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溯閣所藏之《四庫全書》為全七部中的第二部。
沈陽故宮文溯閣
“1905年3月10日，我軍佔領奉天的當時，我國學術界首先瞄准存放在奉天故宮的《四庫全書》以及眾多的殿版書籍，並提議搬運到我國。”這句話出自日本人水野梅曉在1935年所寫的《明治大帝和奉天文化的保護》一文，道破了日寇佔有我中華文化之野心由來已久。
今天，有大量研究可以証實，為將《四庫全書》據為己有，日本侵略者可謂殫思極慮。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沈陽淪陷，《四庫全書》終落入敵手，從此蒙塵長達14年。
事實上，從1895年到1945年，日本侵略者以各種方式持續劫掠中國的珍貴圖書文獻，其時間之長、范圍之廣、數量之巨大、手段之野蠻皆令人瞠目。
用各種借口企圖搬空文溯閣
“吾人於滿洲圖書館收藏的圖書，值得贊許者未過於《四庫全書》。 ”
——《談滿洲文化》水野梅曉
沈陽故宮西路有一座獨特的建筑，牆身為白色，柱子為綠色，屋頂的琉璃瓦為黑色，這一色彩搭配迥異於宮中其他建筑，因此格外引人注目。
此建筑名曰文溯閣，建於18世紀，其用途是為了收藏一部書，即《四庫全書》。
6月仲夏，沈陽故宮的游客絡繹不絕，文溯閣是必到之處，因為人人皆想一睹這座藏書樓的曠世風華。
但鮮為人知的是，文溯閣曾被日寇佔據，更成為所謂的“滿洲國立奉天圖書館”分館，而藏於其中的《四庫全書》亦難逃劫難。
日本侵略者正式佔有《四庫全書》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后，但他們對《四庫全書》的覬覦卻很早便開始了。
日俄戰爭的勝利使日本得以深入東北腹地並在鐵路沿線擁有一系列特權，從此，他們設立圖書館並以之為基地，在“收藏”、“保護”的借口掩蓋下，開始了對中國古代典籍的大規模搜集。
“1925年，郭鬆齡反奉，滿鐵奉天圖書館館長衛藤利夫以城內混亂為借口，向附屬地警察署署長藤原鐵太郎建議，將《四庫全書》移至附屬地‘避難’。 ”這是大連圖書館研究館員冷繡錦在《滿鐵圖書館研究》一書中披露的歷史細節。從中可見，為了得到《四庫全書》，日本侵略者的確是費盡心機。
衛藤利夫的建議，未能施行。時隔6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佔領沈陽，此時，對於早想將《四庫全書》據為己有的日本人來說，無疑是“天時”已至。衛藤利夫再次以《四庫全書》的安全為由，提出將其從文溯閣搬走。這一次，他的建議被採納了。時任“奉天市長”的土肥原賢二在1931年9月26日發出公告，令地方自治維持會委員長袁金鎧協助日軍將 《四庫全書》掠走。冷繡錦說：“日本學者岡村敬二曾提到有關衛藤利夫與關東軍商量如何‘保護’《四庫全書》一事，衛藤提議建立一個防火混凝土書庫來放置《四庫全書》。 ”
所謂“保護”是建基於侵略之上的
“1932年6月18日，暫定名稱‘滿洲國立奉天圖書館’開館，設置在張學良官邸……重點搜集與滿洲有關聯的歷史、地理方面的古文獻。 ”
——《被遺留的藏書--滿鐵圖書館》岡村敬二
記者曾多次到張氏帥府博物館採訪，但6月3日這一天，卻是第一次以考察圖書館的視角來重新審視它。
日本與偽滿洲國達成協議，將原藏於東北大學、馮庸大學、沈陽故宮、萃生書院，以及城內各處的貴重圖書全部搬到了張學良官邸，並將其改造為圖書館，命名為“滿洲國立奉天圖書館”，此館為本館，文溯閣為分館。
