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柱
毛澤東在上世紀60年代作出了一個重大戰略決策，在中國中西部的十三個省、區進行一場以備戰為指導思想的大規模國防工業和交通建設，即“三線”建設。這是新中國處在各種強大外來勢力包圍下，舉全國之力所進行的一場盛大的自強運動。“三線”建設，凝聚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領導集體在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中的戰略眼光與構思，使新中國有了安全的戰略后方，也在客觀上造成了新中國第一次對西部的開發。
做到即使在核戰爭情況下也打不爛、炸不垮
所謂“三線”，是按戰略地位把全國地域劃分為前線、中間和后方，分別簡稱為“一線、二線、三線”。“三線”地區位於中國腹地，該區域離海岸線最近點也在700公裡以上，距西面國土邊界約上千公裡。“三線”地區四周有青藏高原、雲貴高原、太行山、大別山、賀蘭山、呂梁山等連綿的山脈作為天然屏障，在准備打仗的特定形勢下，“三線”地區是理想的戰略大后方。
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周邊局勢嚴峻。在對中國的一系列威脅中，手中握有核武器的美蘇對中國威脅最大。面對威脅，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三線”建設的會議上提醒大家：要准備帝國主義可能發動的侵略戰爭。他不無憂慮地說：“現在，工業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區，不利於戰備。”他批評中央主管工業的負責人：“沿海搞這麼大，不搬家不行！……四川、雲南、貴州是‘三線’，都搬去嘛！”他同時提出“中國也要搞一點原子彈”。他將搞原子彈也合並到“三線”建設這一大框架之中。從中可以看出，“三線”建設處於毛澤東戰略決策的核心地位。
毛澤東是著重從戰爭，特別是打核戰爭的角度來考慮“三線”建設布局問題的。他看到我國東北重工業和軍事工業基地，全部在蘇聯核打擊范圍之內，沿海工業城市也處在美蔣航空兵力的打擊范圍之內。一旦戰爭爆發，即使敵方不使用核武器，我國大部分工業基礎也將被摧毀。而西部地區則居於蘇聯和美蔣軍事火力打擊之外（當時，無論是蘇聯還是美蔣的武器裝備，都還打不到西部地區，特別是打不到西南地區）。
根據毛澤東“三線”建設的構想和中央的部署，“三線”建設的企業要適應現代戰爭需要，遠離大城市，分散布點。做到即使在打核戰爭的情況下“三線”建設的企業和項目也打不爛、炸不垮，成為能長期支持戰爭的牢固的后方基地。黨中央、國務院先后確定西南“三線”建設由李先念、周恩來具體實施領導。許多重點項目放在四川，部分項目放在貴州和雲南。
“三線”建設從1964年至1980年，歷時16年，其核心時間段為1964年至1972年，橫貫了“三個五年計劃”。在“三線”建設中，國家在主要的13個省、區的中西部地區投入了2052.68億元巨資，涉及600多家企、事業單位的重建、搬遷、合並，整個工程規模空前。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在西部成功爆炸，在“三線”建設史上寫下了最濃重的一筆。
按計劃，從1964年起，中央先后把在沿海的一些工業企業向西部、西北部轉移。當年和以后幾年的新建項目也大多集中投放在西部地區。到1965年，中國的戰略資源大多已向西部、尤其是西南地區轉移完畢。
在“三線”建設期間，幾百萬工人、干部、知識分子、知青、解放軍官兵和成千上萬人次的民工建設者，打起背包，跋山涉水，來到祖國大西南、大西北。他們露宿風餐，肩扛人挑，用了十幾年的艱辛、血汗甚至生命，建起了星羅棋布的1100多個大中型工礦企業、科研單位和大專院校。他們在西部扎下了根，奉獻青春甚至生命是他們留給歷史默默無聞的注解。
攀枝花建不成，我睡不好覺
攀枝花鋼鐵廠，是西南“三線”建設的一個重點項目。
1964年5月至6月，在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全國第三個國民經濟五年計劃暨國家安全等問題時，毛澤東在不同范圍內多次講話，提出對全國地區要作一、二、三線設防的戰略決策。他說：“攀枝花鋼鐵廠還是要搞的，我們的工業建設要有縱深配置，不搞，我總是不放心，打起仗來怎麼辦？攀枝花建不成，我睡不好覺。”
