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柯
文化感國運之變化、發時代之先聲。特別是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文化的脈搏總是連著國家民族的心跳，為中華優秀兒女奮起抗爭、頑強拼搏提供源源不斷的力量支撐。
習主席在紀念全民族抗戰爆發77周年儀式上指出：“偉大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使中華民族的覺醒和團結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民族覺醒往往從文化覺醒開始，而民族團結更離不開文化的凝聚。在那山河破碎、風雨飄搖的艱難歲月，偉大抗戰文化以黃鐘大呂般的怒吼與吶喊從靈魂深處喚醒了民族自覺，重振了民族精神，激勵著無數優秀中華兒女義無反顧地走向反抗侵略的戰場。
艱難困苦，玉汝於成。抗戰文化全面展現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不畏強暴、敢於壓倒一切敵人而不被敵人所壓倒的英雄氣概，全面展現了中國軍人視死如歸、前仆后繼、共御外敵的血性忠勇，也成為滋養我們這支軍隊、培育一代代官兵的精神源泉。
今天，當我們在中國夢強軍夢的召喚下，再次回味那帶著血性之光、無畏之勇與團結之志的抗戰文化時，那一聲聲怒吼與吶喊仿佛又在我們耳畔回響，而那震撼靈魂的聲音早已深深融入我們的血液。
——編 者
人類歷史潛流深沉，關鍵的轉折卻往往隻有幾步。70年前，中國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昭昭前事，惕惕后人”。在這場偉大的斗爭中誕生並孕育的偉大抗戰文化，為中華民族復興凝聚了強大的精神力量，到今天仍然閃耀著熠熠光輝。觸摸抗戰文化的脈搏，我們仿佛又聽到當年的戰鼓和吶喊，看到當年的憤懣和抗爭，感觸到中華文化生生不息、自立自強的血性基因和強大力量。
1、是什麼樣的偉力讓曾經“一盤散沙”的中華民族凝聚一心
一個民族隻有經歷生與死的磨煉才會真正鳳凰涅槃，一種文化隻有經歷血與淚的洗禮才能浴火重生。
以燦爛古代文明輝煌於世的中華民族進入近代以后，曾在相當長一段歷史時期內雄風不再，沉睡不已。自1840年被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叩開大門，中國在外敵入侵的打擊下幾乎無戰不敗、無約不損，更至山河破碎、神州陸沉。中國，這一拿破侖口中的“東方睡獅”，在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40年代近百年的時間裡，受盡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凌辱。
20世紀30年代，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中華民族更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危難時刻。而此時的中國不僅經濟上十分落后，政治上也不統一，當政的國民黨政府內部四分五裂，各派軍閥之間紛爭不斷，民眾處於一盤散沙狀態。
這一看似實力懸殊的戰爭，最終以中國的勝利和日本的失敗而告終。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日本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在投降書上簽字，128萬侵華日軍向中國投降。中國人民取得近百年來反抗外敵入侵第一次完全的勝利，洗雪了鴉片戰爭以來的民族恥辱，改變了近百年來中華民族屢戰屢敗的歷史，使中華民族重新找回了民族的自尊與自信。正如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指出的：“中國的長期戰爭，使中國人民付出了並且還將再付出重大的犧牲﹔但是同時，正是這個戰爭，鍛煉了中國人民。這個戰爭促進中國人民的覺悟和團結的程度，是近百年來中國人民的一切偉大的斗爭沒有一次比得上的。”
是什麼樣的偉力讓曾經“一盤散沙”的中華民族凝聚一心？是靠什麼樣的精神支撐中華民族在無比艱難的情況下進行全面抗戰和持久抗戰？
回顧歷史，我們清晰地看到，這種偉力離不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抗戰文化的蓬勃興起，及其喚醒的民族意識的空前覺醒﹔離不開全民族優秀兒女對中華民族文化認同和心理依歸匯聚起的磅礡力量。
