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阿姨——抗日烈士馮玲

我的阿姨馮玲是一名新四軍醫護人員，是一位在日機轟炸時為搶救傷員犧牲的英雄，為抗日獻出了年僅20歲的年輕生命。至今，安徽省涇縣雲嶺的山坡旁還矗立著一座紀念碑。這是一座完好保存了76年的抗日烈士紀念碑。

我的阿姨馮玲從小在上海做童工，后來上夜校學習革命道理，在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十幾歲的她和年長幾歲的姐姐（我的母親）參加了當時的許多革命工作。她們貼標語、鬧罷工，和資本家進行斗爭，參加“抵制日貨”的愛國宣傳活動。在夜校開展的歌詠活動中，有音樂家呂驥同志來教她們唱《義勇軍進行曲》、《開路先鋒》、《新女性》等歌曲。別人還沒背熟歌詞，長得小巧機靈的阿姨，似乎更有這方面的天賦，早已有韻有味地單獨高唱了。大家都羨慕她，夸贊她，許多人都願意與她交朋友。1936年，在 “上海市紀念聶耳遇難一周年專場歌詠大會”舞台上，阿姨她扮演的角色惟妙惟肖，贏得了全場觀眾熱烈的掌聲。作為上海工人救國會的成員，她們幾乎參加了這個時期上海所有的抗日活動和聚會，比如“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國東三省”的幾次大聚會、“要求釋放上海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等七君子”的集會等。

阿姨馮玲的年輕照

為了適應抗而日戰爭的需要，夜校專門請了醫務人員教給大家一些常用的戰場搶救傷員的急救方法。經過培訓，馮玲很有信心地說：“這樣到時候我們就不再是空口宣傳抗日了，還能用自己的技術、本領去服務呢！”后來，女青年會就把馮玲介紹到法租界國際難民收容所去工作了。

面對著這些飽受戰爭災害而情緒反常絕望厭生的難民，阿姨和其他人一起仔細料理他們的生活，設法安定他們的情緒，教他們的子女識字、念書和唱歌。阿姨積極投身到繁重艱苦的工作中去。由於生活艱苦勞累，終於病倒了，在缺藥少醫的情況下又轉為傷寒病，隻得由收容所送往慈善醫院住院治療。稍好，她才不得不聽從大夫的意見，回老家去養病和探尋父母和弟弟的去向下落。

很快老家浙江海鹽也淪陷了。鬼子時常騷擾，父親在飽受驚嚇和生活重負下遽然病逝。她再也忍不下這國難家仇的悲憤，病好后她重回上海繼續從事抗敵救亡工作。

不久，她隨上海煤業救護隊一塊西行，遣送難民到皖南參加了新四軍。在新四軍的衛生訓練班學習結束之后被分配在軍部教導隊中村醫務所工作。當時阿姨曾給媽媽來過一封信，信中說：“阿姐，跟上海比起來，這裡又是一個世界啊。不分首長和戰士，大家都互相尊重。這個大家庭很開心呢！雖然每個月隻有三元錢的津貼，上夜班也確實有點艱苦，但是看到那些可愛的傷病員又能康復上前線了，這就讓人快樂……”

1939年秋天，媽媽接到一封信，說阿姨已於7月1日光榮犧牲，她是在日寇飛機轟炸我醫務所時奮力搶救傷員而被炸死的，剛剛開了追悼會，軍部號召大家都要向她這位英雄學習……正是懷著為妹妹報仇的決心，媽媽也和幾個朋友一起輾轉來到涇縣雲嶺參加了新四軍。看到妹妹留下的一隻小箱子，媽媽仿佛聽到了她唱的歌聲：高高的雲嶺，屹立在皖南﹔鐵的新四軍，英名鮮血染﹔保衛我民族，收拾好河山﹔不怕千般苦，團結起抗戰！……忽然，天邊隱約傳來一陣“嗡嗡”聲，打斷了這支優美的歌：“看吶，好大的老鷹！”一個孩子驚叫起來，馮玲警覺地仰面觀察，不好，一二三，三架敵機。轟鳴聲越來越大，飛機徑直向村裡扑來。“敵機”，馮玲向河邊洗衣服的婦女們高叫：“鄉親們，快隱蔽！”隨即抱起兩個小孩，跳進路邊的旱溝裡，又抱過一捆柴草，把他們掩蓋起來。萬惡的敵機直向醫務所、向我們的馮玲俯沖下來，甩下罪惡的炸彈，霎時，幾股黑煙騰起，高高的風火牆搖晃了幾下，倒塌下來，臥在村口的婦女們，隱蔽在掩體和旱溝裡的孩子們，失聲大叫：“馮玲”、“馮阿姨”…… 阿姨被萬惡的日機炸得粉身碎骨，但，卻留下了一座紀念碑。媽媽想找幾張妹妹的照片帶在身邊經常看看她。一位女同志抱歉地說：“馮玲烈士的照片本來是有幾張的，追悼會剛開過就被她的幾個好友拿跑了，一張也沒留下”。

1991年清明前我父母在紀念碑前的合影

1991年清明前夕，我的父母，同為新四軍老戰士的他們，在友人的陪同下見到了這座保存完好的抗日烈士紀念碑。面對著這塊完好保存的紀念碑，我的父母親百感交集，他們分站在紀念碑的兩旁，手撫摸著這塊奇跡般保存了半個多世紀的石碑，眼神流露出肅穆凝重之情，似乎又想起了當年的往事。

帶著深深的緬懷之情，父母手扶墓碑留下的這幀照片，成為我家珍藏的寶物。每每思念起犧牲的阿姨，就會痛恨日寇的暴行，就會不忘民族恨家國仇，就會永遠不忘那些犧牲的抗日英雄，將革命進行到底，我們一定要為實現民富國強的“中國夢”而盡力奮斗無私奉獻！

（本文為作者個人回憶文章，不代表本網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