早在 1958年春天成都會議時，毛澤東就批准了建設攀枝花的設想。在隨后幾年間，經過對西昌、德昌、米易、攀枝花幾個地區的比較，認為攀枝花地區蘭尖鐵礦最容易開發，應當先開採。而寶鼎煤礦就在鐵礦附近，可以就地供應，加上又有滾滾而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金沙江水可資利用，實在是一個建廠的好地方。而西昌地震烈度系數大，太和礦儲量雖豐富，但開採難度比較大，水源也比較緊張，所以決定舍西昌而選攀枝花。
但攀枝花地區沒有平坦的地方，建一個150萬噸的鋼鐵廠，起碼要具備5平方公裡的廠址，而這裡連1平方公裡的平地也沒有，這就成為一個大難題。但我國的技術人員是具有創造性的，他們在金沙江邊上一個叫弄弄坪的山坡上，左測量右比較，提出一個大膽的建議，要在2.5平方公裡的山坡上，依山勢設廠，採用台階式布置，把一個大型鋼鐵廠建在狹窄的山坡上，這在世界鋼鐵工業建設史上也是無先例的。攀鋼后來被人們稱為“象牙微雕鋼城”。
1965年冬，攀鋼基地建設進入高潮，已投產的電力不能滿足需要。為應對未來不可預測的戰爭，經國務院批准再建一座水電站。上級要求再建的這座電站要依山、靠水、隱蔽。承建該項目的建設者們憑借堅強的意志歷時4年，在大山心臟鑿出了一個底面積為22419平方米的洞室，安裝了兩台5000千瓦的高溫高壓雙水內冷發電機組，建成了國內罕見的地下電廠。前來視察的彭德懷好奇地問：“這是火電廠，冒出煙，目標暴露了怎麼行？”技術人員回答說：“電廠沒有高大挺立的煙囪，煙塵通過埋設在地下的涵洞將煙氣運送到了山外，由多個排煙口釋放，不會暴露目標。”彭德懷連連點頭說：“‘三線’建設就是為打仗做准備的，平時考慮周全了，戰時就會少流血。”
1970年7月1日，攀枝花鋼鐵廠第一座高爐流出了鐵水。1974年從礦山到軋材，基本建成了第一期年產150萬噸鋼的大型鋼鐵基地和煤、電、鐵路、建材的全部配套設施。再后來，歷時近20年，攀枝花兩期工程全部建成。最終在一片荒涼干熱的河谷間，形成了中國最大的鐵路用鋼、釩制品、鈦原料和鈦白粉生產基地和西部重要的工業城市———渡口市（后改為攀枝花市）。
“北有大慶，南有攀枝花”，它們都是在國家最困難時期（大慶在三年困難時期，攀枝花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最艱苦的地方、以最快的速度建設起來的。兩個大項目的建成體現了中華民族不怕任何困難的最偉大、最寶貴的精神。
主席同意，修建成昆路使用鐵道兵修
1964年秋天，“三線”建設拉開了帷幕，以四川為中心，眾多與國防相關的工程紛紛啟動。四川“三線”建設頭三年的最重要項目就是“兩基一線”建設。“兩基”就是以重慶為中心的常規兵器工業基地和以攀枝花為中心的鋼鐵工業基地，為戰時軍工生產的核心。“一線”就是修建成昆鐵路干線。它的建設，對於改善西南地區的交通狀況，建立機動靈活的戰略大后方，開發西南地區資源有著極其重大的意義，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甚至被提升為關系到整個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
毛澤東高度重視成昆鐵路建設，提出“成昆路要快修”。周恩來在總參謀長羅瑞卿關於鐵道兵工作的一份報告上批示：“修建成昆路，朱委員長提議，主席同意，使用鐵道兵修。”於是，中央軍委決定調遣鐵道兵5個師，擴編到18萬人，參加成昆鐵路大會戰。隨后，又有大批部隊及民工加入，一時間，30萬人的筑路隊伍迅速集結，施工全面展開。
成昆鐵路建設使我國的鐵路修建技術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為人類在險峻復雜的山區建設高標准的鐵路創造了成功的范例。
成昆鐵路穿越地質大斷裂帶，設計難度之大和工程之艱巨，均屬前所未有。沿線山勢陡峭，奇峰聳立，深澗密布，溝壑縱橫，地形和地質極為復雜，素有“地質博物館”之稱，曾被外國專家斷定為“修路禁區”。而成昆鐵路的修筑，堪稱世界筑路史上的輝煌奇跡。
成昆鐵路所經地區，由於受歷次地質構造運動的影響，有500公裡位於烈度為7度到9度的地震區，其中8度到9度的有200公裡。沿線各處僅隨時可能爆發的泥石流溝就分布有249道，分布長度約740公裡。滑坡分布有183處，危岩孤石、淤泥軟土、崩塌、滑坡等隱患全線總共達830余處，平均每1.3公裡1處，是中國沿線災害最多也是最密集的一條鐵路。
