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觀點
推動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始終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產黨是主動積極的，國民黨是被動接受的。從這個角度說，共產黨是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難道沒有道理嗎？
共產黨所領導的軍隊和根據地，創造性地把游擊戰上升為抗戰戰略，拖住了侵華日軍的一半以上。
在敵人的眼皮底下建立抗日根據地，與日軍相周旋，與西南大后方相比，其艱苦程度是可以想見的。設想，沒有敵后戰場，沒有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侵華日軍全部壓在國民黨政府軍隊上，國民黨政府能夠堅持兩年以上嗎？
正面戰場雖然敗仗居多，犧牲慘重，但在阻滯日軍迅速滅亡中國的圖謀中還是起了重要作用。這方面也應該如實評價。
正是兩個戰場的戰略配合，才把日本軍隊的大部分拖住在中國，使它既不能迅速滅亡中國，也不能把更多兵力投放到太平洋戰場，投放到亞洲其他地區。這是中國戰場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做出的巨大貢獻。
國民黨的傳統觀點是不承認共產黨在抗戰中的領導作用，認為共產黨“游而不擊”，這是不值一駁的。現在一些“國粉”與國民黨的傳統觀點相呼應，全面美化國民黨抗戰，否認共產黨抗戰，是歷史虛無主義的表現。
近年來，有些所謂網絡“國粉”片面夸大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作用，似乎隻有國民黨政府領導了抗戰。有的博文認為“蔣介石在抗戰中的地位無人可以替代”，“縱觀中國近現代史，蔣介石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有人甚至攻擊共產黨是中流砥柱的論斷，認為隻有國民黨是抗日的。這種認識是不客觀的，是不能反映抗戰歷史真相的，是對歷史不負責任的。
推動建立並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共產黨中流砥柱作用的有力証明
抗日戰爭是一場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是近代中國唯一一場勝利了的對外戰爭，是近代中國歷史從“低谷”走向“上升”的標志，是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樞紐。抗日戰爭的勝利是在民族統一戰線的共同認識下實現的。離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戰爭的勝利是難以想象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全力推動的。由於民族大義當前，這個主張得到了全國民眾和各政治團體的支持，也得到了執政的中國國民黨的支持。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實際上存在兩個領導中心，國民黨是一個領導中心，共產黨也是一個領導中心。少了一個，抗日戰爭獲得勝利是不可能的。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一個月佔領我東北全境。全國人民抗日熱情高漲，政府仍然採取不抵抗政策，加緊圍剿江西蘇區。日軍繼續挑戰長城內外，侵略軍進駐北平西南郊的豐台，中華民族面臨空前的民族危機。1935年8月1日，紅軍還在長征途中，中共發表《八一宣言》，主張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抵御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從此，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為共產黨的基本主張，推動民族的團結和國事的進步。蔣介石置全國人民抗日熱情於不顧，命令張學良東北軍和楊虎城的第十七路軍繼續圍剿剛到西北不久的共產黨和紅軍，並且到西安督戰，這不僅激起了西北人民的抗議，也激起了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將士的民族大義，這導致后來張楊發動事變，扣押蔣介石，要求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共產黨出於民族大義，不顧血海深仇，和平處理了西安事變。1937年七七事變后十天，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表示了抵抗日本侵略的決心。經過國共兩黨談判，國民黨在9月22日正式發表了《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的文件，蔣介石隨之發表《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事實上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確立了國共合作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確保抗戰勝利的根本方針。推動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始終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產黨是主動積極的，國民黨是被動接受的。從這個角度說，共產黨是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難道沒有道理嗎？