“憂危啟人智，厄窮見人杰”。中華民族意識的覺醒歷經中國近代歷史的百年激蕩，從鴉片戰爭后以鄭觀應、張之洞為代表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到甲午戰爭后以康有為、梁啟超等為代表的“維新救亡”思想﹔從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三民主義”，到“五四”新文化運動，關心中華民族命運的中國人，正是在睜眼看世界的時候，借西方這面鏡子才照到了自己的影子，使中華民族一步步走向覺醒。1902年，梁啟超在一篇文章中第一次提出“中華民族”的概念。此后，章太炎、楊度等人也提出“中華民族”的概念，但都基於比較狹隘的認識。五四運動爆發后，梁啟超等人把“中華民族”概念擴大為所有民族的共同體，成為引領中國人自我認同、民族意識崛起的重要開端。但令人遺憾的是，此后數年，國人的覺醒還大多停留在個體層面，僅僅是“風起於青萍之末”，處於“精英在覺醒，大眾在沉睡”的狀態。
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尤其是1937年7月7日夜，盧溝橋畔的槍聲徹底驚醒了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戰則存，降則亡”，一場全民族抗日救亡之火迅速燃遍九州大地，中華民族在這場烈火中重獲新生。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家國思想被賦予新的意義，救亡圖存的抗戰文化迅速在全國興起。“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民族意識在外敵入侵之時得以喚醒，抗戰文化在侵略者刺刀之下崛起。
伴著抗戰文化的一聲聲怒吼，大江南北，長城內外，中華兒女冒著敵人的炮火共赴國難，無論是正面戰場，還是敵后戰場，千千萬萬愛國將士浴血奮戰、視死如歸，各界民眾萬眾一心、同仇敵愾，奏響了一曲氣壯山河的抗擊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凱歌，用生命和鮮血譜寫了一首感天動地的反抗外來侵略的壯麗史詩。法國作家古列久在評述中國敵后斗爭時感嘆說：“民族的精神，在受到侵略時突然奮張起來，成為一道新的近代的中國長城。”就連日本史學家也感嘆，七七事變后中華民族的新覺醒，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民族覺醒”。
2、文化的強音，常常在最黑暗時震爍﹔文化的震顫，也常常在最危險時產生
日本帝國主義的野蠻侵略，屠殺了無數國人的生命，摧毀了中華兒女的家園，卻永遠無法撼動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在抗日戰爭的不同階段，抗戰文化在忠實履行著反映現實、鼓舞民心、激勵軍心的特殊職責中，以一大批高質量的文化成果，極大推進了中華民族意識的覺醒，為奪取抗日戰爭全面勝利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與支撐。
日本發動的全面侵華戰爭，使中國文化界的靈與肉都受到了空前的震蕩。在艱難困厄的環境下，知識分子主動或被迫走出了象牙塔、亭子間，或者投筆從戎、奔赴戰場，“執干戈以衛社稷”﹔或者卷入逃亡流浪的人群之中，一面苟全性命於亂世，一面從事國民教育事業，以喚起更廣大民眾的自覺。這支文化大軍的主力，已經無暇享受閑情逸致，而是時刻關注中華民族之命運，並為之吶喊。
最早感受到國破家亡苦痛的東北青年，懷著滿腔悲憤創造出一系列優秀的文化成果。“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脫離了我的家鄉，拋棄那無盡的寶藏，流浪，流浪。”一首《鬆花江上》，集中反映了山河淪陷的痛楚，更飽含億萬中國人民對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廣為流傳的街頭劇《三江好》《最后一計》《放下你的鞭子》，激起了無數人的共鳴和義憤。國民黨編印的《中國歷代賢豪傳》，陳安仁的《中華民族抗戰史》，王敬的《中國名將傳》，以及郭沫若的《虎符》、吳祖光的《正氣歌》等史書史劇，點亮了無數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救亡使命感。在抗戰文化的感召下，全體中華兒女團結一心、共御外敵的熱切期盼，沖破重重屏障，匯聚成一股不可阻擋的洪流。
