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境中的陳雲

1969年11月初的一天，福州軍區南昌青雲譜干部休養所(現江西省軍區第一干休所)副所長沈玉貴接到江西省革委會、省軍區的通知：從北京來的一位叫“陳元方”的首長將到干休所居住，要求做好接待工作，而且要求安排“陳元方”在江西化工石油機械廠“蹲點”調研。末了還特地叮囑他，此事務必保密，出了問題后果自負。

11月3日晚，“陳元方”乘坐的轎車駛到青雲譜干休所8號房前緩緩停下。他慢慢走下車來，早在此地等候的沈玉貴覺得這位北京客人很面熟，但一時沒有想起來，過了片刻才反應過來。

這個讓沈玉貴面熟的“陳元方”首長正是陳雲。陳雲后來解釋說：“我有兩個兒子，一個叫陳元，一個叫陳方，把兩個兒子的名字合在一起就叫陳元方。”

這一年是“文化大革命”的第四個年頭，因1962年提出搞“分田到戶”受批判而早已賦閑的陳雲被疏散到這裡“蹲點”。除了幾位工作人員外，沒有一位親人陪同。而他隨身攜帶的最主要的物品是裝滿了兩個鐵皮箱和一個木箱的書籍。沈玉貴回憶說：“凡是去看首長，手上拿的不是書，就是報紙。凡是去，他都是學習。”

就連時任陳雲秘書的肖華光也迷惑不解：我們很奇怪，因為當時我們腦子裡，已經到這個地步了，你雖然是沒有完全被打倒，但是你也不行了。但是他居然能沉下心來，他每天晚上看到十一二點。

在江西讀過的這些著作中，陳雲大多作了標注，有的還寫有簡短的心得體會。其中，他標注最多的是《列寧全集》，在書上劃了密密麻麻的杠杠圈圈。無疑，這是他用心最多的一部著作。

在“文革”這種特殊的環境下，多次遭受政治挫折而又客居他鄉的陳雲在關注什麼問題呢？在與探望他的長子陳元的談話中，陳雲提到了一個重要問題。

“黨的民主集中制，這是從新中國成立后，他主持經濟工作當中反反復復和經歷的各種坎坷和批評得來的。他認為按照列寧的民主集中制，黨建基本原則，這些問題應該可以在黨內進行討論，可以通過討論以后辯明是非，總結經驗，然后再加以實行。很多左的錯誤，都是因為黨的民主集中制的破壞，實行一言堂，沒有聽取其他方面的意見，而很多方面可能別的同志的意見是正確的。他對這點非常關注。”時隔多年，陳元依舊記憶猶新。

陳雲關注的問題是黨內民主，而這時恰恰是中國共產黨黨內政治生活最不正常、最缺乏民主的時候。

在黨內高層，陳雲“和而不同”，他以冷靜、穩健、敢於提出並堅持自己的觀點而著稱。“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交換、比較、反復”十五字訣是他工作和思考問題方法的最好例証。

與陳雲多有接觸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宋平解釋說：這十五字箴言充分了體現了毛澤東同志倡導的實事求是的精神。“唯實”就是不說假話，不信假話，把事情調查研究清楚。上級的話當然要聽，書當然要讀，但都要結合實際去理解，去運用和執行，不能照搬，不能當成教條。對那些脫離實際的錯誤的東西，對那些假冒偽劣的東西，不僅要善於識辨還要敢於批判。

與陳雲相伴一生的夫人於若木這樣評價他的丈夫：陳雲同志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實事求是，冷靜客觀。遇到重大問題的時候啊，從來沒有說頭腦發熱，驚慌失措，能夠冷靜的客觀的分析情況。

建國初期，主持全國財經工作的陳雲為新中國的經濟建設立下了汗馬功勞，也樹立了很高的威信。1956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黨的第八屆中央委員會。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六人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成為全黨的領導核心。51歲的陳雲和52歲的鄧小平還被毛澤東稱為“少壯派”。毛澤東在提名陳雲為中央副主席時說：

我過去還有些不了解他，進北京以后這幾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問題尖銳，能抓住要點。

這時，五十剛出頭的陳雲正處在一個政治家的黃金時期。

但八大后不久，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政治生態發生了急劇變化。在各項工作的順利推進，經濟建設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出現了不顧實際情況而片面追求速度的“冒進”現象。急於改變國家面貌的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的頭腦開始發熱起來，他贊成不斷地、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計劃指標。在這種情況下，共和國經濟建設的功臣陳雲因“反冒進”問題受到嚴厲批判。

毛澤東以尖銳的語言批評說：“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這是政治問題。右派的進攻，把一些同志拋到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隻剩了五十米。”批評的嚴厲程度，前所未有。