敵后戰場的存在是共產黨中流砥柱作用的又一証明
八年抗戰，是靠兩個戰場來支持的，是靠兩個戰場的配合取得勝利的。這就是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兩個戰場做戰略配合，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無論少了哪一個戰場，民族戰爭取得最后勝利都是不可想象的。國民黨掌握了政府，它有幾百萬軍隊，可以調動全國資源和人力。正面抵抗日軍的進攻，當然非它莫屬。1938年10月武漢失守以前，正面戰場的形勢還是好的，雖然首都丟了，上海、武漢、廣州都丟了。面對強敵，這個代價是不得不付的。
武漢失守以后，正面戰場的形勢就不那麼好了，國民黨政府還有求和的表示，日本也有誘降的策略。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害怕日本的強大，主張退讓，對抗日低調，大敵當前，卻從事“和平運動”（對日投降活動），終於在1938年12月公開響應日本近衛首相對國民政府的誘降聲明，走上了背叛國家、投降日本帝國主義的道路，在南京成立偽政府。上百萬國民黨軍隊投降日本，成為在中國土地上幫助日本打仗的“偽軍”。如果沒有敵后戰場的存在，中國抗戰是支持不下去的。這一點，隻需要看到，侵華日軍的一半或者一半以上都用來對付八路軍、新四軍和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根據地就可以了解問題的所在。
敵后戰場是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開進日本軍隊佔領的地方，在敵人的后方建立的戰場。共產黨沒有掌握國家政權，不掌握國家軍隊，不能調動國家資源和人力。陝甘寧邊區等抗日根據地都是很窮的地區，出產也不豐富，人口甚少。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抗戰開始不過幾萬人，到抗戰勝利也不到百萬。開頭一年多，國民黨政府還給八路軍、新四軍撥付軍費，此后就由共產黨自己籌措軍費了。共產黨所領導的軍隊和根據地，創造性地把游擊戰上升為抗戰戰略，拖住了侵華日軍的一半以上。在敵人后方，不可能有陣地戰，不可能有大部隊展開，用游擊戰方式打擊敵人，極為艱苦。在敵人的眼皮底下建立抗日根據地，與暴日相周旋，與西南大后方相比，其艱苦程度是可以想見的。設想，沒有敵后戰場，沒有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侵華日軍全部壓在國民黨政府軍隊上，國民黨政府能夠堅持兩年以上嗎？正是因為八路軍、新四軍和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拖住了侵華日軍半數以上，才分散了正面戰場的壓力，使得正面戰場可以從容組織抵抗。說共產黨是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難道不是歷史事實嗎？
正面戰場雖然敗仗居多，犧牲慘重，但在阻滯日軍迅速滅亡中國的圖謀中還是起了重要作用。這方面也應該如實評價。因此，對正面戰場作戰的軍人，我們要肯定他們的功績，高度評價他們的犧牲精神。但是如果離開了敵后戰場對日軍的牽制，離開了敵后根據地對日本佔領者的騷擾和打擊，正面戰場堅持的時間是極為有限的。
反過來也一樣，隻有敵后戰場，沒有正面戰場，抗戰堅持到勝利也是完全不可能的。正是兩個戰場的戰略配合，才把日本軍隊的大部分拖住在中國，使它既不能迅速滅亡中國，也不能把更多兵力投放到太平洋戰場，投放到亞洲其他地區。這是中國戰場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做出的巨大貢獻。
兩個戰場的戰略配合，這就是中國民族解放戰爭的特點。這個特點，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戰場和西方戰場，都是唯一的，在亞洲和歐洲，沒有哪一個國家有這種情形。法國號稱歐洲強國，國家正規軍隊有一百多個師，編制師的數目甚至比德國多，但德國攻入法國，不到兩個月，法國就投降了。法國未能形成兩個戰場對德作戰，是一個原因。后來戴高樂在英國組織流亡政府，法共在國內組織了抵抗，但是畢竟頹勢難挽。
在抗戰的整體大局中，國民黨、共產黨都起著領導作用，不承認其中任何一個中心發揮的領導作用，都不是歷史主義的態度
我們要追問：抗日戰爭究竟是誰領導的呢？一些網上活躍的“國粉”馬上會答復：是國民黨。這個回答不完全符合歷史事實。國民黨政府可以領導正面戰場，可以領導敵人未佔領的大后方地區，卻領導不了敵后抗日根據地，也領導不了敵后戰場。反過來，共產黨領導不了正面戰場，領導不了大后方地區。抗日戰爭的全面領導是通過國民黨、共產黨兩個領導中心來分別實施的。
說國民黨是領導中心，是因為它掌握政府。這個政府是民族戰爭所必需的、國際國內承認的統一政權，它指揮著國家軍隊，擔負著正面戰場的作戰任務。必須要有蔣介石、國民黨參加，才可能利用國家政權的力量推動全國抗戰的開展，才可能有全民族的抗戰。沒有蔣介石、國民黨的參加，單憑共產黨的力量，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也是難以獨立支撐全國抗戰大局的。抗戰后期，蔣介石與國民黨政權的國際聯系作用也不可忽視，他們代表中國與蘇聯、美國、英國等，談判廢除《辛丑條約》和治外法權，蔣介石作為中國首腦出席開羅會議，做出了從日本手中收回台灣等地的決定以及參與建立聯合國，這些成績離開了國民黨政權也是不行的。我們要尊重這些基本的歷史事實。
