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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元濟的“不解書緣”

2015年06月11日14:00   來源:人民政協報

原標題:張元濟的“不解書緣”

張元濟

張元濟

張元濟加盟商務印書館后,在他的經營下,商務印書館從一家普通的印刷廠逐步發展成為中國印刷出版業的龍頭企業。1949年,張元濟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后又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任上海文史館館長,1959年因病逝世,享年92歲。

縱觀張元濟的一生,會發現他有著“不解書緣”———藏書、借書、購書、捐書、著書,不一而足。

藏書

張元濟出生於海鹽藏書世家。其十世祖張奇齡為明萬歷進士,曾在杭州主持虎林書院,人稱大白先生。他曾在海鹽南門外的居所設“大白居”以作讀書之處。其九世祖張惟赤將“大白居”拓建,改名“涉園”,開始蓄意藏書。延綿數代,藏書日富。“涉園”成為名噪一時的以藏書、刻書、讀書著稱的一邑之勝,名播江浙。

張元濟以“繼承先世遺業”為志,對當時流散已盡的“涉園”藏書刻意尋訪,多年間共搜集到原涉園藏書和刻書達一百零四種之多。另外他還收集嘉興先哲遺書和海鹽先哲遺書八百三十一種。

其實他的藏書遠不止於此,隻不過多不以個人名義罷了。

借書

這裡的“借書”是指他建圖書館借書與他人的意思。張元濟一生建圖書館竟達三次之多,恐為世間所僅見。

1897年張元濟在北京時,曾與陳昭常等好友於北京琉璃廠開辦通藝學堂,學堂設書報借閱處,取名圖書館。這一事件的重大意義在於它留下了中國最早使用“圖書館”名稱的書面記錄,當時制定的圖書館章程也被認為是目前國內有關免費公開借閱圖書的最早記錄。而清政府官方文件首次使用“圖書館”一詞則遲至1902年(另據《上海地方志》提供資料,“圖書館”一詞,最早出現在1896年上海《時務報》第六、七冊連載的譯自日文的《古巴島述略》一文)。

張元濟在商務印書館時,從1906年起開始陸續收入大批古籍,建立了藏書室。1908年將藏書室命名為涵芬樓,1926年又擴充收藏建成東方圖書館,涵芬樓仍作為其善本書庫單獨設立。東方圖書館對公眾開放,館長由當時的商務編譯所所長王雲五兼任。

東方圖書館藏書最多時達四十六萬三千余冊。其中中文圖書二十六萬八千冊﹔外文圖書八萬冊﹔地方志兩千多種、兩萬多冊,在全國地方志總數中佔到很大比例﹔還藏有五萬多張照片、地圖、圖表和繪畫。中文書中,善本古籍有近五萬冊,海內外孤本和珍本多達五百七十四種、五千余冊。收藏之富在當時中國乃至亞洲都名列前茅。

1926年,梁啟超曾致信張元濟:“聞東方圖書館購取孟蘋蔣氏密韻樓之藏,神往無已……其中倘有副本,而可以見讓者,願為北京圖書館求分一臠,則南北學者,胥渥嘉惠,寧非盛事。”身為國立京師圖書館館長兼北京圖書館館長的梁啟超亦有所“求臠”。

東方圖書館從1926年起每天定時對外開放,1928年開辦了圖書館講習所。1929年設兒童圖書館。平均年接待讀者三萬六千人次。1932年“一·二八”事變,日軍進犯淞滬,商務總廠及編譯所、東方圖書館均被日軍炸毀,除了事先存放在銀行保險庫中的五千冊孤本珍本外,東方圖書館所有圖書化為灰燼,成為我國文化史上一場重大浩劫。

1937年上海淪陷后,張元濟鑒於“滬上迭遭兵燹,圖書館被毀者多”,私人藏書又因戰亂而大量流失的現狀,便與葉景葵等好友商議發起創辦私立圖書館,后來又有許多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加入,因此圖書館取名“合眾”,取“眾擎易舉”之意。其創辦意見書上寫道:“抗戰以來,全國圖書館或呈停頓,或已分散,或罹劫難。私家藏書也多流亡,豈不大可惜哉!本館創辦於此時,即應負起保存固有文化之責任。”張元濟、葉景葵、蔣抑卮、李拔可等人將各自所藏捐入,作為館藏的基礎。