全面抗戰爆發后，面對日本侵略者的瘋狂進攻，人們更加深刻地意識到，一個弱國抵抗強國的侵略，想要徹底打擊武器兵力佔優勢的敵人，必須更加充分地發揮文藝這一激勵人民、發動大眾的有力武器。在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抗戰文化旗幟下，在中國共產黨的大力倡導下，建立並形成了共赴國難、一致對外的抗日文化統一戰線，集聚了當時中國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精英。各類抗戰文藝團體組織不同類型的工作隊、宣傳隊、漫畫隊和劇團，一隊復一隊地走向兵營、戰壕、原野，使這些地方成了激勵戰斗意志的一線課堂，抗戰話劇、抗戰電影、救亡歌曲成為武裝民眾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硝煙中、戰火中，國統區、淪陷區、敵后根據地，到處都興起了抗戰文化的熱潮，激蕩著全民抗日的吶喊與怒吼，回蕩著英勇殺敵的血性與豪情。
隻有在文化上覺醒的大眾才是更有力量的大眾。文化教育落后是中華民族在近代以來落后挨打的深刻根源之一。在那戰火紛飛的年代，中國的教育事業受到嚴重損失，108所高校中，80%以上被炮火毀壞，國民教育處境維艱。中國共產黨人為了造就更多的抗戰人才和民眾，大力發展教育事業。早在1937年5月，毛澤東就指出，中共急需“許多最好的干部”，也急需千百萬群眾投身於中共所領導的抗日救亡運動。除了建立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等軍事院校發展干部教育外，還通過開辦識字組、識字班、讀報組、半日學校、冬學等，大力發展掃盲教育和普通學校教育。在解放區，人民的文化生活創造了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興盛景象：村村都建有文化組織救亡室、農民劇團、掃盲學校等，使成千上萬世代受壓迫而與教育無緣的農村成年男女告別文盲。《解放日報》社論當時這樣寫道：“有些人曾認為在戰爭中，不可能有任何文化運動，戰爭來了，文化隻有退位，隻有逃亡。但是，今天的事實卻告訴我們，包容著廣大人民的冬學運動恰恰就展開在戰火最熾烈、戰斗最殘酷的地區……”
回望這段深重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中華民族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整體精神氣象和中國抗戰文化的繁榮發展，我們所得到的是一幅悲壯與淒愴、苦難與輝煌、覺悟與沉淪相互交織的斑斕圖像。大動蕩的時代刺激了抗戰文化的崛起。無論是學術思潮，還是文化運動﹔無論是文學藝術，還是國民教育﹔無論是宗教文化，還是民俗習慣，都經歷了戰爭的洗禮、血火的熔鑄，使中國文化重新煥發出血性之勇，彰顯出民族之志，也升華了革命之理想，復興之圖騰。就像郭沫若說的，人們從中看到了“一個新的時代、新的天地、新的創世紀”。
3、抗戰文化在鮮血的灌溉中與救亡圖存融為一體，不斷迸發出氣貫長虹的英雄之氣、血性之光
丘吉爾在二戰時曾說，“不伴隨力量的文化，到明天將成為滅絕的文化”。
抗戰文化是中華民族奮起救亡的心聲，是民族解放斗爭的號角，激起了全民抗日的熱潮，譜寫了中國人民英勇抗敵無比壯闊的歷史篇章。當中華民族亙古以來生於斯長於斯的這片熱土受到日本侵略者的踐踏和蹂躪時，文化禁不住歌於斯哭於斯，不再淺唱低吟、漫彈風月，在血淚之中率先採取各種藝術形式，運用各種教育方法，激起中國人的強烈憤慨和深切憂患，喚醒中國人的曾經沉睡的心靈。
抗戰文化大軍是一支戰斗在最前沿的生力軍，在日本侵略者的鐵蹄之下頑強抗爭，既先聲奪人，率先發力﹔又發自心聲，催人奮進。“九一八”事變次日，上海左翼戲劇家聯盟“大道劇社”立即創作了一部反映人民抗日要求的獨幕劇《亂鐘》。1932年1月28日，《亂鐘》在暨南大學演出，當演到日本侵佔沈陽的炮聲響起時，日軍進攻閘北的槍聲同時也響了起來。霎時，舞台上東北大學學生沖出寢室到操場上集合的情景真實再現於舞台下。2000多暨南大學的學生齊集操場，高唱起救亡歌曲，自覺發起支持國軍抗戰的學生運動。“一二八”第二天，眾多學生民眾歡送十九路軍開赴戰場，猶見“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悲壯。4個月后，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在悼念陣亡將士時手書挽聯：“自衛乃天賦人權，三萬眾慷慨登陴，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石爛海枯猶此志﹔相約以血湔國恥，四十日見危授命，吾率君等出，不率其入，椒漿桂酒有余哀”，字字迸淚，足見忠勇。