說共產黨發揮了領導作用，是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是因為它倡導、推動並始終堅持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使民族戰爭所必需的國內團結能夠維持下來，而且，共產黨還指揮八路軍、新四軍，動員敵后地區的廣大人民群眾，擔負著敵后戰場的作戰任務。從這些來說，共產黨是中國抗日戰爭的領導中心，是符合歷史事實的。
共產黨推動國民黨抗日，監督國民黨抗日，批評國民黨在抗日大局上的動搖，都是從民族戰爭的共同利益出發的。幸好，國民黨在共產黨和全國人民的監督下沒有放棄抗戰的旗幟，把抗戰堅持了下來，否則抗戰前途不堪設想。共產黨的這種監督作用，是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進行的，這也是一種領導作用。沒有這種領導作用，抗戰往前進行是極為困難的。
客觀地說，在抗日戰爭的整體大局中，國民黨、共產黨都起著領導作用。這個作用，都是全局性的。不承認其中任何一個中心所發揮的領導作用，都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都不是歷史主義的態度。承認國民黨的領導中心，沒有削弱、更沒有否定共產黨的領導中心的全局性作用。承認共產黨領導中心，也沒有否認國民黨政府領導中心的地位。雙方這種都是全局性的領導作用，是通過各自的領導能力來實現的，是在又統一、又矛盾的斗爭中來實現的，是不能相互取代的。這種情形，是近代中國歷史進程所決定的，是20世紀20年代中國近代歷史開始走上上升趨勢所決定的。否定任何一方都不符合歷史事實。
國共兩個領導中心歷史地位發生著此消彼長的變化
必須指出：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又統一、又斗爭的過程中，國共力量的消長發生著變化，總的歷史趨勢是國民黨政權的力量由盛轉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力量由弱轉強，並且歷史性地改變了國內政治力量的對比。國民黨這個領導中心的作用由大變小，共產黨這個領導中心的作用由小變大。抗戰初期，國民黨這個領導中心的作用稍微大些，抗戰中后期，共產黨這個領導中心的作用就越來越大了。
最明顯的標志至少有兩個：一個是1941年皖南事變的發生，國民黨反共達到高潮，共產黨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大旗，贏得了民心，贏得了民主黨派的支持，兩個領導中心的政治天平開始傾向共產黨一邊﹔再一個是1944年豫湘桂作戰的失敗，大后方批評重慶國民黨政府聲浪高漲，重慶、貴陽、昆明的大學教授、工商界知名人士對國民黨政府明顯失望，兩個領導中心的政治天平再一次大幅度偏向中共。共產黨領導能力和聲望明顯上升，國民黨政府領導能力和聲望明顯下降。這是對抗日戰爭中國民黨、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作用的切實說明，也是為什麼抗戰勝利后不久，國民黨就垮得那麼快，中華人民共和國能夠迅速成立，近代中國歷史開辟了新紀元的原因。
國民黨的傳統觀點是不承認共產黨在抗戰中的領導作用，認為共產黨“游而不擊”，這是不值一駁的。現在一些“國粉”與國民黨的傳統觀點相呼應，全面美化國民黨抗戰，否認共產黨抗戰，是歷史虛無主義的表現，隻要回歸歷史事實，抗戰時期的領導作用是不難搞清楚的。
戰時日本人怎樣評價國民黨和共產黨
抗戰時期，中國人民的死敵怎樣評價國民黨和共產黨呢？這裡舉幾個戰時日本人的例子。
對於中國共產黨實行持久戰戰略方針，日本侵略者極為敵視。曾做過日本首相、身為大將的阿部信行在1940年寫道：立足於四川盆地的重慶政府，對於日本來說已不足為慮，但是共產黨的力量卻延伸到中國四百余州，一舉手一投足都極為深刻地影響到中國的命運，無論何時都主張對日抗戰，阻擋了日本將中國殖民地化的“進路”，因而成了所謂“東亞新秩序”的頭號大敵。阿部信行的看法很簡單：重慶國民黨政府已不足為慮，主張對日抗戰的共產黨是日本的頭號大敵。
1944年，中華民族的持久抗戰歷經艱難曲折，已看到勝利的曙光，中共中央及時地發出了積極為戰略大反攻做好准備的號召。日本華北方面軍參謀部加緊研討所謂中國形勢和“剿共方針”，在研究報告中論及中國抗戰歷程時，突出提到了“中共以毛澤東名義”提出的持久戰“三階段論”，不得不承認：“彼我抗爭的經緯與國際戰爭、政治局面的推移，大體上就是沿著上述階段過來的”﹔並且，“中共必然實施大反攻的概率很大”。這也不只是在華北的日軍高層的看法。日本情報機構“大東亞省總務局總務課”，在同年編撰的《中共概說》中稱：“對於第二次國共合作以后中共迅猛發展的步驟，大有注意的必要”。因此，該機構在這年專門編印了《毛澤東抗戰言論選集》，將《論持久戰》等5篇毛澤東著作全文譯出，向日本當局“提供反映國共統一戰線、抗日中國動向的寶貴資料”。
《抗日戰爭研究》1995年第2期發表了原載日本《This is 讀賣》雜志三笠宮的文章。三笠宮是昭和天皇的弟弟。1943-44年，三笠宮親王化名若杉參謀，廣泛考察中國戰場以后，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干部發表了講話：《作為日本人對中國事變的內心反省》。他在這個講話中列舉日本自甲午戰爭以后侵略中國的事實，揭露日本軍人的殘暴行為，說日本對中國是“無所不取，掠奪殆盡”，特別指出共產黨的軍隊“對民眾的軍紀也特別嚴明，決非日本軍隊所能企及”，在這種情況下，中共若不“猖獗”，“那將成為世界七大奇跡中的第一大奇跡了吧”。他還說：“在我看來，這樣的日本軍隊，是無法與中共對陣的。”
以上三則例証，都是反映1940年后的歷史事實，表明日本侵略者高層是怎樣評價共產黨、怎樣評價國民黨的，這也從反面說明了共產黨是抗戰時期一個領導中心，共產黨是抗戰時期中流砥柱。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中國史學會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