合眾圖書館於1941年落成,共收藏捐贈之書二十二萬冊。藏書之富、門類之多,如張元濟所說:“其中名人稿本及名校精抄,不亞於‘東方’所藏。”

購書

張元濟尋常購書無從盡述,隻將最重要的事情略記如下。

1907年,繆荃孫任江南圖書館館長,張元濟曾向繆荃孫建議公立圖書館宜收集善本,以杜外流。

1913年,當他得知北京發現的八冊《永樂大典》中有三冊為外人購去時,急電北京友人,竭力設法截留。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他在上海協助鄭振鐸等組織“文獻保存同志會”,以搶救古籍。鄭振鐸先生是我國現代著名學者、藏書家和出版家。繼上海之后,東南數省相繼淪陷,江浙皖以及上海藏書家所藏珍本圖籍紛紛散入上海舊書肆,日寇、漢奸爭相攫取,恐將流落海外。鄭振鐸感嘆道:“這些兵燹之余的古籍如果全部落在美國人和日本人手裡去,將來總有一天,研究中國古學的人也要到外國去留學。”鄭振鐸於是與暨南大學校長何炳鬆、光華大學校長張詠霓、收藏家張鳳舉以及張元濟等5人聯名向重慶當局發電報,要求撥款搶救民族文獻,並於此開始以文獻保存同志會名義為國家收書。張元濟負責鑒定宋、元善本。江南著名藏書家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趙氏舊山樓等所藏圖書,凡有散出的大都收歸,計珍本圖籍三千八百余種,約一萬八千余冊,其中宋、元刊本三百余種。其中的《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被認定為國寶級珍籍。

更為著名的莫過於皕宋樓藏書的出售事件了。湖州著名藏書家陸心源去世,其手創皕宋樓傳至其子陸樹藩手中。陸樹藩經營蠶絲生意失敗,欲將皕宋樓藏書出售。張元濟與陸家世交,當他聽到消息后,親往湖州,囑陸樹藩不要售與外人,並自湊六萬元欲購之。商務印書館創始人夏瑞芳先生亦表示願以八萬元收購。但這些終於不敵日本岩崎氏之財力。陸樹藩最終還是將皕宋樓藏書出售給了日本人,成了中國文化史上令人痛心疾首的一大憾事。

但張元濟等人的奔走並沒有完全白費,至少促使社會有識之士對文化財富的流失現象給予關注。爾后杭州八千卷樓藏書被端方、繆荃孫從日本人手中贖回,成功收歸江南圖書館就是一例。

捐書

1939年,張元濟將收藏的嘉興府先哲遺著四百七十六部一千八百二十二冊、海鹽先哲遺著三百五十五部一千一百一十五冊、張氏先世著述和刊印評校收藏之書一百零四部、八百五十六冊及石墨圖卷等全部捐贈給自己參與創辦的合眾圖書館。

1951年,張元濟提議並經商務印書館董事會通過,將涵芬樓燼余的《永樂大典》二十一冊捐獻給國家。其余善本全部由文化部收購,轉歸北京圖書館收藏。

1953年,張元濟將合眾圖書館捐獻給上海市人民政府,更名為“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后並入上海圖書館。

著書

張元濟精於目錄、版本和校勘之學,他主編影印了《四部叢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續古逸叢書》等,所寫題跋細密翔實,有不少獨到的見解。他先后出版了《校史隨筆》、《涉園序跋集錄》、《寶禮堂宋本書錄》、《涵芬樓燼余書錄》以及《張元濟詩文》、《張元濟日記》、《張元濟書札》、《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等。

張元濟於1959年去世。1987年,他的家鄉海鹽建起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公共圖書館——張元濟圖書館。1999年,又建“涵芬圖書館”。在他身后,他的“不解書緣”依然延續。(徐鐵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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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楊麗娜、程宏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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