文化是一種看不見的力量，它能沖破任何屏障，摒棄一切前嫌，真正凝聚起全民族統一的抗戰意志。1937年，日本侵略者燃起了全面侵華的熊熊戰火，也點燃了抗戰文化的熊熊烈火。這一烈火以燎原之勢席卷了整個神州大地，也席卷了每個中國人的心靈。廣大文藝工作者以“抗戰勝利，建國成功，中華民族的解放與新生”為己任，他們和全國人民融為一體，共同奏響了空前豪邁的民族解放斗爭交響曲，書寫了一部雄偉壯闊、激昂嘹亮的英雄史詩。在抗日烽火中，催生了一大批歌頌英雄人物和英雄業績、彰顯中華兒女奮起救亡、敢戰敢勝、血性忠勇的文藝作品，有力地弘揚了民族精神，鼓舞了戰斗士氣。
丘東平的戰地報告《第七連》，通過與一位身負重傷的連長談話，記載了這支倉促拼湊且裝備不良的連隊，如何在上海戰役中不畏犧牲、英勇殺敵的事跡。亦門發表的《從攻擊到防御》，引用了一個士兵的呼喊和一個排長的日記：“抗了日死了我也就甘心了，總算當兵也當出了這樣一個好結果來！”“今天我們應戰了，攻擊了，震動了閘北，震動了全中國，不，震動著全世界的呀！”舍身殺敵、抗戰到底的自豪感躍然紙上，鼓舞人心。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搖籃之一，它養育了炎黃子孫數千年的文明，象征著中華民族的頑強不屈的精神。1939年初，光未然從陝西宜川壺口附近東渡黃河，目睹了黃河船夫與狂風惡浪搏斗的情景，回延安后僅用5天便寫就了大合唱歌詞。冼星海看到后十分激動，欣然為之譜曲。5月11日，四部八樂章的大型聲樂組歌《黃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次公演，之后迅速傳遍大江南北，它的歌聲“和黃河之水天上來的一樣，從北方吼唱了起來”，這是中華兒女同日本侵略者血戰到底的怒吼，是中華民族抗戰必勝的宣言。
“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杰怕熊羆。”抗戰文化在鮮血的灌溉中與現實融為一體，不斷迸發出氣貫長虹的英雄之氣、血性之光。吳伯簫的散文《雪行三日》，記錄了4個自告奮勇參加攻打晉東南沁水城的小勇士，他們半夜搶登城牆，扼死正在打盹的日本哨兵。不幸，敵人發覺后，兩個孩子犧牲，兩個被俘。被俘的孩子直挺著胸膛，全無畏懼，最后壯烈犧牲。周立波的《晉察冀邊區印象記》記錄了一名母親在孩子被日軍屠殺后，從昏厥中醒來，又拿起武器參加戰斗。報告文學《海上的遭遇》《冀中宋庄之戰》等，記錄了八路軍、新四軍在與日寇力量懸殊的驚天地泣鬼神的戰斗場景，作品中悲壯而又磅礡的氣勢，使許多人對共產黨人的崇高品格和凜然正氣肅然起敬。
文化是現實之光。抗戰文化以及其喚醒的中華兒女的血性忠勇，迸發為強大現實力量，重新鑄就了中國人的精神品格，改變了中華民族的命運。
4、抗戰文化真實反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文化景象
中國共產黨是全民族抗戰的一面旗幟。在中國抗戰的不同階段，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化斗爭和文化運動，對抗戰的宣傳和鼓舞、支持和推動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為最終取得勝利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動力和深厚的民眾基礎。
先進的政黨才能建設和發展先進的文化。國民黨的政治腐敗和官員的貪污腐化，使之不可能成為先進文化建設的倡導者和組織者，發展先進抗戰文化的重任就“不得不落在無產階級文化思想的肩上”。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提出“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綱領，為發展“團結全國人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抗戰文化指明了正確方向。中國文化的新篇，由此開啟。
“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毛澤東指出，“革命文化，對於人民大眾，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備﹔在革命中，是革命總戰線中一條必要和重要的戰線。”正是在這一光輝思想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把發展抗戰文化“經常放在自己的日程上”“把一個印刷廠的建設看得比建設一萬幾萬軍隊還重要”“把運輸文化糧食看得比運輸被服彈藥還重要”，領導和發起了新民主主義文化運動，翻開了中國文化史上的光輝一頁。