后來，日偽當局在文溯閣修建新書庫，施工過程中，《四庫全書》被臨時搬遷到“滿洲國立奉天圖書館”本館，也就是原來的張學良官邸存放。新書庫建成后，《四庫全書》又被搬回文溯閣。
對於劫掠《四庫全書》一事，日本殖民者辯稱是東方文化的 “保護行動”。 《滿鐵圖書館研究》一書中提到，時任滿鐵奉天圖書館館員的植野武雄曾發表《有關四庫全書》的文章，他厚顏無恥地寫道：“9月18日打破夜半沈陽城的炮聲震撼了亞洲，在那震撼中奉天省城懸挂著日本國旗，守護著《四庫全書》、《滿洲老檔》、《滿洲實錄》的原本、《康熙地圖》銅版等。中國南方新聞報道日人掠奪了《四庫全書》，這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惡意宣傳。日本為了道義，把人類的共同至寶，東洋文化的交響樂在這戰爭的漩渦中，安恙地守到最后。 ”這番言論，盡顯強盜的邏輯。
冷繡錦說，日本殖民者口中所謂的“文化保護”，實際上是建基於侵略之上的。 1905年，日本侵略者進入沈陽，就曾想將《四庫全書》掠到日本去，但沒有成功，主要原因是受到當時中國政府和有識之士的抵制，且日本在東北也沒有完全站穩腳跟，不敢貿然行事。但是，當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完全佔領沈陽后，便立刻控制了《四庫全書》，可見其根本目的並非所謂的“文化保護”。
“同一件事，不同的日本人有不同的記載。但並非誰有良知，隻不過是有的善於掩人耳目，有的赤裸一些而已。 ”冷繡錦以日本人水野梅曉的《談滿洲文化》一文為例，“水野梅曉是這樣記述的，‘在我國的傳統政策下，我神速的關東軍在去年爆發的事變（指‘九一八’事變）之際毫未遲滯維持地方的治安，無遺憾地把奉天省的現存固有文化完全地保護起來。總而言之，無論是明治大帝不當的權益擴張也好，還是呈顯的侵略欲望暫且不講，全心保持永久的東洋和平，搜集任何物品和圖書以便保存與使用。 ’毫不掩飾地說出了日軍掠奪東北文化資源的罪行。 ”
冷繡錦告訴記者，《四庫全書》被日本侵略者視為“滿洲國寶級文獻”。
大量圖書損失及流向成謎
“在劫往日本的各種文物古籍中，中國文獻典籍佔了很大比例，共計2萬余種，合20余萬冊，另有209箱，所裝書籍不詳……中國歷代地圖被劫往日本共計5萬余幅。 ” ——《侵華日軍禍書錄》 蔣偉國
“九一八”事變后，文溯閣《四庫全書》的遭遇是日本以圖書館為掩護搶奪中國古籍的典型事件。值得慶幸的是，這部《四庫全書》最終留在了中國。
然而，還有許多珍貴圖書文獻被侵略者奪走，漂洋過海，如今依然散落在日本。
具有良知的日本學者曾指出：“日軍進行的圖書掠奪，與領土、市場的掠奪或者人命殺傷相比，也許看成細微問題，但是，圖書的掠奪是領土掠奪的擴展，是對他民族的生命和財產掠奪的一個重要的構成部分。 ”
“究竟有多少圖書古籍運回了日本國內，現在根本無法作出統計。 ”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李娜查閱了大量文獻，每看到一組數字都覺得觸目驚心。
她認為，日本侵華對中國圖書造成的損失，絕不能理解為是一般戰爭中對文化財產的破壞，“日本的破壞和貪婪，是有其險惡用心的，是為其進行對外戰爭和建立殖民統治服務的，是妄圖實現‘大東亞共榮圈’的一個重要措施。從長遠來看，日本在中國的圖書劫掠，就是要毀我中國文化，滅我中華民族。”（記者 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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