為跨越地形障礙，成昆鐵路全線建有橋梁991座，總長為106.1公裡﹔開鑿隧道427座，總長344.7公裡，其中3公裡以上的長隧道9座。穿越全線最高點小相嶺（海拔2244米）的沙木拉打隧道全長6379米，是當時全國最長的隧道。1992年5月，國際隧道學術會議在成都舉行時，成昆鐵路被各國隧道交通專家稱為“地下鐵道”，堪稱“世界一大壯舉”。
今天，從歷史角度看，雖然成昆鐵路是作為國防“三線”建設的重點工程而誕生的，但實際上，它所起到的作用遠不止是備戰。一位社會學家評稱：成昆鐵路和攀鋼建設至少影響和改變了西南地區2000萬人的命運，使西南荒涼地區整整進步了50年。
“三線”建設是一筆寶貴的歷史遺產
歷時16年的“三線”建設，不僅為新中國構建成覆蓋三分之二國土的戰略大屏障，而且對中國國力的提升發揮了巨大作用。客觀上改變了我國工業東西部布局的不合理狀況。
從1964年到1980年，“三線”建設共建成了了成昆、湘黔、襄渝、川黔、貴昆、青藏（西寧至格爾木段）等鐵路干線，使整個西北、西南地區建成了交通網。同時配合鐵路建設，還建成許多公路網絡，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國西部地區交通運輸落后的狀況。
在鐵路交通建設先行的前提下，西南諸省的工業進行全面深刻的再造，建成了基本完備的鋼鐵、能源、有色金屬、電子、化學、機械等重工業體系，奠定了西部今天的發展基礎。其中一部分成為西部的脊柱，如攀枝花、酒泉、金川等鋼鐵冶金基地，酒泉、西昌航天衛星發射中心，葛洲壩、劉家峽等水電站，六盤水、渭北煤炭基地，川西核工業基地，四川、江漢、長慶、中原等油氣田，重慶、豫西、鄂西、湘西常規兵器工業基地，湖北十堰中國第二汽車廠、東方汽輪機廠、東方鍋爐廠等制造基地，中國西南物理研究院、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等科研機構。這些形成了中國可靠的西部后方科技工業基地，初步改變了中國東西部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布局。
在國防科技工業方面，形成了以重慶為中心的常規兵器工業基地、以成都為中心的航空工業基地、長江上游的船舶工業基地以及以綿陽為中心的國防尖端科技研制基地，足以為現代化軍隊提供種類齊全的武器裝備，形成了堅固的戰略大后方———大西南成為“中國的避難所”。
此外，“三線”建設也造就了不少優秀人才，如“文革”期間分配到劉家峽水電站工作的胡錦濤、分配到湖北十堰二汽工作的王兆國等一大批干部。
距離當初毛澤東決策“三線”建設的歷史已經過去了50多年。回顧“三線”建設，從不同的層面、參照系出發，后人亦有不同的見解。一些人認為，“三線”建設把一些工廠建在了山溝溝裡，使完整的生產過程被分散，對生產線的使用和機械化、電氣化帶來困難。而且戰爭也沒有爆發，因而造成了嚴重的國防經費超支和浪費，延誤了發展時機。
然而，“三線”建設畢竟是在急於備戰的特殊情況下匆促上馬的，並且受到“文革”及“左”的指導思想的影響，因此也存在規劃投資綜合平衡不夠，布局過於分散，盲目追求高速度，輕重工業比例失調，職工生活配套條件差等一系列問題。由於當時過於片面地強調了戰爭需要，“三線”建設的布點與選址原則是靠山、分散、隱蔽，忽視了經濟效益和長期生產要求，而理論與實際脫節，使一部分工程隻好中途停建、緩建，有些則長期不能投產。
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伴隨著改革開放與冷戰趨於緩和，“三線”建設逐漸淡出了歷史。不可回避的是，由於歷史原因，在進入市場經濟后，幾乎所有三線企業都或多或少地出了問題。1983年12月，中國政府在成都設立國務院三線辦公室，拉開對大三線調整的序幕。很多千辛萬苦建設的工廠又陸續向城市搬遷，尋求新的出路。經過多年的以“軍轉民”為中心的關、停、並、轉，大部分三線企業實現了適應市場經濟的轉變。
“三線”建設作為一個特殊時代的特殊標本，已經逐漸走入歷史，但是其帶來的經濟結構、人口結構變化及其他社會影響並未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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