慧蘭、蔭槐、前楠、蔭森五兒，父留於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五日。”

遺囑提前被看，一家人哭作一團，不讓郝夢齡走。“我父親也不願意我們為他擔心，但他還是對我們說：‘我不能不走。我愛你們，但更愛我們的國家。現在敵人天天在屠殺我們的同胞，大家都應該去殺敵人。如果國家亡了，你們也沒有好日子過了。’”說至此，郝慧英的眼中有淚水溢出。

1937年9月17日下午，郝夢齡和他的第九軍從漢口大智門火車站登車北上。“因為舍不得，我悄悄跟到車站，看見我父親在指揮軍隊登車。一米八的個子，很魁梧，雖然離家時全家人都哭哭啼啼，但看起來並沒有影響他的情緒。”這是郝慧英對於父親的最后印象。

38天后，郝慧英再一次讀到了父親的遺囑——

“余自武漢出發之時，留有遺囑與諸子女等。此次抗戰乃民族國家生存之最后關頭。抱定犧牲決心，不能成功即成仁，為爭取最后勝利，使中華民族永存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犧牲。我即犧牲后，隻要國家存在，諸子女教育當然不成問題。別無所念……倘吾犧牲后，望汝好好孝順吾老母及教育子女，對於兄弟姐妹等亦要照拂。故余犧牲亦有榮，為軍人者為國家戰亡，死可謂得其所矣！書與紉秋賢內助，拙夫齡字。雙十節於忻口。”

捐軀報國

山西忻口坐落於忻口山之斷闕處，為忻州的北門戶。傳說漢高祖劉邦平城解圍后，率軍返回到這裡，十分高興，所以將這一地取名為忻口，從此筑城設險，成為重要軍事防守地。北齊、北周以及五代時期，都是中原王朝與北方少數民族爭奪的關口。雖然這裡從來不缺少殺伐聲，但1937年10月11日至11月2日，中國軍隊與日寇的23天血拼，才足以讓每一個國人牢牢記住這個地方。

1937年9月底，北上抗日的郝夢齡率第九軍到達石家庄，歸屬第十四集團軍司令衛立煌指揮。這時山西雁門關已經失守，晉北忻口成了山西抗擊日本侵略者的第一道防線。據郝夢齡的戰地日記記載，到石家庄后，很多鄉親來找他請求幫助，但大戰在即，他也無能為力，並因此自責。同時，他本打算回一趟藁城老家看一眼，但因交通不便沒有成行。

1937年10月1日晚，郝夢齡率部登車，10月4日到達忻口前線。在衛立煌的統一部署、指揮下，任中央兵團團長（即忻口中間地區前線總指揮），指揮第九軍和晉綏軍第十九軍、第三十五軍、第六十一軍等部，堅守忻口以北龍王堂、南懷化、大白水、南峪線的主陣地。

郝夢齡夜以繼日地奔波在最前沿，視察陣地，部署兵力，指導搶修工事，鼓勵官兵奮勇作戰。他對官兵們說：“此次戰爭為民族存亡之戰爭，隻有犧牲。如再退卻，到黃河邊，兵即無存，哪有官長。此謂我死國活，我活國死。”他反復強調：人人都應抱定有我無敵、有敵無我的決心與敵拼殺。官兵備受鼓舞，誓死殺敵。

10月11日，忻口保衛戰打響。驕橫的敵人板垣征四郎做出了瘋狂之舉。他率日軍第5師團，加上配屬的獨2、獨15旅團共計16個大隊3萬人95門炮，正面沖擊20萬中國軍隊堅固防守的忻口陣地。而首當其沖的正是布防於中央地區的第九軍。

面對強敵，郝夢齡毫無懼色，親臨第一線指揮作戰。在敵人飛機、大炮轟炸時，他指揮部隊躲入掩蔽部，待炮火一停，又馬上沖上陣地，用步兵武器狠狠打擊日軍。敵人志在必得，我軍寧死不退，雙方多次展開了白刃肉搏。據當地的老人講，日軍天天往上攻，打死一批又來一群，尸體都堆起來了。當年21歲的班長行定遠后來也回憶，“最激烈的時候，中國軍隊一天傷亡幾千人。”

10月12日，南懷化主陣地被日軍攻破，敵我雙方步炮兵主力在忻口西北、南懷化東北的204高地上，展開了激烈的拉鋸戰，一晝夜竟易手13次之多。郝夢齡的54師第三二二團最后隻剩下100多人。

作為幸存者，該團裡的連長秦福臻后來這樣回憶郝夢齡在奪回204高地時悲壯的講話：“就是剩下一個人，也要守住這個陣地。將有必死之心，士無貪生之意。現在我同你們一起堅守此陣地，決不后退。我若先退，你們不管是誰，都可以槍斃我﹔你們不管是誰，隻要后退一步，我立即槍斃他！”

14日晨5時，郝夢齡命令其部開始向南懷化、新陳庄出擊。三二二團在前，晉軍在后，限三小時攻下，后因為傷亡過重，兩翼未動，還是停留在原陣地上。他在這兩天的戰地日記中寫道：“連日晝夜炮戰甚烈，五日來，已傷團長一員，營長五員，連長二十員，士兵數百名。”“今日督戰，李（仙州）師長負傷，戴（慕真）團長負傷，官員受傷過多。往日見傷兵多愛惜，此次專為國犧牲，乃應當之事。”