抗戰文化的主流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文化”。在文藝作品中，既有歌頌抗日根據地的優秀小說、戲劇、歌曲、美術作品，也有描繪國民黨戰場的小說、電影、報告文學、詩歌﹔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不僅宣揚八路軍新四軍英勇抗戰的事實，而且宣揚國民黨抗日軍隊英勇抗戰的事實。《新華日報》發表的《踏進台兒庄》《台兒庄血戰速寫》《湘北會戰回憶》等通訊高度贊揚了國民黨軍隊抗戰的英勇事跡。張自忠殉國后，延安《新中華報》發表社論，高度評價他的抗戰功勛，毛澤東、周恩來分別題寫了“盡忠報國”“為國捐軀”的挽詞。
中國共產黨的統戰思想和政策在文化工作中的具體運用，既團結了一切支持進步文化的力量，又轉化為了全民抗戰的現實力量，進一步彰顯了中國共產黨在堅持全民族抗戰中的中流砥柱作用。1937年的《解放日報》有這樣一段評述：延安這個黃土高原上的小城，“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作中流砥柱，成為全國文化的活躍的心臟”。今天看來，該評述中肯恰當、永載史冊且光芒依舊。
5、歷史的硝煙已然散去，但抗戰文化遺產卻不會消失，隻會歷久彌新
“千載下讀之，猶凜然有生氣焉。”抗戰文化作為一種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精神財富，不僅激發了民族意識的空前覺醒，直接影響和推動了抗日戰爭的實際進程，而且是抗戰最終取得勝利的重要保証。歷史再一次昭示，“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偉大的抗戰文化，不僅具有歷史意義，而且具有現實的巨大力量。歷史的硝煙已然散去，但抗戰文化遺產卻不會消失，隻會歷久彌新。她將特殊時空鍛造的民族精神凝固成型，給后人留下真切可感的歷史場面和歷史精神，成為矗立在我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中的不朽精神豐碑。
今天，我們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前所未有地具有實現這個目標的能力和信心。但當今世界形勢正在發生冷戰結束以來最為深刻復雜的變化，我國安全和發展形勢更趨復雜，各種可以預料和難以預料的風險挑戰增多。雖然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更加強勁，但敵對勢力一刻也沒有放鬆過對我們的滲透和破壞。
遺忘就意味著毀滅。今天世界霸權主義的陰霾不散，日本軍國主義的死灰復燃，已經在向我們敲響警鐘。潛流之下，暗潮涌動。“看不見的敵人”“無形的刀子”，有時比明火執仗的對手更加可怕、更加危險。有的敵對勢力妄圖在中國搞“顏色革命”“政治轉基因”，並且宣稱“獨立思考是中國最稀缺的資源，我們要讓這種稀缺資源變得更加罕見，直到完全無影無蹤”。這是一場文化思想之戰，雖然不動刀槍、不見硝煙，卻也異常慘烈殘酷，實質上就是你死我活的斗爭。我們若不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和戰略定力，若沒有自覺自新自強自信的民族意識與敵對勢力相對抗，后果將不堪設想。
和平是軍隊存在價值的彰顯，但沉醉於和平、忘憂於和平則是軍隊最大的敵人。軍人一旦喪失憂患意識、血性精神，沉迷於享樂之風、奢靡之風，就等於自毀長城。在當今時代條件下，偉大的抗戰文化精神，對於打造強軍文化，加強戰斗精神培育，塑造中國心、民族魂、強軍志，仍然具有深遠的價值和意義。
抗日戰爭的烽火已然遠逝，但戰爭留給人們的記憶仍刻骨銘心﹔救亡圖存的任務雖已完成，但民族復興的事業仍任重道遠。歷史是現實的向導，現實是歷史的升華。抗日戰爭孕育出的偉大抗戰文化，是我們中華民族歷經苦難而凝結成的燦爛之花、輝煌之果，依然是我們這個時代寶貴的精神財富。
70年過去了，戰爭的威脅依然存在。那硝煙中的吶喊，正穿透層層迷霧，如黃鐘大呂一般震撼著我們的心靈。
今天，我們紀念抗戰、緬懷先烈，就是要繼承和發揚抗戰文化精神，從那段凝重的歷史中汲取偉大的精神力量，從那場悲壯的奮斗中獲得深刻的警示與啟迪，從而自覺肩負起強國強軍的歷史使命。這便是最好的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