從此，陳雲失去了對經濟工作的話語權，他主持全國財經工作的一個地位實際上也被取消了，這是他建國后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於若木說：他的意見遭到反對，他就不說話了，表示沉默。他也沒有怨言，從來沒發表過不滿的情緒。

1958年的“大躍進”是在激烈批評反冒進的氣氛中發動起來的，陳雲是作為一個“反冒進”的檢討者置身其中的，他也真誠地希望經濟落后的中國能有一個實實在在的大躍進。但面對強大政治壓力的他依然沒有選擇盲從、緊跟，依然在做著冷靜的調查、研究和思考。

大躍進一個突出的標志是“以鋼為綱”，這也是工業的主要指標之一。時任國家計委重工業局局長的余建亭說：這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了。因為許多同志把鋼鐵的指標跟總路線、大躍進聯系起來了。所以它同時也是一個政治問題，而且是重大的政治問題，全黨關心的一個政治問題。

為了完成1958年1070萬噸鋼的指標，全民煉鋼，嚴重破壞了國民經濟的比例，造成了嚴重后果。毛澤東對“大躍進”中的高指標和浮夸風等弊端也開始有所察覺。原定的1959年2700萬至3000萬噸鋼的指標顯然是無法完成的。

1958年11月和1959年3月，中央分別在武昌和上海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中央全會，對鋼鐵指標進行了兩次下調，鋼的生產指標大幅下調到了1650萬噸。盡管如此，國民經濟仍沒有擺脫全面緊張的被動局面。毛澤東想到了陳雲，他委托陳雲對經濟計劃指標、特別是鋼鐵指標再進行研究。

鋼鐵生產在當時是重要的政治任務，在計劃指標已經很高的情況下，要實事求是地把它壓下來是有很大阻力的。但陳雲還是採取他一貫的風格，廣泛聽取各部門、各方面的意見，進行詳細的計算和綜合分析，然后再發表意見。余建亭回憶說：這個時候他當然找有關各方面人談話了。冶金部談過好多次了，國家計委也談了。陳雲同志也是找我，個別談話也談過了。專門到他家裡談，詳細的談。他摸得很細的。從這個選礦，燒制、煉鐵、煉鋼、軋鋼、他一個步驟，一個步驟都要摸，都要問。

時任冶金工業部副部長袁寶華也是當事人，他回憶說：陳雲同志找我們談了一個禮拜，每天談半天。從什麼地方談起，從礦石談起。就是你這個鐵礦有多少，那個礦的情況怎麼樣，一個礦一個礦談。談了礦石，再談你這個生鐵的生產，究竟怎麼樣，能不能夠適應你這個生產的需要。從礦石談起，這我們是第一次。過去中央領導同志沒有從礦石談起，陳雲同志從礦石談起，這個調查研究真是做到家了。

陳雲在仔細聽取了各的方面的意見后，最后把鋼的指標壓到1300萬噸。鋼的生產指標再次下壓350萬噸，這在當時是一件眾所矚目的大事，並不是沒有反對意。有的部門負責人認為這個指標太低了，會使下面泄氣。各省市的負責人也有不同意見。

陳雲絲毫不因這些意見而動搖。他在寫給毛澤東的信中說：說把生產數字定得少一點（實際是可靠數字），會泄氣，我看也不見得，定高了，做不到，反而會泄氣。

由於陳雲的意見論據周密、材料翔實，很有說服力，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採納了陳雲的建議。這無疑是一次大膽的調整。實際生產的結果表明，經過這一年的努力，拼設備、拼勞力，到年終才勉強完成了1387萬噸鋼和897萬噸鋼材。

這件事使毛澤東又重新認識了陳雲。他評價陳雲說：正確的就是他一個人，他這個人是很勇敢的，堅持真理也勇敢。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前，毛澤東在去長沙的火車上同王任重談話時說：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陳雲同志對經濟工作是比較有研究的，讓陳雲同志來主管計劃工作、財經工作比較好。

這是毛澤東對陳雲所作的又一次重要評價。

但廬山會議后，在由糾“左”轉為“反右傾”的政治形勢下，經濟建設繼續“大躍進”，經濟工作中好不容易壓下來的指標又一再盲目提高。1958至1960年三年“大躍進”造成了嚴重后果。1960年，國民經濟的困難發展到最嚴重的地步，糧食供應難以為繼，工業原料和日用消費品也十分短缺。

陳雲自己的家裡也不例外，長子陳元回憶說：“我們家裡孩子多，那時候吃不飽飯，所以經常餓肚子。經常是這個熬一大鍋白薯粥，放一點米，放幾塊白薯，煮一大鍋，很稀，喝兩碗粥。像我們家都是生活都是已經這樣的情況，群眾生活恐怕一定是也都很困難了。”