10月15日夜，衛立煌增派七個旅交郝夢齡指揮，由正面襲擊，左右兩側同時出擊策應，以期夾擊敵人。16日凌晨2時，郝夢齡發起了奪回南懷化高地的總攻，連克幾個山頭。到了5時，天已微明。郝夢齡恐怕天明后我軍陣地受敵炮火威脅，不能鞏固，不如乘勝追擊，迅速殲滅殘敵，於是揮兵奮進，敵軍混亂，以機槍、手榴彈掩護后退。這時，郝夢齡與第五十四師師長劉家騏已快到散兵線之前，距離敵人隻有200米。

時任郝夢齡參謀處長的李文沼回憶：“這時敵已發現我方動向，機槍小炮一齊射來，我請他進指揮所洞內休息，軍長說：‘我是來休息的嗎？’”隨后，李文沼謊稱“參謀長來電，請軍長進洞接”，郝夢齡仍沒理會。“這時，敵機、步槍激烈地向我方射擊，我們都伏下了。不一會兒軍長站起來仍往前走，沒兩分鐘就腰部中彈倒地。”劉家騏也一起殉難。其時，郝夢齡39歲，劉家騏43歲。

郝夢齡犧牲后，包括共產黨領導的第十八路軍在內的中國軍隊繼續與日軍血拼了17天，始終未讓日軍前進一步。后因娘子關失守，太原告急，中國軍隊撤防太原，洒滿中國將士鮮血的忻口於11月2日被日軍佔領，戰事轉向太原。

1937年10月24日，郝夢齡的靈柩由山西運到武漢。武漢各界舉行公祭，之后以國葬儀式安葬於武昌卓刀泉。為紀念郝夢齡的功勛，漢口北小路改名為郝夢齡路。

1938年3月12日，毛澤東同志在延安追悼抗敵陣亡將士大會上稱贊郝夢齡等是中國人民“崇高偉大的模范”，証明“中華民族決不是一群綿羊，而是富於民族自尊心與人類正義心的偉大民族”。

■記者手記

讓英雄報國 情懷代代傳

初夏的黃昏，站在武漢伏虎山麓的郝夢齡將軍墓前，斜陽已沒，但碑前的鮮花依舊鮮艷，連帶鬆柏的氣味混合於帶著潮味的空氣之中。碑上銘文隻能簡單記述這位抗戰前期犧牲的第一位軍長的生平，卻無法告訴人們那個時代國人激昂的報國之情。

很高興還能採訪到郝夢齡將軍的兩個女兒：93歲的郝慧英和80歲的郝慧蘭！通過她們，讀者可以更真切地感知那個抱定為國犧牲之志的將軍是怎樣一個人。

有些遺憾的是，在漢口綠緣路教委宿舍郝慧英的家中，除了一張烈士証，一張舊時郝夢齡將軍的照片，已無郝將軍的其他遺物。郝慧英，這位早已退休的武漢十七中教生物課的老師，對父親的遺物有著與眾不同的看法。“那些東西都不應再屬於私人，它們都應該屬於國家，隻有讓更多的人通過那些遺物來了解那段歷史、那些人，才能實現它們的最大價值。”

在過去的30年中，作為與郝夢齡接觸最多的女兒，她接受過眾多媒體的採訪，不厭其煩地一遍遍講述父親的故事。即便她已經93歲，聽力開始出現問題，她依舊會耐心地接受那些採訪。她為父親驕傲，她認為父親的所作所為就是這個社會不可缺少的正能量。

郝慧蘭是郝夢齡的小女兒，排行第四。與大姐不同，當時隻有兩歲多的她對父親並沒有直接的印象，她關於父親的印象是從上小學時課本裡得來的。“沒有人知道我就是這篇課文中的英雄的女兒，我也從來沒和別人說過。只是在一次作文中，我寫過一篇感想。我從他身上知道了怎麼去讀書，怎麼去愛國，這也是我后來報名要求參加志願軍的原因。”

而對於郝夢齡的孫女郝梅和外孫女王樺來說，爺爺（姥爺）更多的是漢口江邊那條路的名字和長輩們對於當年的回憶。她們更多記住的是爺爺（姥爺）犧牲后，這個家庭所遭遇的種種不幸，以及長輩面對不幸時的堅忍。她們繼承的是寬厚、敬老與善良。

不知道78年前，郝夢齡將軍提筆給子女寫下遺囑時，有沒有想到兩千多年前在易水畔高歌的荊軻。也許國難當頭，慷慨悲歌總是國人激昂的豪情。中國向來就不缺少抬棺出征的將軍，更何況是面對踐踏我大好河山的侵略者！然而，慷慨悲歌終究是暗弱時發出的吼聲，紀念英烈，更應以報國情懷投入國家、民族的發展建設之中。

讓那些故事流傳下去，讓我們記住：隻有國家、民族的強大，才不會再有帶血的歌聲。（記者 梁韶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