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動物立碑 卻對殺人毫無愧疚

2005年9月18日，日本侵華歷史傳講會在沈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立起了這塊祈禱人類和平的紀念碑。正義雖然遲來，卻從不曾缺席。

沈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正門東側陳列的這排石碑，多為當年日本人為死在東北的日本“平民”所立。

在日本，建有動物實驗室的醫學院校和科研單位，基本上都會為實驗中死去的小動物立碑。今天的中國醫科大學的老建筑裡，仍然有當年滿洲醫科大學為做細菌實驗的小動物建的“群靈碑”。然而，如此奉行人道主義的日本人，在當年，卻將無辜的中國人當做細菌實驗的對象，並無一絲懺悔之意。

沈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正門東側，擺放著一排石碑。這是當年侵華日軍為他們死在東北的日本“平民”立的紀念碑、供養碑、紀念塔。

每天，無數中國參觀者走過這裡，看著這些石碑，回想當年慘死於日本人槍炮與屠刀下的同胞，可以想見他們的心情。

為日本“平民”立碑

閱讀石碑上斑駁的文字可以看出，與那些為死於侵華戰場上的士兵所立的忠靈塔、忠靈廟不同，這些石碑所“紀念”的日本人都不是士兵：

吉興會物故者供養塔。吉興會是在東北的日本人的民間組織，這座塔是該會在1936年為其在“九一八”事變中殉職的會員而立。

滿洲事變殉職社員紀念碑。某日本企業為其在“九一八”事變中殉職的社員所建，具體立碑時間不詳。

宮畸吉藏供養碑。宮畸吉藏1912年來到中國東北，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大戰后隻身由沈陽起程進入戰區，后失蹤。日本人尋找17年未果后，於1941年設立此碑。

……

據親身參與了這些石碑收集的 “九一八”歷史博物館辦公室主任崔俊國介紹，石碑所紀念者的身份很難認定，比如宮畸吉藏，有資料說他的身份是新聞記者，但也有人認為他是日本間諜。他們到底算不算“平民”、在戰爭中扮演了何種角色、有無罪惡，很難考証，但至少有一點可以確定，他們都是尾隨侵略者的炮火而來。

為惡犬和小動物立碑

整排石碑中有一座很特別，是為動物立的——“鐵道警備犬之碑”，制於1941年，立碑者為“錦州警備犬訓練所職員一同”。

崔俊國介紹，此碑是2005年遼寧農業展覽館捐贈的，最初是在1964年由錦州運到沈陽的，應是日軍滿鐵完備隊錦州警備犬訓練所為死去的警備犬所立。據當年親歷者的回憶，當地的老百姓對這條狗恨之入骨，就冒著危險，悄悄地把這條警犬給打死了。

在沈陽，還有另外一座日本人為細菌實驗中死去的動物立的“群靈碑”。 6月3日，記者與崔俊國一同前往位於沈陽南京南街的中國醫科大學老校區。這裡是1922年日本人所建的滿洲醫科大學的舊址，校園裡至今還保留著當年的兩棟老建筑，據資料記載，當年教學樓建筑群，從空中俯瞰，呈“大日本”三個字，如今，當年日本人的煊赫早已不在，隻剩下了三個字的兩個筆畫。

中國醫科大學已經遷往沈北新址，老建筑的大門被大鎖鎖住，我們無從進入。 “群靈碑”的情況隻能從崔俊國的回憶得知：

1998年，他曾下到今天學校基礎二樓的地下室，在那裡見到了這座“群靈碑”。石碑由主體碑和碑座兩部分組成。主體碑高約80厘米，寬約25厘米，圓形頂。立碑時間為“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即1941年12月8日。立碑者為北野政次。

一面“天使”一面魔鬼

崔俊國介紹說，立碑者北野政次是當時滿洲醫科大學的細菌研究室主任。 1942年8月，他接任石井四郎，成為臭名昭著的731部隊第二任部隊長。目前有充分的証據顯示，滿洲醫科大學是日軍731部隊進行細菌實驗的一個基地。

北野政次在滿洲醫科大學期間，用東北的“豆觸子”及活人進行細菌研究。接任731部隊長后，更大顯其“才能”，直接指揮細菌武器的研制及進行細菌戰活動。他發明的“鼠疫跳蚤法”，使上海以南地區鼠疫流行。他在安達打靶場和某監獄內進行“生體”實驗，眾多中國人被他殘害致殘。

然而，在為實驗中“獻身”的“豆觸子”們立碑的同時，北野政次從來沒有懺悔過他用活人進行細菌實驗的殘暴罪行。學者孫玉玲這樣評價他：“對慘死在他手下無數個無辜的中國人一點點反省之意都沒有，更無祭奠之情。對於中國人的性命，在滅絕人性、喪盡天良的細菌戰犯眼裡，恐怕連田鼠都不如，任其蹂躪、宰割。這就是他們血肉淋漓萬人塚上的滿口‘救世濟人’的‘慈祥’！ ”

今天的日本仍有這樣一個傳統，建有動物實驗室的醫學院校和科研單位，基本上都要為實驗中死去的小動物立碑。這種人道主義精神令全世界為之敬重。也許，當年北野政次立“群靈碑”也是遵從了這一傳統。然而，就是這樣一個“著名學者”，竟然有著令魔鬼都會害怕的邪惡一面。

難道，真是戰爭讓人變成了魔鬼？（記者/高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