這時的陳雲偏偏又患上了嚴重的心臟病。而面對這種局勢，陳雲的心情更加憂慮。秘書肖華光說：“他整天愁眉苦臉的，在沙發裡坐著，經濟困難怎麼辦？就看他沒高興的時候，天天坐在沙發裡，低著腦袋在想。”

面對著原來沒有料到的“大飢荒”的事實，毛澤東等領導人的頭腦逐漸清醒過來，中央決定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1962年1月，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來自中央、省、地、縣的四級干部7118人出席會議。這次會議的目的是總結幾年來的經驗教訓、統一思想認識，對在經濟上、政治上以致文化上做進一步得全面調整。

在七千人大會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六位都講了話，而陳雲是惟一沒有在大會上講話的常委。

七千人大會研究專家張素華說：“按道理從陳雲來講，他是管經濟工作的，七千人大會呢，主要是總結1958年以來的經濟建設方面的經驗和教訓。那最有資格發言的，最應該講話的是陳雲。”

陳雲的衛士長牟信之回憶說：毛、劉、周、朱都檢討了，最后陳雲沒發言。快散會了，毛主席說，陳雲同志你談一談吧。陳雲同志說我沒有什麼說的，我沒有什麼說的。

毛澤東對此的解釋是：陳雲不調查清楚他就不講話。實際上陳雲不講話另有原因。

張素華分析道：陳雲不講話的原因是他對困難形勢的判斷，以及怎麼克服困難的辦法與毛主席或者跟大會本身判斷的不一樣。從毛澤東來講呢認為是最困難的形勢已經過去了，再過兩三年恢復然后就行了，再制訂一個十年規劃給大家鼓鼓勁就可以了。可是陳雲呢卻認為最困難的形勢還沒有過去。從陳雲的性格和經歷上來分析呢，我覺得陳雲本人是不願意講違心的話。他既然他的看法跟中央和毛澤東的不一致，那你說他在大會發言的時候，他盡量的去跟中央保持一致，講違心的話，這個不是他的性格。

沒有講話的陳雲在等待講話的適當時機。半個月后，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1962年的經濟問題。由於這次會議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召開，后來被稱為“西樓會議”。這次規模要小得多的內部高層會議進一步對七千人大會未能充分展開討論的這些問題進行了討論，發現了一些當時沒有暴露出來的嚴重問題。

2月23日，經過反復考慮的陳雲，就當時的財政經濟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辦法作了長篇講話。張素華說：西樓會議呢它規模小，是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陳雲呢把自己的觀點亮出來，范圍很小，算內部講話。不像在七千人大會一講，全國全知道了。

陳雲一上來就直率地毫不含糊地指出：目前的處境是困難的。他認為困難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這五條困難來最重要的，也是跟中央判斷不太一致的，或者說比中央判斷的要嚴重的地方，第一個就是在農業減產這方面，陳雲認為很嚴重，恢復起來很難。第二個呢就是在通貨膨脹，基建規模大，中央也在講要壓縮基建規模，但是陳雲強調的更厲害一些。

講完存在的困難后，陳雲接著又提出克服困難的六條重要措施。一是經濟規劃分恢復和發展兩個階段﹔二是減少城市人口﹔三是制止通貨膨脹﹔四是保証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五是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於農業增產﹔六是計劃機關的主要注意力應該轉移到農業增產和制止通貨膨脹方面來。

陳雲的講話在中央領導層內引起很大震動。主持會議的劉少奇說：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面目，怕什麼？

在劉少奇的建議下，國務院召開全體會議，請陳雲同志再展開講一講，統一大家認識，並征求意見。陳雲接受了這個意見，並建議國務院會議擴大到各部委黨組成員參加。陳雲的講話進一步豐富了他在西樓會議上的意見，激起了強烈的反應。幾十年后，一些與會者對當時的情景仍記憶猶新。

原輕工業部部長楊波回憶說：講話的當中，到會的部長、部委成員不斷地鼓掌，熱烈地鼓掌。陳雲同志講得出汗了，把毛衣直接脫了，脫了毛衣接著講。講的可以說是實實在在，分析的非常具體。

中央書記處原書記鄧力群說：那幾年，人人談困難，會會說困難。聽到陳雲同志講困難，大家的心裡踏實了，托底了。

西樓會議后，中央決定恢復中央財經小組，統管經濟工作，由陳雲任組長。從此，陳雲在經濟工作上又開始處於一種主導的位置了。

在參加完中央財經小組第一次會議后，陳雲因病南下療養。一貫重視農業和糧食問題的陳雲心裡盤算著怎樣解救缺糧的農民，怎樣加快恢復農業生產力。

這時，安徽、河南、廣西、湖南、浙江等省部分農村地區相繼出現不同形式的包產到戶。經過調查研究的陳雲非常贊同這種做法，他說：這是非常時期的非常辦法，要依靠廣大農民，盡快恢復生產。

為此，他還兩次找時任國務院財貿辦公室副主任的姚依林到杭州談農業生產問題，進一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包產到戶還不徹底，與其包產到戶不如提分田到戶。用重新分田的辦法，可以刺激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以便恢復農業的產量。姚依林擔心地說：這個問題，毛主席怕不會接受。陳雲說：毛主席是實事求是的，我去講！——先搞分田到戶，這更徹底一點。集體化以后再搞！

姚依林的擔心是有道理的。這時候的毛澤東也在關注這個問題。五六月間，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到上海，向毛澤東匯報在湖南韶山、大坪、炭子沖調查的情況，談到農民和農村干部提出的包產到戶或分田到戶的要求。毛澤東對田家英說：我們是要走群眾路線的，但有的時候，也不能完全聽群眾的，比如要搞包產到戶就不能聽。

對這樣一個有關全局的大事，究竟是提出來還是不提，確實是個大難題。陳雲本著負責的態度，決定盡快回京先同中央常委商量，然后再向毛澤東直接陳述。然而由這個問題導致的一場新的政治風暴即將來臨。

時任陳雲秘書周太和回憶說：在路上我就問陳雲同志，我說現在的形勢不利於談這個問題。是不是你再鄭重考慮。他說你怕什麼呢，我要做這個推進的工作，我要對黨負責對人民負責。現在自己有了辦法了，有了路子了，就應當抓住這個時機來做啊。

6月下旬，陳雲回到北京。他就分田到戶以調動農民積極性解決農業困難，先后同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等交換看法並得到支持。

7月2日，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恢復農業，群眾中相當多的提出分田，陳雲同志作了調查，講了些道理，意見提出是好的。現在是，所有形式中，農業是單干搞得好，不管是黃貓黑貓，在過渡時期，哪一種方法有利於恢復就用哪一種方法。

7月6日，陳雲致信毛澤東，信中說：對於農業恢復問題的辦法，我想了一些意見，希望與你談一次，估計一小時夠了。毛澤東接信后，當天約陳雲談了一個多小時。

於若木說：“回來之后我就問他，我說毛主席同意你的意見嗎？他說毛主席沒表態，沒說話，我考慮，沒表態就是不同意。”

周太和說：“毛主席當時沒表態，第二天發脾氣了。”

毛澤東認為‘分田單干’是瓦解農村集體經濟，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國式的修正主義，是走哪一條道路的問題。幾天后，中共中央又下發了《關於不要在報紙上宣傳“包產到戶”等問題的通知》。由於毛澤東的決斷，中央對“包產到戶”採取了否定的態度。

此時的陳雲正面臨一場新的政治風暴，他依舊平靜地對待，沉默無語，隻對夫人輕輕地說了一句“不以成敗論英雄”。

從這以后，陳雲實際上停止了中央財經小組組長的工作，他雖然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但卻一直養病閑居，沒有參與中央的最高層決策和活動。從那時候一拖，就拖到了“文化大革命”，九大后僅僅保留了一個中央委員的頭銜，什麼工作都沒有了。

逆境中的陳雲仍然積極地關注現實，關注黨和國家的大事，並且抓緊學習。“文革”中，他的中央文件停發了，甚至新華社編印的《參考資料》、《參考消息》也停發了。陳雲就自費訂閱《參考消息》。

在江西的二年零七個月裡，除到化工廠“蹲點”和到附近工廠農村調查研究外，陳雲把其余的時間全部放在了閱讀上。

小女兒陳偉蘭回憶說：我到江西去看他，我就感覺到他那個精神是非常振作。我說，爸你身體好了？他說一股精神力量撐著我，是說你看我帶了三箱子書。我在這兒，覺得過的非常的有意思，我讀書，而且我思考著很多我覺得非常有用的問題。

而這部做滿標記的《列寧全集》成了陳雲在逆境中的最好見証。原陳雲秘書朱佳木說：“陳雲同志就看那個《列寧全集》，粉碎四人幫的時候他正好看完。他跟小平同志見了面他就說：粉碎四人幫以后我正好把這個《列寧全集》看完了。小平同志說，哦，這也是一個勝利。”

后來發生的一切証明，陳雲的堅韌、自信和樂觀使他度過了長期的政治冷遇，贏得了政治生命的又一次輝煌﹔而他永不停止地學習、思考和探索，更是找到了解決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等諸多問題的良方。和新中國經濟建設的曲折經歷一樣，陳雲曾多次身處逆境。他在逆境中所體現的風骨和追求真理的勇氣，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楷模。

（作者系電視片《陳雲的故事》執行總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